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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伊犁将军金顺
金顺(？～1886年)，字和甫，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历任骁骑校、协领、副都统等职，官至乌里雅苏台将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进关出征山东，后随多隆阿在湖北、安徽等地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年)，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战功”显赫。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金顺出任伊犁将军，至十一年(1885年)八月，因兵勇哗变被诏进京，任伊犁将军9年。在返京途中，行至甘肃，病卒。谥忠介。
一、帮办军务收复天山北路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元月)，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农民起义失败后各地割据，挟和卓后裔、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入侵南疆，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地，建“哲德沙尔”(意为“七城”)政权，自称“毕调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同治九年(1870年)，又攻占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其势力已越过天山扩大到北疆地区。阿古柏匪帮所到之处，屠杀维、汉、回各族人民，并与英、俄等国勾结，出卖中国权益。
一年后，俄国以防止新疆动乱影响俄国为借口，悍然出兵中国伊犁地区，灭塔兰奇“苏丹”割据政权，占领伊犁全境。旋与阿古柏订立“商约”五条，承认阿古柏政权；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在南疆自由经商和游历，设置商务专员。从此，新疆除塔尔巴哈台、巴里坤、哈密一线尚由清军据守，余皆落入外国侵略者的魔掌。同治十二年(1873年)，原陕西回民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白彦虎为避清军追杀，率众万余出关，进入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这使新疆的局势更为复杂。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复失地，已成为清朝迫在眉睫的任务。
然而，由于当时穷于应付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清政府却无力西顾。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最后一役——肃州之役——结束之后，清政府才着手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次年春，先后调集30多营共1．2万余人的军队陆续出关进驻巴里坤。七月，清廷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军务。[1]但此次西征军事行动，由于清廷准备不充分、军需供应不济以及后来又发生的海疆危机[2]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讨论之后，清廷对西征军统帅部作了人事调整。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任命金顺接替景廉的乌鲁木齐都统一职，并“仍帮办新疆军务”，“督率关外各军，作为前敌”，[3]决心收复新疆。于是，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光绪二年初清军陆续出关。金顺接管景廉旧部34营(实际人数只有8500余人，约17营)，将其整编为19营。此时金顺驻扎西征前沿，统兵40营，其中步兵17营、骑兵13营，共1．7万人，配有开花大炮一门。据学者研究，清政府为此次收复新疆，在西北地区集结一百四五十个营，约六七万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有 80多个营，近4万人。[4]
由于金顺所部号称40营，而缺额颇多，加之士兵来源不一，成分复杂，因而战斗力受到影响，其主要任务为：分兵一支，防止乌鲁木齐敌军败窜玛纳斯；以一部分兵力协同刘锦棠进击乌鲁木齐。
同年闰五月二十日，刘锦棠前往济木萨金顺行营，会商进攻方案，两天后返回古城驻地。当时据守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北疆重地的主要是白彦虎、马人得等投靠阿古柏的叛军。其“精锐”集中在距乌鲁木齐东北数十里的重要据点古牧地，该地是清军进军乌鲁木齐的障碍。六月初一日，刘锦棠率湘军抵济木萨，金顺与刘锦棠相商，决定同时西进。初八日，金顺进驻阜康县城，刘锦棠进驻阜康城东的九营街。此处距古牧地约百里之遥。时白彦虎已率部由乌鲁木齐移驻古牧地，阿古柏也派援兵前来助战。金顺派总兵胡飞鹏赴玛纳斯以助孔才，“约东西齐举，使贼不得互救”。[5]
要进攻乌鲁木齐，必须先拿下古牧地。但阜康至古牧地尚有 90里之遥，路程非短，且沿途乏水，于行军不利。而敌军则踞守有水源的黄田，逼清军大路，以便在其人困马乏之际，发起进攻。金顺、刘锦棠识破敌人的意图，决定将计就计。遂于六月二十日，“令军士赴戈壁，佯据眢井”，[6]麻痹敌人；却于次日，潜师夜起，进袭黄田。黎明，金顺在右，刘锦棠在左，同时进攻敌人左路，余虎恩、黄万鹏领骑兵、潭拔萃率步兵紧随；金顺所部萨凌阿、沙克都林扎布及刘宏发等率步骑兵进攻右路。谭和义等拥开花大炮打前锋。敌军经过短暂的抵抗，见不能抵挡清军锐利的进攻，便弃辎重，掉头逃窜。清军乘胜追至古牧地，敌军来不及入城便绕城逃逸。这时，城内大股敌军迎拒清军，被刘宏发等打回城内。战斗结束，金顺、刘锦棠收兵回驻黄田。黄田一役的胜利，标志着清军收复新疆的行动已拉开了帷幕。
六月二十三日，西征军进围古牧地，金顺驻东南，刘锦棠扎东北。次日，阿托爱带领阿古柏援军骑兵数千由红庙子前来古牧地救援。刘锦棠一面通知金顺，同时命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领骑兵驰赴山前，严阵以待，另饬步兵攻南关及山垒以便策应。这时，设在城东南的开花大炮猛烈轰击山垒及城关守敌。清军迅速占领山垒、并冒枪炮径进，进据城关及古牧地周围的据点。金顺所部萨凌阿等击斩黄衣贼酋一，阿托爱逃遁。清军追至卡子沟，平毁敌堡10余座。[7]随后包围古牧地，设炮台，做好攻城准备。二十六日，北城、西城圮倒，二十七日，东城圮倒，但清军仍不能入城。金顺、刘锦棠率诸将分路进攻，并调集火炮，轮番轰击，于二十八日终于攻陷南城。敌兵汹汹欲溃。金顺自西北，刘锦棠由东南一拥入城，大获全胜。从攻取黄田到收复古牧地，清军消灭敌军数千，并缴获大量洋炮、硝磺、膏油、旗帜刀矛和马匹。[8]古牧地一战的胜利，为清军夺取乌鲁木齐扫清了道路。
收复古牧地后，刘锦棠拾得乌鲁木齐敌军首领答复古牧地求援的信件，从而得知乌鲁木齐三城“防守乏人”[9]，遂于二十九日与金顺一前一后，各率所部出击，直捣乌鲁木齐。当清军抵迪化州城北时，敌军千余向南狂奔。刘锦棠所部余虎恩等率领骑兵追击南逃之敌，谭慎典等率军从城北攻入乌鲁木齐；此时，金顺率部进攻巩宁城(即乌鲁木齐满城)。金、刘两军一举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带领残兵败将逃至达坂城，聚集兵力，企图阻止清军南下。
乌鲁木齐一役，清军轻易得手，士气大振。此时，西征军统帅左宗棠咨商金顺、锡纶布，布置各城堡要隘，筹办善后，[10]以巩固胜利果实。
当年七月初一日，金顺率部至昌吉城外，追杀逃敌无数，敌残兵西窜呼图壁。次日，刘宏发、方春发追敌至芦草沟。另，敌骑千余，车驼络绎，逃向东南山谷。金顺率兵追击，并令沙克都林札布绕路堵截，令穆通阿、龙得胜蹑其后，王宽、萨凌阿两面包抄，继而在头屯河“聚而歼之，尽得其车驼器械”[11]。七月初四日，匪首杨大成潜遁南山，自率马步兵千余拒战，最终被清军所败，景化城[12]为清军所得。
至此，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已为清军收复，只乘下玛纳斯南城还有敌军踞守。
当金顺、刘锦棠进驻阜康时，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原驻北疆的军队和民团孔才、徐学功等部围攻玛纳斯，于六月二十九日得玛纳斯北城。昌吉战斗结束后，金顺率部前来增援，七月十五日进攻南城，虽用后膛大炮轰圮东城，但南城仍久攻不破。于是，金顺请刘锦棠派援兵助攻。八月十七日，刘锦棠派出的援兵由总理湘军营务罗长祜、谭拔萃等率领前来助战。此时，署伊犁将军荣全也亲自率队由塔尔巴哈台赶来参加攻城。金顺统领各路部队会攻玛纳斯南城，一个月过去，仍未破城。此役，清军虽损失不小，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围攻，城内守敌，已不能招架，准备作垂死的挣扎。九月十九日，守敌海晏赴徐学功行营乞抚。金顺提出须先“缴马械，献逆目”[13]。九月二十一日，城内守敌3000余人出西门，“妇幼居中，左右夹护”[14]。金顺估计其中必有诈，饬诸军严阵以待，并令徐学功前往谕使弃械。此时，敌兵头目何碌发枪扑壕，顿时枪炮骤发。徐学功急中生智、策马急进，于乱战中擒伪元帅何禄，斩之。这时，诸路兵马四面出击，悉歼其众。金顺、刘锦棠入城，搜捕余孽。金顺所部擒海晏、王奇玉、马受以献。戳韩刑脓、黑竣、妥得璘尸于市[15]，全部收复玛纳斯全境。
至此，阿古柏、白彦虎在北疆的据点全部被清军攻破，为清军收复南疆扫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1876年)十月，清廷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16]十一月，叙攻克玛纳斯功，给金顺赏戴双眼花翎，并授云骑尉世职。[17]光绪三年(1877年)春，清军挥师南下，决定收复南疆。刘锦棠由乌鲁木齐进逼达坂城和托克逊。张曜由哈密出发，徐占彪从巴里坤出发，汇合盐池，西进七克腾木、辟展。清军“三道并进”[18]，意取南路门户，会师吐鲁番，继而进入南疆消灭阿古柏。金顺的任务是驻守北疆，保证南下清军的后方。一方面密切关注伊犁俄军的动向，一方面随时准备迎剿因清军南进而有可能由南北窜的白彦虎匪军。于是金顺统领所部20营[19]以及接管的北疆原有驻军 19营，派步队6营，马队营，“分扎库尔喀喇乌苏及八十四湖一带，余仍留玛纳斯、石河子、沙湾等处”[20]。
二、出任伊犁将军交收伊犁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初一日至十三日，仅10余天的时间，南下清军迅速攻克了吐鲁番。四月十七日，阿古柏暴死于库尔勒。七月十七日，清军开赴南疆，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南疆全部光复。遗憾的是，白彦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漏网，带残部逃入俄境。
次年，左宗棠、刘锦棠都曾行文俄方，要求引渡逃犯，但俄方却以“此项人众五千，均系难民。本国不知为叛贼，故暂留养活”为由拒绝引渡。[21]因此，金顺提议，“应兴师索取”，但被左宗棠制止，认为“程途逾远，险阻尤甚，难轻议举兵也”[22]。
沙俄曾表示：“俄国并无久占(伊犁)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23]。可是，光绪二年(1876年)秋，当清军肃清北路，收复北疆后，俄国佯作不知，闭口不谈伊犁之事，甚至当年底提出修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无理要求获取西路运茶等项权益。
至光绪四年(1878年)，除伊犁一隅仍为俄军占领外，新疆全境已经底定，而沙俄却仍不愿归还伊犁；是年五月，金顺按照左宗棠的指示派提都殷华廷、知州李滋森(深)、游击介洪亮等赴俄境与俄七河省省长喀尔帕科斯克衣(科尔帕科夫斯基)交涉“议收伊犁、索取白逆”诸事，[24]然而，对方却以此事非其所能擅专为由，提出交还伊犁之事应由清政府与俄驻京使臣议办。鉴于俄国拒绝在边境地区就近交涉伊犁事宜，而俄驻华公使布策又奉命回国述职，急于早日收复伊犁的清政府决定选择更为有效的办法解决伊犁问题。因此，清廷任命吏部左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25]赴俄交涉伊犁事宜。
当年十月十四日，崇厚以钦差全权大臣身份，由上海起程赴俄谈判。经过一年的谈判，崇厚未经清政府的同意于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10月2日)，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其内容包括：偿款、分界、通商三大项。按条约规定，清政府虽收回了伊犁九城，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特克斯河流域以及伊犁与南疆的重要通道却被俄国割去，同时，俄国还攫取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嘉峪关、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设领事以及贸易免税等特权。
消息传来，全国舆论鼎沸。纷纷谴责崇厚擅签条约，致中国受损甚巨，后患无穷，强烈要求改约，伊犁将军金顺就是一个代表。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向清廷奏陈：
代收、代守交还，从古无此事理。彼(俄)非有大欲存乎其中，必不肯轻以相就。……据奴才愚见，伏以另议之文，令总理衙门或由左宗棠反复与之辩论，我则于喀什噶尔、乌什、精河、塔尔巴哈台分设重兵，严密而为之备。其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亦应及时筹备，以防不虞。移饥馑之民以实边，选材智之士以教战，广屯田以足食，兴废利以生财，内以复己(已)耗之元气，外以觊(觑)进止之机缘，难不自我而发，约不自我而背。彼以(如)越境窥伺，则勒兵以痛击之。静以制动，逸以待劳。庶乎可发可收，可进可退。其能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固可相遇而安，其不就我范围交还伊犁也，亦可相机而动。[26]
清朝统治者览奏后批示：“所陈新约必不可允各节，实能洞见利弊。此事现经王大臣会议，亦与该将军意见相同”[27]，肯定了金顺的意见。
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清廷下令，崇厚“革职拿问，交部治罪”[28]，拒绝批准崇约，同时命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交涉改约。[29]不久，清廷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左宗棠再次出关，驻守哈密，并于精河、阿克苏、乌什三路部署兵力，对伊犁形成三路包围之势，以为曾纪泽赴俄谈判之后盾。同时，亦为随时进兵伊犁作好准备。曾纪泽在俄国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据理力争，终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30]，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31]在俄京圣彼得堡签订《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圣彼得堡条约》)，虽让俄国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但收回了伊犁及2万多平方公里的特克斯河流域，为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
三、进驻伊犁重建边陲重镇
中俄《改订条约》的签署，宣告了沙俄在伊犁1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二十五日，双方在圣彼得堡交换批准书，次年三月，金顺率军进伊犁。从此，伊犁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九日，清廷指示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并令金顺派员赴塔什干，知照俄突厥斯坦总督，“将交收伊犁各事，照约办竣”，至于“分界事宜，仍着锡纶、升泰，禀遵前旨，与刘锦棠、金顺、张曜随时随地、详加筹度，妥慎办理”[32]。一个月后，清廷命升泰为特派大臣，办理分界一事，金顺仍督办交收伊犁事宜。[33]于是，金顺按照《改定条约》第五条规定，[34]派伊犁满营协领额尔柯本驰赴塔什干，知照俄突厥斯坦总督，将交收伊犁事宜照约克期举办。同时，鉴于清军进驻伊犁在即，金顺“平日严饬将士，申明纪律”[35]，以防将来进驻后出现意外。是年十月二十九日，金顺接到俄方回文，表示愿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俄历 2月11日)“举办交还伊犁”[36]。
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初四日，清朝特派大臣升泰与俄国交收大臣弗里德(弗礼德)交换文约，完成移交手续。二月二十二日，金顺率军自库尔喀喇乌苏起程，开赴伊犁，三月十三日，顺利进驻伊犁。但俄占领军以保护“愿归俄地之人”为名，仍盘踞伊犁，至次年二月，始撤回其境。
金顺在开赴伊犁之前，就已对将来收复后的伊犁重建工作做了规划，对进驻伊犁后，应行举办各事，指出“有不可缓者三，有亟宜兴复者五”[37]。其不可缓者三为：
第一，“接收应以安插回民为先务”。认为“回情顽梗，其心未尝向化”。若不亟为安置、俾有恒产，则会“肘腋为患，噬脐堪虞”；
第二，“接收之后，分界随之”。认为分界的同时，复设卡伦，以免分界之后又有枝节。其中划入俄境的旧卡地址，要随时择地另设；
第三，按此次曾纪泽所绘舆图，以霍尔果斯河、廓里扎特村等为界，因索伦右翼屯堡、额鲁特上三旗游牧之地，均已分归俄境，亟应另择善地，安插索伦营、额鲁特上三旗人众。
其亟宜兴复者五为：
第一，鉴于将军、参赞旧驻之惠远城西、南两面城垣毁于水患，巴彦岱、霍尔果斯两城城垣毁于兵火，应分别筑之。同时，应重建已荡然无存的惠远城内的仓库、官厅、兵房等。鉴于绥定、塔勒奇、瞻德、熙春、广仁五城城垣或损或塌，应大加修补之，并在各城内建置官厅、兵房、仓库和坛庙。
第二，鉴于金顺行营中只有260余名绿营兵，应补足原额，“以便分拨营堡，各守要隘”；而蒙满各营分任台卡各差。
第三，开辟已荒芜的伊犁屯田、修治年久失修的渠道。
第四，对伊犁汉民供以牛、种、农具，收抚流离在外的满蒙各营，以免其失所。
以上各项可概括为建城垣、复营制、开屯田、畅边报、抚流亡。其意在于重边防、固边卫、佐军食、连通邮。金顺还对上述各项实施费用的筹措和利用提出了具体建议。由此可见，金顺对于重建地处遐荒、久罹兵燹的边陲重镇慎怀永图而规久远。眼光长远，爱国之心溢于字里行间。
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实施原定方案，他领导了重修惠远等城的工程，恢复锡伯、察哈尔等营制，召民屯田生产，设置卡伦台站等。经整建后，伊犁再次成为边防重镇。
四、简评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用兵西域，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被外寇窃踞13年之久的新疆，从而粉碎了英、俄在新疆的扩张野心，使饱受战乱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此举不仅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振奋了民族精神，显示了中国抵御外侮的决心和力量。
在此次出征西域、收复新疆的行动中，左宗棠、刘锦棠的业绩固然功不可没，但金顺的历史作用也不应忽视，尤其在清军收复天山北路的军事行动中，金顺率兵取古牧地、复乌鲁木齐、克玛纳斯，战绩累累。金顺率领的混合军团除其旧部英字营、礼字营外，还包括马玉崑的“军胜营”、胡飞鹏的“健锐营”、新疆地方民团孔才的“定西营”、徐学功的“振武营”以及吉江马队和靖边马队等[38]。既有派系，兵丁素质良莠不齐，但金顺抚军有方，带领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在清军主力南下，进入南疆讨伐阿古柏后，金顺留驻北疆，他稳定了北疆的统治。这对于南下部队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有其重要的策应作用。
在中俄交涉交收伊犁的问题上，金顺亦立场坚定。对崇厚所签《里瓦几亚条约》提出“条款所载，其毋庸议置者十一，其必不可允者七”[39]，并逐款力陈其弊，指出：“如第四款所议，则伊犁岂有我驻足之所，不但如此，设要隘之地、形胜之区，彼皆豫为占据，诡讬置产，将驱而去之耶，抑将忍而受之耶。驱而去之，是为背约；忍而受之，是谓养痈。二者之中，无一而可，是自困之道也”。认为，如按崇约接收伊犁，那么伊犁之霍尔果斯河及山南之特克斯河“均归俄属”，而且塔城界址亦拟稍改。这是“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指出“特克斯河为通南八城要路，而塔城尤独当其冲，一旦割为俄境，岂独弱己以强敌，彼且扼我吭而拊我背矣”。强调“此界务之必不可允者也”[40]。当曾纪泽赴俄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之后，金顺积极筹办交收伊犁事宜，同时着手策划收回伊犁后的重建工作。世谓金顺是一位“不避艰险、每战必克”的战将，殊不知他同时也是一位眼光长远的战略家。在比较景廉与金顺之后，左宗棠曾说：
金顺为人，心性和平，失之宽缓，虽有时觊便乘利，而究之服善爱好，无忌嫉之心，平时粥粥无能，带队临阵，尚能奋勉。……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称殷浩、房琯，终不失为清流；臣于金顺，而知古所宫之奇、董安于，终不失为智士也。[41]
左氏的评判未必全对，但其“智士”印象大体不错。
史载金顺，“道肃州，病卒。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宷醵金，丧始归。部为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事闻，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予建祠”[42]。他的操行的确感人至深，或许这也是他确立军中权威的原因之一。
还应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金顺收复新疆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毕竟是清王朝封建官吏。他对国家的责任是建立在对君主的忠孝信条基础上的，抵御外侮与镇压农民起义对他来说，都是为国尽力。但从客观上讲，抵御外侮及收复失土，这对祖国边疆的命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这个意义讲，金顺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历史人物。
注释：
[1] 《清穆宗实录》卷368，同治十三年七月壬子条。[2] 同治十二年(1875年)日本出兵台湾，引起东南沿海的海疆危机，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讨论。[3] 《清德宗实录》卷6，光绪元年三月乙丑条。[4] 杨东梁着：《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12。[5] 《戡定新疆记》卷2，转引自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种(以下简称《回民起义资料》)，Ⅳ，福州国光社，1952年，页355。[6] 《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7] 《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8]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6。[9] “三城”指乌鲁木齐、迪化州、妥得璘所筑之王城，见《勘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7。[10]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7。[11]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8。[12] 景化城，位于呼图壁河东岸。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乾隆帝赐名“景化”。今呼图壁县治。[13]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14]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15] 《戡定新疆记》卷2，《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59。[16] 《清德宗实录》卷41，光绪二年十月乙卯条。[17] 《清史列传》卷55，《金顺传》。[18] 《戡定新疆记》卷3，《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61。[19] 金顺军原为40营，缺额颇多，而粮饷却仍按虚额支领。故由左宗棠奏请裁汰并为20营。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页67。[20] 《戡定新疆记》卷3，《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67。[21] 《戡定新疆记》卷4，《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75。[22] 《戡定新疆记》卷4，《回民起义资料》，Ⅳ，页375。[23] 王树枬：《新疆图志》卷54，“交涉二”，页2。[24] 《清德宗实录》卷76，光绪四年七月丁丑条。[25] 《清德宗实录》卷74，光绪四年五月辛未条。[26] 《伊犁将军金顺奏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35。[27] 《伊犁将军金顺奏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5。[28] 《清德宗实录》卷107，光绪六年正月辛未条。[29] 《清德宗实录》卷107，光绪六年正月辛未条。[30]《曾惠敏公文集》卷3，页6。[3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9月第1版， 1982年第2次印刷)编号为''1881—1—俄国”的《改订条约》(该书第1册，第381页)目下，该条约的签订日期标为：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历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其“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显然是排印错误。因为，无论如何阳历的“2月24日”不能是阴历的“七月二十五日”，更何况，在该条约文末(同书页385)正确地载明该条约“画押盖印”的日期为：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俄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遗憾的是，近来出版的《中外旧约辞典》(青岛出版社，1992年)、《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孙燕京着《大西北上空的阴霾——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翠条约》等书，均照录不误，将两国签订条约的日期，即公元1881年2月24日，记为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其实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是中俄两国交换批准书的日期，即公元 1881年8月19日。参见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 1981年。[32]《清德宗实录》卷133，光绪七年闰七月辛亥条。[33]《清德宗实录》卷134，光绪七年八月壬申条。[34]《改订条约》第五条规定：“……将通行之事派委妥员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土尔吉斯坦总督。自该员到塔什干城之日起，于三个月内，应将交收伊犁之事办竣，能于先期办竣亦可。”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82。[35]《清德宗实录》卷142，光绪八年正月丁未条。[36]《伊犁将军金顺奏接俄土尔吉斯坦总督回文定期交还伊犁折》，《清季外交史料》卷26，页27～28。[37]《伊犁将军金顺奏接收伊犁并分界事宜折》，《清季外交史料》卷 26，页28～30。[38] 杨东梁着：《左宗棠评传》，页251。[39]《伊犁将军金顺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40]《伊犁将军金顺遵议崇厚议约失败补救办法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页32。[41] 罗正钧着：《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页290。[42]《清史稿》卷450，列传卷241，《金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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