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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坤：作册般铜鼋补说

作册般铜鼋补说
（首发）
杨坤
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的作册般铜鼋 [1]，是一件十分珍异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铜鼋身着四矢，其背部铸有4行32字的铭文。文字虽然简短，但却牵涉到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铭文曰：“王[辶必]于洹，获。王射□，射三，率无废矢”。其中“□”字不识，然据上下文义，应指此鼋。“三”，当读为终止之“讫”[2]，即《仪礼·乡射礼》、《仪礼·大射》之“ 卒射”。“率无废矢”，则谓商王射鼋，四射皆中。按《乡射礼》、《大射》中的“乘矢”，就是四矢。《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引韦昭亦云：“射礼，三而止，每射四矢。”另外，铜鼋身着四矢的情形，与《诗·大雅·行苇》的“四鍭如树”十分相象。因此，商王射鼋，肯定与射礼有关，而绝不是其田猎获鼋过程的具体描述。然其一而止，则与射礼亦不尽同。
关于田猎之后行射的文献记载，《尚书传》有之。如“ 战鬭不可不习，故于蒐狩以闲之也。闲之者贯之也，贯之者习之也。凡祭，取余获陈于泽，然后卿大夫相与射也。中者虽不中也取，不中者虽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贵揖让之取也，而贱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泽宫，揖让之取也。”《春秋·昭公八年》谷梁传同之。
《乡射礼》郑玄注曾引用《书传》之文，并称：“泽，习礼之处，非所于待礼，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与？”《周礼·地官·乡大夫》郑玄注：“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又《乡射礼》郑玄注：“主皮者，无侯，张兽皮而射之，主于获也。”《礼记·射义》孔颖达疏则综合其说，谓：“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从君田猎，班余获而射；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可见，关于主皮之射，汉、唐经师的说法是一致的。从作册般铜鼋身着四鍭的形状与铭文获而射之的记载来看，它应与主皮之射的班余获而射有关。其一射四矢而止，极有可能与泽射习礼有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战国图象铜壶，上有池沼鱼鳖、水鸟、猎人驾舟持弓、弋射等图象[3] 。据李学勤先生研究，画面与《礼记·射义》“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有相似之处[4]。观察作册般铜鼋所着四矢，其形制金镞翦羽而无槁[5]，可能就是弋射的矰。如果上述推断没有大误的话，那么作册般铜鼋就是目前所发现的有关天子泽射习礼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周因商礼，其损益可知也。按《射义》孔颖达疏：“射之所起，起自黄帝。《虞书》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见于尧、舜。夏、殷无文，周则具矣。”随着作册般铜鼋的发现和对殷虚卜辞的深入研究 [6]，“夏、殷无文”的缺憾，应该会有一些改变。
铭文中的“[辶必]”字，常见于第五期卜辞，然不能确释。《尚书传》云：“战鬭不可不习，故于蒐狩以闲之也”，其说亦见于《公羊传·桓公四年》何休注、《月令章句》[7]。《周礼·夏官·大司马》详其四时之举，如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遂以蒐田……献禽以祭社”。按殷虚卜辞有“振旅”二字，如“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辶必]于盂，往来无灾” [8]。其中“振旅”与“[辶必]”，并见于一辞。综合起来考虑，“[辶必]”字应当同田猎习战及献禽以祭等有关。看来，《周礼》四时田猎习战、献禽以祭的制度，也是有所因袭的。
[1] 《中国历史文物》 2005年第1期。
[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上卷 ·释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83页。
[3] 《故宫青铜器》第 283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6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按矢末有槽，可以安槁。
[6] 宋镇豪《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
[7] 《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
[8]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 25页引，中华书局，1992年。
乙酉仲春清明
云间后学杨坤草于华亭
丙戌季春望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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