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诚如胡适所概述，“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影响。
一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
1917年6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不久后，他在1918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总结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4]
1936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着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5]
直至晚年，胡适仍然强调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地了解。……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他还具体举例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6]
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受益于西方学理的切身体会，胡适自觉地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1918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他即明确提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7]此后不久，在1919年11月所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完整地揭橥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同样也呼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他并且还详细论证说：“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8]
除胡适以外，作为近代中国引入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也坦然承认受到了西学的启发。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后来还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0]
平心而论，梁启超一生虽“流质易变”，然而他始终不曾否认西学对他的影响。即使是在游历了战后一派肃杀凄凉的欧洲之后，他仍在1922年所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客观地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分析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11]
很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体认，梁启超在1902年就断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12]1923年1月9日，他在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发表告别演讲时更阐明：国学“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13]同月，他在《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14]
二
其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启发。
其一，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之“整理”一词，极有可能便是源于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启发。此前，章太炎曾言：“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15]其中虽提及了“理董”一词，但毕竟与“整理”仍有不同。而1917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转载了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桑原在该文中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16]今天看来，这应是“整理”一词最初出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这一提法还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胡适，恰巧在东京购买了该期《新青年》。他在读了桑原此文后，即在日记中记述道：“其大皆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
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结帐式”、“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
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三
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
其一，“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启元在30年代所回顾，“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23]
通过胡适的介绍与示范，顾颉刚也逐渐掌握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24]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对此，胡适评价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25]
其二，除了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之外，“整理国故运动”还在其它方面也吸纳了西方的学理。例如，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采取了“截断众流”的手段。以往我们在探讨此方法的渊源所自时，大多归之于康有为、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启发。而邵东方则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截断众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研读过格罗特所着《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鉴于早期希腊史中神话传说与史实难以区分的情况，格罗特采取疑古的态度，……所以他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古希腊信史的开始。格罗特处理古希腊史的方法显然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断言，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罗特的作法。”[26]客观看来，这一推论虽不免断之过勇，却也颇合情理。
又如，据统计，[27]1923－1927年间，北大《国学季刊》先后刊载了37篇学术论文，其中语言文字学方面即有15篇。这一方面固然与北大国学门盛行章氏学问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却也缘于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影响，[28]尤其是在这15篇文章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6篇，占据了2/5。
与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不同，国外学者凭藉精通多种语言的便利，倡导语言学上的比较研究。如钢和泰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上所发表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便主张应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与音译咒语对照，来考知汉字在古代中国的读音。而高本汉在《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国学季刊》1卷3号）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国古音的变化，于韵书及反切之外，应该注意四种重要的译音，即高丽译汉字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及安南译音。
毫无疑问，国外学者这种对比较研究的强调，极大更新了国学门同仁的小学研究方法。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一文，就是在钢和泰、高本汉主张的影响下，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中的汉音、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此文发表之后，对传统古音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一场古音学研究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章太炎依托《华国》，发表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对汪荣宝所采用的新路径表示反对。而国学门同仁则以《国学季刊》为阵地，纷纷撰文赞成汪文的研究方法，钱玄同、潘尊行、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便一再阐明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接受过比较语言学专业熏陶的林语堂就说：“今日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历史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中国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29]他还宣称：“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时代，能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所以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可以断言。”[30]由此可见，就国学门同仁而言，至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西方学理的影响已逐步取代了传统小学的地位。对此，着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在30年代即曾总结说：“现今的中国音韵学，它的工具和方法愈趋于精密，取材的范围也愈趋于扩大，而它的目的，也更加深远；这就是由于西洋语文及语音学、语言学等等的智识输入的结果。”[31]
此外，与语言文字学紧密相关，《国学门月刊》还曾刊载了高本汉所着的《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陆侃如、卫聚贤合译）。在这篇文章中，高本汉运用语言学的文法分析，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与《国语》最接近，非鲁国人所作，亦非后世作伪者所能虚构。这一观点虽未能完全为胡适、卫聚贤所接受，但是其研究方法则无疑为中国古籍的考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一文中，便承认此方法“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32]
至于胡适本人，由于接触西学较早，因此他在留美期间就已开始了比较文法的研究。早在1911年撰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中，胡适就归纳了《诗经》“言”字的三种涵义。而他运用的方法，即是“西儒归纳论理之法”。[33]他晚年还回忆：“我作《言字解》时，尚不知王引之对古文‘虚字’的研究。当我后来看过他的着作，我才欣然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样的。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是我国传统的学者却缺少一种在不同语言中作比较文法的研究。……他们不能像我一样能找出这个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发生的[连接]的作用。”[34]
总之，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受到了西学的深刻影响。
四
当然，就西学影响的具体程度而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同领域内，以及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也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体现。总体说来，如前所述，在比较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等方面，西学的示范作用可谓十分直接和显着。然而，语言学研究毕竟只是“整理国故”的领域之一；至于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根基，西学的影响则显得较为隐晦不彰。
例如，长期以来便有论者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与西学无甚关联。1923年，成仿吾在批评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时便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35]1940年，林同济也说：“这一股风尚，在一方面看去，是外接英美正宗学派（尤其是美国派）的结果；但另方面看去，实更是上承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36]而周予同则进一步在1941年指出：“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37]此后，唐德刚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同样辨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他还断言：“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38]此外，余英时亦提出：“我们必须认清，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事实上，远在他接触杜威以前，新典范的种子已在他的心中发芽了。”[39]
又如，针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梁园东在1930年就说：“寻来寻去，终久寻不到顾先生的方法，却只是到处遇着顾先生的祖师爷！原来顾先生把汉学家的法宝，应用到这本帐簿上来了！”[40]美国学者施奈德也指出：“顾颉刚对中国传统的考据颇有造诣，然而他对西方思想的认知是间接的，也是片断的。”[41]
要而言之，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胡适、顾颉刚等人“整理国故”的方法，“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西来，而是乾嘉考据的变相复兴”。[42]
客观来说，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胡适等人考据方法的主要渊源，使人们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源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在考据的具体方法上，西学的影响确实不如中国传统学术来得直接与明显。
不过，如果就此完全抹煞西学对“整理国故”考据方面的影响，则显然也不是一种恰当的看法。因为胡适等人之所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考据成就，关键便在于他们在继承了传统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考据的范围，诸如胡适的小说史考证、顾颉刚的民间传说研究，均开辟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领域。而这种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大，无疑是得益于某种研究眼光的更新。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对西方“民主”、“平等”等治学观念的大规模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形成了一种“平等的眼光”，[43]创制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亦即“一个全新的‘典范’”。[44]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其现代转型。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页。
[2] 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68、769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1930年11月27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452－453、462页。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812.html
以上是关于胡适-“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