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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文物发现与明郑集团于潮州历史事实

一、引言
学术研究，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必须随时应用新数据，始能有所突破以推陈出新，或印证史实而揭史之真相。故陈寅恪先生 [1]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新材料，指文物出土及纸上遗文。寅公所言时代为民初与当时之新材料，而现在，何尝无新材料，若能就考古出土之地下实物，与纸上史料相稽，据此探幽抉微之新得，再现既往之客观历史过程之科学映像，归纳出科学之历史事实。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京分局航浚八师船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时，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乃以助清淤用之大型耙吸式抽泥船抽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2]有关部门即于翌年元月组织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所及汕头市文化局潜水考查，发现淤泥壁4米内中有一古船；一九九七年五月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加入进行第二次探测，以水底浮泥已将船全覆盖于更深处，无法捞出。 [3]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于世界史发展中为一种最主要之防御与进攻之水上重武器，物质文明及军国活动之客观历史过程之科学映像；印章，就中国而论亦为一主要信物，权威象征。于历史文物中，辄可反映客观存在之历史过程之科学映像或讯息，因而引起个人之关注，并赴汕作醉翁之意，而后为文加以探索之。
二、文物与史实之探讨互稽
捞出二印：一为小铜印（图一），正方形，通高1.8cm、钮高1.1cm、印身高0.7cm.边长1.2cm，印文四字，模糊难辨（图二），大抵属该船上指挥官之私章；另一大长方形铜印（图三），背为椭圆形柱体撅钮，印通高9cm、柄高8cm、印长10cm、印宽5cm、印厚1cm、重超半公斤，全印完整无缺，印文清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图四），印背右侧为阳刻印文释文，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图五）。
藩、伯何许人？检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乙酉年[4]云：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乙酉，为南明思文帝隆武元年（1645），帝为郑芝龙所拥立，故于郑家上下予以特恩，赐龙子森为国姓朱。森人称国姓或赐姓，其部则惯称其为藩驾或简曰「藩」，此可见证于杨英《先王实录》 [5]。森，为郑成功讳。郑玉海重修《郑氏宗谱》 [6]云：
第十一世飞黄公、象庭公长子。讳芝龙，字日甲，号飞黄。……子五：
森、渡、恩、荫、袭。……
第十二世大木公、飞黄公长子。讳森。于明朝隆武元年，其父芝龙带子谒见隆武帝，奉旨赐国姓朱，改名成功。字明俨，号大木。奉旨封忠孝伯，拜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自此中外以国姓爷称之而不名。后起勤王兵，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永历七年，晋封延平王。十三年，晋潮王。
余《郑氏家谱》、《石井本宗族谱》所载意同。郑克塽等＜郑氏附葬祖父墓志＞ [7]云：
王父讳成功，字明俨，号大大，姓郑氏。……故明末，赐国姓，封延平王，率众海外台湾，开辟疆土，设立府县居之。
清户部尚书兼暑理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于顺治十年正月十九日＜题为补发勘合护送郑芝龙家眷来京事本＞ [8]云：
……郑芝龙疏陈，……臣长子郑森漂流海外，尚未归降，二子郑世忠、四子郑世荫现已在京，三子郑世恩已长大成人……
据此，则知「藩」指国姓郑成功，森以伯爵而步上「王」阶，位列藩王之席，故有称藩驾，而「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忠振伯乃此等隶属关系，是则伯，即指洪旭。则由此足证该船乃明郑之战船组合部分，也为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之主船。船，至今未能打捞上岸，尚有待捞出才能洞悉其所使用之性质，及大小尺寸之确。
明代之官印，例由中央铜质铸颁，而洪旭所属铜印从上文可知为南明隆武朝礼部所颁发于册封三等爵时，时洪氏率领御营勇武营。御营，乃广东香山相国何吾驺抱病应诏入闽辅国，鉴于郑彩失律，芝龙兄弟专擅，隆武中兴欲振受制肘，为筹突破诸郑之势，乃谏帝自组兵团拱卫以防之，受委任筹措练亲兵十标，「计兵数一万」，选诸郑中惟一忠贞分子国姓为御营中军都督，勇武营即国姓直隶第一标也。 [9]洪氏字弘荩，号念衷、九峰，福建同安金门人。初为芝龙部将，由千总而擢为将领，随龙而封伯。 [10]隆武为芝龙出卖后， [11]隆武二年（1646）十二月初一日，郑成功弃贰臣之父，毅然竖明帜义旗于烈屿，收兵于南澳，号召志士仁人，得旧部来归， [12]并郑联、郑彩之兵，遂掌东南海上抗清之领导权，而以金、厦为基地，转战东南 [13]。洪旭闻赐姓举义，即浮海来附，自后即为始终追随国姓之一骁将荩臣，以老成持重，慎谋远虑，为国姓倚为股肱。永历八年（1654）以取漳州功升户官，旋加少师。十一年十月，兼理兵官事务。殆经？位，益重之，倡修武备，造船交通，东宁因以大盛 [14]。
明代战船，据明代造船家沈启于其《南船记》中称：一般为二百料重，船身长六丈八寸（约19米），宽一丈六寸（约3.9米） [15]，有两桅；水军指挥官座船则为四百料战船，长27.8米，宽5.29米，两桅，尾部设置望亭，全船装饰较前述者威武，有「鼓扶摇之势，有不战而先夺人之心」之显赫作用 [16]（图六）。洪旭既为藩前骁将，且任水军指挥官之一，则沉于潮汕达濠广澳之船，当为战船，虽非洪氏坐镇之主舰，然依铜印印文推知其必为洪氏所统辖前镇前协战船队之指挥座船，想其长、宽亦如上述。惟此为明嘉靖二十年（1541）前之常制 [17]，而距郑氏之间已百年，中间又逢倭寇之乱，战船于胡宗宪、戚继光等辅世文武之因应时需而予以诸多改进，殆至明郑处于非常时代，且其出身于善造福船之地与控海权家族，自必因时并进而随机调用，不必据明嘉靖常制而为。据彭德清编《中国船谱》所载，郑成功「海上船队，最强盛时船多达2,000余艘」，指挥舰，乃依福船型设计而成，称「中军船」（图七），厦门为督造军舰重地之一 [18]。所造战船有中军船与先锋船等，皆为驶帆者，有二层楼，前者为千担大战船，每艘能载三四百人，后者为小战船，与现在渔船相似。战船用布作帆，有用竹帘作帆。
据陈延杭、陈晓＜郑成功中军帅船船型分析＞ [19]谓：
中军帅船的特点和装备：有三桅四帆，三副刀形布质风帆和一布质三角
帆。船体白底，船首有兽面，两侧有龙目（船眼），船尾有飞鹰，两侧
有保护神水蛇（闽南称胡溜）。两侧舷有铳、炮口，甲板上装大烦（火炮），船后舵楼有指挥台、妈祖旗、灯号、信号旗等。主桅上高挂七星指挥大旗。……其船体总长32米；水线长22米，船宽7.4米；型宽7.1米；吃水27米；排水量225吨。……按常规估算，中军帅船的重量约110吨。
据第一次捞起船板之宽、长与上述接近，可见此艘沉船可能即属明郑中军船。而出水之重武器，有两尊铁炮及铜铳，可见为船上之装备，则其为属军用之船，于此可肯定。
出水铜铳，一为完整，长78.8cm，口径5.9cm，底鋬内径4.2cm，炮口、尾鋬较粗，药室外呈球形，尾鋬面刻「国姓府」（图八、图十）；一为残存后半部，残长32.8cm，管径5.1cm，尾鋬内径4.2cm，鋬面亦刻「国姓府」（图九、图十一）三字。铜铳之发展，乃明神宗时赵士桢倡创后，明军始渐有，益以徐光启等于中央呼吁，引进西方技术自铸后 [20]，铜铸火统鎗之风遂渐展开，明郑之铜统当承此自铸，此铸「国姓府」铜铳为两岸首次发展之捞出宝物，由此足资证明明郑军队已不少有使用铜统火器之专门营类，取之与福建省南安郑成功纪念馆中陈列之铳鎗作一比较，其管口厚度、长度、铳床、扳机、机轨、瞄准装置（包括准星、照门）之结构均有更先进之处。船上又有两尊大炮。大炮，为郑成功攻城主力热火器之一，在《先王实录》中即明载，明郑每至任何攻取地方时皆携带大量火药、正副龙烦、铜烦或红衣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各种轻重火器为进取胜利关键之一主因，譬如其攻瓜州、镇江、南京、守厦门取台湾诸战役中之运作是 [21]。当时之大炮，不能以现在陈列南安郑成功纪念馆之「龙烦」～大炮为例（图十二）而言，盖一般与现在不同，不能以现代大炮看当时所制。当时一般大炮炮管之后座为固定而不能调校高底与开关，仅能于后座上方有个小孔用来插入燃点火药之引线，欲放入火药、炮弹、固着物，均须由炮口塞入（图十三），而当时炮弹为一圆形铁球，但内无火药混合配置而不能爆炸，只能利用管中火力将铁弹推喷出，利用其撞击力将城墙击撞打开裂口，或撞倒其防御物、房屋、炮台等，或将水上敌船击穿裂洞，或打断桅杆、舵，使之失控而沉，而弹击碰撞反射出来之断砖石瓦木屑，则成为散射攻击敌兵之子弹，杀伤力甚大。
当时炮弹以重量来表明威力，明郑所用有重达三十磅（约十五公斤），轻则六磅（约三公斤）重。明郑主力军所用而威力最大火炮，主要为西洋火炮，为传教士所引入，以青铜铸造，造形奇特，以两条铜龙蟠曲其上，炮身全长136cm，重165斤，无铭文纹饰。前半部分长67cm，圆筒状；后半部长56cm，呈六棱状；手柄长13cm，管状空腔，根部作鼓状凸起；口径4.8cm，炮口厚唇与后座皆呈八棱莲花状，大小相等；炮口厚唇顶端有准星隆起；后膛处有火门，门两侧各有长方形小铜块，火门前有一突起菱形，正中有一高1.2cm之小铜珠，乃后照门；炮腰箍粗铜两道，上有只鋬，呈龙形；铜龙鋬长20cm，腰高8cm，龙体有鳞，龙尾呈鱼尾形；铜龙伸曲刚劲有力，作腾飞势；铜龙鋬下有耳，装有转动插销，销长16cm，转动角80°。因有手柄与插销，可安装于炮架上，能前后移动，左右旋转，便于操纵调节；益以有双龙鋬，运动起卸便捷，水陆皆宜。此种大炮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于厦门市部院前村出土，今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据潘文贵氏考证，此造形出于中国工匠效法荷兰炮所铸，此可印证于原台南教育博物馆所收荷兰人遗下铜炮。此双龙炮，即明郑自称之龙烦，一作灵烦，凡正副，「各以一船专载之」，命名「正副烦船」或「正副龙烦船」，国姓亲征，例以烦船护卫中军船作战，杨英《先王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皆多次有载，并以其取得多次战绩。该炮无铭文，但其裔再铸时则有，曰「钦命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大明永历己未仲秋吉旦造。藩前督造守备曾懋德」（图十四），惟炮形略有改变，但可见已置有铸炮组织，该炮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该炮全长210cm，口径11cm，口外径31cm，口沿壁厚5cm，双耳均高12cm，长18cm。炮管前细后粗，有五道箍，每一道箍均由多条细线构成带状箍，由炮口至首道箍呈喇形状，炮底外部有球形尾珠，其前方有一方形火门；炮管中部两侧各横出一个炮耳，耳呈嘉禾瑞草图。大抵明郑双龙铜炮后所自铸者，于炮各后部必铸有「钦命招讨大将军」或「……将军总统使世子」等名称、铸造监守者名、年代等铭文，其结构形制则似出自欧洲十六世纪后期之加农炮，而以师法荷兰为主，火力异于前述之炮 [22]。潮汕发现之铁炮，则属前述者，当为明代一般使用之佛朗机铁炮，故炮身未见铸有「国姓府」等字样，或若西洋大炮之铸上永历年号、爵衔等。由是可见明郑火器自制，当在永历六、七年后。此其间明郑首先要务为重新取回厦门作基地，六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于漳口灌口尽歼清闽浙总督陈锦大军，七年又败清王子金励于海澄，遂得控闽粤海疆，永历册封其为漳国公，清亦向其推行招抚活动，国姓也利用与清和谈，双方特定空间，以裕军饷外 [23]，亦乘时招聘在闽传教士代为铸造此新式武器。
佛朗机（图十四），乃白沙巡抚何儒于正德间得自来华西班牙船上之炮，献给中央，在南京仿制于嘉靖二年（1523），称佛朗机，又曰大将军，分作大样、中样、小样三种分给边防使用。大样机身长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多斤。茅元仪《武备志》将佛朗机分作五号等次：一、二号属重型大炮。一号长八九尺，装铅子每个重一斤，用药一斤；二号长六七尺，装铅子每个十两重，用药十一两。三、四号属轻型大炮。三号长四五尺，装铅子每个重三两，用药三两半。其中三、四号主要用于海军船只，一、二号亦有用于船。一船大战船安装有十门大炮。潮汕所打捞出来之铁炮，长、重与三号佛郎机接近，可见首次在两岸发现之明郑兵船上所用之铁炮，即佛郎机三号类型。二○○一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东山岛冬古湾发现郑成功沉没之战船，打捞出六门铁战炮之四尊，大者炮身长1.57米，上沿直径0.25米，尾部直径0.14米；小者炮长1.36米，口径直径0.20米，尾径0.15米。皆有炮耳，长0.05米、直径0.07米之圆柱形炮耳。炮身都有四道铁环箍，构造简易，属战船上使用安装之中轻型武器实物 [24]，可供参考。
七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永历帝遣兵部主事万年英来厦门封国姓漳国公为延平王， [25]随后又敕封各有功将校，仍如隆武故事，允其便宜行事，号总统使，许立武官职至一品，文职至六品。自后明郑乃重组军事组织为七十二镇，分亲军、非亲军系统，以后继有拓至百余镇。其亲军分为左右武卫、左右虎卫、神器、亲丁、骁骑诸镇；非亲军分水陆两制：陆军计有左右先锋、前锋、中权、后劲、北镇骑、五冲、宣毅五镇、援剿五镇、正兵、奇兵、殿兵、游兵、英兵五镇、仁、义、礼、智、信、木、火、土、金、水十武镇、以及廿八宿镇营等；水师计分内司、左、右、前、后镇、前锋镇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镇、水师镇及楼船前、后、中、左、右诸镇；每镇下置前、后、中、左、右「五协，每协设五正领，十副领，每副领管五十员。」其军队系统为镇之上加提督一官，分领诸镇；提督又分中军（水陆军）提督、前、后、左、右军水师提督，与前、后、左、右、中陆师提督三种。军中幕僚则有协理、旗鼓、领兵、坐营诸官。提督之上，间中特委五军戎政、戎务、总督为征战时军队之总指挥 [26]。其军事行政组织如下表 [27]：
此组织当随明郑于八年（1654）以中左所为思明州时正式组织政府，设六官分隶庶政而来，而其中「忠振伯洪，讳旭，任户官事」。 [28]由此可知，洪旭主户都事，然其在此之前则为明郑之一镇之领袖，随军来潮汕沿岸打粮。《先王实录》 [29]云：
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当即水师部队中之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亦即为该三镇长官提督。既为提督、伯，指挥其水师部队随郑成功来潮，其印信当亦随座船而来至潮汕地区，则潮汕所发现有忠振伯直辖前镇前协之官印兵船，由此确证其曾亲自带船队来潮州地区，并有一段时间长驻潮阳负责将明郑打粮兵征所得粮饷运往中左（厦门，后称思明州），则该船既有其铜印，可证明三镇水师提督洪旭所辖前镇协将之座船；而船上之炮亦属早期未曾置局自铸之物，故非西洋大炮类。至若铜铳有刻「府」铭文，则为置局自铸之物，从刻「礼部」「造」之字样，可知其建制及物资皆统于「国姓府」节制，一切组织与分工非常有序。
对于史实之判断，须依据多方无论文物与，史书、志书及学术研究者均可为从事者提供比较可靠之线索以反映科学映像。郑成功在整个抗清过程中，主要屯兵于金厦，但军饷之来源，则大部分出自闽、浙、粤沿海州府各属之地。其入潮州扫荡清军及兼并地区主义自捍武装势力，将之开辟为根据地，实为进行筹饷、以供练兵、兴军之需。据＜试析吴六奇之保土捍民及其对明郑集团的打系＞之研究，郑军入潮征战、取粮有三十六次之多，其中十八次为郑成功亲自指挥 [30]。
郑成功南澳起义，率军赴闽之后，越年（1648）夏四月，其叔父定国公郑鸿逵率舟师三千人，艨艟大小三百余艘，于南澳总兵陈豹及杨标时、郭子英、蔡升、林贯、林英等将领配合下，航抵潮阳县港口，由九军首领对公显等，引至揭阳县。舟载明淮王朱常清、宁靖王朱术桂（后于台湾郑克塽降清时与王妃自缢）同到。当时福建大饥荒，粮饷缺乏，故来揭阳等地取饷济军。此为郑成功南澳起义后，郑军首次来潮打粮。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三月，郑成功首次亲自统领兵马，征战潮州大陆。此次入潮之目的，明郑自言「欲择一处，以为练兵措饷之地。」先屯兵于闽粤交界之汾水关，修书命杨干入潮州府见明军总兵郝尚久，劝其结盟，却遭拒绝。郑成功欲进攻潮州城，以该城有备，故改为先下饶平县黄冈，再到潮州其它县属攻地取粮。当时，潮州各属多为地方主义之组兵武装以自捍之，形成不「清」不「明」之局，势力最强者，号称「五虎」：黄冈之黄海如、海山之朱阿尧、澄海之杨广、南洋（今莲阳）之许龙、潮阳之张礼。若不解决「五虎」，郑成功自知其势难以在潮立足。因此，先联络黄海如。
黄氏原为南澳镇明军之游击官，清兵入闽后，私回饶平，组织民军，自卫于东里（今饶平县东界）、黄冈一带。郑成功遣使来说，乃服之而共抗清。郑成功遂顺利到黄冈，然后乘船队到澄海之汕头仔，进南洋之港口，要许龙归附，为许龙拒绝，双方激战，许龙败走，遂为明郑缴获大批粮食、武器。陈斌、杨广、朱阿尧等闻讯，乃不战而归顺郑成功。澄海县遂为郑军所有。而达濠之张礼，乃占据达濠、霞美两寨，粮草甚足，仍抗拒郑军不纳粮。郑成功乃亲自部署炮攻，连破霞美、青林、达濠三寨，张礼才投降。郑军乃乘胜进军潮阳县城，任命洪忠枢为守将。又从靖海攻破恵来县城，任命汪汇为知县。并转攻揭阳地美都。陈豹又出兵援助九军，再攻黄岐山。一个月间，郑成功遂清除「五虎」之地区势力，将潮州府沿海各县掌控，并以各县城控制主要之乡镇，如潮阳之和平、溪头，普宁之和尚寨，揭阳之棉湖，惠来之靖海等。同年十二月十七日，郑成功与其叔郑鸿逵，率领林胜、杨木、甘辉等二十四镇（每镇五百人），共一万二千部众，浩浩荡荡，开进揭阳，威震全潮。
郑成功最后一次入潮为永历十四年（1660）冬十一月，即在东征台湾出发前四个月。在五月间，国姓率军奋勇反击，以弱胜强，虽击败三省清军之大举进攻，却致形成粮饷空虚，乃乘势亲自领大兵，巨舰，至揭阳县炮台外沿乡，以兵勒征得大量稻谷，逾月以所获理想，始返厦门。此次所获粮饷，亦为收复台湾所需之军资作准备前奏。 [31]
明郑来潮筹饷兴军过程中，洪旭无疑为其中主要分子。据《先王实录》洪旭莅潮始于永历三年（1649）十一月随国姓而至，五年（1651）正月初四日随国姓往南澳，十七日受命返厦门，四月，受国姓命管理再克服之中左地方事、一应兵粮、船器诸政；七年（1653）五月代国姓镇守中左（厦门），八年七月往铜山岛（今东山县）为国姓拨船配兵议粮，以备大军应晋王李忘国约，南下会师勤王。
自此以后至国姓组织正式政府，任命其为户部官后，再未来潮 [32]。然则在永历三年十一月至五年正月间何事令此一为其所辖将领指挥所属座船沉没于当时隶属潮阳县之达濠区广澳深水港？为何此一隆武颁发之官印会随船沉落水底而不顾？而船上又安装有火炮防御护航，则其沉没时，身为指挥官竟无暇将代表其权威之官印带走，可推知洪旭及其手下必另有任务在仓惶处理中，于无法挽救时才弃船而去。若是，当是处于水战中，其座船为敌方炮弹击中而入水，或打断桅杆，或打断主舵，致使船失控，且须力加防御抗击来敌，又须分人手急修被击破穿洞之洞孔及裂隙，终于船洞太大，水涌入船而无法抢修，于沉没之前不得边战边换船而任由座船沉或没，或全船于战争中为敌击沉，船上战士及指挥官亦牺牲而没，致官印私章亦沉没。若以国姓在潮之战役而论，于达濠区附近之战役，仅有永历三年（1649）十一月初八日及十二月初二日两役：国姓传令攻不服附己之许龙、张礼于南洋、达濠浦，为己自饶平黄冈至潮阳取粮之通道打通，以便于潮阳及附近聚粮运回厦门。
据史料及个人研究，国姓自黄冈入潮乃黄海如诱其兵勒索潮人纳粮，以供军饷之需，并为提供五虎所踞地方险要，及如何可取之为郑有 [33]。史载郑成功初见黄海如，对其云： [34]
「我举义以来，屡得屡失，乃囗囗囗（天末厌）乱。今大师至此，欲择一处，以头练兵指饷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驻军措饷，莫如潮阳县。盖潮阳饶富，甲于各邑，且近海口，有海门所（在县南十五里），达濠浦，可以抛泊海艘，通运粮米次守。近山土豪，数年拥据租粟，负固寨，邑长不敢问。今驻节邑中，抚顺剿逆，兵饷裕如。但须假道南洋，由鲎澳过达濠浦至邑，恐许龙、张礼梗道也。」藩曰：「自有以处之。」于是令移师驻扎南洋山头仔。许龙果抗命，仍敢出兵拒绝。
因是有十一月初，国姓令舟师进攻其港口，以陆师攻许寨事。「初八日，许龙出兵来迎」，败，仅以身免而走。但国姓驰督师至南洋「岸上」，仍险中伏受伤。既胜，「驻师南洋，令搬运粮粟万余石，余军器船只称是。其粟石」运回中左。「二十九日，藩移师鲎澳，过达濠浦，此处有三寨：曰达濠，曰霞美，曰青林」，「负固自恃，不隶版图」。而张礼据青林以控之，明郑欲擒之，并设计诱之，于是「十二月初八日，传令发炮攻达濠。张礼果发兵出援，为周瑞等依计杀败，歼杀殆尽」；乘胜攻破达濠、霞美，合兵进攻青霞寨，张礼降，「达濠遂平。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并柯震枢子柯平俱到，令忠振伯发助丧银三百两，付平买米回家，以示优恤。」 [35]
是十一月初八日、十二月初二日于南洋至达濠发生两次战役，水陆兼发，《先王实录》虽无着笔海港上战况，但从洪氏代表国姓恤军，可见洪氏所统三镇必在，又从广澳深水港发现之洪氏所属前镇前协座船，可知洪氏必曾指挥「三镇」所属水师参与此两役水战，前协所驻座船并为敌击沉于战争之中。鲎澳，即今广澳，该区水域界乎南洋、达濠浦之间，则洪氏转战于此附近，于地理、时间均符合。何况自此两役后，国姓直入潮阳，再未遇抗御，「知县常冀凤率父老郊迎」，虽有「郭处乡寨顽」固抗之，「藩随率师征讨负固顽寨，征输粮米。」而此等寨均属潮阳县属境内者。是知鲎澳至潮阳县城一带再无水面战争，则三镇水师所属前协座船无可能会沉于广澳水域，而且国姓驻溯阳后，即「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 [36]，征战之事均由他人出动、指挥，直至其于五年离开潮阳，往南澳、中左所，皆主粮运工作，由此亦证其既长驻潮阳邑城主运粮事务，断无出动前协座船出战之理，且此期间，广澳又无暴风、台风之纪录，运粮既无被灾沉没之事，由种种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潮汕达濠所发现战船即三镇提督、忠振伯洪旭所辖前镇前协之座船，乃沉于永历三年（1649）十一月、十二月随国姓夺取南洋、达濠战役之中。
前镇前协何许人？崔勇氏以为黄大振 [37]，乃据《海上见闻录》永历四年载征潮畅山贼，有「以闽安侯周瑞为水师右军，挂印黄大振为援剿前镇」者而推，实则黄大振乃黄斌卿部将，卿死后，始率众于四年前，与鲁王、周瑞等至中左归国姓，国姓始用周、黄为镇将 [38]于十月；《先王实录》及《海上见闻录》皆于十月后及五年间，潮阳一域水面未有战事，此亦黄大振改调福建「守海坛」 [39]者，是则黄大振不可能于三年间为洪氏之前镇之镇将。而其来归即授为「援剿前镇」，而非水师前镇，遑论水师前镇所辖之「前协」一职。按振，南明闽人陈鸿称作「王大振」于顺治十年七月为国姓派驻江口，后「以其拷饷太酷，吊回杀之。」并尊之为「大镇」 [40]，是则既为大镇，当非协将，此亦可为上说振非「前协」之旁证。是知崔氏所推有误。然则，当时前协为何人？此则失载于史册，而其私章又难以解读，致难知实为何 [41]人，故惟有延疑于后，待新发现而作决，不可谬言为何许人，然而为洪旭辖下前镇协将却为不可磨灭之史实。
三、 结 语
有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分作三个层次：一为客观存在之历史过程；二为反映此一过程之史料；三为根据史料再现既往之客观历史过程之科学映像。认为从此三个层次之掌握自能归纳出科学性之历史事实。 [42]实则上，将发现之文物与历史发展过程互相印证，确可将历史客观科学性之映像更明显表露。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之发现，取之与明郑历史发展印证，此等文物皆各自反映明郑来潮打粮之历史影子，此等文物虽或有先后之分，但于历史事实发展之意义则相同，其对明郑集团来潮打粮，兴军于民族上有其特殊意义，然处于被强取索粮之潮州人言，则又另有其看法 [43]，朱希祖先生论国姓取粮 [44]曰：
（《先王实绿》）自永历三年至永历十四年约十二年间，沿海之征取粮饷，记载最详赡，其间有名为正供者，有名为乐输者，其实大抵用兵强取也。其地方可分为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及长江）三区域。
是则暂将明郑藉民族冕皇口号置之客观角度，则潮州人胞受其用兵强取之苦，未尝不可另作反思焉。不过，无论如何，从沉船、铜印、铁炮等文物上，彷佛又可供令人重温明郑来潮州之历史事实，并予以印证历史演进之迹，同时亦为南明史、考古提供新研究课题，可谓弥足珍贵。

图一 铜印
图二 铜印印文
图三 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
图四 「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打本（原文）
图五 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背面）
图六 《南船记》所载战船图
图七 《中国船谱》所载中军船模型
图八 铜铳图九铜铳（残）
图十 铜铳（局部）
图十一 铜铳（残）局部
图十二 明郑所用铁炮
（南安郑成功纪念馆陈列品）
图十三 明季铁炮操作示意图
图十四 郑经于永历三十三年所铸铜炮
图十五 郑经于永历三十三年所铸铜炮
图十五 佛郎机图
图十四 佛郎机图 郑经铜炮 铜炮线图
炮身铭文（引自《文物》）
（图一至图五，引自《文物》）
（图八至图十一，引自《文物》）
注：文中图表从略。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页236，《陈垣炖煌刼余录序》。
[2]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汕头日报》，第八版，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
[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广澳港南明沉船调查》（《文物》），二○○一年第六期，页44-48）。
[4] 阮文旻：《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卷一，总页3-4。
[5]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陈碧笙校注），页1，页83。余散见全书。
[6] 郑玉海、郑沂、郑泽重修：《郑氏宗谱》（《郑成功族谱三种》。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页6-7。
[7]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等编：《郑成功族谱三种》，页100-102，附录。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页9-10。
[9] 马楚坚：《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节》（《明清边政与治乱》，页195-6。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0] 黄典权：《郑延平开府台湾人物志》（台南：海东山房，民四十七年），页88-89，＜文职列传?洪旭＞。
林家俭、林丽月：《郑氏文武职部属传略》（陈三井编《郑成功全传》，页347-348＜洪旭＞条。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民六十八年）。
高育仁、黄典权等：《重修台湾省通志》（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八十七年），卷九，《人物志＞，总页95-97，＜洪旭传＞。
王诗琅：《台湾人物表论》（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二○○三年），页1，＜明郑三世辖属渡台文职人物表?洪旭》。
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台湾历史人物小传》（台北：该组印，二○○三年），页325。
[11] 同注9，页196-197。
郑之芝：顺治四年四月《题为招抚两广事本》（同注7，页1）。「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臣即先撤各地驻兵，……以迎大军，并令左都督黄元巡等报臣欲归降。……」
[12] 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台北：台湾银行，民国五十四年），页27-28，隆武二年十二月条。
[13] 马楚坚：《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愆期试探》（《明清边政与治乱》，页237-238：「郑清议和之误机宜」）。
[14] 同注10。
参见《同安文史资料》（该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一九九二年二月），页8，＜郑成功的部将洪旭与洪复＞。称旭，乳名世禄，同安县马巷镇蔡浦村（五柱）人。以其体壮力大，后裔尊曰「大力祖」而不名。
[15] 明代工部尺相当于0.311计算，本文以此数作折算。
[16] 沈启，《南船记》，引自张铁牛等《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八一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页155。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二○○○年），页233。
[17] 按沈氏《南船记》成书于嘉靖二十年，而沈氏又为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尝主理龙江船厂多年，以经验及所属档案成书，故知其言战船必成书前之定制。
[18] 彭德清编：《中国船谱》（香港：经济导报社，一九八八年），页98，《郑成功中军船》。
[19] 方友义编：《郑成功研究》（厦门：厦门大学，一九九四年），页306。
[20] 马楚坚：《西洋大炮随传教士之引进及其对明清态势的改变》（《明清人物史事论析》，页488-566。江西南昌：高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21]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页183-260。
[22] 潘文贵：《郑成功双龙铜炮考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郑成功研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389-397）。
朱捷元：《郑成功所造铜炮》（《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页80。按该文原作
陕西省博物馆：《郑成功铸造的永历乙未年铜炮考》（《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方文图：《钦命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究竟是谁？～明末郑成功所造铜炮读后》（《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一九八一年增刊，页17）。
[23] 同注13。
[24] 同注13，页237-238。
马楚坚：《明清人物史事论析》，页163-188，＜西洋大炮随传教士之引进及其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孙英龙：《东山发现的郑成功古战船综述》（杨国桢编《长共海涛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页268-278。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三年）
[25]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57-58，永历七年二月条。
[26] 李国祁：《拓展与建树》（陈三井编《郑成功全传》，页192-257）。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114。
高育仁等：《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八，第二册，页47-52，「水师诸镇」。
[27] 石万寿：《明郑的军事行政组织～明郑兵制研究之三》（《台湾文献》，廿六卷四期廿七卷一期合刊，页55。）。
[28]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111，八年二月条。
[29] 同上，页11；页13。
[30] 马楚坚：《试析吴六奇保土捍民及其对明郑集团的打击》（《潮学研究》二，页106-158。汕头大学，1994年）。
[31] 同上。
[32] 同上。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7-8。
[33] 同注30。
[34]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7-8。
[35] 同注30。
同注34，页8-11。
[36]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12-13。
按柯平父柯宸枢、叔宸梅随国姓战死于永历三年十月进攻云宵港之役。见阮旻赐《海上见闻录定本》，页9。
[37] 见《汕头市广澳南明沉船调查》，按该文由崔勇氏执笔。
[38]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页21，四年十月条。
[39] 江日升：《台湾外记》（台北：台湾银行，民国四十九年）第一册，页116，四年十月条。
[40] 陈鸿：《国朝莆变小乘》（《莆变纪事》之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二○○○年景印清钞本），页29-31，「癸已顺治十年」条。
[41] 同上。
[42] 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论》1987年第四期）。
[43] 马楚坚，《试析吴六奇保土捍民及其对明郑集团的打击》（《潮学研究》二，页106-158。汕头大学，1994年）。
[44] 朱希祖：《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先王实录校注》，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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