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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与封建官绅的反洋教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官绅所以成为反洋教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外国资本主义利用洋教对中国侵略之外，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造成封建官绅极度仇视洋教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并兼论反洋教斗争的性质
一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以西方的基督教为蓝本，通过适当地改造发展而来的。因此，二者必然存有相同之处。
首先，从教义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崇拜惟一真神——上帝。拜上帝教认为：“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命诏旨书》，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一）第67页。)进而他们把信不信上帝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凡不信上帝及耶稣之真理者，虽为吾人旧交，但非吾友，尚欲魔鬼也；反之，凡信上帝及耶稣真理者，乃天堂真兄弟真朋友也。”(韩□：《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26—828页。)这与基督教传教士所主张的“上帝为创造万事万物，无始无终，全智全能，独一无二，昔时，今时，异时永生之真神，人当以敬之，首爱之”(《万国公报·基督教有益于中华说》，卷83，第12页。)是很相同的。
第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拜上帝教认为：“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一）第87页。)既然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那么理应视为兄弟。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表述的更为明确，“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洪秀全：《原道醒世训》，《中国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第157页。)这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所说的“世人皆为天父所生，故凡同类者，皆有相爱之情”基本雷同。(《万国公报·基督教有益于中华说》，卷83，第12页。)而且，“世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面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38页。)可见，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至少有一方面来源于基督教。
其次，在宗教仪式方面，拜上帝教公开将十诫作为人之共守的道德规范，遵守安息日制度，敬拜上帝，做祈祷等等，不准稍有违犯。如果单就表象上观察，诚如呤唎所言；“他们所有的宗教实践全都是根据《圣经》推演出来的，他们尽力实现《圣经》教义的礼拜仪式，也是跟基督教新教相符合的。”(（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1961年版，第21页。)况且，洪秀全所制定的太平军规《十款天条》，就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十诫。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虽然渊源于基督教，在教义的表面上确有不少类同之处，然而它和基督教又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拜上帝教和基督教对上帝内在含意的理解很不相同。洪秀全所说的上帝，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上帝，是一个经过改造而服务于农民战争的上帝。他根据战争的需要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胞兄，从而创造了天国的三位一体说，即上帝——耶稣——天王，作为自己造反的理论依据。这跟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大相径庭。基督教认为：“上帝为父，耶稣为主，圣灵为师，上帝…分开来说，虽有三位，总合起来，实只一神。”(术先：《基督教与中国百年文化之关系》，《真光杂志》，卷35，第10期。)即上帝＝圣灵＝耶稣。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天国领袖与外国传教士之间有关上帝问题的激烈辨论。(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4—295页。)
第二，拜上帝教教义中的暴力思想与基督教的忍耐顺从，截然相反，闪现着农民战争领袖智慧的光芒。基督教一再宣扬服从，为阶级社会辩护，赞扬统治阶级，用死后升入天堂的神话，欺骗群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理把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一切无耻行径，不说那是对原罪及其他罪的公正处罚，便说那是主用他的无限智慧对被救者布置的考验。”(《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第93页。)但洪秀全却主张勇敢、自尊、自信、自主。他认为，如果“过于忍耐，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26—828页。)正基于此，拜上帝会喊出“斩邪留正”，“放胆杀妖”，决心采取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愤怒地写道：“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敢自专。”(洪秀全：《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一）第87页。)
事实证明，天国的领袖借取了西方的基督教，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冲击。这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在当时，“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制度和思想，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卷1，第31页。)而天国领袖们却唤醒了民众，敢于对封建的政权、神权、夫权予以批判和锤击，敢于销毁多年供奉的孔子牌位，敢于删改儒家经典，敢于否认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可谓石破天惊的举动。它冲破了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打破了思想界长期沉寂的局面，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就不会有拜上帝教，也绝不会制定出《天朝田亩制度》、《圣库制度》等，更不用说对儒家文化的扫荡了。所以，基督教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居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因为此，太平天国的爆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官绅的反洋教运动。
二
在近代，西方基督教是同鸦片、大炮、洋货一起进入中国的，并且还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人们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以致早期的教案零星地发生在通商口岸。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后，反洋教运动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那就是教案不仅发生在上述地区，而且逐渐扩及到内地；教案不是稀疏出现，而是层见迭出，乃至形成了传教士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反教运动的高潮，究其原因，来自太平天国方面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领袖们关系的“融洽，”增加了封建官绅对洋教的强烈憎恨，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形式上有些相似，官绅们就把二者等同起来。
如上所述，天国领袖们出于宗教信仰的相同，称洋教士为“洋兄弟”。而此时的外国传教士也对太平天国的爆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极少数反对，少数怀疑，大多数欢迎和赞赏。比如有的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得到胜利是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大事。早在1852年，罗孝全洋洋自得地说：“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中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六），第825页。)米勒思牧师亦充满自信地谈到：“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和通商。”(《太平天国》（六），第917页。)归根到底，传教士把着眼点放到了革命是否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否有利于其本国的利益等方面。至于这次运动传教士所赞成的原因，可用艾约瑟的言语来表述，即：“这个革命的运动是大大有利于基督教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638—1641页。)正是因为天国的领袖和外国传教士之间，彼此为了达到真正的了解，所以往来甚密。这确给封建官绅造成一种极大的错觉。又兼封建官绅对拜上帝教和基督教没有也不可能去认真地加以分析鉴别，就妄下定语：“其金陵贼所奉之教，与英夷相同。”(《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1页。)叶名琛奏称：“内地会匪，相习成风，多称系该国（法国）教内之人，伏思连年倡乱，即由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232页。)王炳燮亦认为：“天主教倡自西洋，自明万历时流入中国，虽迭次惩办，而私相传习者究未尽绝，长发粤匪即其遗毒也。”(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第6页。)有的官绅则据道听途说而盖棺定曰：“间有衡人自贼中逃出，备述贼状，实与教门无异。于是恍然知教门非我族矣，而衡人窃抱实遍处此之忧矣！”(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68页。)毫无疑问，封建官绅已把洋教与拜上帝教合二为一。
第二，有鉴于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与基督教类似，封建官绅便认为，基督教实质上是“布小惠，使厌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从而诱之，”(蒋敦复：《肃古堂文集》，卷三，《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挑动“贼民”造反。图谋大清王朝的江山，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督教天国。所以，洋教传播就是要祸乱中华。
众所周知，对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官绅来说，造反起义是其心腹之大患，镇压造反者乃其不贷之责。因之，他们对“长毛”是既恐惧又痛恶。譬如当时有人认为：“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们（传教士）必定在城内及近城地方传教”，如果“勾引长毛进来，我们身家性命不都休了。”(《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十二，第33页。)也有人认为，粤匪滋事，始于夷人，夷人横行，由于粤匪，粤匪窜扰十五省，污先圣之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夷人乘其隙而传教。”(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第24页。)更有人将太平军、基督教及英法联军视为一体：“至道光末年，乃有杨秀清等奉其教，群起倡乱，竞至蔓延东南，迄周纪不得平息，逆夷侦知中国之从教者众，遂敢于戊午年直破广东，庚申八月竟犯都门。”(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8页。)这自然更增加了官绅对传教一事的仇恨。因而，封建官绅清醒地认识到：洋教之祸“为生民以来所未有”，洋教之事“为凡有血气者所痛恨”，洋教之害“非五胡乱华辽宋弱金可比也”。(《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414页。)
此外，封建官绅还认为，“逆夷教匪，外以和约通商，欺蔽中华，关塞不能盘查，官府不能禁止，而其中包藏祸心，实与寇贼一气。”(《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916页。)即使始为良民，但终将为洋教所诱惑。正如《南阳绅民公呈》所载：“粤西发逆，本系良民，徒以服习其教，久成叛逆。”(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假耶稣名号，揭竿而起，纵横粤、闽、黔、鄂、皖、豫、蜀、江、齐、陕，流毒半天下，不可收拾矣”！(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25页。)因之，封建官绅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尽管“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但我们“岂容彼以禽兽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与其戢乱于事后，何如防患于未来”的思想溢于言表。(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
的确如此，封建官绅从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明白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道理，看清了洋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那么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官绅阶层必然极为愤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天国期间与其后更为卖力地反洋教。
第三，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封建传统文化以无情地冲击，试图动摇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思想基础，极大震惊了封建官绅。由此他们明白，基督教果真来势迅猛，果真与中国的礼俗政教视若水火，毫不相容。在这种情势下，封建官绅则视传教士为大逆不道，洪水猛兽，进行恶毒攻击，为的是保卫圣教。
封建官绅“从孩提时起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中国社会杂志》，1962年第2期。)从此出发，形成了封建官绅阶层的显着特点：即素具文化的傲性，常以继续中国的道统及维持传统的礼教为己任，而大力反对西化一一使中国变为夷狄。在他们看来，孔孟圣教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谓天地间最完备的真理，自不须外人来传其教。基于此，当儒家文化受到西方基督教这一外来教义的挑战时，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反对，唯恐“耶稣之说流行，孔孟之道不作。”(《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916页。)
还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战如火如荼时，封建官绅已觉察到假借基督教造反的天国的可怕性和危害性。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举办团练与罗泽南等儒生奋起征战，居然能予以“廓清”。成此“大功”的主要原因是夷夏之辨的立场。因为封建官绅认为，洪秀全等用以鼓励军心士气的基本精神乃剽窃的西方基督教。
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一文，曾咬牙切齿地写道：“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全国数千年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鸟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第1—3页)曾国藩的号哭咒骂，正说明太平天国学习了西方的基督教，击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之处。因此曾国藩以护卫“圣教”为职责，以基督教为异端学说，以坚决反对用夷变夏相号召而讨伐太平军，其实质是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是因为太平天国“服习其教，称天父天兄，不敬神祇，不祀祖考，迹其言行，无不与彼教（耶稣教）相吻合。”(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所以封建官绅认为：“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矣。”(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出于这种原因引起官绅反教的记载，书文揭帖中俯拾皆是。
如周汉反洋教时所发布的揭帖一一《鬼叫该死》，尤其具有代表性。他在文中痛骂道：“鬼叫”传入中国，弃伦灭理，居心叵测。“自道光末年起，广东、广西鬼叫就多，长毛贼洪秀全、杨秀清乃鬼叫大头目，一反就闹遍天下，…问问他那书是天父天兄那个屁不是呦！问问他不论老少男女都喊兄弟姊妹不是呦！问问他有伦常未有呦？”(《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1293页。)从他们所说的这些荒诞辱骂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封建官绅因仇视太平天国冲击礼俗政教而进行反洋教的思想。
毋庸讳言，西方基督教与中国礼俗政教间的矛盾是官绅反教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太平天国前官绅对洋教有一定认识的话，那么通过太平天国，更证实了其认识的正确性。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爆发，一直使封建官绅对洋教心有余悸，谈虎色变。许多教案的发生无不与太平天国相联系。如1856年的广西西林教案、1862年——1863年的湖南教案、江西南昌教案，太平天国都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第24—25页。)实际上，湘军的老乡——湖南弥漫着浓厚的反教气氛，反教宣传品种类繁多，其内容激烈又冠各省之上。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太平天国。除此而外，从地域范围看，太平天国几乎对全国各地的官绅反洋教都曾产生过影响。
三
反洋教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一种形式，参加的成员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不仅有城乡劳动者，一般的知识分子，而且有商人、地主、士绅和官吏。就官绅的反洋教而言，无疑有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纲常礼教。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他们认识洋教的实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
目前近代史学界对反洋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这场运动有无反封建性。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有如下的启示：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官绅的反洋教确曾受到了太平天国方面的影响。而且因为太平天国被认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产儿，力图摧毁旧文化。所以官绅们出于对太平天国的仇恨，为了保卫封建的传统文化而站到了反洋教运动的前列。显然，这种反洋教运动丝毫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同时，封建官绅的反洋教有一突出的特点，即维护清朝皇帝，也就是他们在其书文揭帖中所明确指出的：“我皇上临御十一载，应天顺人，尊王法祖，本有道之天子，奈世道衰亡，邪说诬民，酿成匪类，妄动干戈。”(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78页。)他们对洋教怀有刻骨仇恨，“粉他身，碎他骨，寝他皮，食他肉，犹不足以泄其恨。”可见，封建官绅反洋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根本无任何反封建的气味。不过因为参加反洋教阶层的广泛，有时可能在某一阶层中间存有反对媚外官吏的斗争，但这绝不可作为反封建的依据，却恰恰证明了运动的反侵略性。
一句话归总，在本文所论述情况下的反洋教运动，不但没有反封建的性质，相反倒有保卫清朝统治的一面。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