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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总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近代化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旧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亦即旧中国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已陆续在中国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但中国人创办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开其端。)
当时，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社会生产力，正挟其廉价商品，加上近代化的军事实力，迫使一切后进国家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世界上占有统治地位，所有保存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进国家，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向近代化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
当时，以亚非拉三洲为主的后进国家，在先进资本主义列强的凭陵下，沿着三种不同的道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亦即存在三种不同的近代化道路。第一种是殖民地式的近代化道路。这是一部分后进国家在资本主义列强完全占领下，由资本主义列强直接进行近代化的道路，又是一条经历着亡国灭种痛苦的近代化道路。印度的事例最为典型。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利用莫卧儿帝国的内部混乱局面，逐步占领了整个印度，印度广大人民在英国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惨痛的亡国奴生活，仅在1770年孟加拉省的大饥荒中，便饿死了一千万人，占该省三千万人的三分之一。(《简明世界史》近代史部分第157页，人民出版社版。)诚如马克思所说，印度人民“丧失了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24页。)但是，英国占领者为了侵略的需要，还是给印度带来了电报、铁路、工厂等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当了印度近代化运动的不自觉的工具。第二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这是一部分后进国家的封建统治阶级或新兴资本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和支持下的近代化道路。第三种是独立式的近代化道路。这是某些后进国家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在争得民族独立和改革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明治维新，是这条道路的成功典型。
当时，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化运动，是属于第二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而且是这一道路的典型。洋务运动是在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控制和支持下进行的近代化运动，是清政府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的垂危命运而进行的近代化运动，是在旧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近代化运动。
这一近代化道路，比起印度等殖民地式的近代化道路，算是略胜一筹。因为它毕竟还保持着半独立的国家主权，是半殖民地，还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因为它毕竟还是运用自己的力量，创建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觉和不自觉地促使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社会。这个一筹之胜，却是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我们近邻印度人民所遭受的亡国奴灾难。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避免这一场亡国奴灾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始终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外国侵略者未能分而治之；二是中国人民富于爱国主义抵抗外敌的传统精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深深教训了英国，气势蓬勃的太平天国革命，更显示了这一精神，外国侵略者未敢轻侮。
这一近代化道路，比起日本独立式的近代化道路，又不能不相形见绌。因为日本和中国同样从封建社会起步，同样遭受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但一个以洋务兴，完成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并一跃而列入世界强国之林；一个则以洋务衰，始终未能完成资本主义近代化，反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由于领导日本近代化运动的明治维新政府，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因而能够执行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改革封建制度的政治路线；领导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清政府洋务派，则完全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因而执行着一条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路线。
洋务运动作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运动，它必然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必然向官僚买办资本方向发展，它必然不可能完成旧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任务。
关于洋务运动兴办的近代企业，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或称作官僚买办资本雏型的问题，通过讨论已初步趋向一致。这是洋务运动带本质性的问题。洋务运动所办近代企业，不仅是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而且是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成长的开端。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成长，一般经过了清政府洋务运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是它的早期阶段，尚未完全成型；北洋政府时期是它的中间阶段，已力图控制以三大财团为中心的金融垄断；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是它的最高阶段，也是它的崩溃阶段，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的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紧密联系，一脉相承。它是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外国侵略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支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畸形资本主义。它和外国侵略资本既相矛盾又相依附，而依附是主要的。它和封建势力既相冲突又相依靠，而依靠是主要的。它和民族资本既相扶持又相排斥，而排斥是主要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这些特征，在洋务运动的早期阶段，即已明显存在。这应该成为评价洋务运动的基本点。有些论者之所以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了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甚至给洋务运动戴上了“进步运动”的桂冠，正由于忽视了洋务运动这一基本点。“英国资产阶级将要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前后两点都是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占有。”(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38页。)重温一下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进行近代化所作的上述评价，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洋务运动是不无裨益的。洋务运动在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性质，它虽有别于外国侵略资本，但同样既不会解放中国的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中国的社会状况，对它不宜作过高的估价。至于它在为旧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创造一定物质条件等方面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也诚如马克思所说，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
当然，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分化成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决不能一刀切。两种资本都是顺应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而生，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先是互相依靠和互相利用，继而又互相矛盾和互相排斥。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资本主义第一个投资高潮的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得最为明显。即使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两种资本的关系仍然同样错综复杂。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两种资本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官僚买办资本所走的是依附外国侵略资本和保持本国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民族资本要求走摆脱外国侵略资本和改革本国封建制度的独立式的近代化道路。
总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但它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运动；它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首先产生的，但它又是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畸形资本主义；它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产力，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步作用，但它又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支柱，具有阻碍中国社会独立发展近代化的反动作用。
清政府的整个国策
洋务运动究竟包括多大的范围？它是否仅仅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阶级——洋务派所奉行的政策？这是评价洋务运动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有些论者，或则把洋务运动限制在内政范围，而把整个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划出；(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或则认为由于日本侵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而产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军事活动，是与洋务运动没有关系的；(徐泰来：“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7月20日。)或则主张将与洋务直接有关的外交活动和清政府其他外交活动分开来考察；(戚其章：“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等等。这样的分法，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把整个洋务运动割裂开来；二是掩盖了洋务运动的反动一面。我们的看法是：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所奉行的整个国策。
清政府兴起洋务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紧迫环境下，不得不采用的自救办法。这在洋务运动首创者奕□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的奏文中讲得十分明白。这个奏文，外而分析了英、俄、法、美要挟狂悖的夷祸，内而分析了捻炽于北、□炽于南的“贼”情，指出“□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垠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因而定下了“灭□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决心。这个奏文中的下列一段话：“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其伐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原来奕□在这里自比西蜀诸葛亮，把外夷比作堪称与国的东吴，把发捻比作“汉、贼不两立”的魏，诸葛亮对东吴遣使通好，约共讨魏，他今天也要联合外夷共讨发捻了。因此，他在奏文中替外夷说了不少好话，什么“所请尚执条约为据”呀，什么“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呀，什么“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呀，等等。(《洋务运动》史料第1卷，第5—6页。)奕□这一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思想，正是清政府统治者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激化的形势下所定下的大政方针，也是清政府统治者从过去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单纯排外仇外心理，转变到崇洋媚外心理的开始。不过奕□当时还不便明讲，只得把诸葛亮拉出来作陪衬，既冠冕堂皇，又闪烁其词。有的论者认为这个奏文“从全文的实质来看却是从如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提出的，而不是从如何对付农民运动的角度提出的。”(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27页。)这未免天真了。奕□奏文定下的这个方针，如果站在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的终于被绞杀，垂危的清政府终于获得所谓“同治中兴”，历史也正是这样写下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首领，也是在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血腥战争中起家的。但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这一方针，不能不受到历史的严重谴责。
奕□这一奏文，由咸丰帝朱批给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妥速议奏。该惠亲王等认为“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建议咸丰帝按照原议各条办理。咸丰帝很快即谕令内阁，同意按照原议办理，着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委派奕□，桂良、文祥主持。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设立，是清政府开始兴办洋务运动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清楚地说明，奕□奏文提出的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大政方针，不仅是洋务派兴办洋务运动的总方针，也是清政府整个统治集团正式通过的国策。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同治帝即位，同治生母叶赫那拉氏依靠奕□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得了清政府最高权力，并加封奕□为议政王，洋务派权力更大，洋务运动更成为清政府的整个国策。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台，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策动下实现的。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当时英国公使卜鲁斯的自白吧。卜鲁斯在那拉氏——奕□共同发动的宫廷政变成功以后，指出这次斗争的关键，决定于“这一年和恭亲王交际中给他的印象如何而定；”政变的结果则是“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政治家掌握了实权”；这些政治家“既□解我们的温和，又明白我们的力量”；“政变之所以有利于英国，实由于受英国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而这个政府我们曾与之交战达十八个月之久”。(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0、11和15页。)这就是英国侵略者毫不掩饰的自我招供。那时候英国正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印度1857年轰轰烈烈的全民抗英斗争镇压下去，改用拉拢印度当地王公的手法，和印度封建势力建立了反动联盟，借以维护它的殖民地统治。因此，面临富有抵抗外敌传统而又广土众民的中国，英国在取得两次鸦片战争的既得利益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扶植一个守约主和的清政府统治集团，作为自己消化侵略成果维护半殖民地秩序的工具。而英国的这一做法，是符合法、俄、美等国的侵略利益，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合作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正是上述国际背景下的产物。当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洋务派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密谕各督抚大臣妥筹借法自强办法时，也是把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参赞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作为讨论根据的，也就是说，同样是按照英国侵略者定下的调子在跳舞的。(参见《洋务运动》史料第1册第15页。)
这里要着重说一下那拉氏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那拉氏一直是清政府同治、光绪两朝（1861～1908年）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洋务运动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所有重大的洋务活动，都要报经那拉氏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没有那拉氏的支持，开展规模那样大、时间那样长的洋务运动，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实力派，都在那拉氏的控制之下。1865年4月，当农民革命力量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统治初步稳定之时，那拉氏便施展权术，突然宣布罢免功高望重的奕□，继而又宣布恢复他的职务，对奕□一打一拉，威恩并施，使得奕□从此对那拉氏一直小心谨慎，甘拜下风。至于洋务派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地方实力派，更是在那拉氏的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要看那拉氏的脸色行事。以洋务运动主将李鸿章来说，对那拉氏可称百依百顺，不敢稍有逾越。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中，曾有下列一段记述：“戈登曾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饮冰室全集》专集第2册，第84页，中华书局版。)可见李鸿章对那拉氏为首的清廷的愚忠愚孝程度。在洋务、顽固两派的论争中，那拉氏表面超然于两派之上，玩弄平衡，实际上既是支持洋务派，又利用顽固派去牵制洋务派，借以维护她的最高统治权。1867年围绕着同文馆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而掀起的洋务、顽固两派的论争，那拉氏基本上是支持洋务派的。她对御史张盛藻的反对意见“着无庸议”；对奕□驳斥倭仁的奏章及附件批转给倭仁阅读，奕□要倭仁酌保天文、算学人才，另设一馆的建议，也谕令倭仁照办，无疑是将了倭仁一军，使倭仁颇为狼狈。1884年奕□下台奕□上台以后，那拉氏还是继续推行洋务运动。全面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以及新洋务派张之洞等人，实际上是那拉氏意旨的忠实执行者。那拉氏不仅自始至终地指挥和操纵着洋务运动，而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后，在她晚年掌权时期所执行的对内对外政治路线，仍然是原有洋务运动的一套。因此，现在看来，与其把那拉氏作为顽固派的首领，还不如把她作为洋务派的首领，似乎更为确切一些。
清政府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奉行的“和好”政策，并非如奕□所说仅仅是在内外交困情势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形成了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政治路线。当太平天国失败国内阶级矛盾缓和时，清政府洋务派虽然在对付外国侵略者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大规模创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筹设海防，建立新式陆海军；也主动出兵去台湾和新疆，抵御过日本和英俄的侵略，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还敢于宣战，并打了一些漂亮仗，显示了一定的军事防御能力等等。但总的说来，在清政府洋务派继续坚持“羁縻为上”“委曲求全”的错误方针下，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屈辱求和的一面仍然是主要的，以致藩篱全失，主权丧尽，割土赔款，国将不国。洋务运动这一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是它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它的反动本质的一面，不能因为要突出它的进步性而勉强划出去。而且，这条外交路线，同样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整个国策的重要构成部分。那拉氏后来甚至提出“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可耻公式，更是这条外交路线的登峰造极。
清政府洋务派奉行这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是有其很深的社会根源。当时的旧中国，外国侵略势力、本国封建势力和人民革命势力三方面的力量都很强大。特别是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逐步在中国占有支配地位，并积极扶植买办势力，拉拢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和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工具。而富有统治经验并善于玩弄权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封建统治集团，为了镇压日益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推行半殖民地式的近代化运动，也就是说，为了挽救和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便只有奉行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逐步走上联合和依附外国侵略者，甘愿充当外国侵略者代理人的罪恶道路。当然，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清政府封建统治集团，同外国侵略者还存在矛盾的一面，奉行这条妥协投降外交路线也有一个过程，有些代表人物还并不甘愿奉行这条路线，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讲，对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应作过高估价，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相互矛盾的产物，显然是不恰当的。正由于上述社会根源的深刻影响，因而这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并非清政府洋务派的专利品，后来继清政府而起的反动统治者如袁世凯、蒋介石之流，都是这条外交路线的忠实继承人。
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关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问题，在讨论中有较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是否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者？是否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先驱者？我们的看法始终是否定的。
应该承认，洋务派主要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学术思想上受到龚、林、魏等人的较大影响，特别是左宗棠对魏源的学说十分崇敬，影响尤深；从曾、左、李等人的生平事迹来看，如果撇开他们的反动本质，则以一介书生一跃成为襄赞“同治中兴”的中流砥柱，也确实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而堪称为“经世致用”的学派；同时，在“师夷之长技”亦即学习西方这一点上，曾、左、李也确实继承了龚、林、魏的思想并付诸实施。在这些方面，主张曾、左、李是龚、林、魏继承者的论点是可取的，不应一笔抹煞。即使在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两派也是存在共同点的。林则徐在1848年被道光帝重新起用为云贵总督时，即曾残酷镇压过回民起义，临终之前，还曾受命去督剿太平天国军。魏源后来也积极参加反对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活动。但是，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两派明显不同。龚、林、魏不仅在思想上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中心口号，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是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抵抗派。林则徐查禁鸦片的决心和在鸦片战争前期抗击英军的战绩，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功勋。特别是他在抗英战争中，敢于和善于发动人民群众的做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值得大书特书，不愧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曾、左、李等人则是依靠“和夷”“联夷”共同镇压农民革命起家，后来虽然也曾标榜过“御侮”和“自强”，加强了国防能力，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还先后抗击过日、英、俄、法等国的侵略；但在洋务派主将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上，对待外国侵略者采用“委曲求全”“羁縻为上”政策一直占了上风，因而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一贯奉行“避战求和”“妥协投降”的错误外交路线，以致丧权辱国，国将不国，整个洋务运动也不得不宣告破产。我们曾经说洋务派接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把“制夷”偷换成“和夷”及“降夷”，并非臆造，是以大量史实为根据的。对待外国侵略者是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这是两派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尽管两派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洋务派只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背叛者，而没有资格作为继承者。
洋务派同样不是戊戌变法维新派的先驱者。维新派继承的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的思想，而不是整个洋务派的思想。早期改良派在“西学为用”亦即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兴办近代企业方面，是洋务运动赞扬者、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而在“中学为体”亦即维护封建体制压抑私人资本方面，则逐步成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和否定者。郑观应等关于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和摆脱官督、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便是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维新派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早期改良派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批判和否定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反动思想体系，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因此，在要不要改革封建体制这一根本问题上，维新派不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而是洋务派的否定者。当然，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方面，客观上为维新派准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也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戊戌变法。但是，这里存在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而是近代中国社会相互连续和衔接的发展阶段，两者是不应混同的。
关于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所起历史作用的主要论争，是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起了加速作用还是延缓作用的问题。我们认为：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但加速作用是主要的。
外国侵略资本逐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封建落后经济仍占优势和资本主义经济未获充分发展及正常发展，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三个主要特点。洋务运动标榜“自强”和“求富”，是中国的近代化的开端，为使旧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一方面是对旧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着延缓作用的。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政治路线作怪，以致近代中国不仅未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正规道路，反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上述三个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所以恰好形成于洋务运动时期，这不能不是洋务运动对这个社会主要起着加速作用的明证。
如上所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历史地位，上不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者，下不是维新派的先驱者；历史作用又主要是加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把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几个进步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加以并列，也就是说，不能同意把洋务运动同样纳入近代中国进步运动的行列。
功罪、是非、教训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立下三大功，犯下三大罪，有十大是非和三大教训。
立下那三大功？创办了中国本国第一批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带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第一次投资高潮，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化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第一大功；创办了新式陆、海军，加强了海防，提高了国防实力，这是第二大功；创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各种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是第三大功。
犯下那三大罪？勾结外国侵略者，绞杀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其它农民起义，维护和巩固了腐朽反动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清朝封建统治，使历史倒退若干年，这是第一大罪；奉行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依附和屈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门户洞开，使国家沦为半殖民地，这是第二大罪；利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控制和阻碍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是第三大罪。
三大功都只是为中国近代化开了一个端，而且结果都不妙；三大罪则把中国社会引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近代化始终未化好，使中国人民遭受很大的苦难；因此是罪大功小，功不抵罪。
十大是非是：1．“师夷之长技”是对的，但“师夷”不“制夷”而“和夷”“降夷”便错了。2．“西学为用”是对的，“中学为体”便错了。3．同顽固派展开激烈论争是对的，但和顽固派同样死保封建体制便错了。4．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是对的，不同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便错了。5．引进外国机器设备和聘用外籍技术人员是对的，不图自力更生和一味依赖外国便错了。6．缓和对外矛盾、争取一个和局，便于建设近代经济和加强国防能力是对的，对外妥协投降委曲求全便错了。7．建立新式陆、海军，加强海防是对的，面临外国军事侵略而怯战避战便错了。8．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企图“以夷制夷”是对的，被人家敲诈勒索和玩弄便错了。9．利用封建政权发展近代企业是对的，不敢改革封建制度，把近代企业办成封建衙门便错了。10．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号召私人资本共同创办近代企业是对的，利用、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便错了。
三大教训是：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走不通。这里可先听听洋务运动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评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按指洋务运动），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严复在《与外交部主人论教育书》中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说明郑观应辈当时对这一问题的矛盾已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正是在吸取洋务运动这一教训的基础上发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今天，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规律来分析，这个教训便更明白。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工具怎样可以硬塞进封建体制的框框里去呢？在陈腐的封建体制基础上，从西方搬来的近代生产技术怎样能够开花结果呢？确如有些论者所说，洋务派在当时情况下能够突出“西学为用”思想，不乏进步意义；问题在于，当甲午战败，这一思想的矛盾已暴露无遗，维新变法运动将要进入高潮之际，张之洞居然还抛出《劝学篇》，正式提出这个口号，以“三纲五常”的“卫道士”自居，死不接受教训，完全和顽固派沆瀣一气，这就不能不归之于洋务派的反动本质在作怪了。
第二，对外国侵略者奉行“妥协投降”路线走不通。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后进国家实现近代化过程中，既要认真地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既要缓和对外矛盾，力争一个和局，又要对外国的侵略采取坚决抵抗方针。因为这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从自由资本走向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阶段，侵略成性，得寸进尺，是不容易对付的。洋务派在推行洋务运动中，只注意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味依赖，百般迁就，在军事侵略面前，坚决抵抗少，屈辱求和多，形成了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以致国家沦为半殖民地，这不能不是一条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三，压抑私人资本、发展官僚买办资本的道路走不通。在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开展近代化运动，必须大力倡导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过较长时期的萌芽阶段，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发展的条件逐渐成熟，已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正因为这样，当洋务派于七十年代初提出官督商办形式招徕私人资本时，拥有资本的买办富商们，立即起而响应，踊跃投资，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投资高潮。但是，由于洋务派提倡官督商办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扶植私人资本，而是为了发展官僚买办资本，因而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控制和侵吞，使私人资本逐步得出了“官督商办猛如虎，名为保商实剥商”的结论，对洋务派大失所望，私人资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压抑和挫折。而洋务派所办的带有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近代企业，则因封建性买办性作怪，大都宣告失败和破产，证明此路不通。这同样是一条历史教训。
上述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如果和日本明治维新一对照，那就更为鲜明，因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恰恰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固然，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各自具有不同的客观因素，不能机械类比，但双方的主观因素，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作历史的探索。有的论者在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作了比较研究以后，得出了“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的结论，(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　1981年第3期。)这样的纯客观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把洋务运动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之于客观因素，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15.html

以上是关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总论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