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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上）
陈其泰
摘自《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20世纪以来，特《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创立和完善的。20世纪30年代由顾颉刚、谭其骧等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英文名为：了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为日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历史地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范围渐趋明朗，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区别与联系也基本达成共识，并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论着，完成了由传统舆地学(沿革地理)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并且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陈桥驿等着名学者起了关键作用。谭其骧不仅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有重要的建树，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兼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论文辑有《长水集》(上下册)及《长水集续编》等。杨向奎先生这样概括谭其骧的学术成就：“谭先生自三十年代开始即从事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历代疆域和政区变迁有深刻研究，并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为其多年研究的结晶。五十年代开始又从事历代水系变迁的研究，对黄河、运河、海河以及云梦、鄱阳的研究成果，均超越前人。他应当是继承乾嘉以来沿革地理学的大宗，并将其现代化的人。”①
(一)秦汉疆域行政区研究
谭其骧早年从事典型的沿革地理考证研究。1931年，他选了顾颉刚先生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义中认为《尚书·尧典》的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着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州，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谭其骧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十二州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顾颉刚便鼓励他写出来，谭其骧又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于是就有了师生间往来书信，结果如顾颉刚所说：“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②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顾颉刚写成了着名的《两汉州制考》，而谭其骧则激发了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
谭其骧发表于1933年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就是考证秦汉郡县国建置的。郡县制形成于战国时代，秦统一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36郡，却没有列举36郡的具体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 (1)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下注称“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共有36郡，包括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就是说36郡是秦一代总郡数，汉兴以后才有所增益。(2)《晋书·地理志》则说秦始皇平南越，增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合计40郡。(3)清代考据学兴起后，对秦郡问题作过考证的学者不下数十家，其中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赞同《汉志》之说，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则信从《晋志》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汉志》、《晋志》均有脱漏，36郡是秦初并天下时的郡数，后来陆续又增加了一些，但对于增加的数目及具体郡名，各家说法不一。姚鼐《复谈孝廉书》认为，除了《汉志》中提到的36郡外，南海等三郡不属于秦郡，而补充了河内、济北、鄣三郡，且河内、济北是项羽时设立的，不是秦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认为，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不应在初并天下时的36郡之内，而以黔中、广阳、东海、楚郡补足，加上九原等四郡，共计有41郡。王国维《秦郡考》则以黔中、闽中、陶、河间补足36郡，再加上广阳、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南海、桂林、象、九原、陈、东海12郡，共计48郡。他按照五行相胜说的理论，说秦以水德取天下，数以六为纪。因而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36郡，后来陆续扩大到42郡、48郡，均为六的倍数，都是秦制规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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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向奎：《河山集·序》，见《河山集》(三)，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谭其骧：《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见《长水集》，3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谭其骧的《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同意全祖望之说，只是加了闽中郡，为42郡。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于1948年又写了《秦郡新考》，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晋书》等可信史料中发掘论据，核实除内史外，秦郡数目为46，加上另外可能存在的二郡，总数有48。除了《汉志》中所言32郡外，补黔中、广阳、闽中、陈郡为36郡，这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设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又设立了南海、桂林、象和九原四郡，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六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内郡所置。王国维说有陶、河间、胶西、博阳、城阳，而谭其骧说有常山、河内、衡山、鄣、庐江，两说不同。谭其骧最后写道：“夫考古之事，竭其能事耳。生千百年之后，上究千百年前之典章经制，史文阙略，焉得必无遗漏?多闻阙疑，庶几其可；若必欲断言为三十六或四十八，徒见其牴牾凿枘，是亦不可以已乎?”①1944年，他还写了《秦郡界址考》，对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秦郡界址作了详密的考证，纠正了许多源于《通典》，且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所沿袭的错误，并将46郡的辖境、治所列了表，甚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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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秦郡新考》，见《长水集》，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但最新考古发现对秦郡数目的确定有补充作用，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36 000余枚简牍，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间。简文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郡史籍未载。秦郡设置多以区域命名．较少有以城邑名者，“洞庭郡”合起成例，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的设置较历史记载要广泛得多．
在此前后，谭其骧写于1934年的《新莽职方考》，以《汉书》、《后汉书》纪传及《水经注》为主，旁及汉魏杂着，博稽先儒考证，加上自己的见解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郡县易名情况一一考证清楚，并附考了王莽时期的郡县官制、王莽制采伪古书，又总结了王莽改汉郡县名称的通例。“谭其骧此文，填补了这一时期政区地理的空白，不仅比较完整地复原出新莽政权的政区建置，还总结出王莽设置政区和命名地名的规律。”①当时王伯祥读后，盛赞此文“例严体精，深造自得”，“附考三则，尤征覃思”，立即补人他主编的《廿五史补编》第二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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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1)。
(二)黄河变迁史研究
在我国诸多河流中，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也是历史上变迁最频繁、水患最严重的一条河流。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后，历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记述黄河变迁为主。治理黄河成了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自从《汉书·沟洫志》载贾让“治河三策”以来，东汉的王景、明代的潘季驯、清代的靳辅等，都是治理黄河的着名人物，但河患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清代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对历代黄河变迁作了总结性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着有《黄河变迁史》，所收资料十分丰富，详细论述了历代黄河经流的大势、河患和治河方略，纠正了前人有关黄河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在关键问题上依然没有突破。
关于谭其骧黄河变迁史研究的缘起，他在《长水集自序》中做过这样的叙述：“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个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史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洪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① ．
历来的研究者，都把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局面归功于王景治河有方。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则否定了这一传统说法。他精辟地论证了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的交替发展、植被状况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密切关系。文章用具体的历史事实，阐明了黄河变为害河是近一千年来的事。他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分作三期：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的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主要是因那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特别是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都是农牧区，农业经济比重较小，因此黄河下游决徙少。他说：“那时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第二期，秦汉时期，这二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发生了变化，封建政权不断移民实边，进行垦荒，黄河中游从畜牧射猎为主变成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盲目乱垦滥伐，没有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结果必然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王莽时边衅重开，内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所以东汉建立后内徙边郡，汉族人口减少，少数民族大批迁入，两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以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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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长水集·自序》，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第三期，东汉王景治理以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变农为牧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混乱，战争频繁的阶段，但却是黄河最平静的时代，原因就在于东汉以后，本区农业人口大量内徙，而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大批迁入，加之战乱，人口骤减，原已开垦的农田被废弃，牧场扩大，水土流失减少。直到中唐以后，黄河中游的川原荒坡又被垦辟殆尽，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这也就是使得近一千年来黄河下游河床越填越高，决徙之祸越闹越凶的症结所在。最后，谭其骧对治理黄河提出了具体措施：“1．山区园林化。封山育林，同时利用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这样做不仅增加了林、牧业收入，并且对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都发生良好作用。2．沟壑川台化。在沟壑中打坝淤地，制止沟蚀，变荒沟为良田。这样做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又为逐步停耕坡地，把耕地从山坡上转移到沟川准备了条件。3．坡地梯田化。用培地埂的办法，起高垫低，把坡地修成一台台的梯田。4．耕地水利化。打井，挖泉，开渠，修水库，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一齐抓，节节蓄水，层层灌溉。”一句话，就是改进农业生产结构，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①验之于今日，这些建议也是切实可行的。他说：“解放以来黄河中游盲目开发的严重后果已从实际上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事实，正被人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在吸取，相信搞好中游的水土保持，终于将成为公认的消弭黄河水害的根本措施。”②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倡退耕还林，植树种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切实加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充分验证了他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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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见《长水集》，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② 谭其骧：《谭其骧自述》，见高增德、丁东：《世纪学人自述》，11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此后，谭其骧又主编了《黄河史论丛》，收辑了一些论述历史时期黄河变迁、若干重大洪水、黄河改道及历代治河的重要文章，为现代的黄河研究与整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黄河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主张全面规划治理黄河时，既要抓水土保持这个根本，又要重视工程防治，两者不可偏废，要真正摸清历史时期黄河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总结人们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列举了需要注意的二个问题：“第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是全面地看问题，要用辩证研究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①对于汉代以前黄河下游的变迁，他也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有《〈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两文，从《山海经》人手，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人河诸水，用《汉书·地理志》、《水经》及《水经注》所载材料加以印证，从而钩稽出一条从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黄河故道，有力地证明西汉以前黄河故道决非“禹河”一条，进而又论证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故道既非清人焦循所说的没有改道，也不像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清人阎若璩、胡渭及近人岑仲勉所说的只有周定王五年这一次改道。他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以走《汉志》所载河道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贡》、《山经》所述河道。约在战国中期，齐、赵、魏各在当时的河道，即《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延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在论述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情况时，他发现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即“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原因何在?谭其骧经过考察后认为，春秋以前黄河经常泛滥改道，人们只能在高地居住，平原任其荒芜，当然就不可能出现聚落，更不会形成城邑。战国以后，黄河下游开始构筑堤防，这“是河北平原古代劳动人民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的结果”。而黄河在这里决溢改道，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小，因此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②谭其骧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说：“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它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道来，怎不令人得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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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谭其骧：《黄河史论丛·前言》，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② 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见《长水集》，39～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谭其骧：《长水集·自序》，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