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昭王南征對象考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內容提要：周昭王南征，其對像是楚或荊。文獻中楚有四義，在人文地理的含義上，楚有二義，一指羋姓楚國，二指南方楚蠻。楚蠻的歷史要早于楚國，西周之時，楚國與楚蠻幷存，楚國小而楚蠻大。昭王南征之楚，不可能是楚國，亦非是殷商遺民或荊國，只能是楚蠻。《令簋》和周原甲骨中的楚伯，亦當爲楚蠻之首領，不可釋爲楚國。
關鍵詞：昭王南征 楚蠻 楚國
周昭王南征，是西周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事見于《左傳》、《呂氏春秋》、《楚辭》、《竹書紀年》等文獻。一般認爲昭王南征是伐楚，出土金文中亦屢見昭王南征楚荊事，因此昭王南征亦與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極重要的關係。但這樣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爲周人的隱諱而蒙上了重重迷霧。周昭王南征雖然一度取得重大勝利，但最後却是喪師殞命，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又云：“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1]這樣的結果當然很不光彩，故周人諱言其事，《史記》卷4《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死不赴告，諱之也。”由于周人的掩飾，昭王南征一事便隱藏在歷史的迷霧中，文獻記載多語焉不詳，金文中亦只見獲得勝利的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因此學者便主要依據金文資料來進行分析，如唐蘭先生早年即依據昭王時期的銅器銘文資料對昭王南征作過較詳細的探討[2]，後來尹盛平窮搜金文，以金文來復原昭王南征的情形[3]，黃錫全等學者則主要依據安州六器銘文探討昭王南征[4]。本文擬在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周昭王南征楚荊一事再作考察，主要考辨昭王南征之對象，以就教于方家。
一、昭王南征對象非楚國辨
　　考辨昭王南征，首先要弄清南征之對象究竟是誰。文獻記載中，昭王南征的對像是“楚”或“楚荊”、“荊”：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
今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今本《竹書紀年》：(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金文資料中，昭王南征的對象亦是“楚”或“楚荊”、“荊”：
《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5]
《
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馭簋》：
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馭從王南征，伐楚荊，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彜。[6]
《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反荊，孚金，用作宗室寶尊彜。[7]
《鴻叔簋》：鴻叔從王員征楚荊，在成周，
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作寶簋。[8]
《鼒簋》：鼒從王伐荊，孚，用作
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簋。[9]
《墻盤》：宏魯昭王，廣
金文-周昭王南征對象考楚荊，唯寏南行。[10]
上述諸有銘銅器，據學者研究，除《墻盤》外均系昭王時器，所叙系周昭王南征事[11]，所記昭王南征之對象，亦是“楚”或“荊”。
後世楚通荊，我們在這裏暫且不考慮荊、楚關係的産生及演變，只依荊、楚相通來討論“楚”。文獻與金文均表明，昭王南征的主要對象確實是“楚”。但這個“楚”，到底是指什麽，却是需要詳加考辨的。一般認爲，這裏的“楚”指楚國，但這個認識恐怕有問題，因爲“楚”幷不是只有“楚國”這一個含義。清代樸學主張“讀書先識字”，張之洞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12]。因此，欲明辨昭王南征之對象，需先對這個“楚”下一番訓詁的功夫。
檢索文獻，“楚”字大抵有四義，一是指特指某種野生林木，《詩經》卷一之三《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鄭箋：“楚者，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類似用法在《詩經》中多見，如“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唐風·葛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唐風·綢繆》)，“交交黃鳥，止于楚”(《秦風·黃鳥》)，“揚之水，不流束楚”(《王風·揚之水》，此句又見于《鄭風·揚之水》)，“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小雅·穀風之什·楚茨》)，從《詩經》所述來看，楚是一種分布很廣的野生林木，不僅南方，北方地區亦多見。二是指中原某些地區，《左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于京楚”。這些楚丘、京楚，皆在中原，而這些地方以楚爲名，可能與楚木有關，爲中原地區的楚木叢生之地[13]。三是指楚蠻，《史記》卷40《楚世家》：“而封熊繹于楚蠻”，《楚世家》又記楚熊渠稱雄江漢，封其三子爲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可知楚蠻爲商周時代的一大部族，其歷史早于羋姓楚國，而楚國則是在楚蠻之地發展起來的，後來楚通荊，故楚蠻又稱荊蠻，但文獻中一般多見荊蠻而少見楚蠻，如《詩經》中屢有“荊”和“蠻荊”之稱，《國語》、《吳世家》、《齊世家》、《漢書》、《竹書紀年》等均稱荊蠻。四是指楚國，周成王之時，始封熊繹爲諸侯，自此始有羋姓楚國，而羋姓與“楚”發生交集，亦當自熊繹受封始，此前羋姓一族無楚人、楚族之稱。
在人文地理的意義上，“楚”則有二義，一是指羋姓楚國，二是指南方楚蠻。熊繹的封地在楚蠻之地，因此楚蠻與楚國是有交集的，後來楚國與楚蠻合爲一體，楚蠻盡數融入楚國，因此，楚國與楚蠻二者，便不大分得清楚。按西周及東周早期時，尚是楚國與楚蠻幷立的局面，此時楚國小而楚蠻大，楚國在楚蠻之內；到了東周時，楚蠻盡爲楚國所幷，楚國奄有南方之地，而楚蠻無踪矣。由于東周時楚蠻消失無踪，只有楚國而無楚蠻，于是人們便不免下意識地認爲文獻中的“楚”必是楚國，其實西周時期，楚蠻與楚國共存于世，而且此時的楚蠻要比楚國大得多。因此，周昭王南征之“楚”，需考察到底是楚蠻還是楚國。
流行說法指昭王南征之“楚”爲楚國，此說最早出現于東漢，《楚辭·天問》：“昭後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東漢王逸注：“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也。”考王逸之言，是以爲昭王南征之楚爲楚國，而後世學者，亦多信此說，于是昭王南征楚國幾成定論。
然昭王南征楚國一說，實有不可解之處。其一，昭王南征的規模很大，《墻盤》說是“奮伐荊楚”，《竹書紀年》則說昭王“喪六師于漢”，可知昭王南征是盡起六師，傾力南下，則其對手必然相當强大。但周初之時，楚國位卑國小，周封熊繹時，“封以子男之田”，楚武王亦曰：“乃以子男田令居楚”[14]，爵稱是周爵中最低的子男,按熊繹受封時未得分器(事見《左傳》昭公九年)，岐陽之會時未得與盟(事見《國語·晋語八》)，可見其在周室的地位之低。其封地大小，諸書皆言僅五十里，《史記》卷47《孔子世家》載楚令尹子西曰：“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卷14《十二諸侯年表》則稱：“齊、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過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亦可證楚國初封時地域之小。昭王之時去周初未久，此時的楚國無論如何不足以成爲昭王大舉南征的對手。其二，昭王第一次南征時收穫頗豐，《過伯簋》言“孚金”，《𤞷馭簋》云“有得”，然此時的楚國既小又窮，恐怕沒有這麽多的財富（尤其是銅）來讓昭王掠奪，楚右尹子革曾說熊繹“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15]，可見初期的楚國貧弱之極，根本沒有貴金屬可供昭王去掠奪。其三，據今本《竹書紀年》：“(穆王)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若昭王果真因南征楚國而命喪楚人之手，則周、楚必爲不可解的死敵，楚國不可能在穆王十四年還作爲周朝的封國參與伐徐之役。而楚國參與穆王伐徐之役，亦表明此時的楚國還在周朝的政治體系之內，在周朝的政治控制之下，這也符合此時楚國的地位與實力。
因此，昭王南征楚國一說，殊不可信。于是一些學者便試圖給出另外的解釋，龔維英首倡昭王南征對象爲殷商遺民之說：“殷、周世代相仇，殷亡，武庚聯絡三監叛亂失敗；周公東征，成王踐奄，殷人及其同盟部落，紛紛避往南鄙江漢、淮海一帶。周昭王南征，當是主要對付這些夙敵，不料竟爲其所害。”[16]近年曹建國又結合出土文物重申其說[17]。王光鎬則據黃陂魯臺山西周高等級墓提出荊、楚二國論，主張西周時漢東存在一個强大的荊國，“昭王曾經征伐幷慘敗而終的漢東方國幷非其它，而只能是‘荊’”[18]。張正明亦不信昭王南征是伐楚國，認爲昭王南征之“楚荊”，“應是以地名代族名泛指長江中游江漢之間桀傲不馴的諸多方國和部落，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稱爲‘荊’或者‘楚荊’、‘荊蠻’、‘荊楚’、‘楚蠻’，此外還有些是殷人的遺民。”[19]
但這些新說亦不能完全解釋昭王南征的對象問題。龔維英、曹建國言昭王南征之對象爲殷商遺民，我們相信昭王南征的對象中應包括殷商遺民在內。這一點，可以得到考古學方面的證實，鄂東蘄春縣的毛家咀和新屋灣西周早期遺存，其文化面貌與當地的商周文化大异，由殷商文化因素與當地土著因素組合而成，以殷商文化爲主體，出有典型殷墟風格的銅器，最重要的盂方鼎，作器者爲殷王文丁之子盂，因此毛家咀遺址的居民非同一般，他們使用的是殷商王室的重器，學者據此推測該遺址是商亡之後逃竄于此的殷王室成員的居住遺存[20]。但此類遺存乃是汪洋中的孤島，表明南逃至此的商遺民人數很少，因此殷商遺民應只是昭王南征對象中的一小部分，且殷商遺民從無楚荊之稱，不能認爲楚或荊或楚荊就是殷商遺民。至于王光鎬以黃陂魯臺山西周遺存爲荊國，亦很難令人信服，魯臺山西周墓規格很高，出有47件銅器，其中9件有銘文[21]，從這些金文資料中幷不能得出魯臺山西周遺存爲荊國的結論，張亞初、黃錫全依據這些有銘銅器論證黃陂魯臺山遺址爲“長”國或“長子”國[22]，故黃陂魯臺山西周遺存不可能爲荊國。張正明之說則較爲籠統，未詳加論證。
二、昭王南征對象爲楚蠻
　　我們認爲，昭王南征的對象既然不可能是楚國，亦非是殷商遺民或荊國，那就只能是楚蠻。楚蠻在《楚世家》中稱爲楚蠻，在其他文獻中則多稱爲荊蠻，是商周時代的南方居民，爲古三苗的後裔，三苗滅亡後在南方形成一個新的部族，其族源屬南方的苗蠻集團。商周時期，楚蠻相當活躍。今本《竹書紀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 帝癸即夏桀，可知楚蠻出現于夏商之際。商代後期，武丁曾征楚蠻，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武丁伐荊一事，又見于《詩經·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䍘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周初，則有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西周晚期，楚熊渠稱雄江漢，幷封其三子爲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23]。春秋早期，“楚成王初開荊蠻有之” [24]，此後楚蠻不見于史籍，當是楚蠻已盡爲楚國所幷。楚蠻的地域，則大抵爲原三苗之居，商代楚蠻的地域，當在漢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區和下游的漢東地區[25]。楚蠻這一族群，雖然人數衆多，分布廣泛，但始終沒有如從前的三苗和後來的楚國一樣形成一個强大統一的政治體，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這種情形下的楚蠻正適合作爲昭王南下侵掠的對象。
其次，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爲了掠奪南方的銅，金文資料證實昭王第一次南征時，掠獲頗豐，大小貴族均興高采烈地作器銘功，然此時的楚國既小又窮，楚蠻却是地廣人衆，其分布地區資源豐富，江南的銅礦産地與楚蠻緊鄰。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銘文曾詳載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情形，由安州六器銘文看來，昭王第一次南征的主要區域是漢東地區，第二次南征時殞命之地也在漢水下游[26]，漢東地區過長江後就是著名的銅綠山礦區，因此楚蠻手中必有大量的銅，昭王南征只有征楚蠻，才能與金文所記南征獲銅的情况相吻合，也與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相合。在青銅時代，銅是極重要的戰略資源，青銅器在三代政治鬥爭中具有中心地位，張光直認爲，青銅器在三代的政治鬥爭中具有中心地位，“對三代王室而言，青銅器不是宮廷中的奢侈品或點綴品，而是政治權力鬥爭上的必要手段。沒有青銅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沒有銅錫礦，三代的朝廷就沒有青銅器”[27]。由于中原地區銅礦資源匱乏，而江南地區銅錫礦藏資源十分豐富，主要的礦區分布在湖北大冶到安徽銅陵一綫的長江南岸。因此學者認爲歷史上商周王朝進攻南方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掠奪南方的銅料[28]。張光直甚至認爲，三代都城之遷移皆與追求銅錫有關，是對銅錫這一主要政治資本的戰略性追求[29]。而昭王大舉南征，其目的當也是爲了獲取江南的銅[30]。
第三，文獻記載亦表明昭王南征是征楚蠻而非楚國，《呂氏春秋》卷6《季夏紀》之《音初》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于漢中。”[31]《呂氏春秋》的時代，已是楚、荊通用，故此處的荊蠻即楚蠻，而絕非楚國。

綜上所考，可知周昭王南征之對象，當爲楚蠻或荊蠻，非楚國，亦非是荊國或殷商遺民。明確了這一點後，古文字資料中的“楚伯”問題也可得到解决。《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此“楚伯”又見于周原甲骨文H11：14：“楚伯迄今秋來惟于王其則。”[32]這個“楚伯”不可能是楚國，楚國初封時，爵等是子爵，《左傳》即稱楚國爲“楚子”，“楚子”一詞，亦見于周原甲骨文H11：83：“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後哉。”[33]爲了解决這一問題，唐蘭遂將《令簋》銘文釋爲：“唯王于伐楚，伯在炎。”釋伯爲伯懋父[34]。唐蘭此釋，雖然解决了“楚伯”的問題，但這樣斷句，未免有些勉强，學界多有疑慮者。從本文的考證來看，楚幷非只有楚國一義，還可指楚蠻，則《令簋》和周原甲骨中的楚伯，如所釋不誤的話，有可能是指楚蠻之首領。《越絕書·吳內傳》：“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于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商湯征荊又見于今本《竹書紀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後世楚、荊相通，則此荊伯當即周原甲骨文和《令簋》中的楚伯。按商湯之時，絕無楚國，楚國也從末有“楚伯”之稱，只能是“楚子”。但夏末商初時已有楚蠻(文獻中多稱荊蠻，唯《楚世家》稱楚蠻)，周初之時當亦有楚蠻，可見楚伯或爲楚蠻之首領。當然，楚蠻幷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治體，因此這個“楚伯”，有可能是指楚蠻中勢力最大者，能領導較多的楚蠻部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代表楚蠻。

(本文原載《人文雜志》2008年第二期。)
（編者按：[1]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頁。又本文所引《竹書紀年》均出自此書，不另注。
[2]唐蘭：《論周昭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1年。
[3]尹盛平：《金文昭王南征考略》，《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輯，三秦出版社，1995年；又見氏著《西周史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劉禮堂：《關于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2000年第3期。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4300、4301，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金文引得》5038，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按《令簋》銘文無絕對紀年，其年代有成王、康王、昭王三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認爲《令簋》系成王時器，唐蘭則認爲《令簋》系昭王時器，說參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載《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1年；王光鎬則據類型學從器型上考證《令簋》系昭王時器，說見王光鎬：《商代無楚》，《江漢論壇》，1984年第1期；彭裕商則據從紋飾、銘文字體、辭例諸方面斷爲昭世，參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257、258頁。
[6]《釋文》3976，《引得》4850。
[7]《釋文》3907，《引得》4819。
[8]《釋文》3950、3951，《引得》4843。
[9]《釋文》3732，《引得》4703。
[10]《釋文》10175，《引得》5411。
[11]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12]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8頁。
[13]王光鎬：《商代無楚》，《江漢論壇》，1984年第1期。
[14]《史記》卷40《楚世家》。
[15]《左傳》昭公十二年。
[16]龔維英：《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人文雜志》，1984年第6期。
[17]曹建國：《昭王南征諸事辨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18]王光鎬：《黃陂魯臺山西周遺存國屬初論》，《江漢考古》，1983年第4期。
[19]張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頁。
[20]程平山：《蘄春毛家咀和新屋灣西周遺存性質略析》，《江漢考古》，2000年第4期。
[21]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第2期。
[22]張亞初：《論黃陂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黃錫全：《黃陂魯臺山遺址爲“長子”國都蠡測》，《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
[23]《史記》卷40《楚世家》。
[24]《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
[25]詳拙文：《楚蠻的起源與地望》，待刊。
[26]參唐蘭：《論周昭王時代出土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1年；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27]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99年，第36頁。
[28]裘士京：《江南銅研究》，黃山書社，2004年，第6—11頁。
[29]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第55頁。
[30]曹建國：《昭王南征諸事辨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31]按今本《呂氏春秋》“荊”下無“蠻”字，據《左傳》僖公四年《正義》引補。
[32]陳全方、侯志義、陳敏：《西周甲文注》，學林出版社，2003年，第41頁。
[33]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歧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物》，1979年第10期；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4]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第275頁；又見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1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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