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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田雪梅：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综述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综述
（首发）
田雪梅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睡虎地秦简《日书》（以下简称睡简《日书》）于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日书》是战国秦汉时期日者选择时日、趋吉避凶的一种数术书籍，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价值不容忽视。目前，在全国各地已发现18种《日书》写本（包括残简），睡简《日书》是现已公布的内容较为完整、保存较为完好的写本,其图版和释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关注。
截至目前，睡简《日书》的研究论文发表约有270多篇，研究专着[1]共4部。此外，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2]和[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3]等作品设有专题对其进行研究。学界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一 文本整理
文本整理是出土简帛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涉及到释文整理、文字考释等方面。学界对睡简《日书》的释文整理目前已经取得丰富成果。
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4]首次公布了甲、乙两种《日书》的图版和释文；1990年又推出《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5]，无论图版、释文都较旧版为佳。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对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一些印刷错误和标点断句进行了修正，但吴书中有些注释牵强附会。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对《日书》的分篇、句读、注释做了精心研究，对整理小组的释文做了订正和补充，提供了较为可信的注释版本。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是目前《日书》释文的集大成之作，对各版本释文作了深入评析，并补充了大量材料。
除通篇考订外，还有不少单篇作品对《日书》中部分字词进行考订。刘信芳对《日书·马》篇的句读、释文作了考释[6]。林剑鸣对文物版和台湾版《日书》的释文误、漏之处加以校补[7]。另外，还有黄文杰《睡虎地秦简疑难字试释》[8]、刘乐贤[9]《睡虎地秦简日书注释商榷》、《睡虎地秦简〈日书〉释读札记》、刘钊[10]《说秦简中“女笔”之“笔”》、《读秦简字词札记》、《谈睡虎地秦简中的“濆”字》等文章对《日书》的个别文字做了细致的考证。
二 语言学研究
秦简《日书》资料是研究汉语史重要的文献资料，可以考察语法、文字的发展演变。学术界对这批材料的语言学研究大体有语法、文字学两个角度。
吉仕梅、胡伟、田启涛分别运用《日书》材料分析考察《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介词、代词以及同义词问题[11]。石峰、钟如雄[12]认为系词“是”产生于先秦时期，可推翻王力先生“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的说法。吴小强[13]对睡简《日书》肯定性、否定性、中性占卜用语进行了分析，通过与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比较发现睡简特殊的占卜用语规律。石峰、李明晓、沈祖春等通过对睡虎地秦简语言资料的分析，指出出土简帛文献的汉语史研究价值及对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的意义[14]。
楼兰的系列论文[15]通过《日书》资料分析了汉字基础构成元素的传承与演变，认为文字构形系统具有稳定性、成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通过对文字异构关系的探析，认为睡简《日书》所用文字处于古今文字过渡时期。黄文杰[16]也对睡虎地秦简异构字进行了探析，观点和楼兰大体一致。在运用《日书》资料研究文字字体方面，陈谷栋[17]认为隶书在秦以前已趋成熟，在秦代已广泛应用了。陈谷栋、方楚勤[18]探求了秦简隶书娴熟简洁的形态美、提按顿挫的节奏美、率意流畅的气韵美等艺术特征及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
三 数术研究
《日书》是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类书籍，涉及很多数术概念及原理，正确理解它们是读懂《日书》的基础。
饶宗颐、曾宪通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开《日书》数术研究之先声，分十二个专题对常见的数术项目做了简略的阐述。饶宗颐又写《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云梦秦简日书賸义》、《帛书丙篇与日书合证》[19]等论文，在《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一文中利用睡简《日书》证明先秦时代已经形成了五行三合局和纳音说。刘乐贤对饶宗颐的发现做了补充和订正[20]。郑刚在其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疏证〉导论》[21]中根据《星历考原》等资料对《日书》的几个神煞名称做了很好的解释。李学勤研究了艮山图、《盗者》章中的数术含义[22]。金良年[23]从五行寄生十二宫的角度对“啻”篇和建除十二神的数术含义作了阐述。刘信芳从五行说的角度解释了几个数术名词[24]。刘乐贤运用兵书和日本阴阳道等新资料论证《日书》中的“往亡”，证明其中的“土忌”与“往亡”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凶日[25]。胡文辉在《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26]中指出“岁”就是《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大岁（今本作太岁）。王光华、李秀茹、凡国栋[27]等也分析了《日书》中的数术含义及原理。
在占卜术研究方面，张铭洽对秦简《日书》中的占卜体系进行了梳理，认为云梦秦简《日书》是当时多种占卜体系的综合体[28]。刘乐贤将睡简《日书》“人字篇”与马王堆帛书《胎产书》进行了比较，认为“人字篇”同《胎产书》都是用人体部位占卜婴儿命运的数术方法[29]。胡文辉根据《太一出行图》题记、秦简《日书·出邦门》所记的出行仪式和祝咒的比较，指出两者都是出行的巫术，又运用《增补玉匣记》资料作为补充[30]。闫喜琴[31]也对涉禹出行巫术做了相关研究。
在五行学说研究方面，刘乐贤博士论文第四章《〈日书〉所反映的阴阳五行学说》一节，指出五行说在秦汉时代已相当流行，并广泛运用到择日、占卜活动中。刘道超在《秦简〈日书〉五行观念研究》[32]中的观点与此说大体相同。尚民杰[33]也分析了云梦《日书》中的五行学说。
四 社会生活方面
虽然《日书》是选时择日的数术类书籍，但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个方面，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对于《日书》，至少可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34]。从已有的成果看，学界的研究涉及到了社会风俗、神话传说、思想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
在社会风俗研究方面，王桂钧探讨秦代一神崇拜及泛灵禁忌、尚武自由的风尚及此风尚下的婚俗及贞洁观[35]。工藤元男[36]利用《日书》研究了法律与习俗的关系以及道教习俗。张富春、管仲超、晏昌贵、梅莉、范志军等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勾勒了先秦民间祈财信仰、择吉民俗、居住习俗、丧葬习俗[37]。杜林渊[38]认为古代“相宅术”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方法，它结合了阴阳五行观念，体现出了一种功利性和敬天顺时的特点，为后世“相宅”术奠定了基础。《日书》中的社会风俗现象整体体现了当时民众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以及敬畏神明、敬天顺时的思想。
在神话传说研究方面，刘乐贤在其博士论文第四章《〈日书〉与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一节，指出《日书》有不少神话传说资料，并以牛女神话、钟馗传说、与禹有关的神话为例，论证了《日书》在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中的价值。李立[39]也肯定了《日书》“娶妻”二则简文所说的事情是在牛郎与织女婚配之前，认为简文补充了文献所载牛郎织女神话的缺失。王朝阳[40]则运用《日书》简文考证出牵牛织女故事至晚形成于战国时期。我们应当确信《日书》中的神话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应明确它的特殊性质，因此对《日书》的运用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参考《日书》资料考察神话传说的起源与发展，但不应将其作为真正存在的事实来得出结论。
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林剑鸣[41]及李晓东、黄晓芬[42]均通过对《日书》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秦文化的特征。林文认为《日书》反映了秦人多神崇拜现象、“外倾”和“重功利”的价值观及秦文化“唯大尚多”的特征。李文认为秦人直观质朴的鬼神观反映了秦文化重实效的功利主义特质。对于睡虎地秦简《日书》反映的是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大家的意见不统一。何双全认为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与睡简《日书》反映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他认为“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43]。林剑鸣通过《睡》简与《放》简《日书》共同篇章“建除”的比较，基本同意何文的观点，认为《睡》简有较多的礼制影响和较浓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放》简则相反，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轻仁义”的特点[44]。蔡靖泉也同意何双全关于《日书》中秦、楚文化的认识，同时探讨了楚文化在秦统治时期的巨大影响[45]。刘信芳通过研究认为云梦秦简《日书》是战国《日书》的杂抄，包括了许多楚国日书的内容[46]。台湾学者蒲慕州的结论较为公允，他说睡虎地秦简《日书》可能是一部杂糅了秦楚两地民俗的作品[47]。对思想上的研究体现在鬼神观上，李晓东、黄晓芬认为秦人鬼神观与殷人鬼神观属于同一体系[48]。刘信芳、刘钊都研究了《日书》中包含的鬼怪思想。刘信芳指出《诘咎》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傩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傩”这种与军事演习、群众娱乐混生的驱鬼逐疫活动[49]。刘钊[50]认为早期鬼、神不分，后来掺杂入“五行”学说，演化为“天人感应”理论的一部分。郝振楠指出秦人鬼神观念带有强烈的数术禁忌意味，呈现出原始性、功利性、数术性三者融汇于一的特征[51]。
在宗教信仰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吴小强。他在其系列论文[52]中指出：秦人的宗教信仰是以自然神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体系，日常生活神被提高到重要地位，不再具有周人那种严格的宗教政治含义；秦人鬼神世俗化的宗教观念和思维特征。；秦人的宗教信仰具有阶级性特征，从上层到下层越来越近鬼神，反映了秦人、秦代楚人的宗教意识。刘信芳通过秦简《日书》和《楚辞》的结合证明屈原及其诗歌与古代宗教的深刻渊源，认为屈原是通过语言艺术表现宗教题材，将现实与宗教境界融为一体的唯一诗人[53]。
在婚姻家庭方面，尹在硕[54]利用《日书》研究了秦的家族类型。太平幸男[55]探讨了“室人”和“同居”的区别，“收”和“免”的实际意义。吴小强在其系列论文[56]中利用《日书》研究了秦代中下层社会的婚姻观、妇女观、优生意识、人口再生产等问题。其论文《秦简〈日书〉与秦代社会的生命意识》最能代表他的观点，认为秦代社会“生殖崇拜”、优生意识、胎教观念及对生命质量的追求，肯定秦汉时代“优胜劣汰、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对对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现实意义。赵浴沛[57]以《日书》为材料讨论了婚姻家庭中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
在阶级关系方面，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58]一文，对《日书》所反映的奴隶制、奴隶逃亡、妇女命运、田宅私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林剑鸣探讨了《日书》与当时吏治的关系，指出《日书》中“捕盗”、“析狱”等内容能指导官吏处理政务并便于官吏了解地方风俗信仰，这也解释了《日书》为何会和律令同墓出土[59]。贺润坤[60]利用《日书》研究了秦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社会阶层状况，并着重探讨了“寓人”、“寄者”、“寄人”在当时社会包括哪些人，以及在当时社会上起的重要作用。好并隆司[61]据《日书》探讨了秦对楚的统治问题。
在经济活动方面，贺润坤在其系列论文[62]中对秦国的作物种类、农业水利、渔猎业、六畜饲养业、林业及桑麻业、秦社会中下层人民的衣食状况作了分析；认为秦民间的防灾救灾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成效，具有非官方、自发的民间自救性质，体现人们重鬼神和功利主义思想特征。吴小强研究了《日书》中的五谷六畜、养蚕植树及商品交易等活动[63]。施伟青探讨了秦重农抑商政策下商品经济较快发展的原因，并重新评估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际作用[64]。闫喜琴[65]通过《日书》中大量的出行宜忌的文字，分析了秦人重出游的原因，指出出游与道路、食宿、盗贼、医疗等有关。王子今利用《日书》对秦楚交通状况作了研究，指出陆路、水路交通普遍、繁荣，出行活动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有关[66]。贺润坤[67]也探讨了《日书》中的“行”及相关的社会活动。
社会生活涉及的方面非常广，除了上面列举的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十二生肖问题、医学研究等[68]。此外，还有一些综论多方面问题的作品，如台湾蒲慕州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69]，对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宗教信仰等都作了详细论述，值得学者参考。
五 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占候卜筮之术与天文历法有密切关系[70]。在天文历法研究方面，学者研究最多的是秦楚历法、《日书·玄戈》、星宿记日、《日书》中的月星组合关系以及时制问题。
曾宪通首先利用《日书》乙种内容对战国时代楚地的月名进行探讨，分析秦、楚历法的不同，由此引起对“楚历”的研究[71]。平势隆狼、何幼琦、于豪亮、晏昌贵都研究了楚历问题[72]。
睡简《日书》中的“玄戈篇”最受关注，饶宗颐、张闻玉、王胜利、张铭洽、王维坤、郑刚、成家彻郎、刘乐贤等学者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饶宗颐对“玄戈”、“招摇”两星名做了疏证[73]。张闻玉认为“招摇”与“玄戈”所系的二十八宿，并非与天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利用星象作幌子，给择日定吉凶披上更神秘的色彩[74]。张铭洽也认为“玄戈”这一部分并不是以天象来占卜吉凶，而是以星宿为名，以星宿与地支十二辰的对应关系为根据来占卜吉凶的[75]。王维坤进一步论述了二十八宿与十二辰、十二次、十二月之间的关系，他通过二十八宿与十二次的互换，实际上已经得出了二十八宿表示方位的结论[76]。郑刚指出“玄戈篇”中的“招摇”与《淮南·天文训》的招摇不是一回事，并认为简文的“招摇”与《星历考原》所录的招摇相同[77]。成家彻郎对于“玄戈篇”提出了几点疑问：二十八宿的星宿名可能表示方位；《日书》中也许实行过二十八宿记日法；《日书》占文为什么没在星占书中保存下来。刘乐贤明确提出了“玄戈篇”中的星宿表示方位，此篇一是以季节为依据进行占卜，二是以神煞玄戈为主体以月为单位进行占卜，刘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并解释了成家彻郎的第三点疑问[78]。王志平[79]对《日书》中“玄戈篇”进行了探源工作，根据夏历岁首认为“除篇”的时代要早于“玄戈篇”，且“玄戈篇”内容本为周人文化之遗留。
对于星宿记日问题有些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大多数学者承认有二十八宿记日法。例如张闻玉、成家彻郎、刘乐贤[80]一些学者认为云梦秦简《日书》中有二十八宿记日法，并提出了相关的不同证据。杨巨中[81]认为《日书》“星篇”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地用二十八宿辨认时令的天文资料。尚民杰《云梦〈日书〉星宿记日探讨》探讨了古代以二十八宿排列记日方法存在的可能性[82]。
关于十二月份与二十八宿的月星组合关系，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它所反映的是当时每年十二个月的日躔位置，如王胜利[83]、成家彻郎[84]；二是它所反映的是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的星宿，如郑刚[85]、杨巨中[86]、钟守华[87]。张铭洽、工藤元男也研究了《日书》中的二十八宿问题[88]。
时制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对于十六时制存不存在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于豪亮[89]利用《日书》资料将十二时制上溯到春秋战国，承认十六时制的存在，并且他推断秦汉民间普遍使用十六时制，十二时制只为历法家等少数人使用。张闻玉不承认“十六时制”的存在，虽然承认王充是用日月行度解释昼夜长短分度十六分制，但这并不能证明有一种十六时的纪时制度存在[90]。王胜利不同意张文的观点，认为当时有一种分一昼夜为十六时的记时制度[91]。尚民杰、宋会群、李振宏、李解民等一些学者都认为睡简《日书》中存在十六时制[92]。
结语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出土文献，睡简《日书》是出土较早、保存较完整的资料，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以后学者注意。
1.需要结合其它地方出土的《日书》进行综合研究。睡简《日书》虽较为完整、但年代久远仍有一些缺失的部分，可以结合九店楚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等《日书》来进行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失，同时有助于理解《日书》中晦涩难懂的术语。
2.扎实做好基本功，研究睡简《日书》研究薄弱的内容。睡简《日书》研究较多、成果较丰富的是社会生活方面，而语言文字、数术、宗教思想、天文历法方面虽有研究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3.需要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可以结合传世文献来理解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日书》资料来辨别传世文献的真伪，做到更好的“释古”，两者互相印证、补充，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服务。
4.审慎对待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文献价值。虽然《日书》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但它毕竟是卜筮类书籍，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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