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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创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先河。在封建社会里，尽管人们对其或褒或贬，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得到了延袭和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八十年间，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先进的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然而，他们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抱的态度却很不一样。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评价农民起义领袖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有着现实意义。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领袖，曾表现了巨大智慧和才能，历史作用毋庸怀疑。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热心追求功名、走上反抗道路与定都天京之后三个阶段。
1843年以前，洪秀全是热心追求功名的。直到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失败，他才陷于绝望。三十岁以前，洪秀全所走的道路与一般封建知识分子并无不同。他的唯一理想，是“朝为农家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改换门庭。
科场失意，屡遭打击，使洪秀全猎取功名的希望成为泡影，满怀愤懑。他几次赴广州应试，又亲眼看到一片黑暗而动乱的现实。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他更易于感到民族危机、人民苦难。他开始挣脱帖括制艺的束缚，将个人前途与救国救民道路联系起来。这正是洪秀全早期思想中强烈反映广大农民利益与要求的平均平等思想的由来。
但是，洪秀全反清的思想基础是否只是单一的农民平均平等的要求，或者说，当他决心推翻清廷、走上反抗道路时，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抱的是什么态度？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存在浓厚的君主自为思想。1837年洪秀全落第归家时做过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被皇上帝请上高天，封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赐以金玺宝剑。病愈后，他依旧应试。这场“受命于天”的幻梦耿耿于怀，对洪秀全后半生起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在起义酝酿过程中，洪秀全就十分向往历代开国君主，尤其对出身寒微终成大业的刘邦与朱元璋更为崇拜。在洪吟咏的诗中有“古来事业由人做”之句，这“古来事业”当然指的是帝王霸业。洪秀全的理想已超过读书做官，走刘邦、朱元璋的道路，开创新王朝，实现帝王自为，成为他心中愈益不可遏止的意向。后来金田起义、东乡称王、永安封王建制、铸金玺称万岁，系表明洪秀全正一步步地将帝王梦想变成现实。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早在起义之前就断然否定了以皇帝为最高头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其主要根据是洪秀全在三篇《原道》中说过的两句话：“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主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之所同”；“他是何人，敢□然称帝者乎？”其实这只是洪秀全为宣传自己的宗教教义对君主提出的指责。综观三篇《原道》，其意甚明。洪秀全否定的只是历代君王垄断拜上帝权，而不是君王本身。这种教义宣传在客观上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因此得出洪秀全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
洪秀全早期思想是代表农民愿望的平均平等的反封建思想与开创新朝、帝王自为思想并存的。平均平等的要求，激起洪秀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而“真命天子”的自负又为此种反抗增添了正义性、神圣性与必胜的信念。他的思想就是这样的矛盾：农民而君王，平等而专制，截然相反的思想结合于一身，正是历来农民领袖的普遍性格。由“洪先生”变成龙袍加身的“天王”，他走的正是历代农民领袖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不同只在于：一场幻梦与西来的基督教，使他变得更加迷信天命，和更有条件编造与渲染天命而已。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有着重大意义。但战争形势的飞跃发展和金陵古都的繁华，又成了洪秀全帝王思想恶性膨胀的必要条件。
定都后，其帝王思想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思想。定都天京不久，出版了洪秀全“旨唯颁行”的重要官书《建天京于金陵论》。文章作者大肆渲染金陵“龙盘虎踞”，“乃王气所锺”，是上帝预设“所以待我天王来登大宝也”。他们恭贺天王，“子子孙孙继承勿替”。洪秀全还用很大精力从事宗教宣传。这种宣传无非是强调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是上帝在人世的代理人，要求人民绝对服从。洪秀全在许多“天王诏书”中，反复指明“朕乃太平天子”，“朕乃人王主尘寰”，还进一步搞起万世一系家天下，立十来岁的长子为“幼天王”，同称“万岁”，并让他参与政事，发布“幼天王诏旨”。洪秀全还在天京“紫金城”前大书“万国来朝，江山一统”八个大字。他的“诏旨”甚至“谕”到国外，其帝王愚昧不亚于以往的封建帝王。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起义前，洪秀全是乡村塾师，在他思想中，反抗封建压迫的平均平等思想尚居主导地位。这反映在三篇《原道》中，强调的是“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想反映在实际生活中，是组织起了严格的“圣库”制度，和起义初期坚持的上下基本平等的艰苦生活。但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东乡称王、永安建制之后，洪秀全的思想此消彼长，等级观念愈益发展。定都天京后，他更加热衷于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洪秀全“诏令”明确地规定封建等级制度，他尤其强调绝对君权：“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太平天国》第一册第232页）一部《太平礼制》，规定了森严繁琐的等级规范。此外，从天王始，各级官员的宫室、服饰、器用、仪仗、文书往来，均有严格规定，不容触犯。起义者之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已变成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三、追求腐朽的帝王生活。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原皆两广“穷乡僻壤”中的受苦人。定都天京前，洪秀全虽号称天王，但千里转战，十分艰苦，生活与战士相去无几。定都天京，今非昔比，金陵原为六朝豪华之地，秦淮历来是纸醉金迷之乡，洪秀全等人既无法拒绝物质享受的诱惑，领导层的腐化便成了不可避免。他们“侈营宫室，盛陈仪卫，恣情快意”（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63页）。洪秀全本人则竭力追求封建帝王的糜烂生活。入城伊始，他不顾战争环境，急于将原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紫金城”，并建立“金龙殿”，“柱槛皆雕龙，藻饰皆以黄”。他象封建帝王那样接受百官朝贺，并手定“朝仪”。同时，广选嫔妃及宫娥彩女充实后宫。他足不出宫门，只管发布“天王诏旨”及批览奏章，脱离了现实斗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一生，固然有前期埋头功名与后期起兵反抗的区别，却始终未曾怀疑过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诚然，起义前洪秀全曾批评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表示“当开创新朝”。问题是“创新朝”意味着什么？太平天国领袖们发动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是为了要改变“乖离浅薄”、“陵夺斗杀”的恶社会。他们英勇顽强的反封建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但毋庸讳言，太平天国并没有摆脱改朝换代的传统轨道。洪秀全在《万象皆新诏》中对“新朝”作了颇为得意的诠释。所谓“当开创新朝”，只表明洪秀全从一开始便是以创建洪氏万世一系的新王朝为职志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拼死奋战，归根结蒂，只能是改换了自身枷锁上的印记而已。用洪姓的“天朝”去代替爱新觉罗氏的“清朝”，洪秀全对社会政治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所创新。他开不出新中国的方案来，因而也就不能把中国人民的思想引向新的方向。
当然，这不是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是失败了，但其业绩，正是农民阶级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农民不是新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反抗封建压迫，却无法改变封建制度，无法否定封建君主专制。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期待着新的阶级力量出现，以便割除附着身上腐朽已极的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赘疣。
历史推进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了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向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勇敢的挑战，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思想风靡一时，激荡人心，在黑暗的中国透露出一派生机。历史的辩证法如此深刻，以至我们不能不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说，维新派的历史作用超过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
维新派的历史进步，在于他们最先觉悟到：中国民穷国衰，是由于政治制度腐朽，因而勇敢地提出改革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康有为说：“我国之弱，由于专制政体，故应以根本改变。……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请定立宪开国会摺》，《戊戌奏稿》第32—34页）太平天国失败后三十年，维新派终于把“我国之弱，由于专制政体”这一新认识揭示于众。农民流了二千多年鲜血无法触及的问题，资产阶级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现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其实质在“立宪”。君主专制的核心是君权至上，“朕即国家”。君主视天下若私产，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君主的意志即是最高法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民群众却被置于奴隶或臣妾的地位，无丝毫政治权利。维新派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作为包括君主在内人人共守的最高法律，并召开国会作为民意机构，实行“君民共主”。这里，君主虽然犹存，却被置于宪法之下；民可以通过国会参与政权。显然，君主立宪，抑君隆民，反映的不单是封建政体的改变，而且是国体的转换。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它实际上是维新派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维新派对实行君主立宪，富强中国，极具信心。严复说：“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辟韩》）
君主立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维新派的主张表明，他们把学习西方的立宪政治当作解救中国的根本出路。它与洪秀全“当开创新朝”截然不同。后者反映了旧生产方式下的农民，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而前者则反映新生的资产阶级面向未来，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创建一个新中国。人们往往因为维新派只是要求通过改革现状来实行君主立宪，而有意无意予以贬抑，这是不妥的。事实上在近代欧洲，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只有法国，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维新派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传统的政治生活中，别开生面，有力地把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推进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时代。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能延续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着一整套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因此，任何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斗争，必然同时表现为反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斗争。应当说，近代中国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是从维新派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严厉的批判开始的。维新派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进步主张，还在于为其开辟思想道路，举起了新学即西学的旗帜来与旧学即中学相对抗，大胆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牢笼，从而为近代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潮流开了闸门。
维新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首先着力于打破“天命”论和对君权的迷信。严复在着名的《辟韩》中，用进化论的观点重新解释了君权起源。他指出，君臣“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君权起源毫不神秘，它是由人民赋予的，绝非出自“天命”与“神授”，这就褫夺了封建君权的神圣外衣。严复还强调，君权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进步必然被淘汰。
虽然维新派宣传的还只是庸俗的进化论，但在当时毕竟是最先进的理论。它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武器，使之得以突破君权神授的思想桎梏，看到了中国社会必然进步的前途。
维新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斗争的另一着力点，是大力宣传自由与民主，否定了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严复将中国的封建政治与西方加以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二者根本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原强》），中国社会腐败和国家衰弱，正是缺少西方所有的自由与民主。严复还进一步得出了异常大胆的论断：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而“国者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辟韩》）。他认为，纲常名教所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是一种历史的颠倒。谭嗣同认为，不变三纲五常，中国绝无进步可言，“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仁学》）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悉心倡导，纲常名教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了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形同法律，无人敢违。它象无形的绳索，死死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维新派揭橥民权大旗，把纲常名教一旦斥为独夫民贼的愚民工具加以摈弃，这对久受专制主义禁锢的中国人民显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
维新派所以能高于太平天国农民领袖，以新的装束和姿态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动向心的攻击，是由于他们具备了后者未曾有的阶级与历史条件。十九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要求摆脱封建专制束缚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昂。维新派正是这一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同时，这时中国已结束了闭关自守时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不断输入，又为维新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总之，维新派的历史进步，在于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变法图强、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谭嗣同等慷慨捐躯，表明他们是真诚爱国的先进中国人。
但是，维新派终究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虽然热情宣传科学与民主，尊崇人民是“真主”，痛斥君主为“盗贼”，但并没有因此得出彻底推翻君主专制的结论，严复说：“然而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　（《辟韩》）维新派尽管在思想批判时十分激烈，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便显现其软弱的本性。他们在理论上崇民，在实际上却脱离人民；他们怒斥君主，却不敢否定清朝政权。他们企求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达到“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原强》）的结局，正反映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实行妥协的愿望。同时，维新派多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有的本身即是封建官僚，他们身后都拖着长长的封建尾巴，不可能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维新派大胆戳穿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赘疣，但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把它铲除。他们仍无法最终摆脱封建君权的羁绊。
近代中国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显然加快了行进步伐。人民思想解放的洪流，如大江东去，后浪推前浪。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昨天还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曾几何时却被挤到后边，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之成了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角。他们高举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决心最终埋葬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历史进步，不是表现为对维新派开拓的民主先路的背弃，而是其继续与发展。孙中山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四个时代，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第一时代，“是人兽相斗”，“用气力，不是权力”；第二时代，“是人同天争”，“是不得不用神权”；第三时代，“变成人同人争”，“有力的武人和政治家”夺得权力，“便发生君权”（《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这里，孙中山不仅看到了历史不断发展的事实，同时依稀觉察到，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与其各自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这种历史观，显然比维新派前进了一大步。严复只是孤立地将君权的发生归于人类“通功异事”的结果，无由说明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只能简单地归结到君主个人“尤其疆梗”，而予以诅咒与否定。孙中山则不同，他承认君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他坚信自己的民权主张，基于两方面的根据：一是，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抗拒，“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二是，科学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觉醒，“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知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自称为“革命马前卒”的邹容，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表述得更尖锐：“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革命军》）正因为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权思想植根于更为进步的历史观，产生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因之，比起维新派，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更自觉，民权信仰更坚定。
孙中山明确提出“政治革命”的概念，使革命派民权主张的反封建属性锋芒毕露。他认为，中国社会政治黑暗，归根结蒂，是由于君主专制“政体不好的缘故”（《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所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须经政治革命之途，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用“建立民主政体”来代替“君主专制政体”。孙中山批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只以驱除光复自任”（《同盟会宣言》），不懂得政治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他第一次明确地否定了改朝换代的传统道路，无异于是对以往旧式农民起义的批判性的总结。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固然涉及到了政治改革，但在孙中山看来，清政府既已成为腐朽卖国政府，“现在迅速地走向死亡”，要靠它“将国家加以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说到底，维新派仍不懂得政治革命，充其量他们只是停留于政治改良的范畴，同样无法根除中国社会“恶劣政治之根本”（《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只有政治上的摧枯拉朽、革故鼎新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这就是孙中山提出“政治革命”概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启示。它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观察能力，鼓舞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最终摆脱君主专制统治的勇气。
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精华。推翻清朝政府后，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孙中山明确提出，要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同盟会宣言》）。这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方案。自秦始皇称帝后，中国尽管时分时合，朝代更迭不已，但要之未尝一日为无君。维新派主张君民共主，抑君权，这在许多人看来，已属“欺君犯上”，“大逆不道”；但维新派的理想国依然是君权不可缺少的国家。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断然取消了君权，主张由全体国民公举总统，组织议会治理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将进入无君而完全由民自治的新时代。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如果说维新派君主立宪的主张，曾鼓舞人们冲破了君主专制的思想网罗；那么孙中山建立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则是鼓舞中国人民最终摧毁了君主专制的藩篱。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维新派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生。但是，他们各自仿效的对象显然不同。维新派主张：“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摺》），效法的是外国变法有成的君主。革命派则崇拜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等赫赫有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和西方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创立的两种政体，前者反映了对封建制的妥协；后者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维新派与革命派各执一端，欲行于中国，表明了他们对君主专制的不同态度。革命派坚持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誓不两立，正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孙中山是坚定不移的。改良派借口“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跃等”，认定中国只能立宪，不能共和。孙中山痛斥改良派的谬论，“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他说，既然立宪与共和均需流血牺牲，“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他号召革命派，将改良派的谬论“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为创建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他向美国人民宣布：“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孙中山的可贵，不仅在于他主张借革命以实现民主共和，而且在革命中始终坚持与传统的帝王自为思想划清界限。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规定：“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在革命迅猛发展之际，率先倡明与帝王思想决裂，显然有着鲜明的革命意义：它有力地表明孙中山是真诚的爱国者，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广大革命党人。陈天华说：“以数私人之竞争，而流无数国民之血，吾于是而知革命不可出于功名心，惟当出于责任心也。”（《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10页）许多革命党人舍家为国，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创造了许多感人肺腑的革命业绩。正是他们的决死奋斗，最终结束了二千多年封建帝制，在中国首创了共和国。
铲除中国君主专制的千年赘疣，无疑是孙中山革命派的一大历史功绩。但是，和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一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与阶级的局限。这就决定了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艰难创建的共和国徒具虚名。孙中山痛心地说：“夫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建国方略·自序》）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君主专制赘疣被铲除了，封建专制的遗毒依然肆虐于国中。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它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态度如此不同，以至于完全对立，这固然只能由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及其历史条件来说明，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与反封建斗争的深化相一致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在反封建斗争的不同历史阶段分别提出的三种国家组织方案。从洪秀全的“天国”到孙中山的“民国”，生动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与人民思想解放的历程。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应当看到的基本史实。洪秀全作为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自有其历史地位，但他终究无法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网罗。从这点上说，洪秀全并没有给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增添新的养料。相反，戊戌变法运动却是一场反封建的运动，维新派的业绩构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真正滥觞。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7页）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引导中国历史前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要肯定农民领袖，同时也应当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的历史地位。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还表明近代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自救，曾走过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洪秀全仿效西方基督教教义，幻想在中国开创地上“天国”；维新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企图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和共和国的方案，分别实行于中国。尽管他们方案的历史作用不尽相同，但都进行了英勇斗争，作出流血牺牲；其结果也无不陷于失败，中国并未因之得救。只是到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此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终于创建了人民共和国，使民主革命抵于完成，真正将中国引向了光明。近代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但是，中国封建主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固然无力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只是赶跑了皇帝，结束了帝制，终无力铲除封建主义的劣根；而“四人帮”的横行说明，即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封建主义的余毒仍然不可低估。我们必须坚持批判封建主义，并肃清其流毒，才能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