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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
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
首发
甫曰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1]收录简牍中，有3枚出自J575古井。其中第261号、262号是两枚人形木牍。
第261号牍图案、文字皆清晰完整。原释文为：
汝为平阳反受
勇五终，字叔度。
其夹当死报。
按其中文字释读有误，读法亦不正确。
所谓“五”字，据笔势判断，显然是绘出的衣服纹饰，而非文字。
“终”为终始之终，“度”为节度之度，符合古人名字意义相关之惯例。因此“终”是该木人之名，“叔度”为木人之字。“勇”字不与木人名字连读，或许是取“俑”字谐音而为之。
原释“平”之字作
文物-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形，显然是“不”。原释“夹”之字作“
文物-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形，显然是“央”。左右两边文字当连读为：
汝为不阳，反受其央（殃），当死报。
牍中文字的意思是，这个木人名叫终，字叔度，你要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反遭灾祸，木人可以代你担当这死咎的报应。这是典型的道教解除术，因此木人可命名为“解除木人”。
第262号木人应该也是一枚解除木人，可惜字迹不甚清晰，无法準确释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一方建兴廿八年（公元340年）木牍[2]，绘有一人形，腹部书写“松人”二字，四周及背面写有关于解除术的文字。饶宗颐先生将之命名为“松人解除简”，并根据简文中既有松人、又有柏人的记载，推测应该还有一枚柏人简，两枚简搭配使用[3]。另外，1957年陕西长安三里村汉墓出土解除朱书陶瓶六件，解除文有“自代铅人”的内容，而同出的一件陶罐中恰有两枚铅人。[4]尚德街J575古井所出两枚木人，与第263号牍共同“放置在一个硬陶双沿罐中，外用麻布类丝织品包裹”，“显係人为放置”[5]。据此推测，它们应该也是搭配使用的。与两枚木人同出的第263号牍字迹更为模糊，无法通读，但从形制和出土状况判断，这枚木牍很可能也与木人搭配使用。
两枚解除木人的时代为东汉，较之香港中文大学松人解除简年代要早许多，当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有字解除术木人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枚解除木人并非出于墓葬，而是出于古井。西北地区烽燧遗址常见一类人形木简，旧命名为“人面画杙”[6]，曾有学者认为用途是支撑帐篷或者繫火炬[7]。王育成先生综合汪宁生等先生的研究[8]，认为这类木人与吐鲁番哈喇和卓“代人”木牌[9]、阿斯塔那“桃人木牌”[10]是一类东西，皆属于祓除厄殃的人偶。[11]王育成先生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这类木人皆为解除用途。所以说，解除木人不单用于墓葬，生人亦可临时设置以当灾祸。可以推测，尚德街解除木人，就是某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后，製备木人包裹起来放在陶罐里，弃于井中，藉以祈求免遭报应的。
文物-甫曰：尚德街简牍解除木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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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岳麓书社，2016年。
[2] 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100-113页。
[3] 饶宗颐，《记建兴廿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绞”说》，《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5]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岳麓书社，2016年，76页。
[6]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7]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序言》，中研院史语所，1957年，8页。
[8] 汪宁生，《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0] 柳红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发现的“桃人木牌”》，《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11] 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