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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成功与施琅交恶探析
郑成功与施琅是明清之际着名的将领。郑成功为了捍卫明朝的余脉与清朝抗衡,施琅在顺治五至八年(1648—1651)是郑军中的重要将领,官居左先锋,双方关系一度“得友天下士,旦夕相过从”,但最后,他们似乎因“琐事”反目成仇,施琅弃郑投清。历史上对郑施交恶评价颇多,有的说郑成功自毁长城,有的说施琅汉奸叛国罪不容诛,也有的认为双方气量狭小,睚眦(yá zì,比喻极小的仇恨)必报。事实上,双方冲突固然有个人品质和性格上的不合,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他们的政治态度、统兵原则、军中的利益冲突等各种因素造成的。
一、政治分歧是郑成功、施琅交恶的根本原因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的最后岁月是福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他因拥立唐王朱聿键(yù jiàn)为隆武帝有功,被册封为平国公。郑成功在日本度过童年,归国后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并考中县学生员。南明福王称帝时,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做太学生,拜大儒钱谦益为师。
顺治三年(1646),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精于盘算的郑芝龙选择了归顺清朝,但清军将他掳掠到北京扣押,直接造成隆武政权的覆灭。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杀。之后不久,躲避战祸不及的郑成功之母翁氏先受到清军的污辱,后惨死在刀下。郑芝龙这次不明智的归顺,导致了郑氏父子在反清复明问题上的分道扬镳。对郑成功来说,短短数月间,就经历了失国、掳父、丧母之痛,因此坚定了他武装抗清到底的决心。
施琅的人生经历和郑成功差别很大。明朝末年,家道中衰的施琅投身到郑芝龙手下。由于他为人机智、有胆有识,很快升为副总兵。郑芝龙降清时,他率部跟随,被清朝任命为总兵,这个封赏对施琅来说已经是一种优待。施琅归清后,率部南下广东与抗清派交战,多次立下战功。顺治五年(1648),抗清运动在江西、湖北等地蓬勃兴起。很多投降清朝的明将又纷纷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施琅也在此时再次加入到抗清行列。不过,施琅这次弃清入明多少有些被迫,他和上司李成栋关系并不好,后来被当作异己甩给了郑成功。郑成功在招纳郑芝龙旧部的基础上,才有双方的会师合作。
对比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郑成功显然要坚定得多。他对隆武帝有深厚的情感。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被拥立为皇帝,郑成功闻讯后,马上遥奉永历帝为正朔。他在纛(dào,古代军中大旗)旗上写有“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就是要表明他忠于明朝的政治倾向。而施琅家族对明朝的忠诚度则淡化很多。当初郑芝龙降清被掳到北京,施琅家族原本有机会联合其它义军共同抗清,之所以放弃,无非是认为拥明的力量都是乌合之众,南明政权已经日薄西山。
至于对清朝的态度,虽然郑成功和清朝有所谓的“清郑和谈”,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抗清态度不坚决,这多少是个误解。郑成功对清和谈,并不表明他有降清的打算,从和谈的过程来看,郑成功早就打定了主意,要利用和谈扩张实力。清政府掳走父亲郑芝龙,母亲翁氏和隆武帝都死于清军之手,对比“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郑成功对清朝的憎怒不是更强烈了百倍么?相比之下,施琅曾经归降过清朝,为清朝在广东等地平叛打仗。如果他对清朝有何不满,也主要是针对上司李成栋,而不会是清朝八旗军。
二、治军方略的差异是郑成功、施琅交恶的关键
郑成功起兵时力量十分弱小,和清军作战也总是败多胜少。后来他不断兼并整合南明各派力量,使军队不断壮大。郑成功整合军队为己所用的能力是卓而不凡的。南明的所有政权都存在主弱臣强的现象,郑成功的部队一开始也有类似难题,因为他的部队有招募的、有继承其父的、有强夺族亲而来的,也有从清朝阵营中反叛的。他总结了晚明以来朝廷姑息养奸的教训,治军练兵以忠孝为信念,驭下措施极为严格,功过分明,赏罚得当,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强。
但是也正因郑成功的部队是靠兼并发展而来,打胜仗时问题不大,一旦遭到清军打击失败后,往往容易瓦解和叛逃,因此他统率军队的警惕性极高,时刻担心下属不忠诚造成反叛。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郑成功早已被铸成铁血统帅,对自己的骨肉至亲都进行过多次杀戮。在临去世前,他甚至要杀死儿子郑经和小妾。为了解决本集团的各种矛盾,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将领也是不言自明的。而施琅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反清复明的抱负,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指挥水师上首屈一指。恃才傲物的施琅需要一个宽宏大量、能委己以重任的统帅,这样他才能做智勇双全的将领。但郑成功的统兵原则却不能给他充分发挥的空间。
三、从两个事件看郑成功和施琅分道扬镳
第一件事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军事部署造成的意见分歧。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不久,统治基础并不巩固,此时他引兵来到广东南澳和郑鸿逵汇合。两人商量后决定分兵,郑鸿逵回厦门巩固,郑成功继续攻打潮州、惠州,争取南下勤王。身为左先锋的施琅认为这一部署风险很大,势必造成厦门防御薄弱,尽管诸多将领劝谏无效,他还是向郑成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施琅劝说郑成功的方式非常奇特,见到郑成功后,他假说自己前夜做了个梦,预示出师不利,请郑成功重新部署。郑成功闻言大怒,撤销了施琅左先锋的职务,令他和郑鸿逵一起返回厦门。郑鸿逵、施琅回厦门后,果然遭到清军的袭击,郑氏集团损失惨重,而施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对清军进攻厦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但郑成功返回厦门后,仅赏赐施琅二百两白银,而没有给他官复原职。赋闲在家的施琅对郑成功大为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有人认为这件事主要过失在郑成功,施琅无辜。因为施琅的战略预见更准确,而且事后也验证了这一点,郑成功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驾驭部下过于严厉。但在这件事上看双方的表现,施琅的问题显然严重得多,他向统帅提建议的方式过于儿戏,缺乏认真诚恳的严肃态度。军事将领对统帅的用兵部署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交换意见时,应该中肯地分析各种利弊,帮助统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越是重大问题越应该诚恳严肃。施琅轻率地用托梦的方式,达不到说服郑成功的目的,还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何况当时郑军中的避战派、主和派人数不少,有些人甚至背主投敌;从施琅一贯的政治立场出发,他建议放弃勤王回师福建,是对清主和思想的暴露。把军权交给主和派,郑成功无论如何是不放心的。
第二件事是曾德事件,终于导致两人公开反目。曾德最初在郑彩手下,郑彩部瓦解后划归施琅节制。此时施琅已被夺了兵权,曾德不甘心一直郁郁不得志,通过幕后活动,希望回到郑成功身边,郑成功同意。曾德为了在郑军中求得出头之日,从施琅军中改投郑成功手下,对他来说无可厚非。但在施琅看来,这很有可能是郑成功挖自己的墙角,因此对部下另择高枝背叛极为恼怒。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都把部属的效忠当作治军的生命线,背叛自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否则带兵打仗将一盘散沙。因此,施琅派人将曾德抓回斩首,以儆效尤。尽管郑成功急令勿杀曾德,施琅也置之不理。郑成功见施琅公然违令、擅自杀人,遂断定施琅将要叛变谋反,立令擒拿施琅全家。施琅此时只剩下投奔清朝这惟一的出路。
从曾德事件看,施琅擅自杀人的严重性在于他执意违背统帅的命令,极大地刺激了郑成功。对于郑成功来说,失去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水师将领,显然是重大损失。对施琅来说,自己降清后父亲、弟弟被杀,也算是惨重的代价,因此必然要和郑氏集团抗衡到底,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率领大军击败郑氏集团,收复台湾。
作者简介
王冬青,1969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中外关系史、军事史。发表论文有:《明朝海禁政策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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