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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蜕变与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革命，是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率领着广大起义将士南征北战，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在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作为一百多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普通农民，作为旧式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又同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封建化，在创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的同时，又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从而使革命由盛转衰，最终归于失败。这确又给我们留下了应当永远吸取的惨痛教训。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这个当时社会的主体阶级，一方面受着深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极为不平的封建制度下挣扎、生息。当中国进入近代后，他们身上又加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重负，处境更为恶化，成为当时社会中受苦最深的一个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解放，他们也曾不断地起义，与不平的社会抗争。但另一方面，他们则又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被封建土地关系束缚着，与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思想也受着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其言行也就必然地带着本阶级的特点既表现出对敌斗争的不屈精神和他们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又通过他们自身的弱点反映出其阶级的局限性。正是这一原因，太平天国领袖能够在革命初期提出“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等社会蓝图，并作为这个蓝图的实施者组织革命运动，推动运动的发展。但是，他们却又无力使自己避免封建化。当天京政权建立后，革命初期平等的口号便逐渐被他们以封建不平等的实际所代替，给天京事变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人弱点的暴露、发展及其封建化，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运动内部矛盾的变化密切联系着。
在金田起义之初，由于革命外部的巨大压力，险恶、艰苦而紧张的对敌战争，使得洪秀全等领导人的弱点隐蔽着．或者说，他们的弱点只是以很微弱的状态表露出来，对革命运动的危害和影响很小。尽管王永安封王建制，仿照地主政权的形式进行封王设职，确定了天国政权的雏形和天国领袖们的特殊地位，但当时主要还只是一种形式。这段时期里，他们勇于斗争，艰苦朴素，其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最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当时，作为天王洪秀全所吃“御馔甚陋”(沈梓：《养拙轩笔记》。)且居无定处，“甚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领导者之间“寝食必俱，情同骨肉”，领袖与将士基本上是一种农民朴实的平等关系。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十分迅速地发展壮大，很快直捣南京，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随着革命的发展，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太平天国在南京正式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既而又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后，使得革命被清王朝镇压的险恶环境日益遥远。应该说这是好事。但可悲的是，太平天国领袖却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优势来扩大战果，巩固政权，也没有去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现实斗争中所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新问题。恰好相反，斗争的胜利倒是滋长了他们骄傲自满的情绪，从而开始贪图享受追逐特权。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病毒附着在他们自身的弱点上不断地扩散、发展，发生越来越明显而重大的作用，驱使他们迅速走上封建化道路。
农民领袖的封建化，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性所决定的。洪秀全，一个出生在旧时代的农民知识分子，早年也同封建社会里的其它知识分子一样，曾力图通过科举踏上仕途，跻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就是在他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后，其各种封建意识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且很早就暴露出来。发动起义时，他就以“手握乾坤杀伐权”的“真命天子”自居，宣称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下凡救世，其封建君主专制思想显而易见。1852年秋，他在长沙发布诏书，告戒太平军将士要“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以便将来“高天享福极威风”，“男着龙袍女插花”。在当时，洪秀全等领导者以此激励农民战士“放胆杀妖”。努力奋战，自然不可过多非议，但我们却可以从这里窥见到他们的享乐思想的存在。这些思想，只要条件允许，便可能付诸实现。事实正是如此，当太平军攻陷武昌之后，太平天国诸王的“舆马服饰即有分别”(《太平天国》丛刊（四）第638页。)。洪秀全开始“盛饰”王宫。进南京时，他“乘坐黄舆”，由数十人肩抬，并有鼓乐、大锣数十对开道，执戈矛护卫者多达数千人(《太平天国》丛刊（四）第638页。)。杨秀清在永安被封东王之后，亦“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
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太平天国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强大的陆军和水师，也有了城市和部分根据地，太平天国领袖们自然也有了较为稳定的城市生活。从这时起，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便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
1853年4月，即太平军进入南京仅一月，洪秀全便急不可待，大兴土木，动用了上万军民改两江总督署为天朝宫殿，修建工程十分浩大。据记载当时“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庙民居不可胜计，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1854年正月，正当北伐，西征两战场军事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洪秀全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宫殿，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金殿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门扇均以黄缎裱糊，并绘以双龙双凤。配上金沤兽环，可谓“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宫中陈设豪华，花苑各异。天王宝座。则雕刻、装饰更为精美。
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如此，其他诸王自然也都争相修选王府官馆。追求享受。杨秀清当时是几易王府，后改在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并进行扩建，在扩建中“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工程“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跃同俦”。虽其气派不及洪秀全的天王宫殿，“然已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其大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王府中还充塞“以天下的奇珍异宝。穷奢极欲，那里有最佳的酒、西洋乐器”(转引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第1354页。)。其他诸王及各官员也均各尽其力，扩建修饰自己的住宅，大门上都根据自己的官位绘上不同的图案，如龙、虎、象、鹿、豹等，以示区别。
在天京，天国还设有“玉器衙”，主雕琢玉器，设有“典金衙”（以后改为金匠营），除主铸印外，更多的则是铸造金银器皿供天朝宫殿及各王府官馆使用。当时，连各丞相等人所用“碗着亦用金打”(《太平天国》丛刊（四）第615页。)。同时，他们也开始象封建帝王那样，在宫、府之中“盛置妾■”，广立妃嫔，并选姿色俊丽之男童“传粉裹足，着绣花衣”，称谓“男妾”(《太平天国轶闻》卷一。)。1853年8月，杨秀清甚至还下令选各馆“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宦官”(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洪秀全等领袖们这时已陶醉于“兰桂叠妍”、“钟罄铿锵”(《太平天国》丛刊（二）第411页。)和后妃们傅言巧笑、钗光鬓影之中，天京悲剧应该说从这时就已开始了。
在他们生活奢侈腐化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封建帝王思想、等级观念也逐渐付诸实际。洪秀全在天京花去许多精力制订了一套旨在约束后妃、维护宫庭秩序的制度。他自比“日”和“太阳”，为后妃们制订了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十该打”和“四不准”，其清规戒律十分苛残。1853年他还刊布了《十全大吉诗》，以神秘主义的手法，证明“洪秀全”三个字的神圣性，同时他还旨准颁布了《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录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三部文集，大肆宣扬他为“真命天子”、“万民之主”(《太平天国》丛刊（一）第285页。)着意加强其王权。而他本人自进南京后，便“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如遇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各诸王须见天王，事前必须请旨批定日期时辰，届时朝仪十分苛繁。他开始严重脱离群众，很少过问天国政事。这种情况，自然便于杨秀清的集权，并使洪、杨关系日益复杂、紧张。
杨秀清本来是洪秀全的“良弟良臣”虽然在宗教上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但在太平天国政权中仍处于辅佐天王“主宰天下”的地位。在南京，由于洪秀全很少过问政事，其权势便不断增大，封建帝王思想同时也急速发展起来。当时，他出入王府极为排场。据记载，他出行时“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谓之“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拂蝇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众官等百人从随，”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太平天国》丛刊（四）第668页。)。在服饰上，他与洪秀全一样，其所穿衣服靴帽，自顶至足，无一不黄，所绣花纹，“悉皆龙凤”(《太平天国》丛刊（四）第638页。)。显然，他亦极力从各方面把自己与其他诸王加以区别，使自己处于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权地位，这必然加剧他与洪秀全的紧张关系
对于这种封建的等级差异和他们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他们还通过文告、诏旨等形式加以严格化和合法化。文告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冒充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凡尊官自外出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对于后宫，洪秀全曾发布诏旨，规定太平天国臣下、将士总称后宫为娘娘。“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在这里，它表现出来的尊卑贵贱是何等的分明！革命初期的“兄弟”、“妹妹”，的纯朴的平等关系早已无踪无影，代之而来的却是他们曾极力反对过的这种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
天国领袖的封建化，必然造成其个人权威思想的恶性膨胀。他们置革命前途而不顾，各自通过亲族、部属等关系，结党营私，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这一点在杨秀清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杨秀清在太平军攻克永安之后，其权位便不断提高，逐渐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教大权，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又深居内宫，一切皆由他主持，更使得他独断专行，傲慢凌人。对下臣，由于他的压制早已引起诸王的不满。李秀成在《自述》中记道“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太平天国》丛刊（二）第791页。)。对天王洪秀全，他亦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这只能加深洪秀全对他的不满。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形成和激化，无疑是他们自身封建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一场单纯的旧式农民运动，它本身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系列的内部矛盾。其领导者们的封建化，不仅不能使他们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又引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加深了原来的矛盾。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想长期维持下去显然是不可能的。内部矛盾的最终激化和爆发势在必然，天京事变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状况连当时清方的一些人都已明白看出。清官吏张德坚在天京事变前所撰写的《贼情汇纂》中写道：“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往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丛刊（三）163、46、164、165、326、45、230、45、172页。)。当然，由于当时各种矛盾交错存在，天京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以及它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但毫无疑问，太平天国领袖的封建化是它发生的根源。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被杀，事后，石达开率领精师离京远征。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事件使得许多起义将士对革命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整个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也使洪秀全及后来的领导人的封建化受到巨大冲击，从而拖长了其过程，以至在他们封建化的途中，这场农民革命便提前写完了它的最后章节。
【资料来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