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官僚政治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官僚政治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争取宪政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然而维新运动刚刚推行一百多天，便被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一巴掌打翻在地。“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戊戌变法的失败，究其原因头绪纷繁，其中封建官僚政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面貌，中国社会逐渐半殖民地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内忧外患使得统治集团内部酝酿着“改革”。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投资加剧，刺激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为新式工业的利润所引诱，纷纷投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资产阶级意识得到了发展，在政治上便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然而，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不能不受到封建官僚政治的影响。
封建官僚政治的特点之一，是以科举取士作为拔擢官吏的主要途径。封建士大夫为了博得功名富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历尽艰辛一级级地去叩科举的大门。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或者思想僵化，胸无治国之策；或者利禄熏心，养成投机钻营、阿谀奉承之恶习，一旦中举居官、光宗耀祖，便只图晋级升官享尽富贵，明哲保身无视国危；或者虽有忧国忧民者，亦只为效忠皇上保住封建王朝。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是一批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半封建半资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士绅。维新派的头面人物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本身就是官僚士大夫，有的居津仕宦，有的与当朝大官关系密切，这样，他们的言行就不能不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如：参预新政的四军机之一的杨锐，原为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变法之前虽也慷慨陈词并列为保国会会员，但在保国会开会第一天，“偏当众假寐”。被授军机章京后，他凭着官场的经验，料到变法必遭顽固派的反对，“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但却又因为“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在变法中，对他认为侵害到顽固派洋务派利益的“万不可行之事”，则加以阻挠。在变法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光绪召杨锐进宫“泣涕商保全”，杨锐竟推辞说：“此陛下家事，当谋之宗室贵近，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企图临阵逃脱，保全自身。杨锐的言行暴露了官僚士大夫那种追名逐利、避危就安的腐朽本质。封建官僚政治的毒雾腐蚀着维新势力，削弱着维新运动，这是铁的事实。
封建官僚政治的又一特点是造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群。他们代表皇权，维护皇权，同时又结党营私，削弱皇权，培植自己的权势。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时，官僚群会组合成不同派别，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也有新旧之争，激进和保守之别。然而那些标榜“开明”的官僚，仍不脱争权夺势、图谋禄位之恶习。戊戌变法中，他们有的拉拢维新派，扩大自己的力量；有的玩弄维新派，扩张个人的权势；更有甚者出卖维新派，用维新派的鲜血染红着自己的“顶子”。
戊戌变法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帝党联盟，共同抵抗顽固派，改革弊政。帝党亲近光绪帝，“以保皇为己任”。甲午之役，帝党主战；失败后憾于割台赔款，有变法之心。帝党不掌实权，深感要援引新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帝党只求在皇帝的独断下改革某些弊政，与维新派开民权、设议会、颁宪法的要求不同。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容不得将部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帝党皆为仕宦多年的老官僚，老谋深算，处世圆滑。如“贵为帝傅”的翁同和是帝党的中坚，他曾密荐康有为、支持强学会；强学会被劾又为主将它改为官书局。然而他久历官场，深知光绪无权，因而“内畏太后”，经常“周旋帝后”之间。光绪“下诏定国是”前，他“曾拟变法诏敕十二条，商及恭邸”，“欲托之恭邸而行”，避免直接与顽固派冲突。他胸有城府，处处设防，在职时已自焚其奏稿；黜退后更涂改日记，在写到康有为处，添上“狂甚”、“此人心怀叵测”云云，以“避免贾祸”。时人谓“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他在变法中拉拢维新派，只是为己所用而已。孙家鼎曾侍伴光绪帝读书。强学会初立时亦曾支持并提供会馆；但弹劾之议起即欲摆脱。他在拟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的章程中特别略去了刊印报纸一项，并说：“此次封禁，不过防其流弊，并非禁其向学”。强学会“已尽失结合之宗旨，仅存其外观而已”。孙家鼎就是这样压制维新派而向后党表示妥协的。他又好揽权柄，排斥异己。当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侵犯到他“管学大臣”的权力，便满腹怨愤；光绪帝信任康有为，“家鼎虽依违其间，心实不怿”，以后便想乘《时务报》改为官报时调康有为作主笔，“借以放逐南海”。维新派和帝党实为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变法中不过同床异梦；帝党先是利用维新派作为向后党争权的筹码，继而又把维新派作为对后党妥协的牺牲品。帝党的行径大大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阻碍着维新运动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派曾企图通过地方实力派官僚的赞助来推动变法。而这些实力派官僚是什么状况呢？这里不妨剖析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插足维新派，列名强学会，资助《时务报》，又在自己统辖之地练新军，筹办矿务铁路，颇有一番“改革”劲头，捞足了政治资本。他属亲英派，与李鸿章有矛盾，正好趁甲午订约之后士民公愤，笼络人心，扩张权势。同时张之洞又提出《劝学篇》，兜售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以维护洋务派利益，又献媚于顽固派后党。他圆滑狡黠，很会掌握政治气候。一八九五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张抓住时机倡捐一千五百两银子作为开办费拉拢维新派。这年冬，《强学报》用孔子纪年，张大为震惊，因为这将得罪清朝廷。旋即停发会费，禁止该报发行，以向西太后昭示忠心。《时务报》上的论说稍为新鲜一点，张之洞就加以干涉。梁启超发表了一篇《知耻会叙》，矛头直指封建统治制度，张之洞急令部属“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直接压制维新言行，破坏变法运动。
封建官僚政治也是孕育野心家和阴谋家的丰腴土壤。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往往有着多付脸谱，他们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投机钻营，欲壑难填，既奉承拍马巴结上峰，又不择手段多方投靠，需要时甚至可以昧着良心反噬“恩主”。戊戌年“政变”前夕，光绪帝焦虑“朕位几不保”，要维新派“妥速筹商”。维新派四顾无援，竟将希望寄托在带兵的袁世凯身上，求其保护“圣上”。袁世凯满嘴应承，反过来即向荣绿告密，出卖了维新派和光绪帝。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官僚士大夫属性决定他们不可能与人民群众结盟，势单力薄，在变法运动行将被扼杀的紧要关头孑然一身，只得求助于军阀野心家。这却无异与虎谋皮，自取灭亡。
封建官僚政治造成机构重叠，文牍盛行，大员尸位，相互推诿，办事效率极低。当新政之时，很多部局皆成闲曹清衙；而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这些实施变法的机构，又派系纷杂，畛域分明，官吏们养尊处优，不视政务。康有为于戊戌正月上请开制度局及增设十二局之疏，光绪帝交总署复议，到五月仍未回音。光绪帝大斥总署张荫桓，张则借口事关重大，非他所能解决，结果仍是一再拖延，光绪帝也“无如之何”。地方官僚同样腐败无能。有的风烛残年固居官位，顽固守旧，碌碌无为。如“两广总督谭踵麟，年逾七十，二目昏盲，不能辨字，跪拜皆须人扶持”，这样的官僚又何能执行新政呢？那些掌有实权的地方督抚有的借词推托，贻误变法，如裁兵问题，各督抚认为“无兵可裁”，“民藏兵器很难防范”而拖延办理；有的彼此观望漫不经心，如刘坤一对于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等到电旨催问，又借口“部文未到”虚应故事。光绪帝手无实权，同时又没有决心和能力改革官僚机构，梁启超当时即叹息：“皇上与康先生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由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的改革要求由一批官僚士大夫表达出来。封建官僚政治的毒雾又严重侵蚀着这个运动，所以戊戌变法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一方面是变法的高涨，另一方面又是维新派的龉龃和帝党的营私妥协；一方面是下谕新政，另一方面又是官僚衙门推诿拖延，封建官吏投机反噬。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维新派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握有实权的后党击败了妥协的帝党，直至最后野心家军阀出卖了维新派，这样就必然导致变法运动的失败。
（资料来源：《新湘评论》1981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