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清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过程和清廷获胜的原因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清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过程和清廷获胜的原因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过程和清廷获胜的原因
朋友中颇有不治史学而对一些历史问题感兴趣者。或问：清廷治下满族人数很少，为什么能在争夺全国统治权的角逐中获胜?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系统思考，故所答连自己也觉得不甚圆满。现在以此为专题试作一文，回答这个可以从多方面探讨的问题。答案未必及格，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教。上 斗争过程
清廷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不必追溯久远。努尔哈赤虽在万历末叛明立国，但力量单微，不可能有问鼎中原的想法。皇太极继立，到天聪末仍以“我国起兵之故，非欲取天下得大位”1为词，显然是实情。到崇德末，清廷差不多掩有全辽，眼见明朝江山岌岌可危，而后萌生取而代之之心，才多少有些现实基础。但皇太极此时还不敢轻言代明而有天下，认为“虽蒙上天眷佑，尽得土地，一统全国，亦难保子孙世代永袭霸业。况昔之金国亦曾统一全国，今见其永存乎?”2面对弱小落后的实际，这毕竟不是多余的忧虑。在皇太极身上，存在扩大统治对他的诱惑，但还谈不上君临全国的“强烈愿望”。吴三桂引清兵人关，事实上是导致清廷参与全国统治权角逐的关键。
因此，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从山海关石河之战开始。此战最先只是大顺农民军讨平吴三桂反乱的战争，因清兵参战而发生变化。战争双方，一边是清睿亲王多尔衮所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构成的主力，以明平西伯吴三桂所率关宁铁骑关、辽两镇兵、山海关乡绅原明许州同知吕鸣章等所率乡勇为前锋，一边是李自成亲自统率的大顺军将士，但有大量山海关民众与他们站在一起，“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粮之民”3。清朝正处在建立前夕，满族贵族的对策只有进行镇压，为清朝建立扫清道路。这在此前不久已由两大智囊人物范文程、洪承畴不约而同地加以明确。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说：“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降清原明蓟辽总督拱承畴提出：“扫除乱逆，期于灭贼。”4固这都是视农民军为死敌的主张。因此，山海关石河之战惨酷、激烈。清军坐视关辽镇兵、山海关团练对大顺军死战一天多，两败俱伤，然后以逸待劳，人关一战而定。大顺军和民众被屠戮，“二三十里间”“凡杀数万余人”5。尸骸积如丘山。
山海关石河之战的意义在于：其一，大顺失利惨重，直接导致退出京师，返回陕西，清朝建立的结果；其二，阶级分野与民族斗争在此战中结合在一起，构成清初抗清第一战，标志着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过渡，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其三，清廷将充分利用降敌卖命，以弥补满族自身人力的不足，此战对吴三桂、吕鸣章等及其所部的使用，完全体现出既定的方针和相关的政策、策略。
清朝建立后，三种政治、军事力量李自成大顺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和各地的农民军，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朝政权，汉族士绅陆续拥立的南明政权的激烈角逐，转化为你死我活的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明朝灭亡前对后金清、农民军两面作战，此时开始他们各自内部和相互间动荡、分化、改组的进程，清朝占据主要方面，对农民军、南明作战，促进两个对手间的矛盾朝缓解的方向发展。
农民军作为一种政治、军事力量，除大顺和大西外，北方各地人民随着清军的推进，施行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迅速展开武装反抗。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昌平、三河、天津等近京地方的民众最先组织抗清军。接着京南饶阳康文斗、武强郭壮畿等联合起义，数万人围攻饶阳，牵制清军南下。夏秋间，大顺军王鼎炫等在内黄今属河南、清丰、隆平今河北隆尧等地，与当地苏自兴等起义军结合，攻城略地。巨鹿刘守分还建元天定，以示坚决反抗。京北宣化一带则有民间宗教结社的反清活动。山东、山西等省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都纷纷转到抗清的轨道上，其中有山东嘉祥满家洞擎天大王宫文彩起义，山东濮州在今河南范县境、范县今属河南榆园军任七等人起义，山西吕梁山区起义等等。大顺、大西和各地农民军如果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相对于明、清两方来说，可能是首屈一指的。但实际上李自成与张献忠两领袖长期不睦，大顺、大西两军积怨。在满洲铁骑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还互相摩擦。七月，李自成派部将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6。“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7。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也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满家洞起义军虽然举起大书永昌年号的旗帜，但并不是李自成指挥的队伍。陕西以外的大顺地方政权和军队，正遭受明清两方的逼迫而败溃，自顾不暇。李自成远在陕西，也鞭长莫及。所以各地农民起义军都不统一，各自独立作战。
明朝被推翻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北方一部分士绅因受农民起义重创，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紧跟吴三桂之后，投入清朝的怀抱。许多在京的和地方的官员如山海关总兵高第、总兵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纷纷降清；或通过举荐，或主动立功等途径出仕，原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就是这样与清朝结合在一起。北方另一部分士绅站在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其中有的人留居北方，有的前此已因躲避农民军南下，有的在清兵人关后南走。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山西平陆人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原明太康知县梁以樟、徐州沛县举人阎尔梅等就是这类坚持民族立场的士绅。南方士绅、包括一部分南逃的北方士绅的反映，更加值得注意。他们不可能甘心让江山落于农民军之手，也不可能甘心让清人渔翁得利。其政治代表人物在悲痛、彷徨之余，群聚南京，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在清朝眼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因为这表现出汉族士民坚决反清的意义。明朝的重建树起了鲜明的政治旗帜，实际上是一面民族斗争的旗帜，一切反清的政治力量最终必然归于这面政治旗帜之下。
清廷非常了解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断依靠督抚按镇、八旗劲旅、投诚明军进行镇压。进至京师之初，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即派遣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李国翰、刘之源等进征昌平等处义军，投诚总兵孔希贵等进征三河起义军，都统金砺、副都统李率泰进征天津卫起义军。顺治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自沈阳迁至京师，立足不及一月，即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军自大同边外进攻榆林、延安，由陕北而南，消灭西安李自成大顺政权。二十五日，清廷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率军南征弘光政权。阿济格等迅速出征，多铎等则在出发前奉命先行“便道往征”李自成，“即追蹑贼后，直趋西安”，与阿济格军南北夹击，“两路大军务期合力攻剿平定贼寇”8。接着，清廷还派出肃亲王豪格率军进征山东嘉祥满家洞起义军。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军破潼关，进占西安。。李自成率部弃城南走。多铎也从西安率军南下，转征江南。阿济格则负追击大顺军之责。五月，李自成在湖广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多铎清军征进顺利。四月二十五日，多铎军克扬州，杀害坚守扬州的明督师史可法。五月十四日，南京陷落，弘光政权崩溃，弘光很快被俘。清军在江阴、嘉定、松江、太湖等广大地区遭到顽强抵抗，但江南仍然落人清朝手中。
此时，清军处在全面出击状态。顺治二年夏，贝勒博洛从多铎处分军一半，抚定苏、常后，疾趋浙江杭州，对南明作战。三年1646年二月，博洛受命为征南大将军，征浙江、福建。英亲王阿济格追逐南逃的李自成军，也取得湖广、江西一些地区。自成死后，二年十一月，清廷改派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攻取湖广。同月，清廷以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兵四川，对张献忠进行威胁，又“下诏招抚”，要他“审识天时，率众来归”，“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9。但何洛会被陕西境内起义军牵制而无法脱身进川，已暴露出清军扩大征进与兵力不足的矛盾，不得不更加注意适当收编，各个击破的方针。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受命为靖远大将军征张献忠大西政权。张献忠大西军困于四川明军的攻扰，准备撤出四川，北返陕西。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在西充与豪格前部遭遇，张献忠中箭牺牲。大西军与大顺军一样，在清军攻击下丧失领袖，这件事不仅对农民军，而且对全国形势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影响。
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阶级矛盾，造成了汉族力量的严重分裂和削弱。清朝很聪明地加以利用，及时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取得很大地盘。但是，这种迅速推进引起两个结果：一面是扩展征进并推行民族奴役措施，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一面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面临共同的威胁，以及推翻明朝统治的两位农民军主要领袖相继去世，使农民军与南明士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冲。于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间做了适应性调整，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联合角逐。顺治二年闰六月，南明官僚继续维护明朝正统，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在福建拥立隆武政权，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张国维、举人张煌言等在浙江拥立鲁王监国政权。两个南明政权分别得到一部分坚决抵抗派官僚的支持。大顺农民军第二代领袖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开始转变战略，实行联明抗清。他们在湖广分别与隆武政权的湖北巡抚堵胤锡、督师何腾蛟接触，接受隆武政权的封赐和节制。鲁王监国政权在钱塘江抗清之役中战败，一溃而不可收拾，于是流亡海上和福建。隆武政。权五路北伐收复南京的战略计划，也因与鲁王监国政权内争、隆武政权内部实权派郑芝龙兄弟抵制和破坏而化为泡影10。这个政权的坚决抗清派官员大学士黄道周、朱继祚等以及隆武帝后都先后就义。顺治三年冬，兵部侍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广东肇庆拥建永历政权。大顺农民军余部继续拥护南明朝廷。大西农民军余部进军贵州、云南，也主动与永历政权接触而走上联明抗清的道路。福建沿海则有郑芝龙之子明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郑成功的义师奋起。北方和浙江的斗争没有削弱，而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抗清起义又纷纷爆发并趋于激烈。这就造成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
与战争推进同时，复明运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复明运动是部分明遗民、士绅、民众共同进行的以恢复明朝统治为目标的地下活动，持续的广泛的自觉串连发动的民族抵抗运动，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潜流。抗清复明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的抗清武装起义，一种就是地下复明运动。这是互相联系、渗透、支持、配合的两种斗争形式。公开的抗清武装起义需要有地下活动的协助，以联络人事、搜集情报、制造声势、策反敌方、提供财物和人员支持等等；地下复明运动则以公开起义作为政治旗帜、军事依靠，而且有些复明运动就是公开抗清起义者策动起来的，并加以节制。这是不可分割的明、暗两条战线。复明运动最早和最着名的代表人物，是当年进行奔走联络的徐州沛县举人阎尔梅。后来受永历封授伯爵兼管理北直山东事宋谦李乾，也是在北方广泛从事复明运动的重要人物。已经降清的官僚钱谦益及其妾柳如是也投身复明运动，与海上郑成功、西南永历政权等都有联络。顺治四年1647年，原明延安府推官顾咸正通海，清苏松常镇提督吴胜兆反正，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复明大案在江南松江今属上海市发生。江南江阴今属江苏贡生黄毓祺等在江南北更积极活动。连续发动的复明运动，在江浙形成苏松、南京及其附近、杭嘉湖等几个中心。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顺治五年开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表现出由原明降清武将反正促成的特点。农民军新败之余，正进行调整，以恢复元气。明军节节败退，内讧则劲头有余，抗清则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降清原明军反正，扮演了第一次抗清高潮主要发动者的角色。其中有降清原明将领与清政府的矛盾，这是民族矛盾在清朝内部的一种表现。从根本上说，社会上民族矛盾尖锐化，复明运动利用清朝内部矛盾进行策反，促进了降清原明军大规模反正的连续发生。顺治五年正月，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参将王得仁揭起反正之旗。金、王受清江西巡抚章于天等摧辱、婪索，满怀愤慨，阴蓄叛志，“方南顾明微，北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动员他们反正的说客则屡至。镇守赣州的明督师“万元吉尝遣间使说声桓反正”，金声桓幕客黎士庐、幕客南昌诸生胡以宁也下说词，扬州福缘庵僧德宗更因金声桓“礼信”，“每劝其改图”，“声桓之复归明，德宗启之也。”新建诸生殷国桢则“说得仁部下王禹门反正，禹门说得仁，得仁亦心动11。金声桓等反正，对抗清复明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月，清辰常沅道戴国士反正，剪发辫、复衣冠。四月，清贵州黎平守将陈友龙反正，攻入湖南。清广东提督李成栋痛感“何起义之多耶?某深受国恩，位列开镇，反不如粤民好义耶”12于是在原明大学士何吾驺、黄士俊和家属侍妾张玉乔、养子李元胤推动下，他也举义反正。当金声桓、李成栋在江西、广东作战的时候，北方的反清起义正如火如荼展开。陕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米喇印等起义、山西交城山区农民起义、陕西韩城虞胤韩昭宣起义、山东栖霞于七起义等构成震动清朝朝野的声势。十二月，清大同总兵姜壤在饱受清廷歧视和申斥后反正，进一步激动反清浪潮。
第一次抗清高潮虽然给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清山西巡抚祝世昌甚至发出惊叹：“呼吸危亡，朝暮难保。”13但南、北各处反正都被清廷调集兵力，各个击破。第一次抗清高潮也渐渐退落下去。
其后，清朝与抗清力量双方进入一个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发展有：东南沿海郑成功、张煌言抗清武装开始壮大；大西军旧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归附永历政权。这样两种发展，是在清朝倾大力打退第一次抗清高潮后暂时留下的空隙中出现的，必然对以后的斗争发生关键性的影响，并且迅速促成顺治九年1652年第二次抗清高潮。
在双方相持阶段中，永历政权与农民军旧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顺治七年八月，占据贵州、云南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旧部与永历政权直接接触，以求实现联合。十一月，清军袭破广西桂林，明督师瞿式耜等不屈死。年底，在广西联明抗清的大顺军余部李来亨、高必正一功等，因受驻守浔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的明庆国公陈邦傅排斥和袭击，被迫脱离永历政权北上，后来到达川楚交界地方的夔郧山区坚持抗清。八年九月，陈邦傅率浔州文武官降清，永历政权官员降清者络绎，永历处境岌岌可危。九年初，永历被孙可望迎到贵州安隆改名安龙。从这时起，永历政权已完全倚大西军旧部为活。
大西军旧部较大顺军旧部统一。大顺军自李自成死后就分裂为不相上下、平行活动的多个部队，虽有联络但无统属。大西军张献忠留下了一个以孙可望为主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优势，在无形中增加巨大的力量。顺治九年春，清廷将永历政权和大西军旧部作为重点消灭对象。清军自四川、广西两路进攻，大西军与南明两面应敌。七月初，李定国率军疾驰，奇袭桂林，破城，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死，家口被杀，部属受诛，死亡不可胜记。此时入关不足十年，满洲八旗诸王、贝勒、一流战将多尔衮、多铎、豪格、博洛、阿巴泰、勒克德浑、杜度、阿济格等都已经辞世，孔有德之死对清军无疑是一个重创。清廷以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南征贵州，在得知孔有德死讯后受命先征剿广西。八月，李定国回师北伐。十一月，两军相遇于湖广衡州，李定国伏兵蒸水流经今湖南衡阳县境两岸，一举击毙尼堪。桂林、衡州大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14，形成清初的第二次抗清高潮。它反映出以农民军1日部为主力的特色。
在抗清战争胜利推动下，复明运动日趋活跃。在南京附近，有原榆园军头目平一统、原明太仆寺少卿贺王盛加紧组织伙党，并派人偕钱谦益委派的人一道去贵州与永历政权联系。顺治五年，永历朝荡虏伯杨鹃奉敕到江南存问旧臣余鹃翔等，后在江浙、山东、河南发展党羽，配合张名振北伐。原明尚宝司卿李之椿等以浙江嘉兴、湖州为基地，在更广大地区组织明朝宗藩、官员、士民，“意图内应外合，轰动封疆”15。此外，在江浙从事复明运动的，还有魏耕、吴鉏、申自然、费六相公等人。李定国本人进人湖广境内作战时，还在南岳衡山接见地方着名缙绅原明翰林院检讨陶汝鼐、尚书周堪赓、巡抚郭都贤等人，直接推动复明运动的发展。
正当抗清复明形势顺利发展之际，不幸的变化又发生了。秦王孙可望以李定国功大，两人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永历政权内部为这类内讧所累，虽抗清战争获得一些胜利，整个形势仍不能有大的起色。延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孙可望在对李定国的战争中失败，转投清朝，抗清武力因此严重削弱。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下复明大案被清朝相继破获，平一统、贺王盛、余鸥翔、李之椿等都惨遭杀害。
至此，内地的南明和农民军抗清力量已受到清朝许多重创，逐渐衰弱下去。东南沿海以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为代表的义师，利用八旗不擅海战，顺治八年始设水师官员的机会崛起。顺治十、十一年及其后，他们发动过几次北伐和重要的近海作战行动，使清军穷于应付。由此看来，此时期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领导的海师成了抗清主力，并于顺治十六年由他们掀起第三次抗清高潮。
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郑成功、张煌言率水陆大军十余万联合北伐。郑军以破竹之势取得镇江、丹阳等处后，七月，进而围困南京。张煌言统舟师溯江而上，取得芜湖后分军四出，传檄远近，江南北相继投降，凡得4府3州20余县。顺治帝闻讯震恐、盛怒，竟想逃回关外，后来又准备御驾亲征，作最后一搏，不胜则死。但是，这种反应显然过了头，事态对清廷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第三次抗清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来潮快，退潮也快。郑成功轻敌致败，仓皇撤离。张煌言军星散，后被捕牺牲。郑成功则东征台湾，收复台湾后很快病逝。与此同时，永历政权因孙可望降清而机密尽失，在清军进军下瓦解。永历君臣逃往缅甸，后被吴三桂捕杀。李定国等病死。 对清朝统治形成威胁的大规模反清复明斗争都相继平息。剩下来的，康熙初，夔郧山区农民起义被镇压。十年1671年，山西吕梁山区农民起义也被消灭。郑成功的后裔在台湾坚持，到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军攻下，归于清朝统治之下。地下复明运动时断时续。康熙十三年1674年，天地会建立，开始反清复明运动。吴钽祖锡仍四出串连，后来又酝酿在山东胶州大珠山起义，直到十六年1677年三月崇祯忌日祭时吐血身亡，伙党星散。民族斗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但毕竟已趋向缓和。
下 清廷获胜原因
清朝从人关初三种政治、军事力量之一，经过争夺，成为强者，走向胜利、成功。农民军和南明在掀起三次抗清高潮后，并没有转为中兴，而是愈益削弱、衰微，以至崩溃。这是什么原因?清廷怎样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应从多方面探讨的问题。
先考察一下清以前的历史。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面临与周边部落和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以同北方民族关系为最突出。大体上，殷、周与戎、狄，战国时秦、魏、赵、燕诸国与匈奴、东胡，秦、汉、晋与匈奴、鲜卑，两晋、刘宋与十六国，隋、唐与突厥，五代、宋与契丹辽、党项夏、女真金，南宋与蒙古，明与瓦刺、鞑靼、女真后金16，经常关系紧张，和战交织。中原国家或皇朝屡遭边患困扰，多处于防御态势，有时甚至在一种弱势乃至屈辱状态下生存。
为什么会这样?
中原国家或皇朝不是缺乏同仇敌忾、马革裹尸的民心。宋金对峙时，太学生陈东屡次伏阙上书，请求诛奸抗敌，自发抵抗17。中原国家或皇朝也不是没有粉碎来自边外的侵掠的力量。周边部落、民族固然剽悍，但中原文明远高于他们，经济、文化发展，人口众多，与周边任一民族相较，都以数百倍计。燕、赵曾几次大破东胡军，燕将秦开、赵将李牧战功赫赫。汉将李广、卫青、霍去病屡败匈奴，班超威震西域。唐贞观时李靖奋勇出边作战，终灭东突厥。南宋绍兴时韩世忠、岳飞历挫金兵。明末袁崇焕数扼后金。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不幸的是，这样有决心有准备的作战实在太少。在很多情况下，中原的君主采取的都是防御的态势，因循苟且，敷衍维持，不惜委曲求全，换取安宁平静。战国时北方诸国兴筑长城，在防御的心态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从那时起，长城的维修扩建，断断续续，逾2000年，直至明末。防御成为生存的坚定不移的传统方针。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的君主总是重视砖石的长城，不重视甚至反过来摧毁血肉的长城。不少为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浴血战斗的英雄、名将，在君主的主持下，在内奸与外敌勾结下被谮杀，流尽最后一滴血。李牧、岳飞、于谦、朱纨、袁崇焕等遇害，酿成千古之痛18。在中原国家或皇朝内部，存在两种突出现象：一是君主把一己统治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生存利益之上。因此，他们不愿将民心民力集结在一起，不愿英雄、名将抗敌立大功得盛名，认为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他们扼制和镇压民众，忌刻和屠戮功臣，远贤臣亲小人，喜欢把军队和将帅搞得异常疲塌、软弱，削弱国家、民族凝聚力，乐意对外敌忍让求和。其实，不只君主，一些拥有权势者，一旦权势在手，也把一己的、集团的私利置于最高地位，热衷于内争、窝里斗，而将抵御外侮放在其次，甚至置于不顾。二是内奸、民族败类、卖国贼、投降派从来不曾断绝。他们践踏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破坏民族凝聚力，残害国家、民族中坚，剥削、屠杀本民族，丧权辱国，讨好外敌，换取富贵。他们总是把握住时机，迎合君主压制民众、削弱将帅的需求，因此总是很得势，默契互动，达到目的。宋高宗及其亲信权臣黄潜善、汪伯彦、秦桧是表现这两种现象的典型，贬斥、排挤坚决抗金派李纲，杀害陈东、岳飞，向金人屈膝求和，做得淋漓尽致，结果导致抗金事业的破坏、失败。明隆庆时张九一揭露说：“夫今之倭，中国人居十九焉。其侦我虚实而以玉帛子女饵寇者，皆中国人也。”19民族败类的活动，真是惊心动魄。 ’ 血泪斑斑的历史，昭示汉族权势者内部存在严重问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刘良佐、刘泽清、孙之獬、田雄等已被清廷迅速利用为摧残抗清力量的锋线杀手。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南明和农民军权势者如处理不善，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现在，研究、分析实际的情况。
抗清阵营内部，即农民军和南明各自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缺少凝聚力。这是这个阵营包括不同阶级、不同党派，而又长期争斗、战争，没有真正调和、缓和，引起的致命后果。十余年的明末农民战争，从张居正死后算起约60余年的党争，使每个卷入者都深深地陷入仇山恨海。他们的心灵创伤没有抚平，污秽也没有扫除，就站到同一个阵营里。这就必然是同床异梦的。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或到郑氏投降、台湾内附共40年间，抗清阵营从来没有推出一位有号召力、有领导能力、能够将整个抗清阵营所有同床异梦者集结为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永历帝成为抗清阵营的共主，但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隔绝的地区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从来没有发挥出共主的实际作用，并且始终不能自主，倚人为活。事实上，南明政治舞台上头目、领袖众多，又都很软弱只有郑成功例外，争权夺利，互相拆台、扯腿，甚至自相残杀。弘光政权内激烈的党争，唐鲁交恶，桂唐争战，永历政权内激烈的党争，孙可望李定国内讧，南明陈邦傅等排除和袭击高一功等部农民军，黄斌卿杀熊汝霖等，张名振杀黄斌卿和王朝先，郑成功毒杀张名振，以及在许多联络、配合作战，许多内外事务问题上将私利置于整体利益上的表现，在南明史上层出不穷，淋漓尽致。这些内耗内争往往不只伤筋动骨，常常贻误战机，危及生存，以致三次抗清战争高潮，仍不能发展为最终胜利却走向失败、灭亡。例如袭杀王朝先导致舟山基地被攻陷20，孙可望降清则使永历政权迅速崩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抗清阵营缺少凝聚力，还因为除弘光政权曾经执行“联虏平寇”方针置诸不论外，其他政权、义师、集团、个人虽坚持抗清复明的大目标，毕竟比较笼统、渺茫，如果没有一些实际的计划和步骤，把整个阵营的力量集结起来，一步一步接近目标，就会流为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创造条件。不幸的是，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这是抗清阵营崩溃、失败的根本原因。清朝很好地加以利用，其政策、策略及其实施就建筑在此基础上。
清朝满族贵族内部，满汉臣庶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充满矛盾、裂痕，但清朝政权是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有权威的政权，这就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各方面行动和相互配合的大体一致性。清朝要统治全国，因此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对农民军和南明不能手软，必须镇压、消灭。这一战略目标很明确，始终一贯。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驰谕三河县“乱民”，指出：“无知奸民乘机窃发，谋害邑令，法宜剪除。”“其速改前非，遵制薤发，各安生业。倘仍怙恶，定行诛剿。”21这种政策从来没有改变。最重要的是清廷不仅有坚定的政策，而且制定了保证这种政策有效实施的策略。这就是利用抗清阵营缺少凝聚力，力量分散的状况，实行各个击破，将李自成、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张献忠、永历政权、郑成功等大股的敌对势力依次解决，小的地方起义也分兵解决。这样，清人在总数上在全局的对比上虽处于劣势，但在局部上在战役对比上往往能夺得优势，因而取胜。对于各地那些分散的非武装的地下复明运动，则依靠侦破、告密，逮捕杀害，将各伙党一一加以收拾。抓捕时至为恐怖，如抓捕李之椿案人犯杨昌祚、汤缵禹，“城闭大索”，“告变人谢国宝者拥逻卒至，势甚横”22，甚至逮捕、威吓无干的平人。经过不断镇压，地下复明运动迭遭破坏，逐渐式微。清朝积累历次胜利，成为最终的胜利和成功。 ‘
在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时，清廷也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用招降进行瓦解的政策。这是入关后一项既定政策。清兵刚进京，就颁布“摄政王令旨”，“出示云”：“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23“但望风投顺，即与叙录；若敢抗逆不服，除本身诛戮外，仍将妻子为奴。”24这是一项对待顺逆的总政策，始终全力推行。清廷在兴师南征时，就曾经檄谕南明各省官民“投顺”，甚至“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25。顺治二年六月，潞王朱常涝在浙江杭州监国。“贝勒博洛以书招王”26。潞王投降，清朝兵不血刃取得杭州。七月，清八省总督佟养和也“持书并告示”招降李自成部将领27。十一月，清廷又“下诏招抚”张献忠，“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28。顺治三年，清江南总督洪承畴、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进行了对灭亡隆武政权最为关键的最成功的招抚，诱骗隆武朝拥有实权的太师平国公郑芝龙，“承畴，芝龙乡人也，以书招之，诱以破闽为王”，博洛则贻书应许“已铸闽广总督印以待”。一个异姓奴才、区区总督大学士有权许诺并且兑现的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僭越、无权。无奈郑芝龙利欲熏心，丧失理智，“遂送款”，部将“更迭进谏”，亲属更“痛哭极谏”，都不听29，结果国破家亡，自身受诛，而清朝得到最大的成功。这些是入关早期和初下江南时实行的招抚。其后这项政策持续执行不变，配合征剿，取得成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关键地方招抚关键人物时，往往是很慷慨的。当年招抚郑芝龙就是如此。顺治十一年初，清廷派出使节，并胁迫郑芝龙，双管齐下招降郑成功，不仅颁给“海澄公印”，“并以兴、泉、漳、潮四府听”郑氏“安插兵马”30。当然，郑成功没有上当。十四年十月，南明秦王孙可望投诚，被南明“总兵杨武追袭几殆”，清兵及时“驰援”配合，而“可望因得乘间携其妻子来归”。十一月，清廷“特封”他“义王”，“以示优眷”31。“滇南形势”，孙可望“所熟悉”，和盘托出云南内部情况的作用，在清军轻而易举消灭永历政权的战争中完全表现出来。这个作用一结束，孙可望就被清廷置于闲散地位，当了三年清朝异姓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据说“随出猎，被射死”32。总的看来，清朝的剿抚兼施政策，其招抚部分有成功，有失败，但单从潞王、郑芝龙、孙可望三例看，这项政策在帮助它粉碎抗清营垒，夺取全国统治权上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即使有一部分实施无效，也是值得的。
清廷参加的角逐，是非常复杂的斗争。这就非有配套的政策不可。
严厉打击明朝宗室贵族，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明朝宗室贵族指明太祖朱元璋子孙。他们在明朝优越的政治、经济特权保护下，发展为兴旺、繁盛的大家族。他们是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先天的反清复明主义者，复明政治象征，随时随地可被利用、拥戴为抗清领袖。因此，这个特殊群体可说是清朝最危险的敌人。清廷也把他们视为绝大隐患，严密控制，不遗余力加以打击。人关之初，睿亲王多尔衮曾宣称：“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33这在事实上是明显不可能实现的虚伪的政策。厉行镇压才是真实的。
对明朝宗室贵族，首先是残酷杀害，尽量从肉体上消灭。清廷最早是拿崇祯太子朱慈烺开刀。慈烺明亡时是一名16岁小青年。他在李自成弃京师西走时挣脱农民军的束缚，鲁莽、轻率地公开露面，去投见他的外祖父嘉定伯周奎，结果被出卖给清廷34。这是明朝帝位第一继承人，最为清廷所忌。于是清廷以辨别真伪为名，造出一个崇祯伪袁妃诬蔑太子为假冒35。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将太子朱慈烺并“指挥李时萌等[将太子]执以为真”者共“十五人皆弃市”36。杀害太子，是要铲除祸根，而杀害说真话的证人14人，则完全表现清廷理亏气急、心虚胆怯的窘境，自然欲盖弥彰。三年五月，清廷下定决心悍然杀降杀俘虏，剪除另一批具有极大权威性的明朝帝位继承人。十七日，“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37。据此，被杀者中有鲁王朱以海，但他后半生-一直在浙闽沿海抗清，最后在金门病死，从来没有落入清人法网。鲁王应为潞王之讹，清人因政治需要，在修《实录》时有意鱼目混珠，隐去潞王等名号。私家记载道出了真相：顺治三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蜡丸飞书告诸王同谋灭清者。同日，太子、弘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于市”38。潞王朱常汸是极端怯懦软弱的人，弘光被俘后他虽一度被迫在杭州监国，但其实他一点没有抗清的意思。当时，明总兵方国安、元科叔侄至杭州，“欲拥立潞王，据杭守。潞王不许，逐国安等，遣使迎降并约满人袭击诸营。国安与元科及裨将王庆甫等与满兵战涌金门下，潞王使人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元科愤，因弃去，东渡”39。潞王恐怕是明朝宗室中热情欢迎满族贵族的第一人，说他在成为罟鱼穿兽之后反而会“谋为不轨”，实在很滑稽。又，被杀者中有太子，应为在弘光朝因被拘捕、审讯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伪太子王之明。清豫亲王多铎陷南京后，为掩盖清廷在京师杀害真太子慈烺这一段历史，便以南京伪太子为真，给以优遇，“豫王以弘光所选淑女配‘太子’。数月后豫王北行，‘太子’及弘光随之，潞王寻亦至北”40。所以南京伪太子是被挟持到北京的。清朝指鹿为马，弄假成真，坐视南京伪太子为真太子，固然可以蒙骗一些人特别在许多东林、复社人士因反弘光而一直指伪太子为真的情况下，掩盖杀害朱慈烺的史实，但也让一个最大的复明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生活”在世上，实际上愚蠢地制造出一个政治包袱，使原来杀害朱慈烺的好处丧失大半，甚至化为乌有。清廷不得不自己来改正错误，把一个只有感激清朝份儿的伪太子诬陷到“谋为不轨”的一群中收拾掉。所以清廷此次杀害的，有包括潞王朱常汸在内的诸王、王世子九人，加伪太子王之明、弘光帝朱由崧共11人41。这些人已落人清朝掌握，无所作为，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即使像潞王那样已全身心投向清朝，但因其明朝宗室血统，仍被视为潜在危险而必须全部清除。这是很突出的。以谋反、隐匿为罪名横遭杀害的明朝宗室更为多见。如代府“安定王第四子生男大壮儿，年方三岁”，“照例解京”，因被其两姑转移藏匿后缉获，清地方官员认为：“查大壮儿以襁褓之子，虽难以谋叛之犯加之，然以王孙而奉旨解京似与常犯不同，仍拟绞罪，庶蔽厥辜。”42这就很典型，也很残忍。
其次是禁止考试出仕，没收土地财富，取消特权。禁止明朝宗室考试出仕等政策制定很早。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廷根据礼部题请，“颁《科场事宜》，因谕：明朝宗室例不出仕，末季破例进用，遂致扰民，竟亡其国。今正欲平治天下，岂可复用此曹以滋扰害?以后概不准用。已用者俱着解任。其考取举贡生员永行停止，使为太平之民”43。在清廷看来，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别的，竟是因为用过几名几十名宗室当官其实并无一人当高官居显位掌大权。这样说不可笑吗?但清廷就是这样说的，载在《实录》，以此断绝明朝宗室参与清朝政治的道路。这项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明朝宗室仕清者虽无过失，也因此丢官。如“以工科给事中朱鼎蒨系故明宗室，赏银，令致仕”44。颁《科场事宜》次日，清廷又就宣大总督李镒奏报，清查明代藩宗禄，颁发谕旨称：“明朝宗室故绝者产业入官，见在者分别等次酌给赡田，入民册内，其则例户部定拟。”45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湖川总督罗缔锦就清查明楚宗封典，重申户部咨文：“明朝遗宗除原赐与田产清查入官外，其无名封散宗革去宗室名色，自置地土房屋准其照旧为业，与庶民一例当差。”46这些政策不仅贬斥了明朝宗室的身份，而且使其丧失了复明经济力量。皇帝轮流做，宗室也换班，这是自然的。说明没收明朝宗室财富等政策，只是阐述清廷为打掉复明的现实可能性所做的努力。
第三是将明朝宗室的骨干部分从各地集中到京师加以控制、管理。这项政策应是顺治三年六月因处理山东、山西明朝宗室问题而制定的，“谕兵部：闻青州、大同尚有故明亲王、郡王在彼寄居，恐被流言诬害，致取罪戾，尔部可令各该督抚即为查明，并其眷属，委拨官兵护送来京，勿致途次疏虞，违者重治。他省地方如有废藩寄居者，但令查明奏闻”47。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清查、大递解。九年五月，刑部曾追述说：“凡各直省有故明亲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该督抚察其投诚实情，有无功次，并将伊家口起送来京，分别蓄养。其自镇国将军以下，不必起送，各照原籍编氓乐业。”48十年四月，又追述说：“因山东巡抚丁都御史题议明宗室缘由，奉旨：明朝亲王、郡王子孙官[宫?]眷，不论已未承袭，有无患病，着遵前旨起送赴京，其余宗枝不必行。”49可见，刑部在答复地方就具体问题请示时，又重申前旨并将规定更加细致化。这项政策是得到严厉执行的。三年八月，青州道韩昭宣因解送境内故明宗室和眷属不力，故纵宁阳王朱翊镦父子、高唐王、玉田王、平度王、齐东王等部分子弟脱逃而革职拿问50。还有一些官民因包庇、窝藏等罪名受到追究51。令人不无可疑的是，明朝亲王、郡王及其眷属是个十分庞大的人群52，即使大部分死于战乱，其孑遗亦应不少，一下子都集中京师，则京师应增加大量朱姓人氏。但这样的事似乎没有发生。因疑解京“蓄养”可能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像弘光、伪太子、潞王等一样被收拾干净则是被深深埋葬了的史实。这里应有待发之覆。顺治三年冬，有“熟游燕京者，备言南京诸公侯伯等奉旨趣京，方赐宴，未毕席，忽命下俱斩之。朱氏诸王宗室索来诸处，诛锄殆尽。易姓故大劫厄也”53。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需要更进一步证实。但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集中控制乃至消灭明朝主要宗室，斩断了永历以后继续出现明朝政权的血统。这是很厉害的手段。
笼络士大夫是又一类重要政策。士大夫长期受儒家夷夏之防熏陶，在民族问题上非常敏感，又是智识者，总喜欢把感受和议论笔之于书，造成影响。因此，在严厉镇压他们的反抗行动的同时，化解他们的敌对态度，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采取中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是剿抚兼施政策在非战争场合的应用，是这种政策的继续和扩大，体现了攻心为上的策略思想。清廷笼络士大夫的政策具有系统性、延续性，并且始终作为一种重点政策处理。
首先，清廷通过征辟、荐举、招降等途径吸收他们在新朝当官，进到清朝统治集团。人关之初，睿亲王多尔衮即就此点作部署，“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日：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54。“顺治初元，遣官征访遗贤，车轺络绎”。“并行抚按，境内隐逸、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55。清廷这样做，一方面是抚慰、安定庞大的故明士大夫群，另方面也是适应、满足清朝统治广大地区的需要。因此，顺治初招降汉官最众。清廷并行征辟，原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被征为内院大学士56，最具示范作用。荐举也因需要而蔚为风气。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荐举纷纷。原明兵部侍郎任浚、御史张煊都由清兵部侍郎刘余佑疏荐，分别任清偏远巡抚和原官；原明河道总督王永吉由清顺天巡抚宋权荐任清大理寺卿；原明巡抚苗胙土、少詹事吴伟业由马国柱分别在清山西巡抚、两江总督任上荐任清南赣巡抚、秘书院侍读；原明编修刘正宗由清山东巡抚李之奇荐任内国史院编修；原明御史魏瑁由清御史傅景星荐任原官；原明刑部侍郎潘士良由清山东招抚王鳌永荐任清郧阳抚治；原明户部侍郎党崇雅、刑部尚书张忻由清总督骆养性分别荐起原官、清天津巡抚；原明编修高尔俨由清庶子李若琳荐任清内秘书院侍讲学士57，等等。这些都是顺治时用荐举起用高官的突出事例。显然，较早降清的汉官竞相援引，笼络一批士大夫，使他们背弃明朝而站到清朝一边。
其次是照搬明朝制度，举行科举取士，把士人争取到新朝方面。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刚移跸到京师即位，就颁布《条例》，将“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对前明所取士，不仅承认其科举资格，也承认其中有人所受的“行止黜革”处分。武乡会试同58。二年四月，清廷又确定乡试办法完全沿袭明朝旧制，不作变动，同时准开武乡试。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上疏说：“近有借口薤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廷完全同意，认为“开科取士”，“诚安民急务，归顺各省准照恩诏事例一体遵行”59。当年颁布《科场条例》，在占领地区举行人关后首次乡试。后来官至大学士的保定府高阳人李蔚、刑部尚书的保定府新安人高景，就是这次乡试取中的举人60。顺治三、四年，清廷连续举行会试，取中进士六七百人。以后则按定制举行科举考试。清朝在这样做时，充分利用了政权的力量，强迫旧时的士子应试。河南商丘侯方域被迫应试即是其例。但清朝为士子开辟仕途的做法，在清初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吸引一批反抗者、观望者转到清朝方面。清廷更进一步，别出心裁，根本不顾傅以渐、吕宫开国两科状元是否公辅之器，将他们都用为大学士，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吸引他们人彀61。于是一些前明“夷齐”，连群结队走出“首阳”山，进到清朝各级科举试场，对于清朝最终战胜南明和农民军，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在血腥镇压士大夫抗清起义、地下复明运动的同时，对其前对手只要没有现行活动，他们曾经从事过的反清历史活动则不予追究。这就是清初广泛实行的赦除前罪的政策。原明署兵科给事中山东莱阳人沈迅、其弟沈迓，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奉命大将军、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陷莱阳时，守砦自卫，将清军“杀伤无算”62。人关后，清廷并没有为此一血债迫害他们。清军南下时，士民起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归庄、钱澄之、李邺嗣、万寿祺、吕师濂、于颖、屈大均等都有抗清起义的历史。他们后来都放下干戈，即使没有将之化为玉帛，消除敌意，但清廷也没有揪住他们不放。清廷处理陶汝鼐案、陈济生案，用处决告密者的办法了结63，反映出清朝统治的文武之道。看来，他们不想把弦总是绷得紧紧的，而是愿意适应汉族士人的传统观念，给他们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保持遗民式的气节而不过分打扰他们。这就给一些人留了出路，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使一些士大夫从激烈对抗、斗争转为平和、容忍，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学术、文化领域，促进反清队伍、群体的分化、瓦解。清初的遗民现象最为突显，由明朝是统一、强盛的皇朝，士民有强劲的国家民族心理，这样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句明朝统治腐败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这就使得清朝无论使用何种威胁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动摇他们的立场，让他们为新朝服务。所以虽有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词之试，仍遭到顾炎武、周容、傅山等人的抗拒，数十人名列荐牍而不赴考场。由此可见，对遗民适当地采取宽容的态度，是清廷的明智之举。这样做还有副产品，能更好地稳定和坚定已公开降清的那部分士大夫、武将。许多降清的文臣武将在长时间里仍心存观望、瞻顾，甚至暗通南明，准备伺机反正。南明的策反和渗透也频繁展开，无孔不人。因此，缓和、化解前对手的敌对情绪，对稳定已降清者群体也具有必要性。应该说，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是很有远见的宽容大度的政策，也是行之有效的政策。
对原明官吏和军队的利用，大大弥补了满族人力人才的不足。满族总人口数少，能征惯战之士对夺取、征服、镇守广大国土自然严重不敷，文化起点低，文士尤其匮乏。利用原明官吏和军队是必然之势。这是一。原明降清官吏、军队原本与满族贵族、清廷为敌，因此，双方存在矛盾和防范心理，清廷当然不愿意这些人因用事而得势。这是二。人关第一战使吴三桂关宁铁骑和山海关团练武装先进行死战，已充分表明满族贵族利用原明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即充分利用他们，并将其置于生死线上，既消耗敌人，又疲敝降清者实力。这是两利两制的政策。清军一入关农民军就望风瓦解，完全是李自成、吴三桂一天多生死之战后两败俱伤的结果。用明朝官吏继续任职，也只使作为附庸出力办事而已。清廷还有严密控驭降清原明官吏、军队的系统方略，此处不赘64。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使清朝人数在全局上的劣势变为不重要，甚至变成优势，导向胜利。可见它们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
战略目标一经确定，政策和策略便成为促其实现的关键，成为战略制定者的生命线。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导致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战略制定者的生存和发展。满族贵族统治全国的战略目标，经过多年角逐终于战胜对手而得以实现，正是执行前述主要政策和策略的结果。
（资料来源：《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5月。）
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天聪八年》，《七月》，第9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崇德七年》，《四月》，第476页。
3王金英：乾隆《永平府志》卷二二，《艺文志》二，《记》，余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4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辛酉、庚午。
5王金英：乾隆《永平府志》卷二二，《艺文志》二，《记》，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6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李自成杂志》，第133页，中华书局，1984年。
7 《明史》卷三。九，列传第一九七，《流贼》，《张献忠》，第797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册。
8 《清世祖实录》卷一o，顺治元年十月丙子。
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0参见杨海英《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关于隆武“兵发五路”收复南京计划的研究》，载《中 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1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五，列传第五一，《逆臣》，《金声桓》，下册，第438页，中华书局，1959 年；徐燕：《小腆纪传》卷五九，列传五二，《方外》，《德宗》，下册，第670页，中华书局，1958年；卷六五，列传五八，《逆臣》二，《金声桓》，下册，第739页。
12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13 《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载《明清史料》甲编，第3本，第248页。
14黄宗羲：《永历纪年》。
15 《投诚盐运使谢国宝奏本》，载《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27页。
16由于简化，所述不全面，也不完全确切，只表示大概情形。
17参见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1年有关章节。
18李牧之死，勾结赵国内奸的外敌不是东胡，而是秦国；于谦之死，瓦刺没有从中活动。历史总有例外 情形。但东胡、瓦刺都因而得利。
19陈尧：《梧冈文正续两集全编》卷首，张九一：《梧冈续稿序》。
20参见何龄修《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载《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 术论文集》，第10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壬辰。
22吴肃公：《街南文集》卷一七，《行状》，《先考二耕府君行状》、《先妣麻孺人行状》。
23王逋：《蚓庵琐语》。
24《清廷指令实行剿抚兼施政策》，载《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册1上，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4年。
25《清世祖实录》卷一〇，顺治元年十月戊寅。
26张道：《临安旬制纪》，第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27参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册1上，第41页。
28《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29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四，列传五，《杂传》，《郑芝龙》，下册，第423页。
3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陈碧笙校注，第6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1《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甲戌。
32戴笠：《行在阳秋》卷下。
33《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34谈迁：《北游录》，《纪邮》下，第131页，中华书局，1960年。
35参见盂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着集刊》上册，第29—33页，中华书局，1959年。
3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
37《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五月壬戌。
38陆圻：《纤言》中，《南京太子》。
39钱肃润：《南忠纪》，《总兵方公》，第137页，中华书局，1959年。
40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三十日辛亥》，第227页，中华书局，1984年。
41黄彰健：《读清世祖实录》，《明清史研究丛稿》，第．59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指出《实 录》顺治三年五月壬戌条，“鲁王乃潞王之讹”，“实录不书福王被杀，系有所讳”，惠王常润降清，“亦当于此时在北京遇害”。皆极确。
42《刘漪题审拟王师帝等隐匿明王子罪名本顺治三年》，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91、92、94页，中华书局，1979年。
43《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顺治二年闰六月丙午。
44《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二年闰七月庚申。
45《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顺治二年闰六月丁未。
46《巴哈纳等题请明示明季子孙革去宗室名色与民一例纳粮当差本’顺治六年五月三十日》，载《清代 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第100页。
47《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六月丁亥。
48《蓝拜题缉获明季宗室并隐匿人家请旨发落本顺治九年五月十一日》，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 辑，第106页。
49《巴哈纳等题覆韩锡侯匿纵明宗室遇赦免罪本顺治十年四月初六日》，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 辑，第’109页。
50 《清世祖实录》卷二七，顺治三年八月丙戌；《刑科抄出山东青州道韩昭宣革职提问残件》，载《明清史料》。
51见《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
52见《明史》，《诸王世表》，第9、10册，第2503—2997页。
53佚名：《吴城日记》卷中，第2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原本叶廷瑁眉批云：“国初，凡故明宗室入都者俱蒙恩礼。此说可谓无稽，且亦断无此理。一条应删。”叶氏站出来批驳，为清廷辩解，可以理解。但“应删”而未删，或者叶氏另有想法?幸而未删，尚留一点线索，一点真相供进一步追寻。
54《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55《清史稿》卷一〇九，志八四，《选举》四，《荐擢》，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册，第3182页。
56《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乙，《冯铨》，卷八，《逆臣传》，《李建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0册，第6555、6686页。
57《清史列传》卷七八，《贰臣传》甲，《任浚》、《张煊》、《霍达》，卷七九，《贰臣传》乙，《高斗光》、 《戴明说》、《王永吉》、《苗胙土》、《吴伟业》、《刘正宗》、《魏瑁》、《潘士良》、《党崇雅》、《张忻》、《高 尔俨》，第20册，第6490、6500、6512、6539、6540、6550、6552、6572、6580、6587、6590、6616、6617页。案：其中吴伟业传谓伟业“授秘书、侍讲”，清初似不设秘书一官，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据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作“秘书院侍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9页。《清史列传》
58《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59《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二年七月丙午。
60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二，《名臣传》二，《李蔚》、《高景》，上册，第31、67页，北京古籍出 版社，1993年。按：是年畿辅取中举人不少，徐氏此书及直隶各地方志可以参考。
61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440页，中华书局，1981年。
62王丕煦：民国《莱阳县志》卷三之六上，《人事志》3，《艺文》，《传志》上，《传》，姜蜾：《沈黄门迅传》。
63参见何龄修：《湖南的抗清复明活动与陶汝鼐案》，载《明史论丛》，第345—3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龄修：《<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的编纂和重新整理印行》，载《四库禁毁书研究》，第394～39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64因篇幅限制，不及详论。以往一、二小文曾零星提及有关内容。请参见何龄修：《刘泽清之死的疑案以及他与闻香教的关系等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