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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史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杜德新 王璐
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唐都学刊》主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协办的秦汉史高层论坛于2008年9月19日至9月21日在陕西西安召开。出席这次论坛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及日本、韩国的学者共六十余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考古以及秦汉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学术气氛浓厚、争鸣热烈，取得了巨大成果。
论坛开幕式于9月20日上午8点30分在西北大学萃园宾馆二层多功能会议室举行，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陈峰教授主持。首先由西北大学副校长任宗哲先生致欢迎辞，任校长首先评价秦汉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西安秦汉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对西北大学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西安文理学院耿占军教授对西安文理学院、学院的学术团体、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介绍，特别说明了《唐都学刊》近年取得的巨大成果。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黄留珠教授对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历程做了详细介绍。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陕西大学堂时期，解放前西大在历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在调查发掘张骞墓，整理地方文物史迹资料，研究、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多有贡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冉昭德、王子云两位先生在汉长安城宫殿、苑囿以及汉代石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解放后，西大的历史研究形成特色。文革前为奠基时期，当时西大历史研究名家荟萃，主要有侯外庐、马长寿、陈登原、冉昭德等诸位先生，特别是陈直先生的加入，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引起广泛关注。文革后科研恢复生机，西大成立秦汉史研究室，由陈直先生任主任，涌现了一大批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学者，如林剑鸣、韩养民、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戴南海等等，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1996年末，成立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使西大历史研究迈向新的台阶。总之，西大历史研究的特点是历史悠久、有自己特色和代表人物，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会议学术讨论部分共分为四个单元，与会代表围绕着现阶段秦汉史研究的状况、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考古简牍以及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交流。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秦汉史研究现状与未来的宏观探讨
关于秦汉史研究现状与未来的探讨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焦点议题，与会学者针对当前秦汉史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将来秦汉史研究的走向等重大宏观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交流。
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教授以自己经历为基础，说明口述历史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口述历史一定要辨疑并进行详细调查。讲到有些人提出“秦汉史是一块熟地，没有东西可以研究”时，熊先生以自己学术经历说明这是不正确的，认为一些老问题还可以写出新的意义。熊先生发言语言风趣幽默，引起与会学者的阵阵欢笑与一致赞同。
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教授在发言中提到当前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与之前古代史一枝独秀相比，现在古代史研究在走向衰落，而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持西大秦汉史研究的势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近期一些展览中用“新四大发明”代替“旧四大发明”的现象，周先生指出这反映了学术界的浮躁。青铜器发源于西亚、地中海地区，而且未产生世界影响；丝绸的作用在于引起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不在于蚕丝本身；不能轻易否认罗盘的重大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两种技术，不能合而为一；军事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巨大动力，火药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周先生提出对过去的一些定论是不能轻易推翻的，除非有很大证据，我们对学术要采取谨慎态度。
江西师范大学黄今言教授对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先生认为目前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秦汉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在于：秦汉史研究的队伍在拓宽，研究涉及了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专著、论文大量涌现，且含金量较高。其特点是：1.加强了对秦汉简牍文物的研究，取得了有生命力的新成果；2.加强了对秦汉区域史的研究，涌现了许多有地方特色的秦汉史研究成果；3.开拓与深化了秦汉史研究领域；4.研究方法多样化、多元化。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有份量的、反映时代特征的成果较少，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支柱等。黄先生对未来的秦汉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要加强对秦汉科技史的研究；要关注现实、为现实服务，实现“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并加强对难点问题的研究。黄教授的发言针对现实，见解精辟入理，在会议代表中产生广泛共鸣。
来自徐州师范大学的王建教授对秦汉史研究提出了两点意见，他指出当前断代史的研究面临学风规范的问题，我们要倡导学术自觉；关于汉代文化的判断问题，肯定其“专制”基本属性，但也有超时代价值、为当代服务的因子，有些共性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王教授认为取鉴历史有重大的价值，当代对秦汉的借鉴对研究当代文化前景提供参考。
首都师范大学宋杰教授对当前一些研究者的文献功底表示忧虑，他认为秦汉史研究文献资料少，需要大量考古资料；但是目前对有限文献资料的利用还是不充分的。基本资料虽然不多，但研究者是否看懂了？对于散见的资料要做系统的整理和搜集工作；前人对汉人研究的成果我们也要充分利用。
二、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
秦汉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与会学者主要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的专制体制和民本思想进行了探讨。
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指出：虽然我们对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进行了反思，但批判的力度不够，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专制主义文化，秦汉时期是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确立的时代，汉代学术对先秦进行了改造，今人眼中的先秦并非原来的，而是是汉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追溯到秦汉而非先秦。
南阳师范学院刘太祥教授介绍了自己的一篇论文《汉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分别从5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汉代的儒家政治理论是汉代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思想保证，纲常伦理道德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民众的政治参与是汉代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心理基础，分权制衡是汉代社会和谐发展的民主法制保障，政治的社会化是汉代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舆论氛围。他认为汉代注重政治理论的建构，“天人合一”和“大一统”等理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三纲五常”等政治价值观念又是人们政治价值和政治生活的准则，使人们形成了对儒家政治文化坚定不遗的信仰，从而促进了汉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苏州大学臧知非教授认为中国2000年来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坐标交叉点是专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在汉代就反映在“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上。臧教授和刘太祥教授的观点有所区别，他认为集权下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维护了大国统一的局面，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突显了爱国主义特色，但从根本上忽略了个人主义，缺乏创新精神，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民本思想在汉代只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统治手段。臧教授因此还提出了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担当，认为横向或纵向切历史都是很危险的。
三、秦汉考古与简牍问题
秦汉考古是本次会议研讨的又一个重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会议代表将近期在秦始皇陵以及西安秦汉考古方面的收获向大会做了详细汇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段清波研究员向大会作了一篇题为《皇帝理念下的秦始皇帝陵》的报告。他结合秦始皇帝陵周围近几年发现和发掘情况，提出帝陵本身即是皇帝理念的体现。帝陵分三个部分，陵墓本身、陵园以及陵区。陵墓本身的封土只有二层台阶，封土下有庞大的建筑群，高出地面30米；有廊坊的建筑又被封土覆盖。据勘测，墓道只有东西两条，并无南北墓道。地宫北部有陪葬坑，并有目前发现最早的三出阙。文献记载的封土高50丈只是汉人看到的一种设计规划。地宫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内含大量水银，但并不清楚是以怎样的形式展示和灌输的；外壳以石质结构构成；内有达15米高度的空间未坍塌，说明目前地宫保存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地下模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与政治状况，秦始皇创造性地将一整套体制放在了地下。秦始皇帝陵的一些新发现引发了一些新推测，改变了我们对秦文化、秦始皇以及秦代社会的整体认识。
来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张祥玉将该所近几年来在西安秦汉考古方面的收获向大会进行了展示。近几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阿房宫遗址做了全面调查，对阿房宫前殿及上林苑六处建筑遗址进行了试掘，对其位置、概况、前殿的范围以及夯土台基状况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郊汉代木桥遗址进行了考察发掘，此桥建于西汉，王莽时被废弃；曾被火烧过；为皇家御用桥梁。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有传统的羽化升仙图，还有传统认为流行于东汉的车马出行、宴乐等生活场景，更新了我们的认识。该所还对北郊张家堡汉墓群等做了大量工作，该墓群延续时间长，共分六期，应为当时长安城内居民墓地之一，该墓群对研究王莽礼制改革等问题有重要价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焦南峰研究员将其在西汉帝陵道路方面的研究成果向大会作了详细汇报。他将文献中记载的“神道”、“徼道”、“衣冠道”、“司马门道”等概念进行详细论证，提出应对“神道”和“司马门道”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焦南峰研究员根据文献辨析与考古发现对阳陵道路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西汉帝陵有着完备的道路交通系统，形成典型的阳陵模式。
秦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员袁仲一先生将其在秦汉文字瓦当释读方面的心得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袁先生提出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秦代没有文字瓦当，经考古证明这是错误的。通过对一些典型文字瓦当的释读，体现了瓦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九生教授将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即《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兼证秦俑为“兵马俑”说之谬》向大会做了汇报。刘教授认为秦始皇帝陵园东司马门外陪葬为皇帝才能动用的近臣侍卫，服饰、发型、身高、体型等都证明非为国家服役的军队；排列组合也与商鞅时所定的“五法”不和；武器为礼仪性的兵器，象征权威。一号坑安置卫尉系统，对应骊山陵园城垣即或秦都城咸阳宫城，系始皇帝灵魂永远安宁或“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刘教授认为陪葬坑及相关问题应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兵马俑之谬在于误“郎”为“兵”，误“礼仪范式”为“军阵”。
刘教授对秦俑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引发了与会学者接下来的热烈讨论，周天游先生认为刘教授的发言引起秦俑学研究现状的改观，拓宽了研究思路。而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学理研究员则认为秦俑的研究要与坑相结合，要建立在对前人研究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今年来随着秦汉时期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本次论坛中，秦汉简牍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的闫晓君教授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研究提出了亡律与捕律的区别，他认为亡律是秦汉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捕律与亡律的区分主要在于犯罪主体的不一样；亡律是法律限制人的自由迁徙，简牍中见有“亡人”、“亡妻”、“亡奴婢”等名称，还涉及了罪犯逃亡、士兵逃亡等，以及与逃亡有关的藏匿罪，反映了秦汉时期逃亡罪的盛行。另外，随着大量简牍的出土，关于秦汉法律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格杀勿论”以及《法经》的真伪问题等也引发了学者新的思考。
里耶秦简的出土为秦代户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北大学田旭东教授对里耶秦简所见的秦代户籍格式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田教授对户籍简五栏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论述。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如南阳为乡名还是郡名，户籍是否按爵位登记或是否全部都有封爵，秦代小家庭问题，臣妾和私家奴婢编入户籍问题以及伍长的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认识。田教授认为里耶户籍简修正了对睡虎地秦简户籍内容的认识，里耶地方偏远却有这完备的户籍登记，反映了秦代户籍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实行与完备。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徐卫民教授发表了“天人合一思想与汉长安城形状形成原因”的学术报告，他认为，西汉长安城之所以做成“斗形”是当时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表现。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教授对自己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匈奴人遗迹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对居延汉简中“临淮海贼”问题进行了阐述和研究。
四、秦汉时期的具体问题
除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的宏观探讨之外，许多学者还从细处着手，对秦汉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研究员向在场学者介绍了自己的论文《秦汉时期的乡里意识》，他认为秦汉时期乡里意识强，故乡情结浓厚，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故乡的自恋，另一个是他乡遇故知。研究秦汉时期的乡里意识对研究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重要价值。秦汉时期的乡里意识取代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意识，最重要的结果是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忠孝节义等。汉代的强宗大族在乡里对本宗族进行管理，通过非正式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来传播共同的道德观念，使乡里意识更加巩固。
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教授认为汉代的学术主体是儒，儒分四类：一是“纯儒”，如董仲舒、郑康成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汉代的学术发展；二是“儒宗”，历经3代，开办太学前、开办太学后和古文经上升为学官后；三是“通儒”，他们不专注一经，学以致用，还开办太学以外的私人教育；四是“伪儒”，死抠学问，心胸狭窄，不容他说。当今学人应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西安文理学院贾俊霞教授介绍了自己的论文《苏建家族迁武功考》，她分析了苏氏家族的所在地与迁徙过程，否定了其他地方的迁徙，指出苏建是杜陵人，他的陵墓在阳陵，苏氏家族应是在苏武时迁到武功。
吉林大学张鹤泉教授提交了一篇名为《秦汉丧礼考》的报告，主要谈了三点：一是秦汉时期丧礼纳入国家的统治环节，反映出政府对丧礼的重视；二是汉景帝时开启了皇帝参与大臣吊祭的先河，皇帝派官员吊祭，对死者的慰问更加突出；三是民间吊祭分两类，一类是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吊祭，体现出“恩”，另一类是无血缘关系的吊祭，体现出“义”。张教授还指出吊祭并不是单纯的治丧，它反映了各个阶层的联系，因此要仔细深入研究丧礼的具体环节和各环节所体现的社会关系。
西安文理学院陈正奇先生和与会代表探讨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问题，他指出汉代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高峰，一般实行“代田法”，深耕，集中施肥和浇灌，沟垄相间，使庄稼行列分明。
东北师范大学王彦辉教授则探讨了关于汉代土地制度的问题，他指出汉代就存在售田，但买卖规定并不严格，因此从传统观点中判断不出土地的性质，而从汉武帝时起，把土地和奴婢作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汉代的土地制度。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系的梁中效教授从汉赋研究中看到了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陈一梅副教授对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的薛瑞泽教授对两汉时期风俗差异形成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审宋超先生就两汉时期的匈奴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此外，来自韩国城均馆大学的学者金庆浩先生对二十一世纪韩国出土文献以及研究情况向大会做了简要的介绍，现在韩国国内秦汉史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专门的研究机关与学术杂志数量增多。金先生的介绍使与会学者对韩国国内秦汉史研究状况有了较清晰的的认识，拓宽了学者们的眼界。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汉长安城参加了汉长安城建城2210周年纪念以及刘氏宗亲祭祀仪式活动，加深了对西安丰厚的秦汉历史文化资源的认识与了解。学者们还就汉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
2008年秦汉史高层论坛参与学者众多，研讨内容广泛丰富，从宏观和微观、多层面地对秦汉史研究领域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是中国秦汉史学界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未来秦汉史研究将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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