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亦官亦商”的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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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亦官亦商”的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有“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之称,是晚清中国大名鼎鼎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人,他的半身铜像至今仍矗立在该校校园内。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其父盛康曾任湖北粮道、盐法道,一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这对盛宣怀后来热衷办“洋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盛宣怀在科举的道路上屡屡受挫,二十二岁才中秀才,以后三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考上,从此绝意科举。“读书不成去学剑”,盛宣怀于同治九年(1870)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随其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初步展示了他的能力。以后,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大办“洋务”,盛宣怀就成了李氏办“洋务”的左膀右臂。“时文忠(李鸿章死后谥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运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陈三立《盛公墓志铭》)。
盛宣怀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化事业紧密相关。当时中国处在贫穷、落后的时代,他不仅创办和经营了轮船、电报、煤铁开采,而且涉足于冶炼、铁路、纺织、银行、文教卫生等新兴事业。有学者统计过,在盛宣怀参与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占据11个“第一”的位置: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二、拟就中国第一个民办企业章程——《轮船招商局章程》;三、创办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四、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轮船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五、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六、在原汉阳铁厂基础上,创办中国第一家商办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七、督办修建中国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八、创办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一年后又创办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九、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班;十、倡议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为第一任会长;十一、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见夏东元《盛宣怀的业绩》)。
作为一名实业家,盛宣怀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了不少实事。那么,他办近代实业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盛宣怀具有“官”与“商”的双重身份和性格。即所谓“一手官司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李鸿章语)。
做官的方面,他从候补知府、候补道员做起,至四十三岁时(1886年)实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六年后调补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协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洋务、外交,后授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宣统三年(1911),授邮传部尚书,官居从一品,旋解职。
经商方面,19世纪70年代起,凡中国创办的主要近代工商企业,很少有盛宣怀未参与的。同治十一年十二月(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成立,他是会办(总办为唐廷枢),负责拟订《轮船招商局章程》,主管漕运和揽载;光绪元年九月(1875年10月),他拟订《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并于翌年出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提调;光绪六年(1880)秋,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他为总办;光绪八年八月(1882年9月),金州矿务局于上海成立,他任督办;是年冬,中国电报总局设于上海,他亦任督办;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受命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光绪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2月),规复上海织布总局(原厂失火被焚),改名“华盛纺织总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督办汉阳铁厂;旋任铁路总公司督办。
在盛宣怀“亦官亦商”的身份中,“商”占主导方面。他身上的官衔多数是虚职,很少赴任理事,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办企业上。他所创办的近代企业,除湖北煤厂以失败告终外,多数取得了成功。所以有学者说盛宣怀“是处于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盛宣怀办近代实业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开风气、“敌洋产”、“收利权”为主要目的。他所上《轮船招商局章程》序言中就写道:“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他到湖北办矿务,也是“欲开中国之风气,以收外洋之利权”(盛档,《上李鸿章详》,光绪十年闰五月)。他经营电报事业,颇含力争主权的思想,“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先自设电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禀李鸿章稿》,光绪八年)。盛宣怀举办近代实业的一个出发点是“力保华民生计起见,倘有可以收回利权者,无论何事必须设法筹办,方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盛档,《上北洋大臣王文韶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举办近代企业的方针,即“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寄直督王夔帅》)。
第三个特点是,提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在盛氏看来,“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盛档,《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在经营电报时,盛宣怀就指出:“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尽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存在种种弊端,但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筹办近代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如没有“官”的提倡与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在倡导“官督商办”之时,把“顾商情”放在重要位置上。办电报局时,他便提出:“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电报局招商章程》)同时,盛宣怀还提出了商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论断:“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益也。”(《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
第四个特点是,在办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强调人才的培养。他说:“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格致课艺全编》卷二)盛宣怀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盛档,《致李鹤章函》,光绪三年正月)。他一再强调“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盛档,《上李鸿章禀》,光绪四年八月)。举办现代企业必须依靠新式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来源又必须依靠自己的培养,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只能是短期应急,而非长久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盛宣怀才下决心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英才。
盛宣怀办实业、办教育都很有成就,为中国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他在政治上却相当保守。他一生未能跳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窠臼。光绪二十四年(1898),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盛宣怀与维新变法大唱反调,声称“中国根本之学术不必更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月《复陆伯察阁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盛宣怀先后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东南互保”,奉行剿拳、护使、不援京师的方针。这一方针既迎合了列强稳定长江流域的需要,也保护了东南地区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立即致电正在彰德“养疴”的袁世凯说,“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愚斋存稿》卷八七),力促其立即出山,“万勿迟疑”,挽救清廷危局。在维新、革命的大潮中,盛宣怀扮演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角色,这是他的政治悲剧。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有专着10部(部分合着),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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