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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初翰林沿革考略（续）

翰林院在顺治年间以及康熙初年的辅政时期（从顺治帝去世、康熙帝即位到鳌拜集团被铲除、康熙帝真正开始秉政的这一段时期）经历了近三十年旋废旋设的坎坷命运；到康熙九年八月，以朝廷正式颁布恢复顺治十五年旧制的谕旨为标志，清初翰林院之设始成定制，翰林院作为清朝中央官僚机构之一的建制也自此稳定下来，历朝相沿，直至清末。关于其职官设置、机构组成、官属迁转等概况，大致分述如下：

一、机构与职官设置[1]

（一）、职官设置：
清初翰林院设有：掌院学士满、汉各一员，俱兼礼部侍郎衔（初制正五品，以兼礼部侍郎衔，为正三品。雍正八年升从二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均满、汉各三员（初制从五品，雍正三年改为从四品）；侍读、侍讲，亦均满、汉各三员（初制正六品，雍正三年改从五品）；修撰（秩从六品）、编修（秩正七品）、检讨（秩从七品），俱无定员；庶吉士，无品级亦无定员。此外又有典簿满、汉各一员（秩从八品），孔目满、汉各一员（秩从九品），待诏满、汉各二员（秩从九品），笔帖式满四十员、汉军四员，五经博士十八员。其中自掌院学士至侍讲为翰林院正官，修撰至庶吉士为史官，典簿、孔目为首领官，待诏、笔帖式、五经博士为属官。[2]各官职掌大致为：掌院学士掌国史、图籍、制诰、文章之事，自侍读学士至检讨掌撰述编辑、儤直经幄，庶吉士则入馆肄业，不任以事。典簿掌出纳文移，孔目掌收贮图籍，待诏掌校对章疏文史，笔帖式则掌缮书、翻译之事。[3]
（二）、内部组织：
清代翰林院内部所设之组织机构主要有典簿厅、待诏厅和当月处。典簿厅，掌章奏文移、管理吏员差役及收贮图书等事，设有典簿（满、汉各一人）、孔目（满、汉各一人）、笔帖式等员。由于翰林院不设司属，凡院中有所陈奏及往来文牒事务，向例由典簿、笔帖式具稿呈堂。雍正元年，世宗以“官轻滋弊”，令掌院学士于俸浅之编修、检讨内择才守优长者满、汉各二人，充作司官，名曰“办院事”，后复增置“协办院事”二人。[4]是为“办事翰林”，专掌督办章奏、文移事务，以及典簿、孔目、笔帖式等员之考察、保举。[5]典簿厅藏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供院中各官翻检参考。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设有待诏、笔帖式等员。其中满待诏二人，掌校对、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二人，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当月处，掌存贮翰林院堂印、厅印，由厅官、笔帖式每日一人轮班看守。遇有需钤印事件，由办事翰林会同当值之官拆封取印钤盖。堂印由办事翰林监盖，厅印由典簿监盖。用毕，仍交还当月处，由取印之办事翰林与当值官公同封锁收贮。
（三）、下属机构：
翰林院下属设有三馆，即：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
庶常馆为新进士深造之所。每科殿试后，于新进士内遴选文行兼优、年力强壮者为庶吉士，入馆再行学习，是为“馆选”。以庶吉士又称“庶常”，故学馆名为“庶常馆”。馆中设教习满、汉各一人，由院以应开列各官职名奏请钦定。“康熙九年定，以掌院学士或内阁学士领其事。……六十一年定，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不兼掌院事者并得掌教习事。”此外，又有“小教习”之设：“（康熙）三十三年奏准：汉庶吉士学习汉书，亦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内择学问优长者为小教习，教习诗文四六”。至雍正八年停此制。[6]此外还设有提调、供事等员管理馆中日常事务。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期满，由掌院学士奏请定期散馆。届期由皇帝御试，钦定甲乙，分发任用。
起居注馆，是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编纂起居注的机构，其官“不专设，以翰詹坊局官兼充。”因起居注官均同时兼日讲官，故署衔多作“日讲官起居注”。其员缺，“自掌院学士、詹事以下，坊局、编检以上，皆得开列请简，以原官充补”，掌院学士、詹事均得照例兼充。[7]日讲起居注官职司记注，所谓“簪笔左右，圣躬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8]康熙九年，初设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设记注官满四人、汉八人，至五十七年裁去。雍正元年复设，有满记注官六员、汉记注官十二员，又设有主事、笔帖式、供事等官。“凡侍直，敬聆纶音，退而谨书之，具年月日及当直官姓名于籍”，“每月记注满汉文各二册”；“凡侍班所记，下直时备载于册卷末，汇为总跋。册中每页钤以翰林院印，贮之铁匣，扃鐍封识，岁终题明送内阁，会同内阁学士监视，藏之内阁大库”[9]。
国史馆，始设于康熙二十九年。是年，以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之史，诏开“三朝国史馆”，史成而馆撤。至乾隆元年下诏修史始重开，后又停。其成为常设之馆，自乾隆三十年十月再度开馆重修《国史列传》始。国史馆设总裁满、汉各一人，由皇帝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简派，掌修国史。总裁以下有提调满、汉各二人，分由内阁侍读学士、侍读及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各官派充，掌章奏文移及管理吏员、差役等事。其下又设总纂（满四人、汉六人）、纂修（满十二人、汉二十二人），分掌编纂之事；校对（满、汉各八人），掌校勘之事。[10]
此外，尚有四译馆亦曾一度隶属于翰林院。顺治元年，清廷设四译馆，掌翻译远方朝贡文字，内分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等八馆，统隶于翰林院。“康熙十年正月，令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关防内增铸翰林院衔，”[11]至乾隆十三年改隶礼部。

二、翰林官的选择、考核与迁转

（一）、选拔
除掌院学士后来由皇帝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外，翰林院各官绝大多数系由历科进士中选拔而来，其途径大致须经“朝考”、“馆选”、“散馆”之程序。
顺治三年定：进士殿试毕即简授庶吉士。是年丙戌科殿试后将新进士次第引见，选择年貌合格者一百余人于内院复行考试，如殿试之例，题用奏疏、律诗各一，最后钦选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顺治四年、六年亦如法考选，后遂为例，历科沿之：“先由吏部移咨到院，题请日期。至期驾御便殿，御座前设案，陈朱笔砚。掌院学士豫以新科进士名单进呈，次第引见，伏候钦选。……面选毕，由院以选中诸进士并一甲进士籍贯及乡试、会试、殿试名次与所习本经开明进呈御览，得旨后交内阁。钦遵上谕分别读清、汉书，具本启奏。”[12]至雍正元年癸卯科，命新科进士齐集保和殿而御试之，始开朝考之例；雍正五年，经内阁奏定，遂为定制。凡在朝考中文字雅醇而且年貌合格者得授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余则以主事、中书、知县等职分发任用。庶吉士入庶常馆分习清、汉书，有大、小教习专司督责训课。在馆学习三年期满，则奏请散馆：“试以诗赋，上亲定甲乙。越日引见，留馆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余以主事、知县用。或令再肄业三年，与次科庶吉士同散馆考试。”[13]这些散馆后留院授职的庶吉士，连同早在传胪后即循例授为翰林院修撰、编修的在殿试中“进士及第”的三鼎甲，构成了翰林官的最主要来源，这一选择途径也是词林公认的“正途出身”。
除此而外，翰林官还有某些其他产生途径，如：开举特科。康熙己未曾诏开博学鸿儒特科，与选之五十人分别授予翰林院侍讲、编修、检讨等职，皆入史馆与修《明史》。[14]又如：特授馆职，顺康年间不乏其例：“（顺治二年），授明进士王崇简、杜芳、周爰访、张丕吉、乔庭桂、岳映斗、魏天赏为庶吉士”；[15]“康熙间，王士祯以郎中改侍讲，杜镇、魏学诚以中书舍人改编修，王原祁以给事中改中允，钱以垲以左通政改少詹事，……”，[16]其例更伙。其中“张文贞（玉书）公子逸少，由庶吉士改知县，迁秦州知州，因公奏请，得旨授翰林院编修。文贞卒，特升逸少为侍讲学士，以文贞仅一子也”，[17]可见特授馆职之制超越科举选拔常制之上而完全出于皇帝个人意志，实系最高统治者借以奖掖臣工、笼络人心的一种特殊手段。至于满洲官员，因为政权性质之特殊背景，跻身词坦更非难事：“国初八旗科目之制，或停或举，不甚专重，笔帖式、中书可转编修，部郎可升翰林学士。……凡此致身者，不胜枚举。”[18]
（二）、考核
清承明制，凡京官有定期考绩之制，曰“京察”，三年一举。翰林院亦不例外，届期各官俱赴吏部过堂，并由掌院学士出具考语。[19]然而对于翰林官而言，最重要的考核当数大考。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是年二月，“大考教习清书翰林于内院，侍读胡兆龙升侍读学士，编修李霨升中允，检讨庄冏生升赞善。余令勉学者十二人，改部五人。”[20]三月，顺治帝为此颁布专门谕旨，首先宣称朝廷之所以“每科考选庶吉士入馆读书，历升编、检、讲、读及学士等官，不与外任，所以咨求典故，撰拟文章。充是选者，清华宠异，过于常员。然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鉴于存在“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学古与未尝学问者”无以区别之情形，决定“将亲加考试，先阅其文，继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以备顾问。与试者之范围规定为自吏、礼两部翰林侍郎及三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官。[21]至四月，大考翰林于太和门，包括兼翰林衔吏部侍郎成克巩、礼部侍郎张端及内三院学士刘正宗在内的编检以上各官共62员与试，钦命试题：论一，《君子怀德论》；疏一，《请立常平仓疏》。经御笔亲定去留，有照旧留任者，亦有改授外任者，年衰病弱者则听其请告，予以优遣，[22]是为大考之始。其后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五年四月又两度举行，后遂相沿为例。此外，因庶吉士是翰林官的最直接来源，顺治间为昭“慎重词臣”之意，并考及庶吉士：“世祖最重庶吉士，每亲自考校”，[23]并于顺治十二年四月间特谕：“考选庶吉士，原欲储养真才，以备任用。必须懋勉学问，时加策励，乃能练习典故，博通文章，无负朕亲行简拔之意。除照旧教习、馆试、院试外，今后满汉庶吉士，同读书一甲翰林，每二月朕必面试一次，以辨勤惰高下，每岁六试，永着为令。”[24]
有清一代，通过创立翰詹大考制度，不时对翰林官之才学品行加以考察，并根据其等第优劣分别予以升迁降黜，即清人所谓“大考一举，不过为文学侍从之臣，藉稽勤惰，因材任使”，[25]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保证翰林群体较高的整体素质的积极作用。
（三）、迁转
按清代朝考馆选之制，于每科新进士中考选庶吉士若干名，俾入馆肄业，“读书中秘”，三年期满，奏请散馆。凡考试合格、通过钦选者得以留馆，授职编（修）、检（讨），正式跻身词垣（三鼎甲则于传胪后即例授修撰、编修）。如此历科绵延，翰林官得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增加，遂又有相应的迁转之制避免其仕途壅滞，亦令玉堂清望之地不致有人满为患之虞。翰林官首先是在本衙门内循秩序升，以及升转至与翰林院性质相似、职掌相近的同属一个序列的衙门——主要是詹事府和国子监。顺治九年，大学士范文程等奏准：“修撰、编修、检讨，按科分先后资序升转。凡奉差及终养、丁忧、治丧依限到京者，仍照科分资序；违限者，计所违月日，序于后。给假告病者，概序于后。降补别衙门复回者，俱照现补官品为序。”[26]康熙四十八年，又议定：“凡本院暨詹事府官一应升转，均以编检任内俸通论。”[27]这里应予说明的是，上述定例在具体实施中又因缺分之异而有所不同：“凡满洲读、讲学士，侍读、侍讲等缺，用各部应升科目出身之郎中等官一人，庶吉士出身之翰林官一人，分班递补；汉人则皆由编修、检讨序升焉。”[28]在顺治年间及康熙初年，读讲学士等翰林官员（包括詹事府和国子监官在内）可以升任至掌院学士：“国初满掌院学士缺出，以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祭酒、庶子……为应升，侍读、侍讲、洗马、司业……为其次应升；汉掌院学士缺出，以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祭酒为应升，庶子、侍读、侍讲为其次应升。”[29]至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以“翰林掌院一官，职任紧要”，遂参照明代旧例，特命大学士徐元文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自此以后，掌院学士皆以重臣兼领而不复由翰林官推升，凡遇缺出，则由皇帝从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内特简。综之，凡翰林官之一应升除事项，其具体运作方式为：“满掌院学士由吏部开列题补，读讲学士以下由吏部以应升官拟正陪题补；汉掌院学士由吏部开列题补，读讲学士暨国子监祭酒、司业由院会同詹事府以应升官职名咨送吏部题补。”[30]
与翰林院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衙门，当数詹事府和国子监。尤其詹事府，更是与翰林院相平行并列，号称“翰詹一体”。按“詹事”之为官名，始于秦汉，职司宫中供给之事。其初则太后、皇后、太子皆有之，自汉成帝独存太子詹事以主太子家事后，詹事始为宫官之定名。其后历代相沿，每建储宫即置此职，直至明朝仍设詹事府为东宫官属。降及清代，自圣祖二废太子后，历朝“家法相承，不事建储册立，”[31]而詹事府之所以不行裁撤者，乾隆帝对此曾有专谕说明：“詹事府乃东宫僚佐，储贰未建，其官原可不设。第以翰林叙进之阶，姑留以备词臣迁转地耳。”[32]正因为如此，清代“詹事府各员，……与翰林官无异视”，[33]“翰、詹原无分别”。[34]至于国子监，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乃“教养人才之所”、“培养人才之地”，[35]其司教之官向例非翰林词臣不得授：祭酒，例由左右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读、侍讲以及司经局洗马、左右春坊中允、赞善升任；司业则由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论俸升任。所以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之关系实系三位一体，这一点在三衙门的人事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詹事府汉缺各官自上而下均例兼翰林院相应职衔：正官詹事（正三品）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左谕德（乾隆十三年缺裁）、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分别兼翰林院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右春坊右庶子、右谕德（康熙五十七年缺裁）、右中允、右赞善分别兼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司经局洗马兼修撰。各官职掌与所兼翰林院各职的相应职掌亦基本相同。[36]而与此同时詹事府各缺并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也是翰林院官重要的“迁转之阶”：编修、检讨之初次升迁，必须转任詹事府左、右春坊的中允、赞善二职，谓之“开坊”，编、检历经开坊后方可论俸升任侍读、侍讲。而且，按当时“旧例，少詹缺以翰林读讲学士、国子祭酒升补，庶子则升读讲学士、祭酒”[37]，“国子监司业、詹事府赞善，均为编检应升之阶。每缺出，例由翰林院开列俸深者十员，请旨简擢。”[38]由此可见，翰、詹、国子监三衙门官员互任，职掌互兼，关系至密，在清廷中央国家机关序列中属于同一系统。
除在翰詹系统内论俸升转外，翰林官还通过内升、外转之制得任直省内外多种官职。较之非常有限的词林坊缺，这是一条机会更多、更宽广的升迁渠道。尤值一提的是，大考之等第在这当中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决定性作用：按清制，“内、外官互用，本有成例，初行内升、外转制。在内翰詹科道四衙门品望最清，升转特异他官。编、检迁中允、赞善曰开坊，他若翰詹坊局、国子监堂官、京堂俱得升调，大考上第，擢尤不次”；[39]“国家故事：大考翰詹，唯一等及二等前数名得迁擢，稍后或被文绮之赐。中、赞以上列三等末，率改官降黜，编、检夺俸。至四等则无不降斥者。”[40]
顺治十年二月，大考教习清书翰林于内院，结果有范正脉、张文明、朱廷璟、成亮、刘泽芳等五人改调部曹。[41]此为翰林官内升之始，其后渐为常制，而升转之衙署亦不局限于六部。（1）、内阁：“内阁学士为翰、詹应升缺，汉官京堂之曾任编、检者，始另单开列”，不仅现任之词臣，升转与选之范围并扩大至翰苑出身的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等京堂各官。[42]（2）、部院京堂：首先六部中之吏、礼二部侍郎为翰林例升之专缺，“（顺治）十六年，吏部题补吏部右侍郎缺，奉旨：内阁既不设学士，翰林官无缺可升，嗣后吏部侍郎缺出，着照礼部侍郎之例，亦用翰林官补授。”[43]至康熙五十七年八月，从左都御史蔡升元请，“复命六部侍郎缺, 翰林官与京堂应升者，均列名请补。”[44]至用为京堂，则见于康熙三十三年上谕：“朕先虑翰林官壅滞，故用数人于部院衙门。所用数人学问皆优，如有翰林缺出，仍着开列升补。”三十八年九月，复有“比年内升官员少，翰林官甚众，升迁壅滞，现出京堂缺，将翰林官职名一并开列”之命。按翰詹改补京堂，既有定例，且分满汉，单就汉缺各职而言：凡汉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缺出，以少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祭酒开列；顺天府府尹 、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缺出，以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庶子开列；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缺出，以侍读、侍讲、洗马、中允、司业、赞善开列。[45]（3）、科道。按此制起始甚早，“国初，庶常散馆，间改科道，”[46]甚至有庶吉士未经散馆即授为科道官的特例：“顺治十三年上谕：‘庶吉士教习已一年，授为科道，果有忠言谠论，始为不负所学’。时乙未（顺治十二年）庶常，授御史、给事中者甚多。”[47]康熙三十八年，大学士等以汉科道员缺，拣选编修、检讨等官开列职名具奏，结果冯云骕、汤右曾、刘灏、宋朝楠、彭始抟、张瑗等六人奉旨改授给事中、监察御史等职，编检改科道之例始于此。四十四年，以翰林官班在科道官之上，又定：编、检改御史，毋庸试俸。[48]
翰林官外转之例，亦始于顺治十年大考。是年四月，顺治帝“亲试词臣，量为分别，有照旧留任者，有改授外任者。其外任编、检以上官，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予司道等缺。”[49]最后“诏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员用司道，治行优者，内擢京堂。”[50]顺治十二年九月，吏部议定：正詹外转以布政使用、支正二品俸，少詹以布政使用，侍读学士以按察使用，侍读、中允以参政用，编修、检讨以副使用。[51]十六年又谕：“人才经历外任，然后谙练事情，克称任使。科道官俱照旧例按年内升外转，今后翰林官除照常升转外，亦与科道官一体按年外转。”至此，翰林官外转遂有定制：侍读以下照科道例，年转二员，春、秋季各一员。侍读、侍讲以参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编、检以参议用。[52]至十八年九月，奉“翰林院官现在无多，且皆经酌量选用，以后不必外转”之旨而停罢。[53]康熙二十八年五月，编修李涛、丁廷楗，检讨汪楫始外用知府；三十七年十二月，左副都御史吴涵以编、检升转壅滞，疏请酌复变通，遂复改检讨刘涵为扬州府知府。[54]此外，尚有某些特例，如：“康熙二十七年，擢在籍检讨卫既齐为山东布政使。四十年，擢庶吉士董新策为宁夏道。嗣又擢庶吉士徐景曾、饶鸣镐为知府，”[55]此皆“异数”，非常制也。
最后需要予以说明的一点是：内升与外转二途对于翰林官而言并无明确而固定的优劣之分，具体情况因时而异：顺治间，开国伊始，用人孔亟，多以大考中之文行兼优者外转，俾其“历练民事，以资任用”；而至康熙时，天下渐定，国势日盛，词臣中之出类拔萃者则往往超擢馆职，“以备顾问编纂之用”、“用佐右文之治”。但康熙年间的外转之员也多系因升转壅滞而变通改授者，不可以其才学庸劣遂遭外调一概而论。[56]
三、一点结论
纵观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清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各项典章制度明显地具有集历代大成之特色。清初翰林院及其相关的一整套制度，作为清代中央官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与此同时，清初的词林馆制在继承以往历代、特别是明朝相应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有所创新，其中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者颇多，比如大考之制就尤值一提：“凡翰詹诸臣，屡蒙御试，亲定甲乙。学问优赡者，每荷破格超除；其才堪外用者，则或特诏大臣抡选，或以考绩记名，出膺道府。”这一清代独创之制，使翰詹词臣之仕途出路大大拓宽，翰林官得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官僚群体更广泛地活跃在清初政治舞台上；同时亦由此可见清人所谓“我朝稽古建官，斟酌尽善”、“我国家词曹职制，视前代益昭明备”[57]并非纯属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