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

在清代前期的历史上，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或褒之为草原英雄、悲剧帝王，与康熙、彼得齐名的一代英主；或贬之为野心家、叛乱头目、民族分裂的罪魁。由于有关噶尔丹的汉文史料需待鉴别，托忒文、俄文，特别是藏文史料还待发掘，因此对噶尔丹进行全面评述尚有许多困难，本文只是依据作者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时所积累的资料，对噶尔丹一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实践作一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政坛上崭露头角
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544年），为准噶尔部着名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6子。青年时即赴西藏“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1]，颇得达赖五世器重，曾授于呼图克图尊号。但噶尔丹并未潜心于佛门之道，而是“不甚爱梵书，惟取短枪摩弄”[2]，并与当时西藏的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相交甚密。即在西藏期间，噶尔丹也未脱离卫拉特蒙古的政治生活，不时返回准噶尔参予其兄僧格的政治、外交活动。据俄国档案记载，1668年4月6日，噶尔丹在僧格驻地自己的帐内，设宴招待了正在准噶尔访问的俄国使者伯林，并不顾当时僧格要求俄国归还属民捷列乌特人的强硬立场，向伯林表示：我们“卡尔梅克人和台吉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那些已经迁往皇上陛下那边去的捷列乌特人”。[3]
康熙十年（1671年），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消息很快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临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4]。噶尔丹在僧格旧部和卫拉特蒙古着名首领楚琥尔乌巴什、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支持下，投入了这场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争斗。噶尔丹在准噶尔部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一则史料曾生动记述：“嘎尔旦（噶尔丹）益信合烬余，故部落闻嘎尔旦归，稍稍集聚千余骑。欲进，众曰：‘兵寡地除，姑少留，俟畔’。嘎尔旦曰：‘进！汝等视吾枪所向’。众皆曰：‘者’。华语诺也。”[5]噶尔丹率部与车臣、卓特巴巴图尔联军激战在阿尔泰山地区，其同父兄车臣“率万骑接战，三分其军，驰向东，尘翳降天日。嘎尔旦独当先，跃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身不着一矢”[6]。车臣、卓特巴巴图尔联军不敌，退守“金岭口，岭高，转石如雨下。嘎尔旦命更番仰攻，众莫敢往。嘎尔旦立斩宰僧数人，徇于军。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车臣），入其车，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异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7]。车臣兵败被杀，卓特巴巴图尔携幼弟达哩及残部逃青海[8]。噶尔丹“遂为所部长”[9]，成了准噶尔政坛的风云人物。
俄国政府对噶尔丹上台十分重视。由于1668年俄国使臣伯林回国后立即将噶尔丹的谈话作了详报，引起俄国西伯利亚当局极大兴趣，在“一直是个多事的邻居”中[10]，竟出现了这么一个难得人物。刚执掌政权的噶尔丹，也急于改善外部环境，缓和与俄国的关系。1671年夏天，噶尔丹上台不久，即派出信使把他已经控制准部局势的情况，通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将军苏马洛科夫转告了俄国当局。同年10月，噶尔丹无视僧格在1670年对俄国人斯基宾发出必须交回准噶尔部属民，否则将扣留即将从北京回国的俄使阿勃林的警告，热忱接待并派专使护送阿勃林至托波尔斯克。
二、“近攻计”战绩显赫
噶尔丹在军事上击败了政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的势力，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执掌最高统治权后，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梁份《秦边纪略》的《嘎尔旦传》中有一段详细生动的记载，“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峰起，噶尔丹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日：‘非时！非时！不可为’。噶尔丹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引者）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万，然后促夏执金，混为一尊’。噶尔丹善其言，乃为‘近攻计’”[11]我们从噶尔丹以后的政治、军事实践中可看到，所谓“近攻计”的具体步骤是先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进而出兵天山南路，统治回疆，以确立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
康熙十二年（1673年），噶尔丹借口其从兄第巴噶班第与僧格有隙，发兵讨伐巴噶班第及其父楚琥尔乌巴什，但出师不利，兵败受挫，求庇于鄂齐尔图车臣汗。不久，噶尔丹又与鄂齐尔图车臣汗反目为仇，康熙十四年（1675年），鄂齐尔图车臣汗与楚琥尔乌巴什联兵进攻噶尔丹，但失败。次年，噶尔丹主动出击，擒获楚琥尔乌巴什，杀其子巴噶班第，迫使巴噶班第之子憨都逃往额济纳河，“与野兽同群”[12]。接着又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月二十日，噶尔丹“自斋尔的特莫火拉地方向鄂齐尔图车车臣汗发起攻击”[13]，“戕鄂齐尔图，破其部”。鄂齐尔图车臣汗的部众部分为噶尔丹所并，部分逃到青海、甘肃交界处，其妻多尔济拉布坦则率少数随众逃往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汗国。噶尔丹实现了“胁诸卫拉特奉其令”的目标。[14]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噶尔丹领兵3万，“将侵吐鲁番，渐次内移，往后西套，前哨已至哈密”[15]，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驻屯在甘州附近撒里维吾尔族地方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16]。同年，以“西域既定，诸国咸愿奉为汗，噶尔丹乃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卜先克兔汗”[17]。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成为自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绰罗斯家族自称汗的唯一封建主。
噶尔丹近攻计的第二个战略步骤是征服天山南路的回疆地区。此时，统治天山南路的察合台后王势力已衰，维吾尔族的封建势力——和卓势力日益强大，和卓势力中分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彼此利害冲突，严重对立。黑山派在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支持下，把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勒拉（即阿帕克和卓）驱逐出喀什噶尔，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无处存身，在中亚一带浪迹近10年，由克什米尔辗转进入西藏，找到了达赖五世，不久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拿着达赖五世的信件投身噶尔丹麾下。达赖五世给噶尔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亲自领兵，收复暴君统治的那些城池，让阿帕克和卓登上王位，然后你再返回原地”。[18]
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派出12万准噶尔骑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向喀什噶尔、叶尔羌进军，准噶尔铁骑在当地白山派教徒的响应下，横扫南疆，将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及其家属囚禁于伊犁，扶植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称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自此以后，准噶尔贵族统治南疆达80余年之久。
噶尔丹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前，即着手加强军事集权统治体制。1677—1678年，噶尔丹发布了一项敕令，不允许准噶尔各爱玛克居民自由迁徙，要求所属官员不延误税赋征收，[19]并采取一系列保证兵源，改善作战装备的措施，史载：“作小连环锁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骆驼驮大炮，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20]。使准噶尔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噶尔丹“乃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治战攻器械”[21]，一时准噶尔“资用报备，不取给远方”。[22]
而在南疆地区，噶尔丹扶植阿帕克和卓“使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23]，而阿帕克和卓每年向准噶尔贵族上缴大量贡赋，噶尔丹为缓和维吾尔人与准噶尔贵族统治的矛盾，曾发布第二项补充敕令，规定：“霍屯人的村落应由霍屯人自己的法庭来裁决，共同的（人民的）诉讼，应由这里的高等法庭来处理”[24]。同时禁止南疆地区的奴隶买卖，准噶尔贵族还对代理人实行“人质制”，当时的维吾尔封建主为和卓家族，都有自己的亲属作为人质在伊犁生活，准噶尔贵族允许作为人质的维吾尔贵族数年更移一次，在伊犁也只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并不任意伤害。
噶尔丹在南疆的统治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对此，清代人苏尔德在《新疆回部志》卷四作过中肯评述：“回部旧受额勒特统辖，各项赋税虽有定额，但其数颇重，回人艰于定纳，凡贩运各货以及金银布帛，多于额外越例抽收。又派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大城办事之额勒特等将回人之银钱、粮马、妇女，鸟枪等项，恣意取掳回，回众不堪其扰，如居水火，故多奔走逃避，未获宁处。”
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后，噶尔又连年向西扩张，1682年至1683年，噶尔丹率骑进攻哈萨克的头克汗（又称梯亚甫迦汗，1680—1718年任部落首领，其父杨吉尔汗曾于1643年大败巴图尔珲台吉），头克汗用计诱噶尔丹军人城，待雪夜哈萨克援军一到，内外夹击，准噶尔骑兵猝不及防，马匹陷入雪坑，死伤过半。噶尔丹虽“丧师返国，未尝挫锐气，益征兵训练如初”，并遣使警击，“汝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岁用兵，夏蹂汝耕，秋烧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迨至于发白齿落而后止”[25]。次年，噶尔丹再发兵，攻下塔什干、赛里木等城市，擒获头克汗之子作为人质，押往西藏，“以畀达赖喇嘛”[26]。之后，准噶尔兵锋直抵黑海沿岸的诺盖人部族聚居区——“美人国”[27]。1683—1685年噶尔丹与费尔干纳的布鲁特人、乌兹别克人进行战争。1683年秋在远征布鲁特人时，其部队到了帕米尔的穆尔加布河，甚至远征到了萨雷阔里山。不久，准噶尔骑兵又占领了费尔干纳。
到17世纪70年代末，噶尔丹“近攻计”的战略目标均已实施，西征也取得了可喜的战绩。此时，噶尔丹已将准噶尔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伊犁河谷，冬营地则有额尔齐斯河（也尔的石河）、博尔塔拉等地[28]。此时准噶尔的统辖地域，北鄂木河，沿额尔齐斯河溯流而上，抵阿尔泰山，西抵巴尔喀什湖以南哈萨克人的游牧地，东达鄂毕河。准噶尔还统治了天山南路的南疆地区，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地区，1691年，噶尔丹还派人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图巴河沿岸图巴族聚居区活动。[29]
噶尔丹在实施“近攻计”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对俄外交活动。噶尔丹对沙俄既表示友好和接近，也不时借贡民问题作为要挟码，以便从沙俄处获取更多的支持。当时双方人员往来频繁，据一位西方学者统计，1674年至1681年，除1680年外，噶尔丹每年均遣人前往俄国。[30]1672年，沙俄政府借护送僧格派往莫斯科交涉的代表涅乌芦思返回准部之机，派遣卡尔瓦茨基到噶尔丹牙帐活动。噶尔丹接见了卡尔瓦茨基，要求他转告沙俄当局不要阻拦噶尔丹的代表，并遣送他们去莫斯科，同时还要求沙皇“把过去几年从各卫拉特王公处迁往俄国境内的臣民予以送还”。[31]
1672年1月，噶尔丹护送阿勃林到托波尔斯克的代表抵莫斯科，受到沙俄政府的礼遇，他们随身携带了噶尔丹致沙皇的两封信，噶尔丹在信中表示，愿意为沙皇服务，还表示，对俄国人向自己的属民征收实物税一事，“他目前并不为此事苦恼”[32]。1673年以后，俄国当局宣布“拒绝收容从卫拉特王公处逃出的人众”[33]，还假惺惺表示同意准噶尔牧民可以利用被沙俄侵占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上的牧场”[34]。1678年，沙俄的一个代表对噶尔丹说，侵犯卫拉特兀鲁斯的“那些坏蛋已被惩处”[35]，而同年，噶尔丹的代表则向波尔斯克将军明确声称，“希望保持边境邻邦的同盟，希望边境不发生争端”。[36]
经过近10年的交往，从沙俄方面而言，自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在东侵西伯利亚过程中，分三路侵入我国北部边陲。西路，以托波尔斯克为基地，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侵入我国准噶尔部游牧地区；中路，以叶尼塞斯河而上，侵入贝加尔湖和喀尔喀蒙古地区；东路，以雅库茨克为基地，溯勒拿河而上，侵入我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极其野蛮和极其狡诈的两重性。在东路，沙俄殖民者组织土匪式的殖民军，对我国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和野蛮的掠夺，而在中路和西路，沙俄主要是派殖民官吏对世居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诸部落交替使用政治诱骗和武装蚕食的两面手法。但它们的侵略活动一直遭到准噶尔人民的反抗。多少年来，关于向准噶尔部属民征收实物税权益的争执，更使沙俄无计可施。而现在作为准噶尔部首领的噶尔丹已表示不再坚持其父兄原来的立场，因此，沙俄在对待噶尔丹的政策上，尽量在贸易、礼仪等方面予以满足，以扩大对准噶尔部的渗透。而从噶尔丹方面言之，当时正处于其扩张事业的顺利上升阶段。自1671年以来，噶尔丹翦除政敌，兼并扩张，接连获胜，踌躇满志。噶尔丹是一个“有大志，好立奇功”[37]的一部之长，为了实现其称霸西北的方略，他“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在噶尔丹看来，“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征服蒙古”[38]，因而采取了“北通好于俄罗斯”的方针，这时的准、俄关系正如一位苏联史学家所说：“如果说僧格认为归还克什提姆，取得向他们征收实物税的权利是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且为此不惜造成与俄国的紧张关系，那么，噶尔丹准备牺牲克什提姆和实物税，只求巩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而且以后还力求与这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39]。沙俄想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野心，而噶尔丹则想利用沙俄力量来牵制清政府，实现其一统蒙古的政治图谋，这就是双方互相接近、进而勾结的共同政治基础，无怪一个老牌的俄国汉学家把噶尔丹称为俄国的“天然同盟者”，并承认沙俄与噶尔丹“久已建立了友好关系。”[40]
三、“东进政策”的受挫与破产
噶尔丹执政后向外扩展的战略第一步是实施“近攻计”。其实，始终牵于噶尔丹心际的则是对外扩展战略的第二步，即实施“东进政策”。噶尔丹“东进政策”的核心是与已定鼎中原的清政府争夺对青海和硕特与漠北喀尔喀的控制权，实现其一统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国的伟业。这一政治战略，在蒙古民族中有着深厚的传统。自元亡以降，多少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付出了毕生精力未达此目标而遗恨终生。噶尔丹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又有军事才能的卫拉特蒙古政治家，他确实向往缔造一个如其光荣先辈成吉思汗那样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的统一蒙古帝国。
“近攻计”的顺利实施为“东进政策”的付诸行动准备了条件。但“东进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是与强大的清王朝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悲剧性结果的出现，还有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
噶尔丹时期的准噶尔与清政府之间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进军喀尔喀蒙古为界，区划为前后两个阶段：1671年至1687年，双方关系以友好发展为主；1688年至1697年，双方关系则以军事冲突为主。
康熙十年（1672年）正月，噶尔丹继僧格成为准噶尔首领后，即向清政府上疏，要求承认其继僧格之位的合法性，这一要求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之后，噶尔丹几乎每年遣使进贡，并上奏汗国内重大事宜。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攻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后，遣使献俘及“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康熙拒受献物；但对每年常贡之物照例收纳[41]。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遣使禀告已接受达赖喇嘛所授之博硕克图汗号，请求承认，并进贡锁之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42]，清政府收受其进贡方物，但不承认其汗号，拒绝授予汗印。不过，在事实上是默认了噶尔丹是卫拉特诸部首领。当时清政府正忙于讨伐“三藩”，因此，对远处西北的噶尔丹，只求其表面上的臣服，并无更多政治上的要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为庆武功，派遣内大臣祁他特赴噶尔丹处赏赉。祁他特一行于同年冬抵噶尔丹牙帐。首次会见时，“及交敕书，噶尔丹俯身两手受之，其衣服等物，则彼左右之人受之，其器用币帛等物，并骆驼牵入，一一展视受之”[43]。噶尔丹在会见时特别询问平定“三藩”的情况，祁他特告之，“比年曾有寇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44]。祁他特一行在噶尔丹处逗留一个月，于次年正月二十七日起程，噶尔丹“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银鼠二百只，猞猁皮三张，抄狐皮一百张，黄狐皮二十张，活雕一只，贴金牛皮五张，厄鲁特鸟枪四杆”，另派贵族4人随清使至朝廷谢恩。[45]
由于准噶尔与清政府间以互遣贡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关系得到正常发展，双方的贸易交往也不断增加。准噶尔的商队一般是随贡使同行，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当时准噶尔牧民所用的棉絮、棉线以及台吉、宰桑用的绸缎、丝绣等物，均需向中原地区购买，准噶尔贵族对中原所产之奢侈品十分倾慕。梁份《秦边纪略》卷6《嘎尔旦传》中有一段生动记述：“又与以织金大蟒，立蟒剌绣诸彩色。嘎尔旦皆罗列露文绣于外，引各台吉及各夷来视之”。“诸彝咸艳慕之，徘徊不能去云”。因此，噶尔丹派往内地的商队日益频繁，人数也与日俱增，清政府面对蜂拥而至的商队，为加强管理改变了对噶尔丹“所遣之使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的常例。1682年规定“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放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凡“沿途抢掠，殃民作乱，即依本朝律例，伤人者，以伤人之罪罪之，盗劫人财物者，以盗劫之罪罪之”[46]。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进一步规定：“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应令来京互市，其余小台吉，俱于张家口互市，着为定例”[47]。贡使人数的限定，使噶尔丹无法向其属下分配名额，所以他一再向清政府诉苦：“顷奉明旨，限贸易人毋得过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以为出自我意，不容彼贸易，皆与我不和”[48]。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噶尔丹在一次覆奏中，要求清廷取消200人的限令，他说：“自古以来，四厄鲁特贸易，向有旧制，我等来使废也”[49]，并威胁说：“四厄鲁特与汉人贸易之事，如仍复旧制，则事皆归好矣”。[50]
清政府对准噶尔贡使和商队的限制，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契机，但由友好发展演变成军事冲突的根本原由，则是噶尔丹旨在统一蒙古，建立一个不依附于清王朝的大蒙古帝国的政治方略。
早在康熙十七年（1687年）三月，噶尔丹为实施其“东进政策”，即准备进军青海，理由是和硕特是卫拉特蒙古一部，理应归他统辖。清政府得知消息后，即命甘肃提督张勇等整敕军队严加防范，同时敕谕噶尔丹，要他“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51]。此时，噶尔丹毕竟羽毛未丰，他从清廷的强烈反应中清楚看到，青海和硕特与清政府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依附关系，他若冒然进军，清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而一旦与清政府正面交锋，显然是力所不敌，所以“行十一日，撒兵归”，也就是说主动改变了进军青海的计划。
实施“东进政策”是噶尔丹既定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开始全面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谋求俄国的支持，增强与清廷抗衡的实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噶尔丹派出两名使者，带了一个由70个组成的商队，携带致沙皇的信件抵达伊尔库茨克，“他们宣称他们的主子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磨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52]。这个使团活动的细枝末节，还待史料的发掘，但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噶尔丹此举表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的支持。所谓特定历史背景，一是指噶尔丹进军青海战略行动的中止；二是指清政府刚宣布限制准噶尔贡使入京人数。所谓合适的借口，是指此时清俄雅克萨之战正处方兴未艾之势。因此，可以将这个使团的活动视之为是噶尔丹为调整对俄关系的重要政治步骤，而在打击喀尔喀蒙古封建主这一点上，准噶尔贵族与俄国殖民者找到了利益的交汇点。
噶尔丹要实施“东进政策”，当然要打击与清政府保持臣附与友好关系的喀尔喀蒙古封建主。而此时喀尔喀蒙古封建主对俄国侵略者的强硬立场，也使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的俄国代表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视为眼中钉，为了使俄国在未来的中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打击抗俄最坚决的土谢图汗。因此，1686年以来戈洛文极力“希望与博硕克图汗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53]，“戈洛文在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54]。有了俄国全权大使的支持，噶尔丹认为实施楚寐以求的“东进政策”时机已趋成熟，即有西藏僧俗上层的庇护，又得到俄国势力的支持，是实现建立统一大蒙古帝国的最好时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借口声讨两年前喀尔喀蒙古诸部的枯冷白齐尔盟会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尊敬达赖喇嘛使者之举，率军3万，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区。由于噶尔丹派遣的千余名喇嘛作内应，土谢图汗仓促迎战，初战即失利，噶尔丹的骑兵乘势击溃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两部，大肆掠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牧地，致使喀尔喀蒙古诸部蒙受空前浩劫，举部内迁，“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55]。
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产生了极严重后果。首先，噶尔丹出兵，是从背后向正在抗击俄国侵略的蒙古人民猛砍一刀，使他们陷入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其次，噶尔丹占领漠北后，参加尼布楚谈判的清朝使团不得不中途撤回，影响了清政府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使清廷作出在谈判中对俄国作重大让步的决策。
自此之后，噶尔丹与清政府关系也进入了以战为主的痛苦发展阶段。
噶尔丹进军喀尔喀蒙古初战获胜，声势大振，但即在此时，准噶尔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一直与噶尔丹同牧的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索诺木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均已成年，噶尔丹视他们为准噶尔汗位的潜在争夺者，此时噶尔丹与亲信奈冲鄂木布合谋，毒杀索诺木阿拉布坦，又试图谋杀策妄阿拉布坦，1688年冬，策妄阿拉布坦率部众5000人逃往额琳哈毕尔噶（今新疆沙湾县境），不久又徙牧至噶尔丹的冬营地——博尔塔拉。噶尔丹率兵追击，在乌兰乌苏被策妄阿拉布坦全歼[56]。同年十一月，楚琥尔乌巴什之子额琳臣也率“子弟台吉十余人，弓箭手三百余人，计一千余口，来投皇上”。这两件事，使噶尔丹兵员锐减，又失去了根据地，剩下的只有冒险进入漠南蒙古，劫掠驼马牛羊，以图发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准噶尔骑兵由克鲁伦河经乌尔扎河、喀尔喀河南下，进入科尔沁草原、锡林格勒草原、乌珠穆沁盆地，摆出与清军决战的架式。
噶尔丹在后援断绝，兵员锐减情况下，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噶尔丹决策失误，固然有种种因素，但戈洛文的空口许诺和唆使，确实起了极恶劣的作用。1689年底，噶尔丹的使者达尔罕宰桑对戈洛文说：“他奉命携函来见全权大使（即戈洛文）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皇陛下军队以及大使现在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歼灭。作为交换条件，噶尔丹在给达尔罕的训令中说：“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57]。为此，戈洛文向达尔罕保证：“如果他们博硕克图汗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军事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图汗的进攻形势，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戈洛文在交由达尔罕带回的致噶尔丹信中更是明确表示：“沙皇陛下官兵永远不会停息干戈”[58]。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戈洛文还派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到噶尔丹处活动，基比列夫一行陪同达尔罕，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噶尔丹牙帐。当天噶尔丹即予以接见，在场还有达赖喇嘛派往准噶尔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59]
基比列夫的使命有两项：一项是向噶尔丹提出政治，军事方面新的要求；另一项是剌探中国边境的军事情势。关于第一项使命，在戈洛文给基比列夫的训令中列了五条，综其内容主要为：一、要噶尔丹“集中自己全部兵力，前去进攻敌人，悉心进行军事搜索”，并及时将军事行动情况告知“全权大使（即戈洛文）及沙皇陛下所属各城堡”，沙俄方面将根据噶尔丹进攻情况，“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及其他城堡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至于希望两军会合作战，“由于相距甚远，实不可能”；二、噶尔丹今后应将清政府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及时“知照沙皇陛下境内就近城堡”；三、噶尔丹对一切愿意臣服沙皇的蒙古领主、台吉，应“饬令不得刁难，不得禁阻”，并对居住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地区已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应“饬令所属不得予以凌辱和施加任何暴行”[60]。关于第二项使命，即剌探军事情报，戈洛文向基比列夫开列出一大串项目，诸如：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发生争端的原因为何？噶尔丹目前驻扎何处？兵力多少？在同噶尔丹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等等。[61]
噶尔丹把基比列夫尊为上宾，基比列夫抵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正逢乌尔会河战斗发生，噶尔丹“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62]。基比列夫事后大肆吹嘘噶尔丹的实力，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63]。噶尔丹深知清朝政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主要障碍，因此决心进一步投靠沙俄，“准备向俄国作出任何让步，甚至领土的让步”[64]。他甚至向俄国人表示，“只要他们给他2000或3000哥萨克精兵和一些大炮，他就能够破坏中国在长城外的全部边境。”[65]乌尔会河之役后，噶尔丹率军深入乌朱穆沁，“遂乘胜长驱而南，深入乌兰布通，距京师七百里乃止”[66]，时“京师戒严”，情况危急。[67]
噶尔丹与之对阵的不是弱国庸才，而是国势兴旺的清王朝和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康熙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铁骑，首先在外交方面，对正在进行的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方针作了调整，康熙指示，俄国“若恳求尼布潮（即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68]由于清政府的让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0年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尔约，使清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之后尽管戈洛文仍“在厚待这一强大的邻居”[69]，但再也不敢放手大干。加之俄国政府从尼布楚条约中获得实利，俄国的最高当局远非如前一时期那样，急于与噶尔丹建立联盟，而是采取口头上的支持，行动上敷衍的政策，并很快将戈洛文从西伯利亚调回莫斯科。1693年8月俄国政府还向各关卡监督发出训令，严禁向卡尔梅克人输出军火。[70]
清政府在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准噶尔与清军之间大规模战役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九年八月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之战；另一次是三十三年五月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宗莫德）之战。这是两次战略决战，均以噶尔丹的失败而告终。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昭莫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有生力量，战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
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破产告终。
四、噶尔丹的末日
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处境十分困难，即所谓“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狼狈不堪，目下掘草根为食”[71]。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六日，噶尔丹遣其亲信丹济拉率军，欲劫清军在翁金的贮米仓站[72]，与清军祖良壁部发生激战，兵败而遁。自翁金一役，噶尔丹军再也无力与清军正面交锋，而是穷蹙已极，四处流窜，以躲避清军追剿。噶尔丹因连年征战，四处树敌，处境十贫困难。当时噶尔丹一不能西归伊犁河流域，那里早已为自己的宿敌策妄阿拉布坦所控制；二不能远投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此时阿玉奇汗已与策妄阿拉布坦结成了反噶尔丹联盟；三是“欲北投鄂（俄）罗斯”[73]，而此时沙皇俄国已视噶尔丹为政治包袱而拒于接纳；四不能退入回部、青海诸地，因为此时“回部、青海、哈萨克皆隔绝叛去”[74]。唯一可供噶尔丹退却之处是投靠西藏的僧俗上层。因长期以来他曾得到西藏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
但是西藏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五世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即已去世，第巴桑结嘉措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秘不发丧10余年。长期以来，他始而支持噶尔丹的“近攻计”，继而支持噶尔丹全力推行“东进政策”。桑结嘉措利用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派遣济隆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表常驻噶尔丹牙帐，名为调解卫拉特与喀尔喀之争，实际是处处袒护噶尔丹，乌兰布通战后，济隆呼图克图与噶尔丹共同策划了缓兵之计，使噶尔丹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因此，当清政府从俘虏中得悉噶尔丹欲奔西藏的计划后，于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六日遣使保柱等赴第巴处，痛斥他对达赖喇嘛五世之死秘不发丧，欺骗部众，又唆使噶尔丹兴兵启衅，“其罪甚大”[75]，并严饬第巴桑结嘉措必须遵行下列数端：一是据奏明达赖五世去世始末；二是立执济隆呼图克图以治罪；三是解送噶尔丹之女婿青海博硕克图济农之子来京，以上几端如不遵行，就要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之兵，兴师问罪。
噶尔丹面临清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招降的强大压力。
1697年，康熙积极进行第三次亲征朔漠的军事准备，为此，康熙亲临宁夏，三月兵分两路西进。每路兵3000名，分由费扬古、马思哈统帅。四月，康熙率大军抵狼居胥山，摆出军事围剿的姿态。此前不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谕告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尔还语噶尔丹，凡事务必亲面会语，不然，则事无终局。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朕在此地行猎待尔，限尔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此期，朕必进兵矣”。[76]
噶尔丹在政治上、军事上均面临绝境，他的亲信头目如阿喇卜滩、格垒沽英等先后降清，另一个亲信吴尔占扎卜则指噶尔丹“如不降，当另图一策，首鼠两端，而待毙乎”[77]，而噶尔丹除埋怨“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尔众人矣”[78]外，也一筹莫措。当时留在噶尔丹身边的仅有阿拉尔拜、讷颜格隆二人，“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有马驼二、三，而止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79]。噶尔丹是决不甘心投降的，有一则西方记载这样描述：“（康熙）皇帝后派去了两个准噶尔人，他们也被（噶尔丹）接见了，他们向他报告了帝国的实力以及被俘人员等如何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舒服的收容所。当然，所有这些话，那个骄傲的首领，是听不进的。据说，他一言不发地中断了接见。很明显，他绝没有泄气”[80]。。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初，噶尔丹流窜到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噶尔丹所，有诺颜格隆阿喇儿拜，下有一百余”。[81]噶尔丹还“曾遣人约丹济拉，会于阿察阿木塔台”[82]，据一个卫拉特俘虏口述：“噶尔丹下人，但捕兽为食外，并无余物，视众人形状，窘迫已极，问其马亦甚瘠,膔大者少云”。[83]
但是噶尔丹尚未及与丹济拉会面，于三月十三日“早辰得病，日晚即死，不知何病”[84]。据一个现场见证人杜拉儿口述：“噶尔丹曾云我向以折滚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怨恨数日，饮食俱废，于十二日头痛，召丹济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85]，随从当天即“夜焚其尸”。[86]
噶尔丹终以悲剧英雄划出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个句号。
丹济拉、诺颜格隆、丹济拉之婿拉思伦，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察海，共300户至内地降清。[87]丹济拉初授散秩大臣，其子多尔济塞卜腾授一等侍卫[88]，钟察海与其弟塞卜腾马儿珠尔则安排在北京居住，并授塞卜腾马儿珠尔为一等侍卫，给之妻室，而以钟察海婚配二等侍卫沙克都尔。[89]
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数十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赫；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了17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贪瓦全，宁可玉碎，也不接受清王朝的招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噶尔丹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这固然与噶尔丹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军事上孤军深入等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以及他与之争斗的对手康熙皇帝和清王朝过于强大有关。最可悲的是噶尔丹与俄国交往的政治、外交实践的失败。噶尔丹本想借俄国力量达到自己与清王朝抗争的目的，但却被俄国利用，反成了俄国与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被俄国抛弃时，噶尔丹已与清军正面相撞，势不可收，成为过河卒子，无路可退。当然，噶尔丹的失败，从根本上说，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原刊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