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清史简述（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清史简述（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史简述（三）

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清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这里谈谈有关的几个问题：
1．关于圈地问题
从清军一入关就发生了圈地问题。按照八旗在关外的惯例，一切权利都平均分配，新得的田地也分为八部分交八旗耕种。但是一入关后，突然得到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可能按照八旗的惯例平分，同时，又有很多满人进关后没有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且需要土地，于是决定：整个土地不能平分，只把明代的官田分配给八旗。“圈地”就这样出现了。从一六四四年七月开始，规定将明代官田、皇庄分给八旗将士；但土地有限，不敷分配。一六四六——一六四七年规模更为扩大，不限于官田、皇庄，将其他无主的田地也圈占了，有时甚至有主的土地也圈了。直到一六六六年还在继续圈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如果只限于圈占官地和空闲无主的土地，问题还不大。但后来又出现了所谓圈换。这块圈拨的土地不好，可以强迫掉换一块好地；于是把人民的私产也包括在圈换的范围以内了。土地圈定以后，借口零散不便管理，可以强迫集中成一片；其中原有的人民私产，起初还把它移换出去，后来就连人民私产也算成自己的了。圈地办法给当时的土地掠夺造成了很大的方便，先是拨给，后是圈拨、圈补、圈占、圈取，出现了种种名堂和办法。原来只限于圈占土地，后来包括了地上的房屋树木，甚至发展到把土地上的居民也变成替他们耕种的农奴。最初圈占的是官田和无主土地，后来有主地甚至民田都圈占了。这一县的土地圈得剩下不多了，又换到另一县；这一县的人民私田被占了，就把别一县的官地换给他们。这在国家财政上也造成很大骚扰。有时，地主住在甲县，而土地却换在乙县，根本无法照顾，只能佃给乙县农民永远佃种，于是形成地主对土地既没有使用权，也没有买卖权，而永佃人却可以卖佃。至于纳粮，也间或形成地在乙县而粮在甲县缴纳，这就是所谓插花地。因此在当时产生了种种扰乱。圈到的土地原来只分配给从满洲来的无地的将士，不包括贵族；后来土地实际上被贵族占去了，而交给投充和俘虏得来的人耕种。我们知道，在世界史上，英国在十七世纪时也有圈地，但是和清初的圈地完全不同。英国的圈地是由国家把圈出土地卖给农业资本家，由资本家经营；而清初圈地是采用落后的奴隶制或农奴制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两者本质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种圈地的措施，遭到汉人极力反对，他们用逃跑的办法，消极抵制。因此这种制度很快地就改变了。圈地逐渐变成为庄田。圈地的原意是想采用农奴制生产，但是行不通，所以变成为庄田，转而采用租佃形式。皇庄、官庄和旗庄都没有庄头，由庄头招佃，找人耕种。土地的收益上缴内务府或八旗衙门，用来补助贵族和军土的生活费用。
清代的庄田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属于内务府的庄田，数目不很多，大约共五千七百四十八顷三十亩；一种是八旗官兵的庄田，共十四万零一百二十八顷七十一亩；另一种是宗室的庄田，共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八顷四十五亩。以上三项合计共十五万九千二百一十五顷四十六亩。
清初，最初土地约二百九十万顷，庄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点四。到了乾隆时，庄田只占百分之二，当时全国土地总面积已达七百八十万顷，而庄田还只有十五万多顷。
以上材料说明，圈地所占全国土地总面积最多时达百分之五，最少到百分之二，因此，它对当时经济发展来说，不起很大的作用，不应把它的作用过分夸大。当然，这种采取落后方式，抢夺民田，用奴隶劳动，只有很短的期间就改变了。即使没有改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不能因此就说清初的中国社会倒退了。
2．关于治河问题
下面谈一谈清初恢复经济措施之一的水利事业，这和治河有关。
清初对治理黄河投下了很大的力量。当然仍限于当时科学技术的水平，但比过去是有进步的。康熙说过：今天治黄河与过去不同，过去治河只防黄害，我们今天治河不仅要防害，而且要利用它，使为我用，对农田和交通运输有利。这说明了比过去甚至明朝是进了一大步。但是也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根本不懂得水土保持，只知道把堤岸加高培厚，使它不出乱子，只知道增挖引河，从事灌溉，保持水路交通。当然，这在清初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康熙六次南巡一六八四，一六八九，一六九九，一七O三，一七O五，一七O七，都和治河有关。
3．垦荒问题
垦荒也是恢复生产的主要办法。从一六四九年（顺治六年）开始，清政府号召人民回乡垦荒。清初的垦荒规模很大，因之，在农业生产的恢复中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几个数字来看：
公 元 年 代 全国耕地总面积
1651年 顺治八年 2，908，584顷61亩
1660年 顺治十七年 5，194，038顷30亩
1679年 康熙十八年 5，136，353顷
1711年 康熙五十年 6，330，304顷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垦荒收到了实际效果。一六六0年到一六七九年之间并不是耕地面积减少了，而是因为当时耕地面积的记载主要根据这一年各地方上报的数字和税收的数字，有时发生于灾害，减免田赋的耕地面积就不统计在内，上报的数字减少了，所以耕地总面积的统计数字也少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数字反映了清初在恢复生产上获得很大效果。土地增加了，人口跟着上升，适应这一情况，清廷又采取了新的措施。
六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一七一二年和摊丁入亩一七二三年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朝财政上的突出的措施。
由于清朝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增长，人丁税也随之增多，国家收入就很快地增长起来。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看到了国家财政收入有了赢余，就考虑到是否可以不再增收人口税的问题。于是宣布人口税只收到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数额为止，自一七一一年以后，无论增加多少人口都不再征税，这就是所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人口税冻结了。但国家财政收入并不因此减少，而人民的负担却可以减轻。这个办法意图很好，但是执行时有很多困难。因为人口税既然冻结了，此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征税，而死亡了的人口税应该由谁来抵补呢?于是后来又想了一个新办法，决定不再按人口征税，将应征人口税额，分摊在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在一七一六年，广东首先将人口税归入土地税里征收，农民很满意，中央和许多省都感到这个办法好，于是就陆续实行。一七二三年先在河北，其后是山东，一七二四年在福建，都先后实行。一七二六年以后，又有许多省份实行。从一七二七年到一七二九年陆续通行到全国。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又称丁随地起。一七二九年全国差不多普遍实行了，只有山西一省直到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才彻底实行，是全国最晚实行的。贵州究竟是在哪一年实行的，记载尚不一致。
这一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永远在中国绝迹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摊丁入亩是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发展来的，它是在清初生产恢复发展、人口增长、国家收入增多的基础上采取的有重大意义的措施，不是凭空想搞出来的。在摊丁入亩以前，赋役制不公平合理的：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损失很大，而地主的人口税支出较少。因为丁税只有成丁才抽，地主家里壮丁应纳税额和土地收入比较起来是很有限的；而农民只靠壮丁劳动，如果交不出丁税就必须服役，家里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加之，服役一二天，路上来回就得很多天，时间、精力、财力都有很大耗损。所以老百姓对徭役感到是一个严重残酷的负担。中国过去有赋有役，赋是有限度的，有一定规定；徭役扰民则比赋厉害得多，甚至可以破家，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比赋更加残酷。所以农民痛心疾首，屡起反对。清朝早有入主张改革丁税，但是总没有改成功。到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以后，丁税有了固定数额，才给摊丁入亩创造了条件，迫使统治者感到不这样改就有很多麻烦，不自不改了。
清代把赋税叫做地丁钱粮，是是指土地税，丁是指人口税。地丁合在一起按土地片收，使国家收入得到了保证，同时人民的痛苦也减轻了一些。地主负担虽然增加了，但也很少很少，每田赋银一两不过只加银二钱多一点，即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且，一般农民应交的田赋达到一两的很少，地主每两加二钱银子是不算一回事的。
摊丁入亩的结果使人身依附关系也减轻了，人民可以自由活动了，不会因出门后的徭役而使家里遭到迫害；不移动的人口也不再因为交不上丁税而被迫服役了，劳动积极性因之提高了很多。所以在清朝的整个制度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有进步意义的措施。
摊丁入亩既是一七一六年首先在广东实行的，为什么我们又把它的开始算在一七二三年呢?因为广东只是试行，正式成为法律是一七二三年从河北开始的真正开始实行已经到了一七二四年，所以，我们把这一年作为摊丁入亩的开始。
七 巩固统一的战争
这里所指的巩固统一的战争并不是指平三藩之乱。平三藩之乱在清朝是讨伐叛逆的战争。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当时如果不进行战争就会使国家的统一遭受到破坏，是为了巩固统一而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主要是指在边疆上与少数民族进行的军事斗争。
在中国的整个疆域中，有许多民族很早就定居下来了，但是在边境上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和外国接界，距离中央较远，又都由本族的首领管理，所以常常互相争夺。在清初的新疆北部和现在境外的一部分民族，过去称为厄鲁特蒙古即明代的瓦剌，也就是住在沙漠以西的蒙古民族。厄鲁特蒙古有四大部分，其中最大最强的是准噶尔。他们离开清朝中央很远，和帝俄接近，帝俄又对他们施行拉拢、诱惑，因之向心力不强。准噶尔逐渐强大起来，一方面向南发展到青海、西藏，一方面向东方的蒙古发展。清初，准噶尔出现了一个首领名叫噶尔丹，他是一个有才干的野心家，想把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各少数民族完全控制起来，同时又受到沙俄的蛊惑，力图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和当时住在漠北的蒙古喀尔喀民族发生了战争。喀尔喀抵挡不住准噶尔的进攻，就投奔清朝，要求对准噶尔加以制止，并自原作为清朝整个国家的一部分。于是在明朝一度失和的蒙古族复合于一。我国北方的边疆就在这时确定下来了。喀尔喀当时确是自愿的，主要是指靠清朝帮助他打退噶尔丹的进犯，同时也认为和满族的习俗、宗教、语言文字相近，因此自愿参加。
外蒙古加入清朝后，清廷仍让蒙古贵族自己管理，只设库伦办事处。喀尔喀既然是受到准噶尔的军事压迫，清廷就有义务加以制止，因此就在一六九O、一六九六、一六九七年三次和准噶尔发生战争。战争的目的是遏止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侵夺的军事行动，保卫祖国边疆的完整统一。三次战争的结果使外蒙的局面稳定下来，西北国境的完整统一得到了保证。
从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二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清廷和准噶尔再一次发生了战争。这次是发生在西藏地区。因为准噶尔在首领噶尔丹死后，在西藏还保留着它的统治势力，对西藏的政权还有很大影响。达赖五世死后，西藏出现三个第六代达赖喇嘛。根据西藏制度，达赖和班禅死后，都要通过“呼毕尔罕”藏语，意为化身转生为下一代达赖或班禅。即在他死后，根据指定方向，找—个恰好在同时出生的婴儿，作为他的继承人。达赖五世死后，同时出现了三个符合条件的可以继位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为西藏人民所承认的，其余的还有怀疑。西藏的一个大臣就和准噶尔勾结起来，拥戴人民怀疑的一个，图谋借此把持西藏的政权。但人民是反对这样作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么西藏就将为准噶尔所控制。因此清朝不得不派兵和准噶尔发生战争。战争的结局是准噶尔退出西藏，真正为西藏人民所拥戴的第六代达赖由清朝政府派人送进去。这次的战争也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使西藏免于遭受准噶尔统治的厄运。前面说过，准噶尔受沙俄蛊惑，怀着很大的野心，如果西北国境长期为它所控制，那么，对于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以上两次战争都不能说是非正义的战争。这两次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它使祖国的疆土联系得更加紧密。当然，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巩固还在以后，但是这两次战争都为以后的巩固初步奠定了基础。它使这些地区的领导权保持在清代中央政府的千里，而不至变成敌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八清初的对外关系
1．帝俄的陆路通商问题先说一说“尼布楚条约”。尼布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以北苏联境内，今名涅尔琴斯克。清初，帝俄进入这里和清朝发生接触。当时边界未划，清政府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当即派人驱逐帝俄的人员。帝俄几次派人来交涉，中国也有信给他们，但因语言不通，相持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问题。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帝俄派人来商谈划界和通商等问题，清廷允许他们陆路通商，遂缔结“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外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外交条约，共七条。后来商定只许俄国商队不是个别商人集体来做买卖，时间、路线，人数都有限制，以便控制。又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让他们居住、休息。允许俄罗斯学生到中国学习。以后其他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清政府考虑到不便控制，都没有答应。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又订立了中俄“恰克图条约，精神和尼布楚条约一致，只是更明确丁。规定通商为三年一次，每次允许俄国商队来二百人，以恰克图为贸易之所。恰克图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交界处。
2．清与耶稣会士的斗争 天主教来中国是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他们一进来之后还在明万历年间就引起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注意。耶稣会是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耶稣会士包括了各国教士，它是直接由教皇领导的一个特务组织，为教皇做情报工作。清廷对耶稣会士不是整个天主教徒作过斗争。
当时，耶稣会士帮助中国修改历法，修改后在颁发的历本上写出遵用大西洋法，中国人民感到非常不满，发生斗争。一七O五年和一七二O年又因为礼节问题引起两次斗争，这两次斗争是比较重要的。耶稣会士最初来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年利玛窦一六O一年入北京，他们本意是想借贸易的机会，自由侵入中国，既遭拒绝，于是改用宗教作招牌。开始时，他们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拜祖宗、拜孔子，不变更中国的风俗礼节，以便顺利地进入中国。但是到了后来就不同了，要求中国人改变这些礼节。规定凡入教的人只能信仰耶稣一个神，不许拜祖宗，不能拜孔子，于是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清廷无论如何不准他们改变中国的传统礼俗风习。中国人信仰天主教是可以的，但是，不拜祖先、不拜孔子则是不许可的。这次斗争非常尖锐。最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进行了一些调解，主张向中国政府让步，以便暂时缓和下去，但是罗马教皇坚决反对让步。一七二O年康熙五十九年又派人来中国，态度很不好，中国也很坚决。康熙帝认为，我们的传统风俗习惯不能由外国人来改变，用宗教力量来干涉中国人民的传统习惯是绝对不许可的；并答复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你们的作法，就不要在中国活动。于是双方谈判最后宣告决裂。从此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布，只许懂得天文历算技术而决定不再回国的人员留在中国，在这次斗争中，清朝的态度是正确的，维护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对耶稣会士只利用他们的科学拉术，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提倡也不干涉，但是坚决反对他们参加政权，干预政治，不许可他们强改人民的风俗。为了测绘全国地图，清廷曾命他们到全国各地测量，但是他们偷偷地画了中国的地图送到外国。这件事我们还是吃了亏，泄漏了国家机密，受到了一些损失。康熙时，因册立太子的问题，曾引起了一些内部矛盾，有些耶稣会士参预其间，清廷给予了严厉的制裁。
三、清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七二三——八四O年
一一百十八年间的概况
清代中期是清代由极盛逐步转入衰落的阶段。局势逐渐沿下降线发展，直到一八四O年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在这一百十八年间，我们又可以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为界，分为前七十四年一七二三——一七九六年和后四十五年一七九六——一八四O年两个段落。
为什么要以一七九六年作为分界线呢?因为一七九六年的白莲教起义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清代封建社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前七十四年的总发展趋势基本上还是上升的，从一七九六年以后的四十五年，则是逐步下降的。在前七十四年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一七二四年到一七六0年的前三十七年，是向上发展的。从一七六O年到一七九六年的后三十七年，则是在发展中逐渐表现了开始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以一七六O年乾隆二十五年作为分界线呢?因为到了一七六0年，中国的疆界更加巩固、明确起来，中国的生产力更加充实、发展起来；而一七六0年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自满、腐化，奢侈滥用，用力才逐渐露出衰落的趋向。
清朝中期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经济作物品种数量的增多，手工业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
2．在这一时期中，祖国领土疆域确定了，中央政府权力更加强了。
3．对外关系较前一时期更加复杂。华侨在海外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南洋，取得了成就。这种开发，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际上的交流，是有利的。同时，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了增长，但是中国仍然采取防止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限制政策。这和西方国家窥伺时机，打人中国的意图是针锋相对的。
4. 中国国内冬族人民不断地起义，同时还有中原的农民起义。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摊丁入亩以后，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否削弱了?生产情绪是否高涨?对整个清代说究竟应该如何估计，所谓“康乾盛世”的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一六六二——一七九五年应该作如何估计?过去的历史学家是估计得很高的，到了后来，又被否定了。现在究竟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对康熙帝、乾隆帝个人所起的作用应该怎样评价？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迟迟发展的原因。在史学界中，一般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即十六世纪中叶一五五O——一五六O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经过了二百多年，资本主义萌芽还在缓慢地发展，这个萌芽到底有多大?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来比较，应该如何解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具体来说，究竟是哪些东西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发展，那么，在乾隆时期经济这样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问题我们都还研究得不够。
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掠夺东方各国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谈到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总离不开原始积累，那么，原始积累究竟从何而来?西方国家是靠压迫和剥削亚洲各国起家的，他们把东南亚一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从那里大量地掠夺财富，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从海外贸易来说，中国比西方国家早得多，但是中国不仅没有掠夺别的国家，反而使别的国家通过和我们的贸易往来，获得好处。象郑和下‘西洋”，还花出去不少钱，所到之处，送给那些国家许多东西。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研究呢?封建国家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有封建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对某些少数民族和对待其他落后国家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封建王朝最兴盛、最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走向没落的开始。例如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七一三——一七五五年，是唐代发展的顶点，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宋徽宗时一一O一——一一二五年，国家富庶，经济发达，贵族豪门，骄奢淫逸，借运送花石纲，向人民敲诈勒索，当时也是文物书画最发达的时期。但没有几年，就遭到女真入侵，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北宋灭亡。明神宗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O年，国力富强，在朝鲜反击日本战役中，中国派兵协助，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二十年后却很快衰落下去。清代乾隆时也是最富庶的时期，而清代的没落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应该如何解释？历来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关键，一般说来，不外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土地高度集中，皇室贵族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政治腐败，财政虚耗，河患和自然灾害长期不得解决，人民在贪官污吏、豪强地主、高利货者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下，以及在农村中商业资本的剥削下，贫困破产，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最后终于激化，不能不爆发为农民大起义；或者外族乘虚而入，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发生了危机。清朝的由盛而衰，是不是也存在这些矛盾?如果也存在这些矛盾，那么，它的深度又怎样呢?
5．清代有所谓“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本身当然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统治就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但是在历代帝王当中，他们终属于较好的一类，是三个好皇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以外，明代还没有什么皇帝可以比得上这三个人。康熙、乾隆两人的统治时期都在六十年以上。雍正死得较早，只活了五十多岁，是中风死去的。他做了十三年皇帝。在这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都是他亲手批的。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他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作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清代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二百多年中，有它的成绩与贡献；当然也有它的压迫与剥削，而且是残酷的、主要的。对它的功过要全面估计。过去对清史的看法，强调民族观点的多，强调阶级观点的少，只看到满族在统治汉族，这是错误的。
二实行“摊丁入亩”以后的经济发展
1．“摊丁入亩”以后，中国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最突出的反映是人口的增加。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数字来说明。
公 元 年 代 人口数字 说 明
1685年 康熙二十四年 23，411，448 摊丁入亩以前
1711年 康熙五十年 24，621，324 宣布此后增加
人口永不加赋
1734年 雍正十二年 26，417，932 摊丁入亩以后
1764年 乾隆二十九年 205，591，017
1819年 嘉庆二十四年 301，260，545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412，986，649 进入清代后期
当乾隆十五年（一七五0年）时，乾隆发现人口册子上数目比康熙时几乎增加了十多倍，他曾指出：人口象这样增长下去，将来怎么办？当然，他并不知道人口的增长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人的作用。他的人口论是从一七一0年康熙的意见来的，还在英人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之前。后来洪亮吉的说法又是根据乾隆的。我们现在分析，当时人口增长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和实施“摊丁入亩”有关系。
明朝调查户口以丁为主，服徭役的人才登记。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常常隐匿人丁不报。例如，一家有五个壮丁已经及龄，可能只报一、二个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只登户数，不登人口。这些制度，清初一直沿袭。“摊丁入亩”以后，人丁税不抽了，劳役负担也免除了，老百姓用不着再隐匿人口了，加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儿童出生率有了增加；因此人口迅速增长，使“摊丁入亩”以后和以前相差十几倍之多。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耕种面积增加了。在康熙初，耕种面积只有五百三十多万顷。以后逐步增加。到了乾隆初，增加到了七百万顷。乾隆中叶以后还有增加。可以以下列数字来说明：
公 元 年 代 耕地亩数
1662年 康熙元年 5，311，358顷14亩
1685年 康熙二十四年 6，078，430顷1亩
1724年 雍正二年 6，837，914顷27亩
1753年 乾隆十八年 7，081，142顷88亩
1766年 乾隆三十一年 7，807，156顷
乾隆中叶以后，因新垦地少了，不再统计它的增长数字。
3、手工业技术又有提高。清代中期，手工业分工的发展，人民技艺的精进，都大有提高，与过去不同。乾隆时期，还出现手工业中的混合制造，即合制品。如做瓷器，先用金属做成轮廓，即所谓铜限，然后再加上磁土烧成。同样，也可作成银限瓷器。漆器也可以做成各种式样，有“木胎”“脱胎”“铜胎”等。瓷器的式样、质地、颜色、花彩品种特别多，技术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具有它的时代特点。瓷器上面的绘画，过去只有青花、三彩，清初出现了五彩，色泽鲜艳；这种绘画先用颜色画在瓷坯上，然后再烧，这是很高的技巧。画的时候是红色，烧出来以后不一定是红色，入窑前的颜色很鲜明，出窑时的颜色就不一样。画家的技艺，就在于能够事先调好颜色的浓淡多少，使它烧出来以后，色泽鲜明，恰到好处。过去瓷器上的画面是平的，清初出现了粉彩。这种瓷器的花纹是凸出来的，有立体感。这是在瓷坯上绘制花纹以前，在颜料中拌上厚厚的粉末，然后绘画入窑，花纹自然突出来了。此外还有珐琅彩。这些都是乾隆时瓷器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当然，手工业方面也还有它的局限性。如官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发展不平衡，提高与普及、艺术欣赏与实用没有统一等，这里就不多谈了。
4、国家的收入和储备有了增长。在一般的情况下，清代的全国收入每年最多约四千八百多万银两，支出最多约有三千四百多万银两。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大致差不多在这个数字上下。收支相抵还有一千四百多万上下银两的节余可用于临时支出。当时国家最大的收入是地丁税。其次是地丁附加税，即所谓耗羡，是用以抵补交粮时的雀鼠损耗的。再其次就是盐税、关税。收人中的大项目就是这四项。一般说，地丁约三千万两；耗羡约三百万两，盐税约五百七十多万两，关税约五百四十多万两，加上其他收入总计约四千八百多万两。
支出也有四大项：兵饷、俸廉即官俸与养廉。清代文武官员的俸银。俸米标准较低。初期官吏多数贪污。雍正时，在官俸外加以津贴，作额外补助，使官吏不要去贪污，所以叫做养廉银、治河费、驿站费（交通费用）。清代全国各地通道，都铺有石筑驿路，又称官道。在重要的地方还设有驿站，备有房间、马匹，设官管理，以备投递文书的差役和客人投宿与使用，还有驿夫。这是明清两代交通的枢纽。驿站费就是为了养路和支出这一项费用的。
总计支出部分，兵饷约一千七百万两，俸廉约五百四十三万两，治河费约三百八十万两，驿站费约六百万两。加上其他支出，共约三千四百多万两。
以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为例，这一年收入共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支出共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尚存一千一百八十二万两。所以清代历年或多或少都有储存，每年至少总在五百多万两。乾隆末年支出加了兵费二百多万两，每年至少还盈余二百多万两。
清代极盛时库存年年增加。据记载，一七0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库存有五千万两，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库存有六千万两，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有七千万两，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有六千多万两。库存达到六、七千万两，几乎相当于一年半以上的总收入，可见当时国家的财政是相当富裕的。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处在缓慢发展的过程。
这时的情况和前期康熙时差不多：一方面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另一方面封建经济也在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主义和其他方面的束缚。清代前期手工业工人已经知道采用“叫歇”手段。“叫歇”或称“齐行”，就是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罢工手段对手工业作坊主进行斗争。到了清代中期，又出现了官府明令禁止“叫歇”，并且刻成碑文。这说明当时工匠已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且能够运用组织进行斗争。但当时的手工业完全在封建的“行”支配之下，各行都有行规，设有行头，行头都是作坊主。工匠们自己的组织反被绝对禁止，以防止工人组织起来与作坊主作斗争。所以一有新苗头出现就被作坊主勾结封建官府压制下去。当时丝织业很发达，机匠很多，但机匠承接织造任务，必须通过机户，而机户不一定都是机匠。只有机户有权承接国家丝织品的织造任务，然后再把任务分配给机匠。有的机户直接掌握了一批机匠，有的机户则是临时招工。这就出现了零工。机户掌握下的机匠，既饱受中间的剥削，而被雇佣的临时工人，生活更无保障，因而影响生产情绪。机匠是直接生产者而不能直接承担国家的织造任务。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怕无法控制工匠。还有许多章则，表面上是为了保证工匠永久有工做，实际上是对工匠们加以种种约束。机户名下的机匠规定不能任意更换，表面是固定下来，使工匠不致失业，实际是把机匠牢固地控制在机户之下，失去了自由，不能想做就做，想走就走。机匠工价规定不能变更，名义上不许机户克扣机匠的工资，实际上是把工价冻结了，不能再请增加。清代中期和前期都是这样：手工业始终受着封建主义的压迫。较过去不同的是在乾隆时取消了商业和手工业中的所谓“当官”或“应官”制度。过去官厅里一切供应全由商人和工人承担，新官到任，送往迎来，甚至采办物料、加派散匠，所有需要都由有关行业承应，而且概不给费，有的还勒借民财。这种封建性的剥削规定，经过长期斗争，到乾隆时普遍取消了。这是对封建堡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总的说来，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并没有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重重束缚，仍然遭受着封建主义的巨大压力。
四军机处的设立一一清朝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加强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初沿袭明朝内阁制以后的一个重大改变——内阁大学士的职权转移到军机处。清初，内阁票拟批答，为承旨立法之府，而有关军国大事，不由阁臣票发的，由选派的满洲贵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到了康熙中期以后，议政王大臣都是世袭的贵族，没有实际经验，不熟悉国家大事；而内阁又在太和门外，离街市近，人员又多，往返递奏本章容易泄漏机密，于是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反映了政权由内阁转移至军机处。军机处开始出现于一七二九年雍正六年，到了一七三O年机构才正式确定。为什么称为军机处呢?因为当时西北发生了军事行动，为了加强对军事消息的保密，于是设立了军机房。成员由内阁中选派，也就是皇帝选拔了几个重要亲信秘书，担任机要工作，称为军机大臣。原先只管军事，以后逐渐涉及政治大事。从此内阁无权参预国家大事，形同虚设。尽管内阁大学士是最高官吏，如不兼军机大臣，就无实权。议政王大臣也不讨论国家大事了，于是取消了。实权集中到了军机大臣身上。
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皇帝要加强自己的控制力量。清初，以大学士为最高官吏。一般官吏按照资格要到六、七十岁甚至七十岁以上才能升到大学士。他们虽然资格深，经验富，但多半年老了，往往偏于保守，缺乏朝气。封建皇帝为了自己的命运，总愿意提拔一批自己亲近的、稍微年富有为的人，作为参谋辅佐，以便可以直接控制，而不愿意找历阶而进的一般官吏；军机处就是基于这种精神而组成的。所以只用亲信，不问出身。明初的内阁大学士也是如此。过去皇帝发布命令要经过内阁，再由内阁分别发出，程序多而慢；如内阁不同意，命令还发不下去。军机处成立以后，命令由皇帝命军机处直接发出，称为廷寄；部院各方的公文也直接送到皇帝的手里，称为折本，不再经内阁。于是，大权集中在皇帝身上。所以军机处的设立，反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附带谈一下满汉关系问题，满汉有一定的差别，满族平民要比汉族平民的政治地位高。满人官吏升迁要比汉人快。所以说清代完全没有民族歧视是不合事实的。清廷意识到这一矛盾，并有意掩盖这一矛盾。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例如大学士、尚书、侍郎都是这样。有些官职事实上不能两人共管，如各省总督、巡抚，用满人抑用汉人，那就要看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如何。有些规定用满人，如各地将军、内务府大臣，有的规定用汉人，如宗人府丞。总的说来，在高级官吏中满人耍多些。军机大臣是不分满汉员缺的，满汉人员都有。军机大臣同时有几个，而其中有—人职任较重，称为领班满语达拉密，俗称首枢，就是第一军机大臣。清代设置军机大臣，前后共一百八十三年（从一七二九年到一九一一年）。在这一百八十三年中，有二十七人担任过首枢。其中有四个贵族亲王，任职的年限共五十二年，还有十五个是旗人，任职共九十四年；八个是汉人，任职共三十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满人政治地位高于汉人。昼管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满汉平等，骨子里却总是要满足和保证满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所以我们不能说清代完全没有民族矛盾的存在，但也不能说民族矛盾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一九O五年同盟会的纲领中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也反映了满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时还表现得相当尖锐。但是，这一纲领从整个来说并不仅仅是要反满，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反对封建制度。所以也就不能因此说清朝一直是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
五 乾隆时期的几次战争和军费问题
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老人”，又自称有十全武功，这是他在嘉庆元年时自封的，意思是说打了十次仗，十次都打胜了。当然，这些战役不尽是正义的，是不值得自我夸张的。现在我们只谈这十次用兵的时间和军费：
战 役 公 元 军费银万两
准噶尔第一役 1755年 2，31l
准噶尔第二役 1756一]758年
回疆之役 1757—1759年
’ 大金川之役 1747—1749午 775
小金川之役 1771—1776年 6，370
镇压林爽文起义 1787—1788年 800
缅甸之役 1766—1767年 911
安南之役 1788—1767年 100
廓尔喀第一役 1790年
廓尔喀第二役 1791—1792年
乾隆皇帝列举的十次战役实际上是勉强拼凑起来的，记载也时有出入。如准噶尔的两次战役实际上是第一年没有结束，第二年又打。廓尔喀两次战役也是如此。这些战役的性质也不一样。镇压林爽文之役，实际上是镇压台湾农民起义，是极端反动的。对国内外各民族的战争，有的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统一，是必要的；有的则是非正义的。无情地反击外国的武力入侵，是绝对必要的，但出兵国外，用大国的武力威胁别国安全，干涉别国政治，如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则成为侵略了。至于战争间接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大小金川之役以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增多了，加速了少数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乾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十全武功是怎样拼凑起来的，在研究时，我们并不注意这些，而要看它对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关系如何。关于军费问题，有的战役我们还不清楚它的数字。
嘉庆年间，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经过了十二年，花去的军费约有银一亿两之多，而且愈到后来，军费开支愈大。如果按年计算，则每年平均费将近一千万两。军费开支浩大，就更加重人民的负担，人民所受痛苦更深。前面谈过，清代国库收支每年都是有节余的，有时约五百万至一千万两，有时甚至到二千万两，但是不够也不能用来解决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些军费究竟是怎样筹措的呢?清朝政府自己说不曾有过加派，实际上并不如此，它对人民的压榨仍是很重的。直到清末，国家正常赋税未尝增加，也是事实。但不是除了正常赋税之外就没有其他捐税。后期的厘金、膏捐鸦片烟膏都是明显的事。在中期，用来维持军费的主要是靠“捐例”。所谓捐例就是捐官费，捐官就是买官，在朝廷就是卖官鬻爵。从小官到大官都可以用钱来买。京官可捐到郎中，地方官可捐到道台。特别是一八O一年以后，由于军费开支大，捐官之风更为盛行。我们可举以下的捐官收入来说明：
公 元 年 代 名 称 银万两
1801年 嘉庆六年 工赈例 700
1804年 嘉庆九年 衡工例 1，100
1806年 嘉庆十一年 捐输例 200
1808年 嘉庆十三年 土方例 300
1810年 嘉庆十五年 续土方例 359
川楚善后例 3，000
豫东例 750
以上数字列于国家正式的额外收入之中，是见诸明文的。
除了捐官以外，乾隆时还有所谓“商捐”，是勒索商店捐献的，商人因为要输捐所以在货物上提高价钱，结果仍然转嫁在人民身上。货物有时加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钱，比他们捐献的更多。捐官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清末，丁宝桢的奏章里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捐官的人分配到了省里。省里编制上只有几个员额，除去正规升调占去的员额之外，所余无儿，而捐官的人太多，轮补缺做官，至少必须等待十年。即使轮上了，最多也不过做一个官。因为还有别人在后面等着。一个人为了捐官，往往倾家荡产，负责累累，他的欠债和后辈子的生活费用全靠做这一年的官捞回来，因此贪污非常严重。所以，捐例收入依然出在人民身上。
以上说明几次战役的军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灾害。但是我们不能只从这一方面着眼，而抹杀历史上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是有进步性的，是对后来起了积极作用的。
（资料来源：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