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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李秉衡

在义和团运动中，一批长期与农民运动为敌的封建官僚，突然改变了态度，他们站在义和团运动一边，做出支持农民运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情来。李秉衡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既对农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有所支持，又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并最后死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场上。如何评价这样的封建官僚，成为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一大论题。有些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是历史的偶然；是因为主子和奴才偶而发生矛盾，奴才做出一个支持农民运动的假动作，向主子发发牢骚而已。而部分同志，则较为全面地肯定了封建政府或某些官员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认为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时刻，能够站对立场，则可以“一俊遮百丑”了。对于上述看法，我们不敢苟同。本文试就义和团运动前后李秉衡的表现，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诸位。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今辽宁省）海城人（一说为庄河县人），捐纳县丞出身。1879年为冀州知州；1881年升永平知府。时因设法救灾等事，得有“北直廉吏第一”称号。张之洞曾荐他为浙江按察使，未到任，转为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期间，为供应前线军需，设龙州转运局，兼设医局，治疗战争伤员；又从大局出发，不分主军、客军，同样供应军需物资。1885年春，法军大举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率兵败走被革职，李秉衡升任护理广西巡抚。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共同主持战事，支持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及越南战场刘永福、唐景崧等团结抗法，取得重大胜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升任山东巡抚，极力主战，率兵把守烟台。1895年初，日军在山东荣城登陆，攻陷威海，被谴责。1897年，德军借口巨野教案，强行占领胶州湾。李秉衡认为德国此举是蓄谋已久，表示决心抗战。然而清廷在德国的压力下，将他革职。1900年，起用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不久，联军攻陷大沽，进犯京城，他由江苏率军北上“勤王”。慈禧太后命他率万本华、夏辛酉等四军赴京津间阻击联军，在武清河西务与联军战，相持一昼夜，诸军溃败。李秉衡退至通州张家湾，见事已不可收拾，遂服毒自杀。清廷优诏赐□谥“忠节”。《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要求治罪，遂被革职夺□典。
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兴起，是由“反洋教”运动的细流汇集而成的。自从帝国主义通过《北京条约》攫取“自由传教”权后，便在我国不断发生反洋教事件，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全国发生重大“教案”约达五百多起。据统计，德国侵占胶州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人民群起反抗，斗争次数达一千多起。当时，在山东任巡抚的李秉衡，亲自处理了以下多起案：1．1895年初，法国传教士在泰安县城强买民房以作教堂，被当地居民驱逐。此案讼达总理衙门，令山东巡抚处理。李秉衡将泰安县令毛□调离，遂结案。2．1895年5月，山东新泰县教民董克学将私地投献英国教会以置教堂，当地民众起而阻止，两方相持不下。此案由英国译员朱尔典讼达总理衙门，令李秉衡办理。李秉衡以董克学投献土地不向家母禀明，盖教堂阻挡通路和“龟山风水地脉”为词，断令该地留董克学母亲“以资养赡”，遂不令盖教堂。3．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横行山东兖、沂、曹、济等州的德国大主教安治泰，企图在兖州城设立教堂，受到当地绅民的反抗，是为兖州教案之始。后德国传教士在兖州传教，横行无忌，又引起教案多起。这些教案迁延至九十年代中叶，仍未得到解决。至李秉衡赴任山东巡抚，安治泰仍欲在兖州城设教堂。待安主教进兖州城后，为愤怒的群众围攻，伤其随员。德国公使用此事提出强令中国罢免三个“绅董”的功名顶带、安治泰出入兖州城让县令亲自率队迎送。李秉衡多次请求上方“将衡请治罪，借以谢过”，而拒不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4．1895年10月，德国传教士白明德在山东兰山县贪诈凶横恃势凌人，因而酿成教案多起。总署令李秉衡处理。李秉衡览卷后，给总署谘文，说：“洋人入我中华建堂传教，夷夏大防已不可问”；而白明德“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一味恃势凌人”，做出许多不法之事。因之，李秉衡要求总署与德公使极力“论理”，将白明德撤回德国。1896年，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在山东活跃起来。他们联系山东大刀会，把分散的斗争组织为武装群众，在鲁西南单县一带，向清教会发起攻击，接连烧毁外国教堂二十余处，遂造成重大“教案”。在侵略者压力下，清政府着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兵“令剿”。李秉衡虽然派兵捉拿并杀戮了一些斗争群众，但这场斗争一发不可阻扼，终于在这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
通过几年的处理教案，使李秉衡悟出了一些见解。这点，在他1896年8月3日给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折中明确表达出来。他说，“教案”所以连连发生，是因为“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他进一步分析事情的根源说：“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借为捕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甚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他向清政府提出：“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
由此可见，李秉衡在处理教案过程中，认识到了以下几点：第一，人民反抗教会的活动，“非欲为乱”；第二，“教案”之曲直，是“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所至；第三，其根源在于“西教传入中国”。李秉衡的这些认识，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民族矛盾日趋压倒阶级矛盾。在国难当头之时，人民群众斗争矛头的主流向反抗外来侵略转化了去；而地主阶级营垒中的部分人士对人民群众的斗争，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开始有了共同反抗侵略的可能。
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传教士一人被杀，一人失踪。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压迫清政府“严惩滋事之人”。清廷饬令李秉衡办理此案。李秉衡也立即作出处理：逮捕并杀死肇事者二名，监禁多人。教案本身属于一般抢劫案，而归根结底，仍因为传教士欺压中国人民，人民进行的正义反抗。然而，久已蓄谋侵占山东的德国侵略者，以为机不可失，遂于11月14日晨派兵在山东胶州湾登陆。李秉衡当即电告清政府，指出：德国“动兵占地之事，是其蓄谋已定，即无此盗案，亦将别起衅端。……应请敕下总理衙门与该国使臣理论，如不可以说动，则衅自彼开，非与之决战不可”。(《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10页)
李秉衡在这里的认识是正确的，决断也是得当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在帝国主义长期寻衅、侵略之下，他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说明他反抗侵略的行动，既非偶然，也非假象。清朝政府害怕再开边衅，急忙把李秉衡调任四川总督。由巡抚升任总督的处置，正说明清政府对李秉衡这一举动的真实态度；但由于德国的一再抗议，清廷没敢坚持任命。
德国侵占胶州湾，李秉衡被撤职，山东巡抚由张汝梅接任。张汝梅接任后，对这些拳民采取“安抚”政策。过去对张汝梅的此种做法，一般认为是镇压不成改行诱骗。我们认为这样评论是片面的。实际上，　张汝梅的做法是李秉衡认识的发展，它反映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居第二位，地主与农民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外来敌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
1899年三月，德国见张汝梅“包庇”义和团，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而被撤换，改由毓贤接任。他接任后，竟一反常态，公开发表告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使其成为地方的合法组织。“义和团”从此敢于公开在各地设“坛”，并把“毓”字大旗高高挂起。山东平原一带义和拳领导人朱红灯、本明，原来提出的口号为“反清复明”，自此，将其口号改为“扶清灭洋”。这一变化，是历史的必然。以农民大众为主体的义和团，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希望统治者能带领人民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如毓贤，他们忠于清王朝，对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不能视而不见。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出发，他们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毓贤一任山东巡抚，同李秉衡一样，就看到“教民欺压平民，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尤其是在德国大兵压境，多方挑衅的情况下，毓贤认识到“德人阴谋诡计，极为叵测”。他目睹时艰，遂产生了抵抗情绪，于是支持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政策，便自然成为事实了。
纵观山东当时的斗争形势，由于德国侵略的加强，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以李秉衡同情民众斗争的思想到张汝梅、毓贤支持义和团的行动，实为一脉相承，自然成流，绝非“欺骗”、“假象”能解释通的。正是由于客观斗争的需要和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义和团才在山东勃然兴起，一场反帝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在中国北方大地燃烧起来。
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都留下了李秉衡的足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李秉衡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激流中渡过了他的后半生。他的功绩是不能否定的，全面否定和忽略不计的评价是不公允的。
中法战争是法国对我国有计划的进攻，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边疆危机促成的一次民族战争。战争由始至终存在着投降与抵抗的两条路线。清政府的主要当权者慈禧太后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主张妥协的，马尾海战的失败和越南战场北圻方面的节节败退是这条妥协路线造成的。如果按这条路线进行下去，中国将最后出现甲午战争那样的惨败结局。然而，就在忠实执行李鸿章妥协路线的广西前线指挥潘鼎新率兵败退到镇南关内的危急时刻，李秉衡、张之洞等封建官吏，能坚决站在民族战争的前列，从新组织对敌斗争，力挽败局，拦住节节涌向后方的败兵，支持冯子材等爱国将领，同法国侵略者展开艰苦的抗战，从而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从根本上扭转了这次反侵略战争的局面，迫使茹费理下台。这次辉煌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冯子材领导的前线将士。但是，同广西方面最主要的领导者李秉衡的抗敌决心和组织领导，也是有着重大关系。这次战争的艰苦之处在于：战争从广西、云南边界到台湾、越南战场同时展开，由于清廷统治集团不主张抗战，因而开始就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军饷一项，就给中国军队造成极大困难；战争不久，两广方面就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支千余万两白银，清政府国库空虚，粮械两绌，为解决前线军需，李秉衡在龙州设转运局，负责供应冯子材、王孝祺、唐景崧、刘永福的部队。他在广西“节俭浮费”，想方设法供应前线部队，且“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中法战争中，许多战役之失，往往就在于各军间有“畛域之见”，到关键之时互不援助，甚至见死不救。如马尾海战前，早就有人提议福建水师兵力单薄，请南北洋舰队及早支援；而李鸿章以“南北洋舰船皆小，不能敌”为借口，拒不支持，结果造成福建水师全军覆灭。1884年底，越南战场山西、北宁两大要地相继失守，就是因为相互间“拥众不救，”结果被法军各个击破。(《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3，第31页)相比之下，李秉衡这种“无分主客军”，相同对待的团结对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战事激烈时，伤死战士“蹂尸舆厅，无人过问”，而李秉衡设立医局，治疗伤员。他还每日多次亲自去慰问伤员，不分官兵，“殷殷拊循”，给广大官兵以很大鼓舞，因此得到军队的拥护，每当“护抚（时秉衡为广西护抚）命下，“欢声若雷动”。(《清史稿》列传254，第1页)可见，他同冯子材等能共同指挥战争取得胜利，是较为自然的。谅山大捷后，他同冯子材被誉为“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而得到清廷“优叙”。
甲午战争中，李秉衡是在1894年8月中日战争吃紧时从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的。在山东危急的情况下，李秉衡还派山东守军去海城增援，这和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行为是一致的。旅顺失陷时，他曾上疏要求罢黜龚照屿等不战将官，自己也决心以死守住山东。当时日军先以吉野、浪速、秋律洲等主要战舰攻烟台，李秉衡遂率兵在烟台与敌苦战，然而日军集重兵攻荣城；荣城陷，日军从后抄袭威海，李秉衡曾组织孙万岭、戴宗骞等部军队，阻击日军，然终未得胜。各军溃败后，威海陷落。威海的失守，李秉衡自然是有责任的。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这是一次把我国最后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战争。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接着向天津进攻；7月中旬，天津陷落，又在此组织了数万人的军队，由天津沿运河向北京进犯。李秉衡就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由江苏募兵赶赴前线的。当时，清军自聂士成在保卫天津时战死，就全部败下阵来。惊恐万状的慈禧太后，正不知所措，李秉衡率军赶到北京。慈禧以其“帮办武卫军务”，命他率三十营一万多名军队赶赴通州以南截击联军。1900年8月9日晨，李秉衡督军达京东南河西务，立足未稳，联军大兵至，遂展开战斗，自晨至午，双方互有杀伤。此时，溃兵如潮，马玉□等数万人充塞道途，所过村庄均被抢劫一空，造成李秉衡的部队“采买无物，人马饥困”，加之“溃兵汹涌，莫可阻遏”，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心。因此，李军在河西务坚持一天一夜，被迫退至通州张家湾。8月10日，李秉衡给清廷上一奏折，请求援军，自己表示“竭殚心力，招集散亡，誓死前进”。(《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8月11日，援兵未达而联军进抵通州，李秉衡遂服毒自杀。
以上史实说明，李秉衡组织的战事，虽有胜有败，有得有失，但总的说来，他在国难当头之时能率兵冲锋陷阵，最后死在民族战争的第一线，说他“为百世罪人”，(《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第209页)无论如何也是不公允的。
长期以来，在史家的笔下，只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领导广州农民抵抗英国侵略的林则徐，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而参加过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三次战争的李秉衡，在旧史家笔下是“祸国罪首”，在新史家笔下，则是“顽固派官僚”，且长期以来很少有专文论及此人。同样是抵抗列强侵略，结论却如此相异。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评价一个人物的关键。因此，李秉衡抵抗侵略的思想和行动是不能全面否认的。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李秉衡与林则徐比较起来，二者在政治立场上却有不同之点。众所周知，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跨入近代史的里程后，历史赋予中华民族重大任务：一是抵抗列强入侵，救亡图存；一是学习西方，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这两大任务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林则徐既抵抗英国侵略，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改革家。他反对侵略者的武力进攻，却不拒绝外国的先进技术；他反对英国的炮舰政策，却主张和外国平等往来。道光、琦善之流既是投降派，又是顽固派，而林则徐、魏源等既是抵抗派，又是改革派，因此，“伟大的爱国者”是当之无愧的。李秉衡从中法战争开始，就有着自己抵抗侵略的“传统”，在农民的反教会斗争中，他长年为帝国主义所压抑，对农民的反抗斗争有一定认识，1897年又因要求抵抗德国占领国土而被罢官，1900年他率兵在最迫急时冲上前线而为国捐躯。可以看出，从反抗侵略这一侧面而论，李秉衡不能与慈禧太后一伙等同对待，他和林则徐一样，可称之为一个爱国者。而就其政治思想的另一侧面论之，他与林则徐大不相同，而是“素不喜谈洋务”，“痛憾西人，峻拒变法”，(《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第207页)则是属于顽固派。顽固派坚持封建立场，绝对排斥西方的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反动的政治派别。
　　（资料来源：《辽宁师大学报（社科版）》1984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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