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从古文献中去寻找虞舜历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学-从古文献中去寻找虞舜历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从古文献中去寻找虞舜历史
过去受疑古影响，虞舜的历史被排斥于历史之外，这显然是不妥的。相反的情况是，在古文献中，虞一直和夏商连结在一起，具有不可分割性。如《左传》成13年：“虞夏商周之胤”。《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战国诸子中也不乏其例，《墨子·明鬼》下：“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墨子所谓的三代，是指舜到夏商周，有时也可加上唐尧，儒家对古史的看法也如此。《孟子·万章》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总之，当时人将唐虞置于夏商之前，这是一致的观念。
春秋或战国时人不仅明确夏紧接虞之后，而且还能具体说出虞舜历史的许多特点：
《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
《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
战国人还了解到虞和夏商同在文化方面的差异，这方面的例子尤多：
《礼记·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 周”
《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
《礼记·祭义》：“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
《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
古人也常以发展的眼光去看虞和后来夏商的差异，例如：
《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慎子》：“孔子云，有虞氏不赏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
前面引《孟子·万章》，孔子以为唐虞是禅让，而夏商周是世袭。战国人所见到的《尚书》，其中有《虞书》，如《左传》文18年：“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古书中引《虞书》之例不止于此。《左传》哀11年：“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这表明春秋时齐国犹保留着古老的虞人的丧歌。由于年代久远之故，战国时所见到的虞文化已极少，不过仍能看到星星点点的残余。
二
虞舜兴起于何方？活动中心在何处？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对“舜耕历山”的解释，引东汉郑玄的说法，“在河东”。这是将舜活动地定为今晋的一家说法。《史记》的《索引》、《正义》采择不同的说法，如《正义》云：
“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干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
《正义》又云：
“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
《括地志》：“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
以上说法是把舜所生地的虞城，以及历山、雷泽等地点都认为在河东。但《正义》还有另说，例如：
1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正义》又引《括地志》的另一种说法：
2“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
3《括地志》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舜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未详。”
把舜说成是今浙江境内的人。这远离于黄河流域，可靠性大成问题，尽管也似言之有据。又说舜出生于今山东荷泽一带，唐代在这带有雷泽县，似也是根据舜争渔于雷泽而取的名字。说舜耕的历山和降二女地皆在妫州，地在今北京怀柔。
这三说之中，会稽、怀柔距黄河较远，作为舜活动地点可能性较小，相信此说者不多。而濮州说则不然，其影响较大。在此有必要加以论证。
从文献来看，舜活动地区不在东面，但他的后裔确有封于东面者。《汉书·律历志》说舜让天下后，“使子商均为诸侯”，而史记《索引》加了“商均封虞，虞在梁国”等语。虞在今河南虞城、商丘之东北。这表明舜之后封于东面。其次，《左传》襄25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这是西周初周人封舜的后代胡公于陈者。陈胡公即田氏之祖先。
以上两地离开濮州约一百公里到二百公里。而这两处确为舜的后裔所封。濮州可能受其西南的陈、虞影响而也被人列入舜的活动范围了。
陈胡公为妫姓，则舜后为妫。然古书中又有舜后为姚姓的说法，如《离骚》：“留有虞之二姚。”《帝王世纪》：“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
三
历代学者对古书上的有些有关舜都的记载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 北魏的郦道元《水经注》卷4：
“又南过蒲坂县西。郦注：皇甫谧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也。今城中有舜庙。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内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内水，西迳历山下，上有舜庙。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余案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安可假木异名，附山殊称，强引大舜既比宁壤，更为失志，记之本体差实录之常经矣。’”
道元之说河东的蒲坂为舜都，又引周处《风土记》，说舜都于上虞一带。道元驳斥周说，以为不近情，如说是传疑，可以说得通，如说证实就不对了。
《水经注》卷24，记濮水和瓠河：
“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迆泽之东北有陶虚，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
道元这里引用郭缘生之言，以为濮州一带为舜迹，他立即引用郑玄的话，“历山在河东”，接着说：“余谓郑玄之言为然”，他不同意郭的濮州说，而同意郑的河东说。
2、唐张守节作《史记》的《正义》，引用不少《括地志》材料，但以为这“二所未详也”，明确表示这两地不可信。另一处则说历山、陶城皆在蒲州河东，接着说：“何必定陶方得为舜陶之陶也”。他不赞成舜在山东定陶。
3、宋罗泌《路史》的《国名纪》，以为“帝先世所封河东虞坂，所谓嫔于虞者，今解之虞乡，一曰吴，在虞城北，《十三州志》云：‘平陆东北六十里。穆天子登薄山巅軨之隥，宿于虞’是也。”[1]他引用前人着作，确定舜的遗迹在山西平陆一带。
他对于濮州说和上虞说，则以为是舜分封给他后代支庶之处，“帝子散封者，今濮州有历山、雷泽。《风土记》云：“舜支庶所封，今县隶会稽，在余姚山之西，以河东有姚，故曰余姚。”[2]他这种说法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两处为舜的遗迹，而是用风封这样的理由来予以解释。
4、崔适《唐虞考信录》
崔氏对古史往往持怀疑态度，现代人疑古之风受崔氏影响似无问题。他对冀州说、兖州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清兖哉！”[3]
他采用的考辩方法，其实较简单。他认为舜活动于虞，虞在河东，属冀州，因而不可能到二千里以外的地方去耕种和制陶器。表明河东说不能动摇。
关于舜卒于苍梧的问题，他以为“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于此。”当然这一说法很早就有，除《史记》外，还见于《礼记·檀弓》。唐韩愈的《黄陵庙碑》即对此说提出质疑，崔氏引韩说以为论据。[4]
四
在古文献中，有关虞舜的历史，虽然没有完整的记述，但零星的资料并不少，尤其是涉及具体的虞文化的例子尤多，还有是关于虞的后裔妫、姚的历史。以上两类的历史都不是后人所能编造出来的。因而虞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
虞舜的事迹见于《史记》，近出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其中就有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的内容，证明战国人根据更为古老的史籍在谈论虞舜的历史。
舜活动的地区，尽管从汉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但主要的仍只有冀州说和青州说两家。青州指今山东定陶一带，冀州说即河东说。河东为今晋南，从汉到魏晋、唐宋和清，在多数的史学着作中，都赞同河东说，成为占主流的看法。
现在通过考古发掘，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意义。已发掘出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这是国内和其同时的城址中所罕见的。[5]在遗址中出土有玉器、漆器、铜器等。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陶器上出现一朱书的文字。器物中有鼓、磬等，显示出当时礼乐制已有所萌芽。现在有人以为陶寺城址属于古代的一处“王都”。城址的年代约距今4500年左右。这比夏略早，和唐、虞接近。古文献上多说河东是尧、舜、禹所居，而现在已渐渐获得考古学方面的不少验证。
[1] 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丁》，中华书局1936年本。
[2] 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丁》，中华书局1936年本。
[3] 崔适：《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卷1，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 崔适：《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卷1，《唐虞考信录》卷4。
[5] 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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