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灭洋”探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义和团“灭洋”探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义和团“灭洋”探析

90年前，正当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关键时刻，华北大地卷起了一股愤怒的狂飚——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的广大农民群众，怀着“保家卫国”的坚强信念，在“扶清灭洋”的大旗下，用原始的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同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八国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极其悲壮的殊死战斗。对于这场运动的是非功过，学术界进行过多角度的研究和评述，其中关于“扶清灭洋”口号问题对“扶清”部分论述较多，相对来说，对“灭洋”部分论述不够。本人认为，在这一方面也必须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解剖，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
义和团的“灭洋”口号，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提出来的，具有强烈反帝的一面。这是主流。
首先，中国农民的反帝斗争史是从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遣军——传教士开始的。马克思说：“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总督。”这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侵略的三部曲。特别是中国近代的无数事实证明，大量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来华，已远远地超出了传教的范围。他们有的直接受命于帝国政府，负有特殊任务，有的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公开叫嚣：“只有战争开放中国给基督。”（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7页。）鼓励宗主国发动对华战争。鸦片战争后，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依仗帝国主义势力，欺侮清政府无能。他们深入城乡腹地，公开为非作歹，网罗教徒，自成势力。有的甚至非法建立反动武装，私设公堂，殴打平民，“或乡愚被其欺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因小忿殴毙平民，种种行为，几难尽述”。（李东源：《传教论》。）“稍不如意，诉之主教……函告抚帅及洋务局，雷厉风行，羽檄交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365页。）严加究办。不仅人民受害，地方官绅亦为之侧目，莫可奈何。直为“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35页。）传教士的恶劣行径早就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恨，“百姓始而抱怨，继而成恨，终且为仇。”（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27页。）早在60年代就出现了“仇教灭洋”斗争。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惨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到19世纪末，传教士的势力急剧膨胀，它象一股祸水迅速渗入农村内地，因此，斗争更形尖锐。当时的山东72州县，就有教堂1100余处，教士教徒8万余。江苏11州府厅70余县除6县尚未建堂外，其余各县均建教堂多所，总计709座。（《教务教案档》第七辑。）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年第二期，第83页。）的景象，加上当时巨野教案发生后，德英等帝国主义先后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威海卫。接着圈地、筑路、枪杀中国人民等暴行相继发生，其他帝国主义亦纷纷效尤，形成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仇家恨，中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因此，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竞相加入义和团，“父兄莫可栓束，妻子不能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7页。）义和团的“灭洋”口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对于当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掀起反帝斗争高潮，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瓜分阴谋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北方广大农村，虽然“民教相仇”斗争激烈，“以致人心积忿不平”（《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5页），但这种斗争还处在自发零星分散的状态。“灭洋”口号的提出，起了点火作用，“大旗一树，四方云集”，“传单一出，千人立聚”，（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32页。）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短短几个月，义和团运动就在北方各省掀起了风暴。“灭洋”既是纲领，也是他们的目标，又是最有权威的精神领导。对于组织群众，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跟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直接进行浴血奋战的过程中，很多义和团群众在“灭洋”口号的鼓舞下，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使得帝国主义分子亦不得不为之惊叹恐惧。联军败将西摩尔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将全军复没。”
群众性“灭洋”暴烈行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具有极其伟大的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潜在实力；使帝国主义认识到：这样的人民如果真正觉醒起来将是不可战胜的。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他们在商量对华策略时，有的侵略分子十分悲哀地预测：“将来一定会有一个需要对付的‘黄种人’问题也许就是‘黄祸’问题——就象太阳明天一定会出来一样，怎样能推迟或阻止它的出现，或现在采取什么行动使它转移到无害的道路上去呢？……除了瓜分（这是一个困难不大可能达到的国际协定）或是基督教取得奇迹的广传（这是一个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也很少有希望的宗教胜利）之外，再也无其他办法可以推迟或避免那个结局了。”（明思溥：《中国在动乱中》第2卷，第739页。）因此，他们在阴谋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这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未遂的重要原因之一。
“灭洋”口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一切外来侵略和压迫，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高度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二
义和团的“灭洋”口号，虽有其正义的积极的一面，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它带有明显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首先，“灭洋”口号没有能真正地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它的主要成员绝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穷苦的劳动人民。整个运动没有先进的阶级参加，没有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引。因此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个科学的反帝口号。义和团的“灭洋”口号，说明当时广大群众虽然置身于近代中国反帝斗争前列，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还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除传教士以外，别无所知。”（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洋”，什么是“帝”；分不清“洋人”和来自西方的“洋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他们当然不会认识到“灭洋”和“反帝”存在着差别，需要区别对待。在他们看来，凡是带“洋”字的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都是祸害中国的祸根。“洋人比那虎狼狠，吃人肉来喝人血。”（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记》）“洋毛子，大坏蛋，明着来传教，暗地把人骗”（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3页。），他们甚至对电报电话也不可理解，认为是洋鬼子的“妖术”。连“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洋教堂止住天”（刘崇丰：《义和团歌谣》第5页。），也使他们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杀尽传教士，赶走一切洋人，毁弃一切“洋事物”，就会“复我大清”，天下太平。当时全国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一处不是以“灭洋仇教”为内容的。这表明：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极其肤浅的表面的感知阶段。反映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阶级的认识水平。
一个口号，等于一面旗帜，它对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把运动打击的目标，从“帝国主义”扩展到一切洋人，一切和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一切来自外洋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日用商品，先进科学技术等等。这就扩大了打击面，使得“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完全被纷纭复杂的具体事物所淹没、所代替了。纵观整个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义和团之“洋”的含义既是极广阔的、又是十分模糊的。没有重点和一般，没有区别和分析。把一切不合“传统”的，外来的都视之为“洋”，几乎是想反什么，就反什么，甚至连剪短发的学生也可能划在犯禁打击之列。这样无形中就把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目标放过了，而让琐碎的打击破坏活动分散了整个运动的注意力，削弱了运动反帝斗争的锋芒。而且，这样的行动人人可行，不需要建立任何严格的军事组织，不需要有高度统一的指挥，这是造成义和团始终没有能形成一股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的直接现实原因，也是义和团在打击帝国主义势力过程中没有能真正发挥它应有作用的症结所在。
其次，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并未能真正地给帝国主义势力造成实质性的“沉重打击”，相反在“灭洋”活动中所鼓动起来的“灭洋”热情，还导致了义和团的盲目蛮干。使大批纯朴无知的青壮年“团”员作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愚昧盲目的惨重牺牲。
从现有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帝国主义传教士和洋人或者帝国主义武装力量还处在零星分散，没有准备或人力对比单薄时，“灭洋”口号显得很有威力。义和团在“灭洋”的热情的鼓动下，以人多势众，不怕牺牲人海战术以及封建迷信蒙蔽下的“刀枪不入”表现了自己的“优势”，给这些零星的帝国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灭了他们的威风。但一等到敌人有了相应的准备，力量有了一定的集中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例如数万义和团进京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两处只有四百多名帝国主义分子，小小弹丸之地，围困长达五六十天之久，始终不能下。这除了清政府的从中破坏以及武器拙劣之外，也说明由于缺乏组织领导，统一指挥，义和团的灭洋威力十分有限。相反，由于盲目蛮干自己却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当时有一段记载：“董福祥所统甘军拳匪多人，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一时枪声震耳，崩腾如连珠，顾禁军久不习射，百无一中，拳匪亦蠢无秩序，冒死盲进。洋兵潜伏围墙中，不动声色，瞄准以待，俟前麾拥过御河桥，则一声口令，百枪并发，弹无虚落，我轰然仰退，如波翻浪卷，死者辄落入御河中，俄倾复进……则墙内枪发如前。且进且退，一日数接，御河积尸已平岸，而洋兵之受伤者仍廖廖无几，守志因以益固。”（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一。）这段记载，说明在甘世纪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任何民族如果以保守狭隘的眼光，无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一切外来的所谓洋事物，包括敌人的先进武器先进科学技术，采取轻视，排斥的态度，因循守旧，幻想用原始的大刀长矛和宗教迷信的精神力量，去战胜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敌人，那是肯定要失败的。义和团运动用沉重的血的代价，再一次向中国人民提示了这一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吃亏。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义和团灭洋问题的分析上，很少这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而是单纯地对那些不科学的拼命主义，愚昧盲目的排外主义加以片面赞颂。这是不全面的。
再次，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抵挡不了帝国主义势力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渗透，这是显而易见的，已为历史所证明。同时还给当时北方一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相当严重的损害。义和团在“灭洋”过程中所产生的破坏性，跟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性有所不同。以往农民运动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义和团“灭洋”的矛头虽然是直接反帝的，但真正受打击的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毕竟为数极少。主要承担“灭洋”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却是被称为“二毛子”的广大人民群众。而地主阶级却在运动中安然无恙。因为，在运动的高潮中，地方上的地主豪绅，除了极少数入教者外，大多数都加入了义和团，成了义和团的头目或头面人物。即使有的没有加入，由于他们大多数支持“扶清灭洋”，也因而得到保护。可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批入教的平民却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当时“教堂林立”、“传教士相望于道”的北方广大农村，信教之风蔓延很盛，入教的平民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沙俄东正教……招引入教者达八十余万，仅山东一省……教徒八万多人。”（《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年第二期，第83页。）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上当受骗的，有的是为了逃避当地官府的追捕，更有干脆是为了糊口领取“六块北洋钞而吃教”（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第25页。）的。他们就是所谓的“二毛子”，统统在应“灭”之列，还有在“扶乱降神”活动中识别二毛子的情况。任凭胡说八道，点到谁，谁倒霉，就有被杀，被抄家、被“焚其房屋、散其财产”（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一。）的可能。真是人心惶惶。在整个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受害被牵连？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枉杀的一定不少。
“灭洋”运动中大肆破坏铁路、电线、洋货等带“洋”字的外来事物，有些固然是军事需要，有打击，牵制帝国主义的一面，但大部分是在盲目排外情绪的支配下发生的盲目破坏。这对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仅举数例，可见一斑。
“庚子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义和运动》，第二辑，第118页，第一辑第11页。）
“五月琉璃河至长辛店百余里，车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烧毁。”（《义和运动》，第二辑，第118页，第一辑第11页。）
“十七日，以烧教堂为名，到处放火。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繁盛市场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起火，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戳，伏尸载道……先犹专杀教民，次则凡家有西洋器具货物，或与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一。）
“（六月）初十日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惶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义和运动》，第二辑，第118页，第一辑第11页。）这些记载虽都出于封建文人之手，不无诬蔑夸张之辞。但也不可能全部都是虚构。这此行动没有能直接的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却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加重了负担。
三
笼统含糊的“灭洋”口号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北方农村，这除了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直接现实原因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那么它的局限性，错误又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在历史上它一直以它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和高度的文明称着于世，从而赢得了各国的尊敬。被称为“天朝上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内外民族战争，但那些入侵的少数民族不是被打败赶跑，就是跟中原地区的高度文明相融合。几千年来，这个伟大民族始终久盛不衰，巍然卓立，从来未被征服过。这使得每一个中华民族为此而自豪，具有强烈的爱国深情。但另一方面，特别是统治阶级，也产生了一种骄傲、自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看不起一切外国人，把他们称之为“番邦夷狄”。这种情绪不能不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影响，自我陶醉、封闭。可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几个世纪，而广大农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没有文化，跟外界缺乏联系的状态之中，对于世界近代史上产生的巨大变化，完全处于盲目无知的状态。他们既然对帝国主义缺乏认识，当然不会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有所了解。在他们看来，当时入侵的帝国主义亦不过象历史上“夷狄”而已。当时输入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但没有直接使他们生活好起来，相反，却破坏了他们由来已久的传统的生活秩序和心理习惯，风俗人情等。他们很自然地将自己生活的变动和不幸跟这些联系起来而产生不满。当洋人或洋事物的传播直接危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当然地抵制和反抗了。但他们没有新的思想武器，也没有新的先进的物质武器。有的只是传统的反对外族入侵的老方法：大家同心协力，举起长矛大刀，杀、杀、杀。他们满以为这样，就能做到把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他们满以为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能使“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勇敢而又无知，淳朴而又守旧，这不能不是“灭洋”产生的重要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充塞的国家。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小农对新的事物总是采取怀疑排斥的态度。这是由于农民，千百年来他们在封建自然经济的生活秩序中与世隔绝地生存着，他们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辑》，第一卷第693页。）他们世世代代简单贫困的生活养成了他们生活需求不高，很容易满足的朴素习惯。因此，他们总是习惯于回忆过去，不善于憧憬创造，留恋中世纪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对新的事物缺乏信任。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以破坏封建自然经济，使小农不断破产，小手工业者不断失业，陷于绝对贫困为前提的，因而遭到小农的抵制是必然的。当时北方的广大农民也正处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他们只感到“生计日益紧迫”，常常濒临破产和失业的危险。但不懂得引起这一变化的深刻原因。只是朦胧觉得跟铁路、轮船等洋事物的出现有关。因此，他们不欢喜这种新变化的出现。农民下意识地抵制新的生产方式的保守性，使义和团对铁路、电线、轮船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增添了一份怨恨。加之这些都跟为非作歹的洋人有关，所以理所当然成了打击对象。这种情况，在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北方有很典型的表现。一个外国人早已看出了苗头：“拳匪排外之最初的表示，可以从过去的外国侵略者和未来的外患恐怖中追踪出来。于是由西洋输入的某种革新事业所引起的不满，足以火上加油。修筑铁路在好几方面都是激乱之源。第一铁路使车夫与船夫的生活发生恐慌……在农民方面，修路也使他们不甚满意。”（《瓦德西拳乱笔记》，第118页。）“反对轮船，纯粹是经济上的原因，特别是船户们反对更烈。沿海一带轮船的发达……对于沿河村镇有不小的影响……面较大的城市在昔是航运贸易的中心，现在眼看着这实业的衰败尤其怨恨。”（《瓦德西拳乱笔记》，第118页。）于是就发生了类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东方农民“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苛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辑》，第二卷，第67页。）原因之一就是蒸汽机的轰鸣，打破了古老乡村的宁静，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生活秩序。
另外，代表行将灭亡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仇恨一切新事物的阴暗心理，极力煽动群众“灭洋”，这是义和团“灭洋”活动走向极端的另一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古老的封建自然经济正以不可阻遏的趋势迅速瓦解，这使得赖以生存的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也在无可挽回地迅速衰落下去，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一切都发生了动摇。面对这种“世风日颓”的新变化，他们不能不感到一切都“今不如昔”内心充满了怨恨，决心要“排斥异端，保卫圣道”。例如近代史上最早的反洋教斗争，就是封建官僚从保卫自己的统治权提出来的。因外国传教士搜罗教徒，中国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清季教案史料》，第56页。）加之洋风与中国旧俗迥然不同，他们担心“风俗人心”大变，从而招致整个封建统治的动摇。于是他们竭力主张“灭洋仇教”。早在60年代他们就开始发布檄文领导驱逐教会、打击教民的“反洋教”活动，对洋人实行“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允应试”。（夏燮：《中西纪事》，第二卷，第9页。）这些斗争只是由于清政府的严厉禁止，所以才处于此起彼伏的地步没有扩大。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义和团所以能迅速发展，这和“排外观念极其强烈”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代表毓贤的支持分不开的。等到清政府派崇洋媚外袁世凯代替毓贤后，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毓贤调山西后，山西的“灭洋”又马上进入高潮，这就是证明。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慈禧太后虽动摇不定，但以端王载漪、徐桐等为首的顽固派则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现了共同的心理状态。他们跟光绪皇帝的斗争，既是权力之争，也代表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维新派跟守旧的顽固派的斗争。一边是要求实行变法的新党、一边是反对变法的权贵官僚，两者壁垒分明。特别是维新派受洋人支持。因此，他们又急又气也就更恨洋人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既“扶清”又“灭洋”，这正好给他们带来了泄愤的机会和夺权的希望，他们妄想“果能制伏犬羊，或天心国运之转机”。（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记》。）能够回复到过去这是大好事。万一失败，也可以假帝国主义之手，制服这一股已经无法遏制的“祸水”。真是一箭双雕。历史就这样安排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在这里找到了相同的语言。于是他们便在短时期内结合起来，终于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灭洋”高潮，演出了一场“悲壮的愤怒”剧。
另外，整个义和团的“灭洋”运动只在北方各地迅速掀起高潮，而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未能展开，这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灭洋”口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南方“灭洋”高潮未能掀起，这不是南方广大农民“灭洋”的热情和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跟北方有什么根本区别。关键就是南方各省督抚地方官吏对“灭洋”的态度跟北方不同。京畿四省是慈禧太后公开明令支持“推进地方民团”的地区，对义和团也曾发表了一系列的上谕表示宣抚。其中虽然也曾称“乱民”或“匪”，要加以“剿除”。但区别的唯一界限就是“扶清”还是“反清”。“扶”则“抚”，“反”则“剿”。而南方各督抚如刘坤一、李鸿章、张謇等大多是洋务派，他们在“灭洋”的问题上表现了较顽固派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感情，表示坚决反对。因此他们对南方初起的义和团运动实行了坚决镇压。所谓“东南互保”章程，就是刘坤一、李鸿章拒不执行慈禧太后的懿旨，跟帝国主义勾结，镇压义和团的产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义和团的“灭洋”口号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关头，是中国人民掀起的又一次大规模自发反帝爱国运动。反侵略反奴役，这是它的主流。但这一口号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落后、保守。因此，被地主阶级顽固派所利用。它用沉重的代价换取了一条简单的启示：用简单的“灭洋”办法反帝——此路不通；排斥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要碰壁。它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中国人民，为此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它宣布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旧式农民运动，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它必须让位于用新的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更加广泛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
（文章来源：《学海》1991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