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

（河南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字形分析，认爲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霸”与“格”所指实一，之前所谓的“霸国”或“霸族”与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所指亦同，可能即爲文献所载的西周时期的潞国，其地望约在今晋东南的潞城、长治一带。
关键词：霸 格 潞 西周
传世有几件西周时期霸族的有铭铜器，如霸伯簋[1]、霸姞鼎[2]、霸姞簋[3]等。上世纪80年代，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西周墓葬（M6197:11）又出土一件霸伯簋[4]，这些材料使我们明确认识到西周时期曾有一个霸族的存在[5]。
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能有机会一睹这个久已湮没于黄土之下的霸族的真容。2007年9月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其中很多器物有铭文。尤其是铭文中经常出现的“霸伯”、“霸仲”等称谓引起了发掘者的注意，他们推测，“霸”是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霸伯”是这裏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大河口墓地是一个新发现的西周封国的墓地，它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也许它们都属于当时分布在晋国周围的所谓“戎狄”，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铭文资料显示，“霸”与当时的晋、北燕、芮、倗等国以及周王室曾有往来[6]。
前述曲村出土的霸伯簋铭文中的“霸”字原篆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父鼎[9]
Ⅳ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父鼎字不从月而增以“帛”声。高田忠周曰：“霸亦䨣异文，革、帛重声也，铭亦用爲霸。”（《古籀篇》五第廿七叶）曾仲大夫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簋已讹失“革”形，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形不知是否由“革”所变。《说文》古文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商承祚曰：“此殆从雨从月省，后转写譌误，遂不得其义（《说文中之古文考》六五叶）。[11]”
《通解》一书对“霸”字前三种形体的解释，都比较可信。至于第四种形体，由于新材料的出土，我们认爲可以加以修正。从新出的霸伯簋来看，B2从䨣各声。与B2相比，B1似乎是省去了“口”形。上古音“霸”属帮母铎部字，“各”属见母铎部字，二者韵部相同，帮、见二母关係比较密切。如新蔡葛陵祭祷类楚简中经常出现的“百之”，宋华强把“百”读作“各”，解释说：
“百”字疑当读爲表示“来”、“至”之义的“各”，这也是“各”字的本义。“百”是并母铎部字，“各”是见母铎部字，韵部相同。声母前者是双唇音，后者是舌根音，看似相隔，但据有关材料，“百”声与“各”声是可以相通的。如《周礼·春官·肆师》“祭表貉”，郑玄注：“‘貉’读十百之‘百’。”又如《甸祝》“表貉之祝号”，郑玄注：“杜子春读‘貉’爲‘百尔所思’之‘百’。”另外，“貉”字与从“百”得声的“貊”字在古书中有很多互爲异文的例子，[12]这也是“百”、“各”可以相通的证据。楚简中从“古”声之字与从“父”声之字可以相通，[13]前者属舌根音，后者属唇音，这跟“百”与“各”通的现象可以互证[14]。
可见“霸”字很可能是以“各”作爲声符的。
回过头来再看曾仲大夫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簋铭文中的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字，我们认爲此字应该看作是从雨、格声的字，不过是“格”形有所讹误，将“格”所从的“口”形置于“夊”形之上罢了。
大河口M1出土的霸仲盉的“霸”字写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15]，从革从各，可隶定作“𩊚”，显然是从“各”得声。从“各”或“格”得声的“霸”字在金文中也是有例可循的，如前述曾仲大父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簋铭。因此，将该字读作“霸”，从音韵上说也是毫无问题的。
该墓地所出的铜器铭文中，除上述所列的诸多国族的称谓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格伯”的铜器，“格”字的写法多与西周金文中常见的“格”字写法无异[16]，但其中也有少数写法比较特殊，如M2出土的格伯甗（M2：37）的“格”字就写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在格伯簋铭文中，“格”字写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与之可资比较。另外，格伯甗的“格”字构形与上引曾仲大父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簋铭的“霸”字下部所从颇有几分相似。我们认爲，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很可能即爲“格”之形讹。若此说不误，它当然也可以读作“霸”。总之，西周金文中的“霸”字可以以“各”作爲声符，而“格”也可以读作“霸”。这在后世的韵书中也可找到相应的根据，如《广韵》中“䨣”就读作“古核切”[17]，因此，用作氏族或国名的“霸”字，从“格”可能是爲了有意识的标注音符。霸仲盉的“霸”字写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应是累加音符所致。
综合分析该墓地所出的全部铜器铭文，我们认爲，这批铜器铭文中用作族氏称谓的“霸”字，在铭文中很可能皆读作“格”，所谓的“霸国”或“霸族”，实际上也就是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有学者指出，根据金文文例，“格伯”之“格”应爲西周时期方国之一，格伯是西周时期格国的首领[18]。
当然，从上述霸仲盉的“霸”字写作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形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该墓地所出“格伯”铜器铭文的“格”字认作是“霸”字的省写，换句话说，“格伯”即“霸伯”，以前所谓的“格国”或“格族”是不存在的，这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之，是“霸”也好，是“格”也罢，作爲西周时期的国族的称谓，二者所指其实爲一，而并不存在有彼此的分别。从出现“霸某”称谓的器物一般时代较早、“格伯”器的时代稍晚的现象来看，“霸”、“格”可能是不同时期的称谓，这种现象在以往所见的铜器铭文中也有不少的例子，如养国铜器铭文中的“养”既有写作“羕”，也有写作“昶”的[19]。
但无论是霸国还是格国，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它究竟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哪一个诸侯国呢？我们推测其很可能就是先秦时期的潞国。
先秦时期的“潞国”，《左传》宣公十五年杜预注：“潞，赤狄之别种。潞氏，国，故称氏。子，爵也。”其国名，据文献的记载，或写作“潞”，或写作“路”、“露”等，皆从“各”得声，所以如果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西周时期的潞国之“潞”写作“霸”、“格”，这都是不足爲奇的。不过根据文献记载，“潞”有姬、隗、妘、姜姓等不同的说法[20]，学界一直莫衷一是。
前述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已指出，霸国属于当时分布在晋国周围的所谓“戎狄”，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霸”与当时的晋、北燕、芮、倗等国以及周王室都曾广有往来。传世的着名的格伯簋，其铭曰：“格伯作晋姬宝簋”[21]，揭示其时格伯与晋国之间曾有婚姻关係。这在传世的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还有几件与前述铭文不同的格伯簋（又名倗生簋），铭文涉及格伯与倗生之间的土地交易，其中还涉及到王[22]。以上文献与铜器铭文的记载，似可与大河口墓地所出的铜器铭文的记录相呼应，印证了格（或霸）国与当时的西周王朝及众多诸侯国之间的密切往来。如此，则文献中关于潞国属姬、姜、妘姓的说法恐怕都不是很可靠的。
《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皆赤狄隗姓也。”杜预《世族谱》也以赤狄潞氏爲隗姓[23]，似乎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我们推测，西周金文中的霸国，亦即格国，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潞国，其地望大致就在今天晋东南的潞城、长治一带。潞之故城，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四十里。
潞在当时的狄人中实力是比较强大的。《左传》宣公十一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杜预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这在考古发现中也可找到相应的根据。据介绍，M1单出土的青铜鼎就有24件之多，且不乏制作精美的重器，这与文献记载的潞国的情况是较爲符合的。
公元前六世纪末，这个曾经小霸一方的潞氏爲晋所灭，这见于传世文献的多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国语·晋语七》：“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郤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锺。”既而晋人又穷追猛打，翦灭其残余势力。《左传》成公三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杜预注：“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其余民散入廧咎如，故讨之。”于是，这个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稍展雄姿的戎狄小国，便如昙花般消逝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附记：本文由黄锦前提出构思后写了一个简短的整体框架，详细论证部分主要是由张新俊完成的，经黄锦前整合二文，商量后定稿。

考古-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
霸中盉铭文拓本（《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108页）
（编者按：[2]《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8月-1994年12月；《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下文简称“集成”）4.2184。
[3]集成6.3565。
[4]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407页图580.11。
[5]张世超等编着：《金文形义通解》，东京：中文出版社1996年3月，第1705页。
[6]谢尧亭、王金平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3月，第54-57页；谢尧亭：《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4日（第282期）第5版；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文物天地》2008年第10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获重要发现》，《发现中国：2008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11月；谢尧亭、王金平：《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中国文物信息网，2009年12月17日，http://www.ccrnews.com.cn/100027/100028/100034/22502.html；《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7日第6、7版“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论坛――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http://www.kaogu.cn/cn/detail.asp?Productid=1256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冀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1年3月25日，http://topic.ccrnews.com.cn/ArticleDetail.aspx?id=171；卫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国的“霸”气》，《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第100-115页。
[7]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彙编》，第939号，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4月，第683页。
[8]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477-478页。
[9]以上字形见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477-478页。
[10]《文物》1973年第5期25页图九（盖）、集成8.4203（盖）；集成8.4204。
[11]张世超等编着：《金文形义通解》，第1703-1705页。
[12]原注：高亨纂着，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第883页，齐鲁书社1989年。
[13]原注：参看李家浩：《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53-35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14]宋华强：《新蔡简“百之”、“赣”解》，载陈伟主编《简帛》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37页。
[15]《中华遗产》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6]《金文编》第395页。
[17]参见《鉅宋广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7页。此条材料蒙涂白奎先生告知。
[18]李朝远：《西周土地关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309页；又李朝远：《西周土地交换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学术月刊》1991年第5期，第67-71页。
[19]徐少华：《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第441-460页。
[20]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寸灭表譔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6月，第1118-1123页。
[21]集成7.3952。
[22]集成8.4262-04265。
[23]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寸灭表譔异》，第1119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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