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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顽固派的嚣张和覆灭

一
义和团运动时期所谓的顽固派主要是指以载漪、载澜、徐桐、刚毅等为首的满洲亲贵、昏庸老朽的泥古迂儒、苟安俗吏，属晚清后党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甲午战前）的清廷顽固派虽是人多势众，然人众权轻，在清统治阶级内部不起决策作用。但经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时期，顽固派却曾一度操纵清朝军政大权。
本来，晚清统治阶级内部曾有洋务派、顽固派和清流派之分，它们又分属于帝党和后党两个集团。
自六十年代起，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而产生的洋务派，把持清朝实权达三十年之久。但甲午战争以中国割地赔款、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三十年惨淡经营的“自强”新政瞬间破产，洋务派在中央的势力亦随之陡降。
洋务派失势后，在中央便以顽固派和清流派（多属帝党）为主。其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故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掀起变法维新浪潮。势单力孤的帝党为利用维新派筹谋献策及其社会影响，而同视帝党为通向中央政权的桥梁的维新派结合在一起，变法声势为之大振。但在中央各部占主要势力的顽固派，“虑新法之行于旧官必为更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而对戊戌新政“出全力以阻挠，造谣言以惑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页。)。在顽固派围攻下，一八九五年底侍郎汪鸣銮、长麟同时革职，永不叙用，罪名是“离间两宫”；次年又指责文廷式“遇事生风”，将其革职驱逐回籍；变法前夕又勒令帝党的中心人物翁同龢回籍。最后，维新运动以康梁亡逃国外、六君子血洒长街、光绪帝囚于瀛台而告结束。载湉被囚，帝党失去精神止的领袖，翁同龢被黜，帝党失去了实际领导人。从此，这支本来就很松散的政治力量更趋涣散，他们或逃亡国外，或苟安国内，不再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帝党的消隐，使那拉氏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但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的对垒也因之加剧。
长期以来，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那拉氏对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惯施互相利用，超然于两派之上的手法，以便保持清政府“统一”的外貌，使她更巧妙地加以操纵和利用。她为能继续长久地维护其统治地位，并□使光绪帝东山再起而欲图废立，故而有“己亥建储”之举。然英美帝国主义为对抗沙俄，抑制沙俄在华影响，便积极扶植倾向于他们的光绪帝，鼓吹“光绪帝好象是要以一个老练的舵工的姿态出现，保全帝国的完整，免于革命之祸，而且用他们维新政策来推进平民的利益”光绪这一废帝俨然成了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英主。仰承帝国主义鼻息的洋务派即以“君臣之份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为借口，软抗那拉氏废帝立储。加之洋务派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同维新派态度暖昧，故那拉氏待洋务派以压抑之态。自“戊戌八月以后，太后训政，旧党用事，其时政策，期废立之必成”，“重用满人，疑忌汉人”，“仇恨西人”，“搜捕志士”(《义和团》第四册。)，包括洋务派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山西巡抚胡骋之，亦并遭疏斥(《义和团》第四册。)。那拉氏所任用者为专一色的顽固派。仅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为例：一八九七年奕䜣（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李鸿藻（总理衙门大臣兼吏部尚书、同年七月十三日死）控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一八九八年奕䜣病死，顽固派世铎取代其位；罢免翁同龢，荣禄取代其位；刚毅由工部而刑部而兵部尚书；赵舒翘于一八九九年提升为刑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载漪亦以告密有功掌管虎神营。而曾支持戊戌变法的廖寿恒则由刑部尚书降为礼部尚书，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就此闲职亦被罢陈。至此，正式形成顽固派独把朝纲的局面。此乃六十年代以来绝无仅有之怪现象。
洋务派的失势、帝党的消隐，使顽固派势力迅速崛起，成为掌握实权的核心力量。
然而，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任何政治势力或派别，只有当它取得资本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时，方能维持自己的权势，保住自己的“宝座”。但因顽固派盲目排外，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竭力扶植洋务派，支持光绪帝，使“己亥建储”陷于难产。恰在双方相持之际，义和团运动勃兴于华北。顽固派同洋务派及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亦随之加剧。
二
就反对变法、废帝立储而言，那拉氏同顽固派是一致的。
自英美日等国“支持”光绪变法之日起，那拉氏即对帝国主义不满。她绞杀变法后，为废掉光绪，曾布谣光绪病重，结果驻京各国公使纷至总理衙门警告，并派法国医生入宫验看，证明：“血脉皆治，无病也。”(《义和团》第一册。)继之，那拉氏立薄隽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帝，令李鸿章试探各国公使态度；不料又遭各国公使反对，更使她恼羞成怒。当时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痛斥那拉氏丑行，那拉氏派特务行刺，因日本有关人士的阻挠，败兴而归，那拉氏“由是痛恶外人”；康有为逃亡香港，李鸿章奉旨捉拿，“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李鸿章将此情形禀报后，那拉氏大怒道：“此仇必报。”(《义和团》第二册。)她立薄隽为大阿哥，经元善等二千人联名反对，那拉氏下令地方官拘捕监禁，经元善亡走澳门，葡督徇其请，禁经元善于大炮台；但兴中会会员谢赞泰代求香港总督营救，使经获释(沈云龙《近代史事与人物》第144页。)。如此等等，使那拉氏对帝国主义的仇亲心理愈积愈深。这样，顽固派和那拉氏在看待洋人问题上，在思想上便产生了相同因子。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迅速掀起高潮。而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性，又为顽固派从间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同时，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为数众多的官吏和士绅疾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抵抗外侮的要求，甚至亲自参加义和团。他们希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通过政府招抚义和团，出现一个万众同心抵御外侮的局面。这部分人招抚义和团的目的虽与载漪不同，但他们要求招抚义和团的愿望和载漪等顽固派的期望却是一致的，从而使顽固派的“招抚”主张得到赞助，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
基于上述诸因素，一九○○年六月上旬，那拉氏采纳顽固派建议，招抚义和团；从而使“三五成群”，“聚散无常”，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义和团得以迅速入京。尽管那拉氏和顽固派们招抚义和团别有用心，但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义和团的迅速发展。
三
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之日，也正是顽固派日益嚣张之时。
首先，顽固竭力控制义和团。为此，他们“备极牢笼之术，隐寓钳制之方”，使义和团成为他们排外、废立的工具。
第一步，紧紧抓住在京义和团的领导权。他们针对义和团组织涣散、缺乏领导核心的弱点，乘虚而入，自宣战之日起（六月二十一日），英年、载澜、刚毅、载勋等都先后受命具体办理管辖指挥义和团事宜。
第二步，从组织上严密控制。他们在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义和团》第二册。)。凡挂号者，“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义和团》第一册。)，佩用庄王府所赐龙旗，上书“奉旨义和团”。“何时战防，听侯传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8页。)。挂号义和团员，每人每天可得团费千六百文，月赐太仓粟，“倾公帑赡养之”。过去在生活上“自备资斧”的义和团，在经济上不再处于独立地位，而完全依赖清政府的供给，从而受制于顽固派。
第三步，纪律上约束，心理上笼络。一方面，“严定条规，引之就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继之，刊发《义和团团规》，规定：“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生擒洋人及教匪系官职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等等。诱逼义和团听其调遣，勿得稍有越轨，从而将义和团反帝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竭力笼络义和团。徐桐赠义和团大师兄对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上海中华书局《清朝野史大观》第四册。)载漪“为拳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责无虚日”(《义和团》第一册。)。千方百计使义和团在思想上受其支配。
在控制义和团的同时，对于那些不愿听从他们指挥和调遣的义和团，便诬之为“假冒滋事之团”，“随时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立即取缔。顽固派利用这种打拉结合的手法，很快将义和团纳入他们排外、废立的轨道。也正是假借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顽固派势力方得以迅速膨胀。当时载漪、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义和团》第一册。)。载漪其人，“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义和团》第一册。)。
其次，蛊惑那拉氏对外宣战，企图乘间夺取摄政大权。
顽固派利用那拉氏仇外心理，极力怂恿她对外宣战，以期废立之实现。载澜等“短衣窄袖，腰裹束红布”，“呼呼跳跳”(《义和团》第三册。)；载漪“屡导拳匪入宫演术”，“千方百计使西太后对于义和团的神奇力量，受到如此深刻影响，以致相信他们（指义和团）确能打败世界上其余的国家”(《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史料选译》)。其时，那拉氏象“中了魔毒”一般，每日于万机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余次”(《义和团》第一册。)。
顽固派对那拉氏的影响是那拉氏敢于同时与十一国开衅的主要原因。
为加快步子，顽固派最后竟卑鄙地利用“勒令太后归政”的伪照，促使那拉氏对外决意宣战。六月十七日，当那拉氏这个权欲狂看到伪照后，“既慎且愤”，端庄“乘间极力蛊惑，且哄且激，太后随亦主张开战”(《义和团》第三册。)。至于后此四次御前会议的目的，一者乃”谋应战之方略“(《义和团》第三册。)，一者乃”特籍盈廷集议，一为左证，一以分谤罢了。
宣战后，顽固派乘机架空那拉氏，极力扩张权势。那拉氏虽在仇外废立问题同顽固派基本一致，但她决不类同于顽固派。她“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了”，而“不免有些动气，”才对外宣战的(《义和团》第三册。)。其宣战目的在于教训一下列强，不要过于干预其“家事”，使她能继续听政。而顽固派对外宣战除其极端排外之外，主要是促使溥隽速正大位，实现废立，夺取摄政大权。他们盗用义和团的力量，使那拉氏“既有法不及众之忧，寝成尾大不掉之势”(《义和团档案史料》下)，以至于最后连那拉氏也不被他们放在眼里。那拉氏曾对吴永说：“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义和团》第三册。)。载漪“以枢臣兼执金吾所主事，太后意不可者，辄矫诏行之”；并威吓那拉氏，“京师安危操于拳众，不徇其意则将尽杀都人，虽宫廷亦恐不免”。京师安危操于拳众，载漪又身为团练大臣，其言外之意，昭然若揭，不言自明。六月二十五日，载漪便亲率六十名义和团员，以搜拿教民为名，闯入大内，图谋不轨，并“欲乘时监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载漪的举动，对“中了魔毒”的那拉氏无疑是猛击一掌，使她从迷惑中惊醒。先是，当她知道“归政”照会纯系载漪所造时，便斥责载漪：“我一日在世，决无汝干政之望。若再不安分，则逐出玉牒，家产充公。”(《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她再次向载漪摊牌：“废皇上一事，非尔等所得干预，予自有权衡”；“大阿哥之名号，本不难撤，将伊逐出宫外，真如反之易”(《义和团》第一册。)。并令荣禄杀死二十名义和团首领以弥缝此事。
第三、诛戮异己，安插私党。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在对待义和团和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出现了主剿主和与主抚主剿的政治分野。在反对义和团的人们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与帝国主义有更多的联系和勾结，“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借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堂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与洋人相依为命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但也确有一些人，比较冷静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斗争形势，他们反对义和团只是出于义和团的斗争方式并不足以挽救民族于危亡，反而可能给国家招来大祸的认识。其中有的如袁昶、许景澄等，他们为了这种政治信念，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尤其是光绪帝，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义和团》第一册。)当他意识到那拉氏和顽固派们招抚义和团的无耻用心之后，更是反驳之不遗余力，斥责他们“以民命为儿戏”(《义和团》第一册。)。
丧心病狂的那拉氏和顽固派为达其目的，不择手段，大肆诛戮异己。六月二十五日载漪率六十名义和团员闯入大内时，便扬言要“得一龙二虎头”（龙即光绪帝、二虎即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义和团》第一册。)。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竟至要找久处阴曹地府的曾国藩算账(《义和团》第一册。)；满洲大员还提出“诛三凶”（即诛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口号。这里，顽固派不单单是反对主剿主和者，更把矛头指向了数十年的洋务派。在北京，他们凭其优势，恃那拉氏之威，“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叫嚣隳突”，“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旬日之内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义和团》第一册。)。后又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顽固派这种盗用义和团力量，戮杀异己的行径在当时即有人识破，谓之“以毒攻毒，借刀杀人之术”(《义和团》第四册。)。是故，素日的“衣冠之族、殷实之家”，纷纷列名义和团，籍以保其生命财产(《义和团》第四册。)。
与诛戮异己同时，顽固派极力扩大权势，安插亲信，满布党羽，迅速把持了中央军政大权，洋务派在中央的势力几被排挤净尽。六月十日，载漪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薄兴、内阁学士那桐入总理衙门，当时英公使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中曾忧心忡忡地说：“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它“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史料选译》)。时荣禄节制五军，但因他对和战多依违之言、骑墙之见，而被那拉氏“倚若长墙”的董福祥竟拒不服从荣禄调遣。入对时，光绪帝曾失态语荣禄：“董福祥恐非尔所能节制。”
对于奉迎或支持者，顽固派则多有提拔。顺天府尹何乃莹，“迎合端、刚之意，上折立言拳民宜抚不宜剿，因是端、刚深喜之，立擢副都御史”(《义和团》第一册。)。“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
顽固派诛戮异己，安插私党，使朝廷内下自御史编修，上至军机大臣，显职要位悉数落入顽固派及其支持者手中。庙堂之上，都用一个腔调讲话，其气焰之嚣张，无以复加。
四
那拉氏由战到和的策略转变，乃顽固派势力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宣战后之久，当那拉氏得知照会纯系伪造，“既惧且愤”的心情顷刻间烟消云散；当她听说义和团进攻使馆、教堂，“以二十余日之久，洋兵死者廖廖”，她便清楚地认识到，“练团一事，实为假虚”(《义和团》第一册。)。她深恐载漪“此狼子野心”再利用对外作战之机，“或生他患”，便允从荣禄所请，“准其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欲立即停战归好”；下旨“力护使馆”(《义和团》第一册。)，褒奖东南互保诸督抚“老成谋国”。那拉氏变战为和的策略转变，必然使顽固派势力由盛而衰。故当七月八日清廷关于“保护使馆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的上谕发布后，“载漪大怒，不肯视事”(《义和团》第一册。)。
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宫銮舆播迁。为讨好帝国主义，那拉氏在逃至怀来时下令：对义和团要“拔本塞源，痛加铲除”。在此后开始的投降谈判中，因那拉氏表白悔过、东南督抚效忠开脱及沙俄从中力保，英德日等方恕其以不死之罪。
但是，洋务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决不饶恕排外废立的顽固派。日本国书指出“惟大皇帝如果切望和平，宜需明降谕旨，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德国国书指出“贵国执政王大臣并各省大小臣工所犯之罪，原应论死，以致教化。……此等背义之员，即应从严惩办。”(《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在惩凶问题上同俄、法主张一致的美国国书道：“今酿祸诸臣不特贻害多国，并且获罪中朝”，为今必须扩大皇权，严惩罪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
在中央一度失势的洋务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于九月十三日联名上奏，“劾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庇拳匪”，并罗列“首祸诸臣之罪”，请求清廷严加惩处(《义和团》第一册。)。他们同帝国主义紧密配合，向顽固派发起猛攻，顽固派的失败已成定局。
然而，顽固派要人多为满洲亲贵大员，那拉氏的忠实奴才；要杀掉他们，那拉氏还是于心不忍的。故当那拉氏看到李鸿章等“惩凶”电文后，愠然道：“诸臣皆为国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复谁肯尽力者”(《义和团》第一册。)，仍令载漪等居中用事。九月二十日深夜，李鸿章又具折飞递西安行在军机处，声称若不惩办首祸诸臣，“各国难允开议，不开议即不停战，即祸无底止”(《李文忠公全集》《电稿》。)。那拉氏既惧联军继续西侵，更怕回銮后被“迫令归政”。无奈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第一道惩办谕旨：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薄静、贝勒载濂、载莹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差停俸，辅国公载澜、刑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等均交该衙门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那拉氏对惩办祸首，一方面敷衍塞责，一方面抬出祖宗成法，多次严申懿亲之罪，“至圈禁遣戍而止”，并戒斥“惩凶”呼声最高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当时在列强中一度有那拉氏欲撤张、刘总督之说(《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列强对此大为不满。驻京公使会商必“先办祸首，十一人一律正法”，方可开议(《义和团档案史料》下)。联军继续西进，前锋直指紫荆关。奕劻、李鸿章奏称：联军“必欲得祸首而甘心，若能此时自行惩办，当可止其西犯”(《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刘坤一、张之洞会奏，若不速惩祸首，“早定大计，以平各国之愤”，“和议一变，各国分路进兵，匪徒乘机起事，外患内讧，天下骚然，将有瓦解之虞，适激瓜分之祸”(《刘坤一遗集》第三册第1446页。)。在帝国主义和洋务派的胁迫之下，十一月三十日，那拉氏发布二道“惩凶”谕旨：载漪割去爵职，和载勋一起永远监禁；薄静、载莹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止公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病死免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
接着，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开始把惩办祸首的重点由“权”转移到“兵”上。即主要解决握有重兵的董福祥问题。
董福祥的甘军是八国联军入京后，北洋五军中仅存两支中的一支。董福祥其人，乃顽固派的忠实奴才。他不仅因其“愚忠”而为那拉氏“倚若长墙”，更以其疾恶外国而为顽固派和那拉氏所器重。一八九七年，清廷任其为武卫军统领，进宫召见时，他曾信誓旦旦地对那拉氏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633页。)义和团运动中，董部杀日公使馆书记杉山彬，围攻东交民巷，被帝国主义目之为“罪魁”。那拉氏西逃后更以董“声望素着”而倍加重视，企图借助这支力量以苟延残喘。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和洋务派决不会遗此痈而贻患于来日。十一国公使先后照会，从前围攻使馆，董福祥“实为罪魁”，应驱逐远离，不得仍在朝廷左右；并恫吓那拉氏：“此事实关贵国国家。”(《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奕劻、李鸿章也紧逼上奏：“若再稍涉游移，必致事机决裂。”(《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刘坤一，张之洞更明确表示，“圣驾所在，义当援济”，但决不济董。董军因困于粮饷，被迫一裁再裁达五千五百人之多。最后，那拉氏被迫忍痛弃爱，上谕：董“历着战功”，仍带亲军数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633页。)。一九○一年八月联军西逼井陉，洋务派请求对情节严重，“法无可贷”的董福祥“立正典刑”。但考虑到董“绾西陲官寄久，虑激回变”，而最后双方默契，对董即行革职，“锢于家中”。至此，顽固派仅有的一支军事力量归于消灭。
此时，议和大纲已在帝国主义内部协商统一，各国公使决定把《议和大纲》和惩办祸首放在一起考虑。在李鸿章、奕劻予拟惩凶方案时，洋务派又落井下石，提出“治罪祸首，应按中国极重之律法从事”，并将其特意颁列十二条之首。二月七日，十一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据奕劻、李鸿章预拟的惩凶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当奕劻、李鸿章将《议和大纲》迭至西安时，那拉氏“得约，度不许，兵且西，又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悄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义和团》第一册。)。这时顽固派对她来说已无庇护的必要。故她于一九○一年二月十三日发布第三道惩凶上谕：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革职、斩监侯；徐桐、李秉衡革职，撤销恤典。
上谕颁布后，列强觉得口气还不坚决。处理尚欠彻底，故而再次施加压力。瓦德西威胁说：“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国之体面耳……。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指那拉氏）。”(《满清稗史》第669至670页。)那拉氏在“祸且及于己”的情况下，再次降旨：“除载勋已赐令自尽，毓贤已饬即行正法，均各派员前往监视外，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侯，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即日派军押解起程。刚毅情罪较重，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侯，着即赐令自尽，派往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启秀、徐承煜，各国指称力庇拳匪，专与洋人为难，昨已革职，着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监视。徐桐轻信团匪，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酝祸，均应订为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义和团档案史料》下)至此，清朝顽固派彻底覆灭。所剩余党已是七零八落，不得不投向帝国主义，靠拢洋务派。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顽固派始终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之所以在一九○一年彻底覆灭，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为立大阿哥而主抚主战，而是根源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义和团运动，顽固派仍然幸逃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主要因为：
第一，顽固派已毫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时中国近代企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出现，代表这一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顽固派却坚持恪守祖训，敬天法祖，墨守成规，不作任何改革，否则便是离经叛道，祸乱国家。“极端信仰中国比外国好”(《孙中山选集》合订本第760页．)，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一概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奢谈什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戊戌政变后，他们对于近代路矿企业“多其条目，严其法禁，以为阳许而阴拒之计”(《义和团》第四册。)。企图维护封建制度不受侵犯，幻想回到封闭时代。这种不看时代潮流、拉历史车轮倒转的势力，其灭亡是注定的。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势要求当时的统治者必须是身兼近代工矿企业的代表和主要是封建土地剥削者的双重身份。否则，概难“经久不衰”。
第二，不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鸦片战后，资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益扩大，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权逐步丧失。尤其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进一步，它们迫切要求清政府奉献更多的权利和恭顺。然而顽固派对此极力反对。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并非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笼统地排斥任何外来事物，仇视一切西人，以维护“天朝”统治的大架子，免于西人干预他们的“家务”。他们不象洋务派那样，对帝国主义多所奉迎。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才亟欲除此而后快。
第三，无力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和革命斗争，维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秩序。帝国主义要求其中国的代理人对它们必须是忠顺的奴才，而对中国人民又必须是嗜血性的恶棍，顽固派们不是这种“双料”奴才的合格人选。他们不象洋务派，既能媚外又能安内（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如果说落伍于时代是顽固派覆灭的根本原因，那么帝国主义的胁迫，洋务派的倾轧，则使他们遭到灭顶之灾。义和团运动中顽固派势力虽然一度嚣张，只不过是其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资料来源：《许昌师院学报：社科版》198602，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