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五铢钱与墓葬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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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五铢钱与墓葬断代


近年以来,随着地下出土材料的增多,古钱币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在确定某些古钱币年代方面有了不少的进展。相关事物的发展总是双向性的。古钱币从来就是墓葬、遗址断代十分有用的物证。现在由于对某些古钱币的年代有了新的认识,这反过来又使得古钱在对墓葬年代的估计或测定增加了精确度。现在我就以西汉磨郭钱、魏晋各种小型五铢为例,以说明古钱币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对于校正有些墓葬的年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西汉磨郭五铢
所谓磨郭五铢,是五铢周郭由原来的宽边变成极细的边,或者连边也没有,甚至钱肉部分也损缺一部分,这和后来的剪轮钱有些相像。但两者又有差别,剪轮主要是因百姓盗所致,故钱体很不规整,而磨郭钱周郭很圆,应是铸造而成。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些钱经过百姓“剪凿”。铸造较轻的磨郭钱,有可能是官府为了省铜所为,也有可能是民间私铸。铸磨郭钱的母版,其中既有武帝五铢,也有昭、宣五铢。当然铸造的时间都在武、宣之后。
从出土情况来看,磨郭钱都出于西汉晚期的墓葬,所谓晚期,一般是指元、成、哀、平几代。这一范围仍嫌稍大,如能缩小一些更好。目前所发现的西汉后期的纪年墓有以下三例:
1、江苏邗江胡场5号墓。宣帝本始三年(前70年)。出土五铢53枚。同出铜镜为日光镜和星云纹镜[1]。
2、江苏连云港尹湾6号墓。成帝元延3年(前10年)。出土五铢钱38枚。同出有“四螭纹镜”[2]。
3、江苏仪征胥浦101号墓。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出土五铢二千余枚。同出有“四
螭纹镜”[3]。
这三座墓中2、3都出磨郭钱,尤以3为多,几占到一半左右。
众所周知,铜币重量减轻,标志着钱币贬值,物价也必定上涨。如果不是社会、经济方面出了毛病,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对照历史,正是如此。如宣帝时经济繁荣,“谷石五钱”,是西汉一代少有的盛世,当时不会有减重的货币,墓中不出磨郭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从元帝开始,西汉经济走下坡路,而且每况愈下,成帝时更加突出起来,哀、平时尤甚,这也是后来王莽不得不改革币制的主要原因。实际上磨郭钱通行的下限可到新莽时,据洛阳烧沟56号墓等7座墓,磨郭钱与莽钱同出,不过各墓的磨郭钱都只有一枚而已,表明它此时已走向于尾声。[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磨郭钱与同出铜镜的有机联系。从许多墓的材料来看,磨郭钱同出的铜镜主要为四螭纹镜,昭明镜也有,但不太多。在新莽墓中仍然能见到不少四螭纹镜,这是它的通行下限,它上限似在成帝时,尹湾汉墓是一例证。不过最早出现的时间应比元延三年更早一些。
现在可以用磨郭钱作为验证有些汉墓年代的一种有力工具了。例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墓中出有磨郭五铢和四螭纹镜,按原报告对此墓的断代是这样说的。
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及组合等判断,该墓属于西汉中晚期。从而判断出,一号墓主人为元帝时广阳顷王刘建的可能性较大。
现在若以尹湾汉墓为准,与其出土钱币、铜镜基本相同的大葆台汉墓,而两者年代早晚相差三十多年,这似是不可能的事。目前尚找不到比尹湾汉墓早而出磨郭钱的例子。另外,是铜镜的问题,大葆台所出者,其花纹和制作都属这类镜中较晚之作,因为王莽时四神镜、规矩镜的有些特征已出现在此镜之上。如把它定为元帝初年所造也是不合适的。
据《汉书》记载,广阳王刘建之后有三代,末代刘嘉废于王莽初登位时,他死后自然无法按王礼入葬,他应排除在墓主之外。剩下的是刘舜和刘璜,舜卒于成帝阳朔元年,璜卒于哀帝建3年。从阳朔到建平,和磨郭钱、四螭纹镜使用的年代基本相合。现在缺乏更有力的证据否定掉这两个年份中一个,因此只能把大葆台定在成帝或哀帝时。
二、五铢小钱
东汉币制一向较为稳定,只是到桓、灵时发生了变化,又和西汉晚期一样,货币减重极为严重,剪凿过的五铢充斥于市。到三国初期,情况更差,蜀、吴铸一个钱当一百或几百钱用,货币贬值达到惊人的程度,百姓只好用实物谷帛取代钱币。另方面钱币仍未能退出交易,但币制相当的混乱。东汉时对铸币的严格控制,到三国或以后都难以做到,流通的钱币是五花八门,这正反映出政治上不统一和地方割据的加强。新铸的钱仍以五铢为主,但都比东汉时的轻、小。像前几年刚辩认出的“曹魏五铢”,钱径为2.2cm,重量不过2克左右。[5]这比东汉五铢明显地小了不少,而且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之内都不能改变这一格局。魏晋时五铢的另一特点是,私铸很多,而且都制造出一些很不规范的钱,铸工很差,字迹潦草。发展趋势是把钱越铸越小。因为钱太小,“铢”字很难容纳,于是改“铢”为“朱”。现在所见魏晋的“五铢“不少,其直径往往在2cm以内。有的钱甚至小到1cm,即古人所谓的“鸡目”、“鹅眼”了。我们了解了魏晋五铢的这一特点之后,对于区分汉和魏晋五铢就容易了。从而为汉至魏晋时的墓葬断代提供了方便。下面就举几个实例来看一看。
1、浙江象山一砖墓,出土有青瓷双耳罐和画象镜,这两件器物一般多出于东汉或六朝墓,但原报告称这是一座东汉墓。[6]幸好墓中出有大量的钱,多达7.5公斤。墓中有直径为2.2cm的“曹魏五铢”,还有不少直径仅1.6cm的“五朱”。以上两种钱都是三国或更晚些时的,因而此墓的年代不可能是东汉,明显是在三国之后了。
2、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以出有“马踏飞燕”而驰名于中外。[7]但几年前何双泉先生详细分析研究其墓制和器物,推翻了属于汉墓的说法。[8]他说在敦煌一带,西晋、前凉时“墓葬结构一改东汉葬俗”,“一般规模较大,普遍用砖砌筑,地表有高大的坟堆”,“墓门口上方皆构筑木构建筑照墙,装饰或用砖雕,或用彩画。用砖皆长条灰色,薄而坚、火候高……主室内四角筑灯台”。他认为雷台墓在规模、结构、形制方面都从晋墓一脉相承而来。在出土器物方面,他以为“随葬品中的陶器、铜叉、铜削、琥珀等与敦煌辛店台晋墓所出者基本相同。”又如铜俑、铜马、铜独角兽、木牛与武威旱滩坡19号前凉初期墓中的木质俑、马、牛、独角兽很一致。最后,他的结论是:“其相对年代应在晋末、前凉初,即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以后。”他对钱币也提了一下,未作具体的深究,只是说和嘉峪关等魏晋墓相似。实际上墓中的钱币,里面就有明显不属于东汉时的品种。如图中列示的“五铢”,钱径为1.6cm,“五”字较完整,证明此钱不是用东汉剪凿而成,是铸成的一种小钱。类似的钱在三国墓中出现过,如马鞍山孙吴时的朱然墓,出过钱径为2、1.7cm的“五铢”。[9]朱然卒于赤鸟12年(公元249年),这可能是目前知道这种钱出于有纪年的墓的唯一材料。从而了解到此钱出现不会晚于公元249年。当然,这不是它开始通行的年代。这种钱的下限也无法测知,只知在三国以后的墓中仍有所见,如西安田王西晋墓、敦煌祁家湾321号墓都有出土[10]。321号墓属于西晋泰熙元年(290年)。也就是说这种小型的“五铢”,其通行年限至少从公元249年到290年。这和何双全认为泰熙元年以后的推测并不矛盾,因为泰熙元年墓中出现此钱,不等于说此钱通行的最下限,实际上在290年以后并未消失。特别是在较晚的窖藏中仍可见到。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这类小“五铢”,东汉时绝没有,坟墓、窖藏都未曾出过。这和东汉币制较规范,管理较严格有关,当时即使有私铸这类和东汉五铢不同的小钱,在市场上恐怕也无人敢用。而魏晋则相反,大小、轻重、形式不拘,只要是铜铸成的方孔圆钱都可流通。凡是遇到这样情况的墓,只能将其年代放在东汉之后。
注释:
[1]《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2]《尹湾汉墓简牍》。
[3]《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1期。
[4]《洛阳烧沟汉墓》。
[5]见“曹魏五铢研究”专辑,《中国钱币》1997年4期。
[6]《浙江象山县清理一座东汉墓》,《考古》1997年7期。
[7]《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
[8]《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中国文物报》450期。
[9]《安徽省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
[10]《西安东郊田王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5期。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文物》1993年第6期) <>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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