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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895年鼠疫：澳门的公共防疫（《清史参考》2012年第46期）

鼠疫是人类历史上传染最烈的瘟疫之一，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空前鼠疫的同时，咫尺之遥的澳门却未受侵扰。次年，鼠疫影响澳门，也只是稍有感染，未见流行性传播。联系到2003年的“非典”，澳门也能独善其身，那里果真是一块五毒不侵的“福地”吗？ 1894年初，广州“疫疾初来，先死鼠，后死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鼠疫在5月初传入香港，5月10日，港岛被宣布为疫区，“当时仅是6月7日那一天内，中环太平山那一个人口挤住得最密的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就闹得人人自危”。令人称奇的是，“时疫流行，省港遍及，惟于澳门一隅独享太平，几疑天之待澳居民为独厚”。不料，次年，鼠疫传入澳门，疫症最重的是水手东街，“街口有第廿一号门牌之屋，连旬之内共死九人”。再是福隆新街：“街内有妓名成就，沾有时疫”。易感人群主要是贫苦人家，他们居住环境差，人口拥挤；再是娼寮妓院，人品流杂，外来人多。但澳门鼠疫却蔓延有限，不像广州、香港那样死亡人众，波及面广，而是很快就被治理。在这里，全民防疫发挥了重要作用。鼠疫属于烈性传染病，公共防疫很重要，这方面澳门有诸多值得称道的作法：
第一，构建公共预防体系。面对烈性瘟疫，建立公共预防体系十分紧要。“疫气未盛之时，当思预先防治之法，应择医院之内，周时通风……如有亲友赴探病房，其一，当用工役跟随其探候病人之后，既相晤对，许之讲话，至久约五分钟，不得任令探候之辈以手贴摩病人身体；其二，若有愿留院内扶侍其所探候之病者，应照院内工人一律约束，如欲出院，须先安置清洁之地居之数日，方许放行，一切器物，皆须遵照医生条矩，用药熏涤云。”鼠疫突破防疫线后，澳葡当局迅即开办常设的“公用医馆”，该馆是澳门最高防疫管理机构，职责是接收疫情和死亡报告，监督民众“按照卫生事例妥为办理”，对死亡者逐一验尸，登记亡故者，颁发出葬凭照。澳门过去并无严格的丧葬报告制度，民间又流行长期停尸的习俗，很不利于疫情防治，为鼓励民众及时申报，还公告按规定时间出殡者，免丧葬费。为增强公共防疫体系，当局还从葡萄牙里斯本调配医务力量，“近由西洋京城派调官医亚鲁祚来澳，藉资臂助”。民众也被广泛动员起来，自觉严防死守，“对海之沙尾、柏山一带，凡有外来人众，面貌可疑，非属本村者，守村更练阻不令进，防病马之乱群也，殆亦防卫乡间之善法”。
第二，建立公共隔离机制。澳门紧邻广州、香港，为防鼠疫传入，当局颁布条例：所有来澳船只，在各客未登岸之前，由澳方派医生上船查验，如“疑其患此症者，尤须留心阅视”，不准登岸。又规定各类船只在指定地点靠岸，无特殊情况，晚间不得与岸上人往来；白天由关闸路径来澳者，须经官医验视后方准进入，晚间无论何人俱严禁由关闸陆路入澳；所属各离岛也照此办理。对于染疫者，则在澳门就地设立隔离区。隔离区分三类，一是医院及附属隔离点，系重点防范地带。公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民众的广泛投入，或相当程度上的公益性。在瘟疫面前，澳门绅商表现出高度自觉，解囊相助，“在湾仔建搭大棚厂一座，安置病众”，为防疫作出突出贡献。隔离病区办得颇为成功，“石角嘴新设之镜湖医院分局，既得地利，复竭人功。盖滨海临水，绝无地气之升腾，四面生风，所有疫气而荡涤”。二是发病区，“有某宅雇唤街车，载其八龄幼女前赴医院，于例不合，西差将车拘赴捕房，车夫当即保释。车待熏涤，交给公司备领”。疫区不得随便进入，交通工具严格区别，特别标示，使得疫区和医院两点之间的往来交通全线隔离，避疫消毒措施可谓严格。三是建立海上隔离区，根据澳门人口密度大，陆地受限的顾虑，“其有未曾染恙之人，最善系迁诸水次买艇而居，因乃疫气不到蛋民（我国水上居民的旧称——编者注）之处（实际上是鼠蚤难到船上）”。
第三，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鼠疫主要依靠动物宿主即鼠类和昆虫媒介如跳蚤等传播，所以环境卫生特别重要，“各等不洁之屋亦一律督令洗涤”。澳门一些地方原有收购出售旧衣物的营生，正是跳蚤虱子最易孳生的处所，澳门官民同心协力革除弊端，“三巴门各街杂架店并草堆街一月押等铺均藏有破烂衣服，秽垢不堪，或从病死之身剥脱而来，亦未可悉”。当局“赴店搜查，统将所藏破衣及秽垢布料，按斤给钱，抬到妈阁海旁空旷之地，取得火油二十箱，发火焚化”。各店认为这是干扰其生意，“多不欲遵，间遣妇女由头哭，继以咒”，办理者坚不退让，“旋闻各仵作多有抬尸至坟，盗取其衣入澳典卖者，乃遂驰赴各殓工之寓查搜，果得积衣甚伙，责饬数言，取而焚之，并不给值。即谕守关闸之西兵，遇有抬棺人役葬毕而进者，务须搜检其身，藏有死人衣服，拘解候讯”。因为利之所在，某些人企图蒙混，如在镜湖医院焚烧收缴秽衣的工人“从衣中检出值钱者”，“怀藏将典卖”，舆论要求澳门政府督促院方严加查处。疫症期间，澳门还采取了全民动员的全岛熏蒸法，全澳统一时间点燃药气，对病毒进行灭杀，药物免费发放，使贫穷人家亦能同时实施。据说此种熏蒸法十分有效，直到民国年间，福建等地爆发鼠疫，也经常采用此法。中国传统的中医，也是澳门公共卫生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报载：“有邓云山医生，名贵修，前在镜湖医院施诊，今有医论一篇，良方数条惠到本报，嘱为刊登，以期公而济世。”
第四，推行公共疫情报告制度。鼠疫期间，澳门以法令形式规定医生“疑系因奇异病症身故者，须立即报知医局及华政务厅”。同时规定，只要及时报告疫患，便实行免费运送和治疗，这是公共疫情报告制度真正能够实行的必要前提。报告汇总之后，由当地报刊开设《时疫汇记》等专栏公布疫情。
第五，改善公共环境。在这个领域，澳门进行了三项影响深远的工作。首先，改造厕所。“澳地行人，不论中西人士，每每于路隅阴僻之地私行便溺，积秽熏人，行客掩鼻。”为维护环境，当局下令“近闻各家厕所，殊失妥理洁净之道。其因而毙命者，未始不出于此。为今之计，自宜速筹良策，尽绝根株”。“限期三十日为止，一律粪坑统须填平，改用粪缸。自出告示十日之前，有厕之家，须赴粪政厅呈明听候派查，堪用药熏洗方得兴工填塞，如违治以抗官罪。”除对私厕改造外，澳门议事公局通过议案，增设公厕8间，以便居民。其次，禁晒粪饼。岭南村民原有在空旷地暴晒粪饼的习惯，招惹蚊虫，臭气熏天。为此规定：“一、无论澳内何处，概行严禁堆储粪料尿水。二、在本澳及附近等处严禁做晒晾粪饼。三、严禁以粪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四、所有澳内及附近等处晒存之粪饼堆，准于本年五月初二日即要搬清出澳外，如违，即将该粪饼充公，仍使上宪发落。”此举影响村民利益，引致抗议，当局为了公共环境，态度坚决，甚至不惜出动军队来推行。再次，禁私屠乱宰。瘟疫发作，动物传染源格外引起关注，有人就认为澳门鼠疫的发作最早是由引进的猪所导致，故而当局严禁私屠病畜，“昨有屠人私将出痘之猪一口开宰售卖，业经割售过半，始为巡差知觉，拘送于案”。对澳门没有出现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得力于以下因素：澳门的人员流动少；检疫严格；警察比香港得力；南风空气流通好等。这只是概略分析，其实，澳门人员流动并不少，澳门的警察也未必就比香港更得力。鼠疫有三种类型：腺鼠疫，肺鼠疫，败血鼠疫。澳门流行的是腺鼠疫，并不通过空气或病人的飞沫传染，所以南风空气流动的直接意义也比较有限。澳门地区狭小，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从易感人群看，具备疫病流行条件，但鼠疫并未流行，其因何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防疫的公共性，表现在：
普遍性，因为不能清晰认识病源，只能全面防疫，整个澳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贫富，全行动员，这种缺乏针对性的普遍防疫反倒是特别有效且能持久。即以环境卫生而言，不仅能灭鼠，还能根绝跳蚤等的孳生，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切断了鼠疫传播链。广州和香港因为地域面积较大，人员更多，在防疫的普遍性上比澳岛难度要大，往往顾此失彼。造成的结果是，1894年广州、香港的鼠疫爆发显现为“片状”，而1895年澳门的鼠疫流行仍局限于“点状”。
全民性，民众的参与十分重要，这与香港形成较大反差。港岛鼠疫流行期间，很多民众不理解政府作法，中外官民之间常有冲突。而澳门则基本没有此方面的问题，官民一心，共同防疫。香港与澳门比较，整体环境上或许还要略好，特别是达官贵人的居住区，但是环境差的地区，港岛比澳门更糟，如太平山一带，鼠疫正是在这些极度贫民区肆虐，澳门则极少这样的区域。
制度性，澳门通过议事会用立法的形式颁发了《防疫条例》、《辟疫章程》、《丧葬管理条例》、《创设医馆规条》等，还对病区隔离、疫情通报、公私厕所、环境卫生、牲畜屠宰等做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得到民众的响应。香港与澳门相比，港英政府管理更强硬有力，但防疫却不及澳门。其中，重要原因是社会和群众的合作程度不及澳门。所以各项措施非但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反遭重重阻碍。
公益性，因为瘟疫患者主要在贫困人群中，如果不实行防疫和治疗上的廉价或免费，传染源将难以从他们中根除，所以，公益性是近代公共防疫体制中最典型的表征，当时澳门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