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清儒视野中的“假道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程朱理学-清儒视野中的“假道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儒视野中的“假道学”

“假道学”一名究竟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自“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关于道学真伪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引起了学术界、民间社会甚至是官方的注意。清代是批判理学的集大成时期，清儒对“假道学”的探讨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清儒的视野中，“假道学”可以分别针对人、学术思想、正统意识形态。清儒对“假道学”反思的深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批判理学的水平。
一
一般来说，假道学指假借道学欺世盗名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假道学”是与那些躬行实践的“真道学”相对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理学的官学化大概是‘假道学’出现的最初诱因。”[1]理学的官学化当然是社会上充斥假道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并非是最初诱因。道学家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装束行为方面，许多人是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有些人只是赶时髦，依附于道学，装束行为也是如此，可是道学被禁，就慌忙“变易衣冠，狎游市肆”[2]。可见，道学还没有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已经有“假道学”存在了。
在清代大规模的批判理学思潮中，学者对假道学现象进行了总结分析。陈确的概括比较具有代表性。陈确说：“今世所谓假道学有三种：一则外窃仁义之声，内鲜忠信之实者，谓之外假；一则内有好善之心，外无力善之事者，谓之内假；又有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内外虽符，名义亦正，而于道日隔，虽真亦假。破此三假，然后可以语学矣。”[3]陈确所说的三种假道学，第一种假道学就是那种口头上大讲理学家所宣传的一套价值观念，而实际上根本不相信并做违背这些价值观念的事情的人，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假道学；第二种假道学就是那种虽然信奉理学家所宣传的价值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达不到理学家所要求的精神境界的人；第三种假道学指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信奉道学并能够躬行实践的道学中人，按常理，应该叫做“真道学”才是，可陈确把他们归入“假道学”之中，似乎很难理解，其实，陈确是把所谓的道学这一系学术看作是与儒家宗旨相背离的学术，这种“假道学”实际是指道学本身，在陈确看来，所谓的“道学”根本就是一种假的学问，冒充儒学，信奉它的人越是躬行实践，离儒家之道也就越远。一般说来，注重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反思理学的学者都集中针对前两种假道学进行批评。
清代社会中假道学现象很突出。清代初期的王源指出当时假道学普遍存在的现实：“天下无事不伪，而理学尤甚，今所号为儒者，类皆言伪行污，不足起人意。”[4]清人笔记中对这一类假道学记载颇丰。清代中期的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会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5]又一则曰：“会有讲学者，阴作讼牒，为人所讦。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争。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对，笔迹皆相符，乃叩额伏罪。太守徐公，讳景曾，通儒也。闻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今日观之，灼然不谬。’”[6]《阅微草堂笔记》虽为学者型笔记小说，但它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道学的普遍不信任感。晚清时期，理学曾一度重兴，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假道学”回潮的现象，欧阳兆熊曾批评当时军队中的这一现象：“乃近年来，又有一班深情厚貌小廉曲谨之人，军中并无劳绩，往往致身通显。即不必深入理窟，并不知《二程遗书》、《朱子大全》为何说，但袭其貌，敝车羸马，布衣粗粝，量盐数米，锱铢计算，即可以得理学名。”[7]可见，只要理学还受到朝廷或社会的重视，社会上总有好名者趋之若骛，假道学就不会销声匿迹。
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假道学进行批评不仅仅是学者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思潮，因为这种“假道学”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即使是妇女、小孩也可以凭借感觉经验表达自己的看法。问题往往也就出在这里。社会上对假道学的厌恶心理一旦扩展开来，给一些本来躬行实践的理学信奉者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经常被戴上一顶“假道学”的帽子，这也使他们感到十分困惑，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答复一位深感困惑的学者时也感慨不已，他说，自程朱以来四五百年，风俗益败，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虽穷乡妇女、三尺童竖，熟于口，惯于耳，见夫人一言一行稍异流俗也，遂以假道学为诮诋，一人始之，众人相与和之，咸指而名以假云假云，曾不问其人之躬行操履，与夫存心学术之果何如，概将推而内之假之之中，于是朝廷之上、乡曲之间，尽以是为攻正人之矛帜，而空善类之坑阱矣。吾因之益深世道人心之感矣。”[8]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对假道学的嘲讽成了一种时髦，根本不管个人的动机如何、操行如何，只要一言一行稍异流俗，就会被扣上一顶“假道学”的帽子，真正有操行的正人君子在社会上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相反遭到嘲笑、讥讽；本来想做一个高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去做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就好象假冒伪劣产品多了，弄得人们遇见真产品也疑心重重。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张履祥的忧虑也表明，仅仅对社会上流行的假道学现象批判，虽然针对性强，能够为社会大众所能理解、接受，但很难深入下去，治标不治本，而且容易出现偏差，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社会上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而且会给本来道德高尚或有志于为善的人带来无形的压力，人人都不敢做好人，“躲避崇高”的社会现象往往也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产生。
二
前文陈确所说的第三种假道学是专门针对作为学术本身的道学而言的，陈确称其为“似是而非之学”。陈确认为道学是与儒家宗旨相背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本身是就是“假”的。围绕道学真伪的争辩也并非始于清代，至少在南宋所谓的“庆元党禁”中， 道学就被正式规定为伪学，当时叶适就曾与吴明辅论及道学真伪的问题，他说：“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于古人，当以《诗》、《书》为正，后之名实伪真，毋致辨焉，更与寿老讲求之可也。”[9]叶适对道学真伪问题采取不争辩的态度，显然不仅是学术宗旨上的分歧，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很的关系。
随着南宋末年程朱理学被纳入正统意识形态之后，很少有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指责道学为“伪学”，但在清代初期，围绕修《明史》是否要仿效《宋史》立《道学传》的问题，又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学真伪问题的争论。争论者门户之见甚深，实际是朱、陆之争的一个继续，但其结果却远远超出朱、陆之争，最终演变为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否定。虽然黄宗羲、朱彝尊等大儒反对在《明史》中列《道学传》，但他们并没有对历史上存在的道学采取否定的态度，承认道学属于儒家的学术系统，但毛奇龄就不同了，他说：“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不能群萃州处，朝夕肄业，以成其学事。只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10]毛奇龄本宗王学，他的攻击根本不是学术，纯属门户之见，但影响深远。惠栋说：“仙家有道学传，……道学、语录之名皆出自二氏，而宋人借以为讲学之名。”[11]又说：“濂溪之太极，朱子之先天，实皆道家之学也。”[12]后来的钱大昕也认为“道学”一名是道家所用的名字，儒家不该用，《宋史》不该立《道学传》，显然也是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
毛奇龄等人的议论都是在暗示，道学表面以儒家道统自居，可所谓的“道学”，实际就是道家之学。这在经学时代，无疑是取消了道学的合法性，按照他们的说法，对于正统儒学来说，道学就是一种假的学术，冒充儒学。毛奇龄与惠栋的不同之处在于，毛奇龄只是要取消程朱理学的合法性，而惠栋则是要取消整个宋学的合法性。但在当时，程朱理学仍然占据正统意识形态的位置，惠栋不敢明确直接称其为“伪学”罢了，可见，惠栋家中的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也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伪装。
毛氏等人的议论充满了门户之见，清儒中早就有人针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章学诚就从史学角度认为，《宋史》立《道学传》是合法的，是对儒学发展历史的客观记述，他说：“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分别，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夫道学之名，前人本无，则如画马，自然不应有角；宋后忽有道学之名之事之宗风派别，则如画麟安得但为麏而角哉？如云吾道一贯，不当分别门户，则德行、文学之外，岂无言语政事？然则滑稽、循吏，亦可合于《儒林传》乎！”[13]章学诚的观点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很少有同情者，因为当时汉宋之争如同水火，到了乾嘉后期，调和汉宋之风渐兴，学者多可以从正面来看待道学，焦循就分别从学术史、政治史的角度对《宋史》立《道学传》给予肯定：“《宋史》分道学于儒林，最精最善。道学乃宋儒特创一门户，异乎唐以前之儒，分之是也。且郑丙立道学之名以斥诸儒，即用其名以为传，犹范史之有党锢也。”[14]阮元则从儒家经典《周礼》中寻找道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15]这样，清代关于“道学”是否属于儒家学术系统的争论基本告以段落。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道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根本无所谓真，无所谓伪，清代学者围绕道学真伪问题的探讨，很多人都有门户之见，他们心目中往往先有一个儒家道统的标准，凡是与这个标准不符而以儒学正统自居的学术，在他们看来都是假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儒依据道统观念对道学真伪问题的探讨只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打破理学的话语霸权，而探讨本身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这些探讨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仅仅局限于学术圈，对现实社会缺乏干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假道学问题。
三
清代学者对假道学的批评中，有一股潜流，那就是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批评。众所周知，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与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内涵有相当之不同，甚至充满张力。丹尼尔·贝尔说：“意识形态把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的杠杆。”[16]这句话最能说明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而言，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才是“假道学”。清代儒者对这一点并非不清楚，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他们言语之间却明显渗透出这一信息。
明末清初的孔尚任在总结明代学术史上的朱、陆之争时曾沉痛地说道：“其所谓遵者与攻者，不过皆为制举言耳，而朱、陆、阳明之所谓朱、陆、阳明，自在也。噫！学之不讲，其流弊若此。”[17]晚清的陈澧也说：“夫未读其人之书而辄诋之，他人且不可，况程朱乎？更有未读程朱书而尊程朱者，则科举习气耳，岂真尊程朱哉？”[18]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社会上所谓的尊程朱，大多根本不了解程朱理学，只不过是为了科举才这样，他们所讲的程朱理学，只不过是高头讲章、科举制艺，与程朱理学根本不是一回事。由此可见，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才是真正的假道学，而现实生活中被称之为“假道学”的人，不过是正统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这在清代学者的话语中是一个潜台词，只是慑于朝廷，不敢明言罢了。
有趣的是，清廷对假道学问题似乎也很关注。我们也可以从清廷对理学真伪问题的策略上看到朝廷是怎样把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改造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康熙十分推崇理学，他认为，真正的理学不在于探究论辨，而在于实行。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在听完讲官进讲之后，与张玉书探讨理学名称起源的问题，然后指出：“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19]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再次强调：“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20]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把翰林院官员召集到丰泽园，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这实际是针对“什么是真正的理学”的一次大讨论，试毕，康熙又就熊赐履弟熊赐赞在考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借题发挥，在历数假道学言行不一的诸多劣迹之后，玄烨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21]也就是说，以忠诚为本的理学家才是真正的理学家。由此不难看出，康熙所谓的要言行一致、主敬躬行，归根结底是要做臣子的以忠诚为本，对现有的政治秩序、伦理纲常存有敬畏之心。
在陈廷敬、张廷玉奉旨所编《皇清文颖》中收录了康熙年间三位朝廷官员张廷瓒、沈涵、胡会恩各自所作的《理学真伪论》，很可能就是康熙这次命题作文，沈涵的论说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总之，理学出于真则不言而躬行。事君者不必以忠名；事亲者不必以孝名；持躬接物者不必以仁义名，隐微天性间，固自有至真者在也。否则，裒衣博带、重席拥皋、高谈忠孝，而实悖于君父；矜言仁义，而实近于矫诬，真圣道之蟊螣耳，何足以言理学哉！”[22]几人所论，毫无新意，但都是顺应康熙的意图，大讲躬行实践才是真理学。
清廷虽然十分讨厌假道学，但对真道学——程朱理学的原始教义心存芥蒂，实际上，这种矛盾心态并不难理解。清廷一直对理学标榜门户、严辨夷夏深感不满，，理学的这两种倾向都会危及清廷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乾隆十九年殿试策问中竟然有这样的表述：“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已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23]在殿试策问题目中把道学的出现与“大道愈晦”联系在一起是十分不寻常的事情，从策问中不难看出，乾隆把“大道愈晦”归咎于宋学内部的门户之见，透露出他对道学的讨厌之情。这说明乾隆对理学是否符合圣学都提出了质疑。乾隆还想方设法把理学家胡安国《春秋传》剔除科举考试科目之列，因为其中有夷夏之辨的内容。这也说明，清廷所倡导的所谓的“真道学”只不过是经过清廷自我更新的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假道学”，清廷对假道学的批判，只不过是以一种假道学去打击另一种假道学，可谓五十步笑百步。
综上所述，清代批判理学思潮中，对假道学的批判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但各有利弊。对社会上的假道学进行批判虽然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但终究停留在经验层面，没能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挖掘；从儒家道统意识出发批判道学，虽然可以在当时学术界起到打破道学话语霸权的局面，但门户之见使得这种探讨缺乏学理上的依据，而且，从这个角度指责道学为假，不仅无益于学术，也无益于纠正社会上的假道学现象；把正统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假道学的对象，从学理上说无疑是更深层次的，但迫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清儒也只能引而不发，有待后人去阐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文章来源：《求索》2002年第5期）
[1] 姜广辉：《走出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 《宋史》，卷429，《朱熹传》。
[3] 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页。
[4]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7，《与李中孚书》。
[5][6] 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二册，第81、451页。
[7]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4页。
[8]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8，《假道学说》。
[9] 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54—555页。
[10] 毛奇龄：《西河集》，卷122，《辨圣学非道学文》。
[11] 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中，《道学录》。
[12] 惠栋：《松崖笔记》，卷3，《道学传》。
[13] 章学诚：《丙辰劄记》，转引自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14] 焦循：《易馀籥录》卷8。
[15] 阮元：《研经室集》一集，卷2，《国史儒林传序》。
[16]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9页。
[17]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58页。
[18]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32页。
[19][20] 章梫：《康熙政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
[21] 《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
[22] 沈涵：《理学真伪论》。见陈廷敬、张廷玉等编撰：《皇清文颖》，卷8。
[23] 《清高宗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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