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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孙中山对义和团的论述

近日翻阅史乘，发见孙中山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某些评述，颇发人深省，值得珍视。
虽然中山先生当年没有直接参予义和团运动，但不可否认，对于义和团运动，中山先生可算是有所了解的。孙中山倡导的革命运动在旨趣上根本不同于义和团，一个是“革命排满”，一个是“扶清灭洋”，但是，中山先生对义和团这场群众运动的历史价值并未一笔抹煞。二十世纪初，国内外对义和团运动几乎是一片骂倒声，不少人曾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斥之为“拳匪”、“拳乱”，竭力抹煞这场斗争的正义性质。中山先生则不然，他囿于当时的种种条件，虽然没有直接参予这场斗争，也没有用自已的革命理想对这场群众运动予以指导。但是，他在不少着述中，曾如实地记述了义和团顽强抗击八国联军的英雄业绩，对这次事变的正义性质及其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比如在《民权主义》讲演中，中山先生在总结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过时，首先肯定了义和团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性质，指出：“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还抓住义和团在杨村之战中英勇抗击侵略联军的光辉业绩，热情称赞了义和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说：“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的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接着，他还引用当时侵略联军头目的感叹，反衬义和团的英勇顽强，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
值得珍视的是，中山先生虽然对中国和西方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之间的严峻差距有着深切的了解，但他对义和团敢于用原始武器和落后的斗争方法对抗西方文明的举动并未一味加以谴责，与之相反，他深为义和团“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所感动，明确指出：“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下集第724页）后来，中山先生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演说中，更进一步指出：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按指军阀混战）”。在这些精辟的论述中，中山先生依据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证明了“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中山先生对义和团历史作用的评价，是公允的，反映了历史的真相。
当然，历史事变本身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就义和团而论，不仅同当时反动腐朽的封建朝廷有着瓜葛，而且在反帝过程中又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所有舶来品一律简单地付诸武器的批判，似乎一切带有“洋”字的都在“横扫”之列，怎样看待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举动？孙中山先生对此也作出了认真的分析。他清醒地看到义和团在反抗侵略者过程中，连同铁路、电报等等也加以毁坏的事实，并认为这类现象“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当然是不足称道的幼稚举动。然而，中山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封建专制王朝推行的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中进一步剖析义和团发生盲目排外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应从中国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闭关自守政策中寻究根源，不能一古脑儿算在群众的账上。他在《建国方略》中曾指出：“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此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年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便对封建朝廷的排外主义及其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明确指出：“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在这里，孙中山先生深刻揭示了义和团运动中盲目排外的历史真相。中山先生虽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确立唯物史观，但他能将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举动同封建专制朝廷的排外主义及其对义和团的“扶育”与利用联系起来分析，特别是从清王朝一贯推行的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反动作用中寻求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切中要害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中山先生注意总结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寻求挽救与改造祖国的方案。在《民权主义》的讲演中，他认为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的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然而，中山先生更从武力的较量中，进一步“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中山先生通过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不但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巨大悬殊，认识到封建的落后经济技术并不能抵挡欧美先进科学技术的侵袭，而且通过“弓箭刀戟”同“洋枪大炮”之间的较量，进一步看到了中外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发出学习西方先进社会政治制度的时代呼声。中山先生追求“革命排满”、“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志向，虽然并非发端于义和团运动，但不能否认，义和团运动及其悲惨结局，无异对他于一九○五年创立同盟会，提出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起了很大的鞭策与启发作用。事实证明，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一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伟大革命家。他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功过的分析，代表了当时先进阶级的正确看法，即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文章来源：《文汇报》198011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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