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松柏汉简中的“便侯国”与西汉的侯国迁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松柏汉简中的“便侯国”与西汉的侯国迁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松柏汉简中的“便侯国”与西汉的侯国迁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便侯国遗存的寻找与反思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省先后发掘了两处西汉长沙国所封的王子侯的墓葬：一处是永州零陵区鹞子岭泉陵侯（刘氏）家族墓[1]，一处是沅陵虎溪山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2]。这两处墓葬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对西汉长沙国所封的衆多王子侯国遗存的关注。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笔者注意到除泉陵侯国外，吴氏长沙国所封的便侯国和刘氏长沙国所封的夫夷、都梁等侯国存在时间都较长，按理应该有遗存留下。
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书·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便顷侯吴浅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以父长沙王功侯，二千户”，到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侯千秋坐酎金国除”，共历四代82年；夫夷侯、都梁侯与泉陵侯一样，皆爲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始封，一直到王莽篡位时被废，历时一百多年。在检索相关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在文献记载中的这三个侯国範围内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夫夷、都梁两个侯国都有相关遗存留下，唯独便侯国找不到任何綫索。
考察工作结束后，我们对在文献记载中的便侯国範围内（今湖南省永兴县境内的便水流域）找不到相关遗存的原因做了反思，认爲存在以下几种可能：
一、目前工作不够深入，尚没有发现綫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
二、文献记载或后代的考证有误，便侯国不在今永兴县境内。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因爲从沅陵、泉陵、夫夷、都梁等侯国的情况来看，文献记载还是基本可信的。
三、从马王堆汉墓下葬在长沙，而不是軑侯国的封地这一点来看，西汉时期的一些王侯可能因爲在外任职或者没有就封，死后不一定埋葬在封国内，因此不能排除便侯国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也不是很大，因爲便侯国毕竟经历了四代82年，不可能都没有在封国活动。
二 松柏汉简中的“便矦国”与便侯国的迁徙
近年来，爲配合里耶秦简的整理与研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沅水、澧水流域存在的衆多楚汉古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爲了搞清楚沅水、澧水流域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变迁，我们有目的地阅读了一些近年来大量出土或整理出版的战国秦汉简牍资料和其他的出土文字材料，如玺印、封泥等上。没想到在阅读松柏汉简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便侯国的下落。
松柏汉简出土于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的一座汉墓中。这批简牍内容比较丰富，包括遣册、南郡及江陵西乡等地的各种簿籍、记载秦昭襄王至汉武帝七年历代帝王在位年数的叶（牒）书、律令、曆谱以及墓主周偃的个人档案等。在出土的纪年简牍中，年代最晚者爲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因此该墓的年代应爲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后不久[3]。在这批简牍中，第35号木牍是南郡及属下各县、侯国免老、新傅和罢癃的簿籍。这三份簿籍记载的南郡所辖县和侯国的名称、顺序完全一样，应当包括了当时南郡管辖下的所有县和侯国。这些县和侯国的名称依次爲：巫、秭归、夷道、夷陵、醴阳、孱陵、州陵、沙羡、安陆、宜成、临沮、显陵、江陵、襄平矦中庐、邔矦国、便矦国、軑矦国。
在这四个侯国中，邔、軑两侯国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襄平和便两侯国的情况比较複杂。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邔侯国爲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黄极中（忠）因战功所封，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因罪国除。軑侯国因爲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爲世人所熟知，是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利仓因长沙相封侯，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罪国除。关于这两个侯国的去向，《汉书·地理志》中均有记载：“南郡”条下有“邔”县，应是邔侯国国除后因其地所设的县；“江夏郡” [4]条下有軑县，也应是軑侯国国除后因其地所设的县。
襄平侯国的情况比较複杂。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纪通承袭其父纪成功劳封爲襄平侯，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无后国除。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又封广陵厉王子爲襄平侯，四十七年免。关于襄平侯国的地望，《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襄平”条下司马贞索隐：“县名，属临淮。”王先谦《汉书补注》：“襄平，临淮县。”《汉书·地理志》“临淮郡”下确实有“襄平”，幷注明是“侯国”。从时代来看，松柏汉简中属于南郡管辖的“襄平侯中庐”应与刘氏襄平侯国无关，而与纪氏襄平侯国有关，但它们之间到底是什麽关係？它们是否是同一个侯国？这裏有一条文献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和《汉书·高后纪、文帝纪》等记载，在消灭吕氏势力的政变中，纪通因掌管符节，带领周勃进入北军军营，从而控制了北军有功，文帝即位后，下诏“益封……襄平侯通……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如果襄平侯初封之地是在临淮郡的话，那麽此时应该处在刘濞之吴国或刘交之楚国的範围内。文帝要加封，不可能从吴国或楚国割一块地，而只能从中央管辖的郡县範围内划一块地给他，这是否就是南郡管辖的“襄平侯中庐”的来历？关于“襄平侯中庐”的去向，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南郡”条下都有“中庐（卢）”县，且《续汉书·郡国志》“中卢”注明是“侯国”来看，此县应是襄平矦中庐国除后因其地所设的县。
便侯国的情况另有不同。如前所述，便侯国是顷侯吴浅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以父长沙王功侯”，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侯千秋坐酎金国除”。按照当时的惯例，长沙国的王子侯国一般应该位于长沙国境内，《汉书·地理志》中“桂阳郡”下也确实有“便”县，应该就是因便侯国之地所设。那麽松柏汉简中属于南郡管辖的便侯国与吴浅所封的便侯国到底是什麽关係？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还有松柏汉简中的“便矦国”后来国除后的去向，也是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汉书·地理志》“南郡”和“江夏郡”条下目前暂时没有发现“便矦国”国除后的去向。在“南郡”条下倒是有一个“编”县，但此“编”县与松柏汉简中的“便矦国”有没有关係？目前也不清楚。
从文献记载来看，吴浅所封的便侯国国除于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而松柏汉简的时代爲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前后，也就是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前后吴浅所封的便侯国还存在。这就排除了松柏汉简中的便侯国是吴浅所封的便侯国被废除后又封的一个便侯国的可能性。查《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顷侯吴浅”条，我们赫然发现在便侯国的最后一栏有“编”一字。《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表中最后一栏有时会出现一个地名，如南阳、北海等，它一般表示该侯国的位置所在，如“軑侯黎朱苍”的最后一栏的地名爲“江夏”。便侯国最后一栏有“编”的地名，说明至少在东汉人的心目中，便侯国的位置是在“编”县。这样，松柏汉简的记载就与文献可以对应起来了。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便侯国始封时应在长沙国南边的便水流域，后来改迁到南郡。从目前我们在便水流域找不到便侯国遗存这一点来看，便侯国在便水流域活动的时间应该很短。[5]便侯国迁徙后，原来的属地改设爲桂阳郡的便县；南郡的便侯国国除后，其封地也改爲县。可能是爲了与桂阳郡的便县区别，采用了“便”的谐音“编”爲县名。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推测“便，桂阳县，盖分编置。”恰好是颠倒了二者的关係。
三 史籍与出土材料反映的西汉侯国迁徙
除上述便侯国，《汉书·地理志》中还记载了两个“钟武”，分别在“零陵郡”和“江夏郡”下，其中“江夏郡”下注明“侯国”。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钟武侯是以“长沙顷王子”封，封地理应在原长沙国範围内，属零陵郡管辖的可能性较大，而不应该远在江夏郡。由此可见，钟武侯国可能也和便侯国一样，从长沙国分封出去后，最初属零陵郡管辖，后来迁往江夏郡。零陵郡原来钟武侯国的封地改爲县，仍以“钟武”爲名。这样“零陵郡”和“江夏郡”下就各有一个“钟武”，只不过零陵郡下的钟武爲县，“江夏郡”下的钟武爲“侯国” 。钟武侯国到第三代哀侯霸时无后，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节侯则以霸叔父绍封。钟武侯国最后的命运可能与其他许多刘姓侯国一样，在王莽时期被废除。从《续汉书·郡国志》“江夏郡”条下找不到“钟武”县来看，钟武侯国国除时可能幷入邻县爲乡或者更改了名称。
除上述几个侯国外，据史料记载，刘氏长沙国分封的许多王子侯国分别在南郡（如高城侯国[6]等）、南阳（如舂陵、路陵、攸舆、安衆、叶[7]、复阳侯国等）、会稽（如句容侯国等）、巨鹿（如安平侯国等）等郡的管辖範围内，与长沙国相距较远，这种情况应该也是由于后来迁徙所致。由此看来，西汉时期侯国迁徙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王子侯国迁徙后，一般都会沿用原来的侯国名称。侯国原有之地中央政府会根据食邑的多寡，或者改爲所属郡下的县，如便、钟武等；或者改爲邻境县下的乡，如舂陵[8]，名称一般也会沿用。这样有的侯国后来国除爲县后，就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县名。虽然它们分属不同的郡，但从南郡后来改“便”侯国爲“编”县、“襄平侯中庐”爲“中庐”这一点来看，可能是爲了避免混淆，后来国除的侯国在改爲县时有的更改了名称。
四 西汉时期侯国迁徙的原因
关于西汉时期的侯国迁徙，周振鹤先生推测“汉代大约有一套侯国迁徙之规定，惜不得其详。”[9]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西汉时期的侯国迁徙至少存在如下两种情况。
汉代实行郡国幷行制度。西汉初期，诸侯王国势力很大，“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10]”，其总封域占整个西汉王朝疆域的一半以上。这些异姓或同姓诸侯王国的存在，严重威胁着西汉中央王朝的安全。爲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从汉高祖起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据李开元、陈苏镇等先生研究，汉文帝时爲了加强中央集权，曾推行过侯国迁移的政策[11]。汉初分封时，侯国幷不都在汉郡中。一些侯国或处于诸侯王国之中或之间，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管理与控制。汉文帝实行的侯国迁移政策就是将原来散处于各王国中的侯国迁出，安置于汉郡中，这样就有利于西汉中央王朝对他们的管辖。《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文帝舅父薄昭与淮南王刘长书曰：“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晋灼注：“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错在王国。”这种情况的迁徙，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不损害侯国的利益甚至有利于侯国，才容易让侯国接受。正如贾谊《新书·五美》所言：“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爲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除上述中央王朝出于统治考虑直接调整侯国的封地外，在文献中还记载了另外一种十分有意思的侯国迁徙。《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记载：“（舂陵）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爲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爲国名。”《东观汉记·城阳恭王祉传》也有相同的记载：“仁嗣侯，于时见户四百七十六。以舂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难以久处，上书愿减户徙南阳，留男子昌守坟墓，元帝许之。初元四年，徙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爲国名。”从上述记载来看，舂陵侯国要求内徙的原因是“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内徙的条件是减少食邑（“减邑”或“减户”）。看来这种挑肥拣瘦的迁徙，侯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从一个差地方迁往好地方，估计都是要“减邑”或“减户”的。但是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情况的迁徙至少在刘氏长沙国所封的王子侯国中还比较普遍。
从上文介绍来看，刘氏长沙国分封的王子侯国内徙者数量较多，且迁徙地点多集中在南阳郡。虽然其中不能排除有中央要求内徙的情况存在，但联繫到舂陵侯国的记载，更多可能是与之一样，是自愿要求内徙的。这一点可能与这些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係。长沙国是西汉诸侯国中最靠南的一个。相对于中原和长江以北等开发较早的地区而言，这裏不如上述地区发达，属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且长沙国由于地理位置偏南，气候比较潮湿，生活起来不如偏北的地方舒服。汉代王国分封王子侯时一般都在王国的边境地区。长沙国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除北部爲环洞庭湖的平原外，其它地方都以丘陵、山地爲主，自然条件较差。从长沙国分封的王子侯国所处的位置来看，他们一般都位于湘西、湘东、湘南的丘陵山地。这些地方由于开发程度较低，时常有毒虫野兽出没，瘴气等自然现象（“山林毒气”）时有发生。即使经过六朝时期的开发，到唐代这裏依然是中央王朝贬谪官吏、流放罪犯的地方。从文献记载来看，长沙国及许多王子侯国都有“无后国除” 或“无后绍封”的记录。无后的原因除了王、侯无生育能力之外，年纪很小就去世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早夭的现象比较普遍。不过，相对来说，长沙国及其所封的王子侯国无后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这恐怕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係。《史记·货殖列传》中也确实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记载。这可能就是他们宁可减少食邑也要往北方迁徙的根本原因。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西汉时期的侯国迁徙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原因，但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目前已无法得知。
（编者按：[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贺刚：《湖南永州鹞子岭一号汉墓的墓主及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永州市鹞子山西汉“刘强”墓》，《考古》1990年第11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荆州重要考古发现》209—21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1月；《简牍名迹选·12》，二玄社，2012年3月。
[4]江夏郡是武帝元狩年间分南郡东部数县和衡山国西部数县所置，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四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
[5]舂陵侯国仅在其零陵郡封地生活了两代，但我们在文献记载的舂陵侯国範围内，今宁远县柏家坪一带依然发现了大量与之有关的遗存，包括城址、大型墓葬等等。目前我们在便水流域几乎完全找不到属于便侯国遗存，这说明便侯国在便水流域活动的时间应该很短。
[6]高城侯国在《汉书·王子侯表》等中没有注明属地，但在《汉书·地理志》“南郡”条下有高成县，推测其可能也与便侯国一样，是后来迁往南郡的。
[7]安衆、叶侯国在《汉书·王子侯表》等中没有注明属地，但在《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条下有这两个县，推测其可能也与舂陵侯国（舂陵侯国在《汉书·王子侯表》等中也没有注明属地）一样，是后来迁往南阳的。
[8]从马王堆汉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的标识来看，“舂陵”与“营浦”、“南平”等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是一样的，因此当时应爲县，而不是如《后汉书》等记载的爲“零道之舂陵乡”，这样也符合王子侯国与县同属郡管辖的情况。舂陵侯国原有之地应该在侯国迁往南阳后幷入零道县爲舂陵乡。由于年代久远，后人不知这一变化，以爲舂陵本来就是乡，这可能就是《后汉书》等文献记载 “零道之舂陵乡”的原因。至于舂陵何以由县改爲乡，笔者以爲可能与人口的多寡有关。据《东观汉记·城阳恭王祉传》记载，元帝时舂陵侯国的食邑是“户四百七十六”。这个户数在西汉早期时可能符合一个小县的规模，但到了元帝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这个户数可能只符合一个乡的规模，因此侯国原有之地在侯国迁徙后幷入零道县爲舂陵乡。
[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十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
[10]《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1]参见李开元：《西汉軑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6章第三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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