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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运动的性质

洋务运动是卖国运动还是爱国运动？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是否具有买办性？这是有关洋务运动性质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准备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
（一）
长期以来，许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农民起义的产物，它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按照这种说法，洋务运动实质上成了卖国性质的运动。我们认为，就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来说，上述意见诚然具有某些道理，但它对洋务运动的总的评价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令人难以赞同的。
洋务运动发韧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清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还处于胜负未分的紧张阶段。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敢于面对现实的官僚们，一方面感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祸患和凌辱，发出了“创巨痛深”的慨叹；另一方面又感到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清王朝造成的严重威胁，认为它是“心腹之害”。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有所了解，想要发愤图强，有所作为，主张“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曾国藩于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奏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曾国藩的这个主张，得到了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的赞赏和支持。接着，奕訢等上奏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良机也。……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467页。>他们的这些话，不能说是自欺欺人之谈，应当认为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思想。洋务派企图利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机会，不露声色地学习西方的“长技”，以达到“剿贼”和“御侮”的双重目的。一八六二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不久，立即开始购用外国军事装备以及设立西洋炮局，并且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4，第17页；卷3，第13页。>洋务派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使清政府初步拥有一支使用近代化武器的海陆军，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有些论者鉴于清朝在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从而全盘否定洋务派建立的军事工业的作用，那显然是片面的。在中法战争期间，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为了供应前线各军所需军火，都“昼夜兼营”、“加倍赶造”。甲午战争期间，这些局厂也都加班加点，“昼夜不停”。福州船政局是专门制造船舰的大工厂，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来自海上的侵略。左宗棠于一八六六年设立该局时，曾详细说明仿造轮船在抵抗侵略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且驳斥了借船、雇船、买船的种种议论，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运动》（五），第110页。>洋务派不但继承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着手付诸实现。
如果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针对国内农民战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重心已明显地转移到抵御外侮、防止中国殖民地化这方面来。一八七四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洋务派官僚纷纷上折提出加强防务的方案，海防之议于是兴起。一八七五年，清政府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负责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李鸿章说：“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李集》，奏稿，卷81，第8页。>洋务派筹设海防和兴建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不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定远”和“镇远”号不能驶入海□内港，甚至连快舰“超勇”、“扬威”等号也只能驶至大沽拦港沙外，“因船身吃水过深，不得进口。”这样的舰只显然不适于用来镇压内地的农民起义。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海军曾先后和外国侵略者交锋，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中法战争期间，虽然泊驻马尾的福建水师因仓促应战而蒙受惨重牺牲，但南洋派往福建增援的“开济”、“南琛”、“南瑞”等舰驶至浙江镇海时，遭到法舰进攻，“开济”等舰“依护炮台，合力抵御，法船颇受伤损而退。”<《洋务运动》（八），第488页。>在中日战争期间，尽管李鸿章力图保存他的北洋海军实力，避免和日寇在海上作战，但北洋海军在黄海战役中毕竟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官兵。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明显地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的意义。一八七二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图从洋商手中收回一部分航运权，“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尽管后来招商局在英商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的压力下被迫做出许多让步，但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它从航运获得的水脚收入每年平均约二百万两，最高时达三百万两。如果没有招商局，这笔巨大的运费必然落入洋商手中。
随着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等机构的设立，燃料和原料的供应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从七十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先后在台湾、湖北、安徽、直隶等地试图开采煤铁等矿产，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八七七年李鸿章设立的开平矿务局。到八十年代中期，该局的煤产量基本上能够满足天津市场的需要，减少了日本煤的进口。
洋务派在采矿业方面办得最有成绩的是漠河金矿。漠河在黑龙江南岸，金矿蕴藏量十分丰富，久为俄人所垂涎。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官绅不断派人偷越边境擅自挖掘矿产，引起了清朝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八八六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建议招募津沪等地富商进行开采，获得了李鸿章的支持，并派李金镶总办该处矿务。该矿自一八八九年正式开工起，至一八九三年止，共出产沙金六万三千余两，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使漠河成为我国边防重镇。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虽然起了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反动作用，但是，它并非象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适应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需要，从而具有卖国的性质。恰好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既然不是一个卖国运动，那么，它是否象另外某些论者所说，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呢？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企图保持半殖民地的现状，避免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而已。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一再强调说：“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李集》，奏稿，卷19，第45、47—48页。>在洋务派看来，把外国侵略势力逐出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只希望维持领土的现状，对外保持“和好”的关系。在八、九十年代的两次对外战争中，洋务派都是迫不得已而应战的。正是由于他们主观上缺乏抵抗侵略的决心和客观上中国军事力量的虚弱，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宣告了彻底破产。
完全抹煞洋务运动具有防范外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侵略、避免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认为办洋务就是卖国主义，那显然是不公允的；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制侵略，收回利权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肯定办洋务具有爱国主义性质，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二）
关于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是否具有买办性的问题，是近年来意见颇为分歧的问题之一。有的同志指出：洋务企业之所以具有买办性，一是因为“重用洋员”，二是因为“借洋债”，三是因为“依靠买办”。<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我们认为，这个意见过份夸大了“洋员”、“洋债”和“买办”在洋务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首先，分析一下“重用洋员”的问题。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生产技术方面十分落后。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的过程中，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雇用一批外国科技人员，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当时和中国情况相类似的日本，也经历了一个同样的过程。李鸿章在接管天津机器局的时候说：“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集》，奏稿，卷17，第16页。>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当左宗棠之议船政也，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洋务运动》（五），第115页。>洋务派要“师夷长技”，除了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之外，非雇用一批“洋员”不可，否则近代工业一时是办不起来的。
必须指出：洋务派和这些“洋员”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雇佣关系，近代工业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掌握在洋务派手中。例如，江南制造局“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李集》，奏稿，卷17，第17页。>天津机器局“将技艺未精之洋匠分别辞退，……总管洋员美国领事密妥士于机器未甚精核，亦即因病撤差。”<《李集》，奏稿，卷20，第12页。>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大炮屡出事故，洋监督马格里于一八七五年被撤职，此后该局未再雇用洋员。一八七七年李鸿章说：“金陵机器局虽较简，但未用洋匠，全赖龚仰□（照瑗）有三分内行，指挥调度。”<《李集》，朋僚函稿，卷17，第4页。>福州船政局成立之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曾先后与日意格等订明，以五年为期，教授华工制造大小轮船十六艘，至一八七三年原先雇用的数十名洋员均遣散回国。一八八六年，福州船政局试造的双机钢甲兵船，就是“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的。
民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军事工业一样，掌握在洋务派官僚及其亲信手中。以招商局为例，该局先后由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人控制。一八八五年八月，李鸿章任命美国人马士为招商局帮办，目的是要他协助招商局办理向旗昌洋行赎回轮船的交涉（中法战争期间该局轮船暂时卖给旗昌洋行）。马士企图独揽大权，多次与该局会办沈能虎发生争吵。一八八七年他未征得沈的同意，擅自任命彼得生为“保大”号船长，后来“保大”号轮船失事，马士因此被迫去职。有些论者把招商局任用洋员担任“船主”一事作为洋务派“重用洋员”的证据，这未免过于苛求。一方面，当时中国通晓轮船驾驶技术的人员十分缺乏，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借材异域”；另一方面，洋务派确曾作过培养本国“船主”的考虑和尝试。
在洋务企业中任职的洋员，主要是担任技术性工作，他们都是为谋利而来，获利而去，其中招摇撞骗者有之，滥竽充数者亦有之，但他们没有能够真正控制洋务企业。如果把雇用洋员一事加以夸大和渲染，甚至把它作为洋务企业具有买办性的论据，那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次，剖析一下关于“借洋债”的问题。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淮系将领刘铭传曾提出借用洋债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认为：由于官款难筹，商股难集，“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但是他又指出：“借债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即“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不准洋人附股”，“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分还”。<《李集》，奏稿，卷39，第24页。>李鸿章的这个意见，反映了当时洋务派大官僚们对借洋债问题所持的审慎态度。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清政府的拨款。至于他们创办的官督商办性质的民用企业，经费主要来自商股和官方贷款，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借过外债，其中以招商局借用外债的次数较多，款额较大。据统计，到甲午战争为止，招商局先后三次负有外债：第一次是一八七七年收购旗昌洋行船只时，欠银一百二十万两，于一八八一年还清；第二次是一八八三年因上海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招商局被迫向怡和、天祥等洋行借款七十四万三千两，于一八八七年还清；第三次是一八八五年由于向旗昌洋行赎回船只以及偿还怡和等洋行的借款本息，不得不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镑（合银一百十八万两），于一八九五年还清。这三笔借款都是高利贷性质的金融借贷，招商局除了在经济上遭到惊人盘剥之外，没有由于这些借款而危害它本身的独立地位，因此这些借款同辛亥革命前汉冶萍公司的对外借款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汉冶萍公司因举借外债而沦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关于借洋债的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高利贷性质的借款与政治性的借款，不应当笼统地把举借外债作为具有买办性的论据。过份夸大甲午战争前的外债在洋务企业中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考察一下关于“依靠买办”的问题。
洋务派究竟任用了多少买办参加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需要查明的第一个问题。就招商局来说，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先后担任该局总办、会办的人员共有十四人，其中出身于洋行买办的仅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三人，其余的大都出身于官绅或富商家庭，另有两人（唐德熙和承裕）的出身尚待查考。这个数字说明，买办出身的人在洋务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第二，唐廷枢等三人虽然在洋行中当过买办，但参加招商局之后，都与洋行脱离了关系，甚至与洋行进行业务上的竞争，他们已不再具有买办的身份。郑观应叙述他自己的情况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洋务运动》（八），第84页。>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写道：唐廷枢“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指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洋务运动》（八），第402页。>唐廷枢等既是招商局的管理人，又是该局的大股东。一八八三年该局共有股本二百万两，其中徐润的投资达四十八万两。象唐、徐、郑等这样出身买办的人，后来随着个人情况的变化，有的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有的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第三，有些论者认为盛宣怀是个大买办，或者认为他是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而肯定洋务企业具有买办性。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盛宣怀出身于官僚绅士家庭，他的父亲盛康中过进士，曾在向荣的江南大营中任职，后来回江苏常州原籍办理团练，与太平军为敌。盛宣怀于一八六六年中秀才，一八七○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的幕府，很受赏识，逐渐成为李鸿章兴办新式企业的主要代理人。到甲午战争前，他先后控制了电报局、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等企业。不过，他从来没有在洋行中任职，不是买办或买办出身。他是封建官僚，但这时职位不高（任天津海关道），主要依靠李鸿章的庇护，还谈不上是早期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充其量只不过是具有向大资产阶级转化的倾向而已。盛宣怀的买办官僚生涯，是从一八九六年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开始的。由于它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所以这里不拟详加论述。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确实任用了少数买办出身的人经营管理新式企业，但他们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少数买办出身的人参与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不能决定这些企业具有买办性。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0年9月2日)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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