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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雍正帝与内府刻书(清史参考2012年第2期)

内府刻书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文化传统。在清代，内府刻书以内务府属下的武英殿修书处为主，其他中央各部院衙署，扬州、苏州盐运使，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也奉敕设局承刻了一部分图书。整个清代，内府主持编刊的图书约有千余种，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康、雍、乾三朝的占一半以上。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间，刻书种数虽不算多，但卷帙浩繁，约有两万卷，是康熙朝六十一年间内府刻书数量的一倍，与乾隆朝六十年间刻书卷数相当。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中央的刻书中心。据《大清会典事例》、《武英殿修书处则例》记载，该处的前身——修书处奉旨设立于康熙十九年（1680）,隶武英殿造办处下,兼承刻书等事。至雍正七年（1729），武英殿造办处改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准予铸图记,使之升格为直接隶属于总管内务府大臣的专门刊书机构,其办公地点也逐步扩大到武英殿及其周围群房,为清代内府刻书走向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重视典籍刊刻是雍正朝文化国策的一大体现。内府刻书具有权威性和表率作用，雍正帝利用这一媒介阐发自己的治国理念。雍正朝内府刻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执政期间，雍正帝非常勤勉，每天批阅大量奏折。雍正十年，他检选自己亲笔批阅群臣的奏章，汇为《朱批谕旨》一书，全书收录226位臣工7000余件奏折。此外，雍正帝还敕修、钦定甚至亲自编纂、辑校了大量书籍交内府刊行，如他对臣工所颁发的谕旨编为《上谕内阁》，涉及八旗政务的谕旨编为《上谕八旗》等。为使群臣共竭忠悃（kǔn，诚实，诚心），雍正帝编纂《御制朋党论》，由内府刊刻颁发，要求臣工消除朋党习气。雍正七年，为调和满汉矛盾、破除种族成见，雍正帝亲纂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交内府刊刻。康熙帝为政“尚宽”，其执政后期吏治问题渐趋严重。雍正帝继位之后，雷厉风行地全面改革，整饬吏治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他深知各级官员是支撑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依靠，不管君主怎样兢兢业业，国家庶政绝非是一人所能办理的。雍正帝制定政策，对文武百官严格管理，明确奖惩。雍正三年，武英殿刻印颁行满文本《钦定吏部处分则例》，申明了朝廷有关处分失职的规定。同年，武英殿还刊刻了《吏部铨选满官则例》、《吏部铨选汉官则例》，这是办理满汉官员除授、拣选等制度的明文规定。则例是针对各部门的职责和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各部院机关正常运转的基本依据，可以视为当时的行政法规，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雍正帝继续康熙帝所倡导的文化策略，推崇文治。他登基后刊刻的第一部内府书籍，是雍正二年刻印的《圣谕广训》，这是雍正帝对其父圣谕十六条的注释、阐述和发挥，用以规劝臣民遵循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此后，雍正帝及其弟兄追记康熙帝庭训之词，又刻印了一部《庭训格言》，他亲自作序。雍正帝期望以儒家经典教化臣民，令儒臣仿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的形式编撰了《孝经集注》，并亲自审定，此外内府还先后刻印了《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和《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由他敕编并删定的《执中成宪》，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核心，阐发《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思想。他还令刊印《四书五经读本》，颁发国子监及八旗官学、各直省书院，作为学生教材。雍正帝还命将《孝经》、《小学集注》译为满文颁行，以促进儒学在满族内的传播。在他的倡导和督促下，各地儒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既崇佛，又奉道,是雍正帝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由此，雍正朝刻印了大量宗教书籍，如《龙藏经》、《宗镜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等。雍正帝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人，自号圆明居士，通晓佛理，有较高的佛学修养。继位以后，于政务之暇讲经说法，乐此不疲。他不仅研习各教派，还参与门派之争，期望以自己的政治立场来统御臣民。如他在《御制拣魔辨异录》一书中扶植圆悟派，痛斥法藏一派全是无知妄说。雍正帝干预这些宗门之争，实为铲除异己思想，消除法藏门下明遗民的政治影响。雍正十一年，内府刊行《御选语录》，将教派与宗门、佛教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等门派之见进行融合。他反对以儒家思想排斥释、道，力主把三者结为一体，发挥积极的社会效益，曾说：“朕向来三教（儒、释、道）并重，视为一体，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释、道者，务理学者尤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末年内府刻本《上谕儒释道三教》，主张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他认为，“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都是以“忠君事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端正“人品”为目的，背离这一宗旨，就是“异端”邪教，必以法处置。（《雍正起居注》）可见，雍正帝推崇释道的目的是让宗教在皇权控制下，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雍正帝非常重视类书编纂，利用内廷收藏的丰富资料编纂刊印了一些百卷以上的巨着，特别是成书于康、雍之际，雍正四年内府刊刻的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有一万多卷。此书编纂体例甚为严密，收录了当时能见到的所有古籍，由内府用铜活字排印，在我国印刷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他成果还有专门采集子书、史书中的名言隽语的《子史精华》，查找词语典故的工具书《骈字类编》等。类书相当于今天的百科全书，虽然不是学术撰着，但它让大量的古代书籍得以保存下来，而为后人所重视。内府刻书是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皇帝各自身世、经历、性格、兴趣、爱好不同，从而形成各朝内府刻书的不同特色。康熙朝内府刻书门类比较齐全，重点是儒家着述，经史类占据刻书总数的三分之二。乾隆帝本人酷爱文学艺术，喜爱作诗，善于书法，对于绘画、文玩收藏、戏曲承应、典籍编纂及收藏等均很有兴趣。乾隆朝纂修刻印的书籍，经史子集四部比例相当，而文学艺术书显着超越康熙、雍正两朝。雍正帝居康、乾二帝之间，对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起到了整顿振作、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雍正朝所刻书政治色彩浓厚，其政治类和宗教类书籍富有特色，凸显出雍正朝内府刻书与康乾两朝之不同。
另外，从《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以及笔者工作中核对统计的数字来看，康熙时期年均刻书2种50余册；乾隆时期年均刻书5种150余册；而雍正时期年均刻书5种460余册。从数量来看，雍正朝内府平均每年刻印的册数是最多的。
在古代社会，图书是传播文化、教育臣民的主要载体，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官修图书。清代内府刻书是当时官修图书的代表。随着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帝王对于书籍编纂的干预也逐渐加强，朝廷把钦定编纂的书籍颁发各省，并明确指示某书准予坊间书贾依式翻刻流通，刷印售卖。雍正帝通过把谕旨汇纂成书，阐发微言，强调臣民要忠君爱国，告诫官吏要忠于职守，其训谕充分表达了他的施政纲领。他高度重视教育和宗教的作用，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其思想统治。总之，以刻书服务于治道，维护其统治，内府刻书在雍正朝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