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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上)

孙家洲
2002年的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在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的同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和论文集40多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如果就个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而言，当以王子今最为突出。他出版了三部著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1]、《细说秦汉》（合著）[2]、《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3]，发表学术论文23篇，并在《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诸报刊发表文物考释、读书随笔、学术综述等11篇。以一人之力而有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在令人惊讶和钦佩。正是由于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了秦汉史研究全面推进和步步深入的可喜局面。兹依据见闻所及，分七个专题综述如下。为了节省版面，对作者的尊称一律省略；成果出处凡是学报“社科版”者皆略去三字。遗珠之恨，恐所难免；论说失当，尚祈鉴谅。
一 学术交流与成果结集
重要学术讨论会议有：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安，8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台地区以及韩、日、英等国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含提要）175篇。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与会者围绕 “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文化”、“简牍与考古”、“农业与科技” 四个中心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特别是对新出张家山汉简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此次会议的明显热点。与之相关的会议论文多达45篇，并有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时交流了研究张家山汉简的心得体会。这充分反映出重视利用新出考古资料、注意跟踪学术前沿问题，已经成为秦汉史学者的共识。会议还选举出以周天游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秦汉史学会理事会。与前几届年会一样，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自日本的学者东晋次、江村治树、鹤间和幸、吉村昌之、太田幸男等人，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管东贵、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等人）参与了盛会。会后，还有几位海外学者继续在大陆进行学术活动。如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三人在参观大同之后，又到达北京，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进行了一天的学术访问。笔者与在京的秦汉史学者10多人一道参加了此次活动，气氛热烈而愉快，在轻松随意的交谈中，学术交流的收获似乎更大。今后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年会的场合，增强学术信息的含量，改善学术交流的方法，使之成为大陆秦汉史学界与海外同行集中进行学术讨论的有效途径。
中国秦汉思想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10月18至22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协办。来自全国内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秦汉思想史学者，与来自台湾、新加坡、美国、德国的学者共50余人齐集一堂，围绕着秦汉思想文化的源头、时代特点、发展阶段、对于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对于秦汉思想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评价，成为引起讨论的热点之一。
司马迁班固文化比较研讨会（咸阳，9月26至28日），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主办、咸阳市文物局、秦俑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师大文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协办。来自大陆各地以及香港、美国的110位专家学者，围绕“班马异同”、“《史记》研究”、“《汉书》研究”三个中心议题，分别从历史学和文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这个有丰厚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与会者强调开掘相关资料的深层价值，寻求新的研究视角，从文化史的高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德、史识、成就等问题，进行对比和研究。因此而具有总结既往、开启未来的意义。
汉文化研究讨论会（南阳，5月7日至9日），由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阳汉画馆、香港城市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机构、教育单位的80位学者到会，提供论文40余篇，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的角度，对“汉代文化的地位”、“汉画与艺术”、“思想文化与社会”、“文学与民俗”等课题，认真地进行讨论，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此外，笔者认为，由《历史研究》编辑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联合主办“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讨论会（香港，2002年11月18日至21日），特别值得关注。与会者在认真总结历史研究既往状况的基础之上，对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有的看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也足以令人深思。如，彭卫提交的会议论文《研究范式的对话与学术进步——以秦汉史为中心》一文，就尖锐地提出了秦汉史研究如何才能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的问题。彭卫所言的“范式”，不仅包括符号、模型和范例，更指研究的旨趣和理念。他提出的一个基本估价是：“在改革开放和学术宽松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没有能超越20——40年代所建立的范式，在某些方面似乎还有倒退的倾向。换言之，晚近20余年的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似乎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推进。”他认为，要实现对既定范式的超越，除了范式自身产生出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它范式的对话与沟通——这是学术交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他进一步指出了近20年来大陆秦汉史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三项不足：“其一，国外秦汉史研究主要有日本和欧美两个群体，我们更为重视前者，却漠视了后者。其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熟悉的或与我们研究相关的知识内容，对我们不够了解的方面兴趣有限。其三，我们更重视的是某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或结论，而不是与我们相异的研究范式。”正是考虑到不同范式间交流与借鉴的价值，彭卫选择了欧美范式的代表作《剑桥中国秦汉史》，作为对比样本，从四个方面比较和分析了与中国范式的不同：（1）关于史料的理解、诠释、和运用；（2）概念的选择；（3）推论的方式；（4）研究视野。彭卫讨论《剑桥》范式的长处和不足，不是要评价其得失，也不是为了比较它与中国范式之间的高低，而是进一步思考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与价值。他的结论是：《剑桥》范式与国内范式是互有所长的研究体系；《剑桥》范式对我们今后的学术之路的启迪是——用联系的观点将秦汉王朝放置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之中；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束缚，用世界性的眼光研究秦汉王朝；以多元观念分析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通过对秦汉历史的具体研究，建立富于新意的概念，改变目前研究工作中的集体失语状态。[4]彭卫的这篇宏论，在会上以及会后都引发了共鸣和讨论。本年度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汉唐史研究中心”得知此事后，于12月邀请彭卫与在京的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十余人，就学术范式与学术交流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彭卫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与会者各述己见，气氛相当活跃。
彭卫促成中西史学交流的努力，也已经取得成效。他所著《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和《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两篇文章，作为中西历史学直接交流的新尝试，编入《科学历史百科全书》。该书已经于2002年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它的中译本正在编译过程之中。《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主要讨论汉唐时期官学和私学的互动关系，教育文本的发生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讨论的问题更为重要，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并且中西学者考虑问题的分歧更为明显。文章着重考察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需求刺激与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变迁的关系，并对一些挑战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例如，过去一个时期，国内学界通常将统一帝国作为促进科学技术的积极因素，西方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意见。本文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简单用“好”或“坏”界定，尊重历史的必要方式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高层次的中西学术交流，不应该期望在历史观念和结论上的“速成”，有了这样交流的渠道和意识，就体现了一种进步。
似乎有意与彭卫的论文相呼应一般，本年度有一部涉及中外学术交流方面的著作，它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胡志宏所著《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5]。此前20年间的中西学术交流，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无法想象的，也因此而容易招致自我满足，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欠缺——随意性与局部性的成果较多、注意全局性和不同研究范式研究的成果较少。就不同国家“汉学”重要成果的导入、介绍而言，大概以日本和法国为最多。追寻其中原因，与几位学者的个人阅历和喜好相关。论及日本汉学在大陆的影响之大，刘俊文、徐世虹的居间之功不可没；谈到法国汉学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与耿昇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的介绍不乏深度，但对于世界汉学而言，难免偏于一隅。具有全局意识的是，由阎纯德任主编、自1996年起每年出版一集的《汉学研究》。它对于各国的汉学传统及学术近况，给予同等的关注。但它是集刊而不是研究专著，每集的作者数十人，各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即便是对所论国家的汉学了如指掌，读者依然无法得到全局的知识。胡志宏新著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存在的不足。她以一人之力撰成七章约31万字的著作，介绍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范式，其中与秦汉史相关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一。本书的特点是关照全部汉学系统，选择有明确的针对性，介绍系统而全面，不仅考虑到汉学的发展系列，还注意重点介绍目前的研究态势。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早期宗教、民间宗教和鲁惟一的两汉研究”、“巫鸿与武梁祠研究”等专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个案上，都在关注着不同的史学范式，呼唤着中西学术的深层交流。如，《剑桥中国秦汉史》附录中针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提出的质疑，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之中以英文加以商榷、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的，却仅见旅居香港的吕宗力一人。面对这种落后局面，国内学者当共谋补救之策。
著名学者治学数十年形成的心血结晶一旦出版，以及集中多位学者心得的论文集问世，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年度我们有幸读到了几部这样的论文集：
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6]，约35万字，是“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丛书之一。结集了黄留珠先生1979年至2001年的有关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30余篇，涉及秦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祭祀制度、秦俑与封泥、神秘文化、精神风貌、边疆开发、人物评价等广泛问题，不论篇幅大小，均为有感而发，出自心裁。
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7]，50万字。从参加该研讨会（徐州，2001年）的论文中选编50篇结集出版。除以秦俑为中心议题之外，还大量涉及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丧葬文化、思想文化等方面。
《秦文化论丛》第九辑[8]，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定，约55万字。收集论文47篇，涉及秦陵布局与形制、秦陵考古新发现、秦代文化、职官制度等领域。
由黄留珠、魏金瑞为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是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与三秦出版社联手推出的大型学术年刊。本年度出版了第一辑[9]。它由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学术资讯三大板块组成，正如《发刊词》所言，这三者相结合的学术刊物，目前还不多见。它的视野不以中国大陆为限，而是兼及两岸三地、日本与欧美，体现了办刊者开放的胸襟和追求。从而为全方位地推进秦汉史研究与交流，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王子今、白建钢、彭卫主编《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10]，本书虽然以纪念著名史学家林剑鸣先生为其缘起，却与一般以回忆为基调的纪念文集不同，而是一部讨论问题的学术专集。全书29万字，除了《林剑鸣教授学术战略》、《林剑鸣教授主要论著目录》两文之外，共收录论文20篇。作者包括李学勤、周天游、瞿林东、黄留珠、熊铁基等著名学者和一批潜心治学、具有相当影响的“实力派”中年学人。文章内容涉及战国秦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法律、军事、社会各个方面，无论是对传统课题的重新思考，还是利用考古资料提出新的问题，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11]，其中对都城文化的研究，在徐卫民的成名作《秦都城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有深入开掘；对秦文化的研究，则兼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诸方面，体现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学术水平。
二 制度史研究
以职官制度及其运行为核心，制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研究专著应该注意下述四部：（1）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12]，全文约47万字。阎步克是当今有能力引导学术潮流的中年学者之一，稍早之前，他讨论“品位与职位”的论文发表之后，已经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引起了注意；本书出版之后，在《往复》网上展开过讨论。罗新《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读后》，所论精当。他指出：阎著经过深入而透彻的思考，建立了新的分析模式，扩张了学术领域，“毫无疑问，它展开了官僚制度研究的魅力，还展示了古代官僚制度自身由于精致、丰富和有序的演变，而带给研究者和读者无可回避的魅力。”针对阎步克在《后记》中的一段结论“在专制强化起来的时候，官僚的特权、自利的取向和贵族化的倾向，就会受到抑制，成为较有效能的行政工具。”罗新对此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认为这是作者的“预设结论”，而不是官阶研究的逻辑产物。罗新认为如果突出强调古代官僚制度的“理性行政”，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到对专制制度的全面认识。似乎罗新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更为强烈。阎步克也在《往复》网上做了回应。他说：“拙作着重揭示的是‘品位——职位’视角，把焦点置于专制皇权和传统官僚的关系之间。”他对书中没有说清的思路继续加以梳理，即“从皇权与官僚的矛盾，解释官阶制度的变迁”，可以加深对政治体制的认识。“官僚阶层与专制体制的关系，既有共生和依存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专职君权和专制帝国发轫于官僚的膨胀和贵族的衰微，而官僚的自主性和贵族化，又有可能导致专制体制的‘倒行’。”“较之君主个人性的专断和昏庸、官僚个人性的贪污受贿，拙著更关注的是官僚‘自主性’和‘贵族化’的制度空间。”他认为，品位分等、职位分等的此消彼长，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传统专制官僚政治长时段变迁的更多奥秘。上引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阎著的特点与学术价值。（2）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13]，约27万字。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之一，作者力图以开阔的视野，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对秦汉官僚制度加以总结性、综合性研究。他从“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秦汉官僚制度渊源与演变考述”、“秦汉三公九卿制度探微”、“秦汉皇权与官僚制度”、“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秦汉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西汉东海郡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做了层层递进的分析。特别是其中对“秦制、楚制与汉制的关系”、“两汉之际建制考”、“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等问题的论述，都颇有深度和新意。（3）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14]，20万字。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纵论汉唐爵制的学术专著，分为“封爵的形式”、“封国、食邑户及衣食租税”、“封爵的授受、传袭及推恩”、“封爵制度与其它政治制度的关系”、“封爵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五章，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封爵制度得以完善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其标志有四：食租税权与领民权的分离；同姓封爵（王）与异姓封爵（侯）的分离；赐爵制（民爵、吏爵、武功爵）与封爵制（列侯与王）的分离；封爵与职官的分离。据此总结出封爵制度的根本特点：具有政治等级名分而无行政权；享有封国及食邑户；世袭相承，衣食租税。数据详尽，结论明确，对前人误说多加订正。其中所论封爵制与虚封制、官制、礼制、律令的关系，颇有新意和创获；或许因受篇幅所限，论证尚感不够厚实。（4）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15]，31万字。使用分析与实证方法，从分裂与统一演进的角度，对汉魏晋三朝的皇权转移问题作了再探索，为东汉与魏晋历史的衔接提供了一个新的脉络。其所论东汉分裂的三个因素（皇权世俗化、士大夫、郡国本位化），皇权争夺的三种力量（豪族、士族、胡族），均加深了对东汉历史的认识。
研究职官制度重要的论文有：沈刚《汉代宗正考述》[16]，对管理皇族宗亲事务的重要职官——宗正的渊源、职能、选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应该指出的是，对宗正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论及宗正，除去讨论其属官的内容之外，所着笔墨有限； 上引2002年出版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尽管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一节，但也未曾论及宗正。沈刚在本文中指出，宗正来源于先秦时代卿大夫家族内部的家臣制；宗正的主要职掌是管理宗室属籍，借以达到维护宗室秩序、约束宗室行为的目的，这也是宗室一职行使职权的基础所在；此外，治宗室之狱、参与帝后废立程序、典宗室婚丧之事，也是宗室的重要职掌；在编制两汉宗正表的基础上，分析了宗正选任的演变特点——对宗正的要求逐渐看重其实际行政能力，其地位由礼仪性的职官向实权性的职官转化；宗正“世掌化”的倾向存在于两汉之世。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17]，是颇见学术功力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刘后滨是以隋唐政治制度研究为其专业方向，尤以官文书以及中央政枢权力运作为其特长，以这种知识结构为凭借，上溯秦汉政制，偶一为文，即成佳构，印证了通识之才、专精之学的重要。蔡邕的《独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官文书形态的文本，也是讨论秦汉官制的重要依据，但是，对它的文本整理是存在欠缺的，因此有关的“常识性”理解，都有可能存在误读。刘后滨的文章，有两大贡献：其一，对《独断》的文本内容加以考订，从文字标点、内涵理解两个层次，订正了此前存在的误读和误说。如，关于“制书”一段文字，他指出了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的标点错误，并就汪桂海对制书应用范围理解的失当之处加以商榷；又如，指出了人们对《独断》关于“诏书”的概括也存在严重误读，他从文书用语的角度，并援引汉代的四种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对“诏书”的三种形态，逐一加以考论。其二，对汉代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查，就其中的变化划分出汉武帝时期、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东汉中后期三个时段；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在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记载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认定《独断》所载公文书只是蔡邕时代的制度，那么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刘后滨所提出的警示，应该引起治汉代制度史者足够的重视。余华青《略论秦汉王朝的保密制度》[18]，对秦汉保密制度的保密范围（君主行踪、宫省事务、军事行动、重要政务、公文秘籍）和保密措施（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定、查处泄密事件），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论。体现作者的人文思考，他强调指出，秦汉的保密制度带有与生俱来的浓烈专制色彩，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的保密制度往往“变味”，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成为官僚政客之间相互攻讦的凭借口实；妨害了政治文化的正常传播，也影响了国家政权效能的正常发挥。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19]，联系汉文帝时期的“养老令”和出土于武威的“王杖十简”、“王杖新简”等4种简牍资料，深入讨论了汉代的养老制度与王杖制度的关系，指出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赡养，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他们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两种制度并行，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他还据此对两副出土于四川的画像石的画面，作了“养老图”的解读。赵光怀《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20]，探讨了汉代诣阙上诉制度的渊源、内容和影响，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成功之作。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21]，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对汉代设置于西域的重要职官戊己校尉，进行了全新的考释，订正了前人的不完善之说。指出其职树情况是：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后又都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还要受敦煌太守节制，东汉后期则由凉州刺史令护。勾承益《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 》[22]，对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相”的作用、“相”称谓的设置和变迁、“相”与诸侯王的关系、汉廷任“相”的方式和标准、“相”的行政职能等作了讨论。勾承益本年度尚有《先秦礼学》[23]一书出版，可见他对礼制、官制素有研究，故所论本末兼顾、脉络清晰。吴荣曾《汉代的亭与邮》[24]，根据近年间新出简牍材料，论证了三个问题：汉代的亭，其性质是禁盗贼，与乡是平行关系；邮在西汉时是地方上的文书传送体系中的一种机构，东汉人以为西汉时邮被置取代是没有根据的；汉代的驿，主要指传送文书、信件的驿马，驿成为驿站当在汉以后。后两说均有改写成说的意义。还有以下几篇文章，也值得注意。高荣《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25]，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26]，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27]，王谨《王莽与州刺史改州牧》[28]，卫广来《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29]，讨论虽各有其侧重点，但均有自己的创获。
关于秦汉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而且大多是利用新出简牍材料立论，为了照顾综述“话题集中”的要求，皆下移到第七个专题中介绍。
三 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的经济史研究状况，突破了惯有的平淡，而表现为生动活泼。几个较为集中的讨论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新出简牍材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高敏是利用《张家山汉墓竹简》材料加深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西汉时期的“傅年”初探——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30]一文，在运用研究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的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张家山汉简的有关材料，再一次论证了秦时始役的年龄是15岁的观点。他的《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31]，对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汉时期的刍、稾税制度的记载，进行了全盘考查，就这一历史文献记载中奇缺的重要经济制度，勾勒出它发展变化的脉络。文章指出，云梦秦简的出土，让我们知道了秦时刍、稾税制度之梗概；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又使人得知刍、稾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则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稾税制的空白。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32]，以近年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和传世文献相参证，论述了西汉在西域渠犁的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于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屯田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学术争鸣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李根蟠《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33]，对《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而不是指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狱市”或“市狱”，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普遍存在于各地，而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臧知非《汉简“提封”释疑——兼谈汉代“提封田”问题》[34]，利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尹湾汉墓简牍、青川秦牍、云梦秦简提供的“提封”资料，就争论日久的汉代“提封田”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他认为，特别是《算数书》的记载，表明在以前的争论中他和业师田昌五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结论是“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提封田法仅仅用于计算土地总面积，其余不可垦之地，可垦而未垦之地也要用提封的办法计算，而不仅仅是对‘土地面积的概算’。”也许关于提封田的争论可以结束了。杨生民《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35]一文，通过对历年考古所见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得出了“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的结论。以前曾有学者根据犁的变化来论证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杨生民的文章就是对类似观点的质疑和否定。张竹云《汉代庄园与西欧庄园的比较研究》[36]，比较了西欧庄园和汉代庄园的异同，认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看，庄园经济形态的存在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3）出现了开掘研究深度、开辟研究领域的论著。臧知非对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素有研究，在1997年——2001年间，他与李恒全之间围绕着汉代田税问题，在《史学月刊》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先后刊发4篇文章，展开过往复辩论式的学术论争[37]，可视为近年间学术讨论的范例。臧知非的新作《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38]，认为分析吴简《吏民田家莂》的材料，可以间接地证明东汉时期是把土地分为三等，并分别对之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冷鹏飞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39]，以及论文《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40]，论证了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并分析了农业突破小农经济模式、融入商品经济发展的策略，指出了推进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革命，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对于维护农民的收益、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积极作用。张泽咸《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41]，考察了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的总体状况和具体部门的生产情形，讨论之细致深入，实为此前所不见。施伟青《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42]，对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做出了有别与既往结论的考证，他运用秦简《日书》的材料，重新解读了战国时期秦国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探寻商品经济能够较快发展的原因。李恒全《试述汉代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43]，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汉代官营手工业也部分从事商品性生产，这其实是商品生产的一种畸形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张弘《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44]，论证了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经过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呈现出从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过程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同步运行。此外，高良筌、赵光怀《汉初货币政策与汉初政治》[45]、王欣《汉初封国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析》[46]、王文涛《汉代河北纺织业略论》[47]、刘瑛《论商品经济对两汉世风的影响》[48]诸文，都对所论问题有所开掘或拓展。
本年度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可谓精彩纷呈。
赵沛《两汉宗族研究》[49]、张仁玺《秦汉家庭研究》[50]两部专著，对汉代宗族和家庭的研究，都注意以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审视和论述问题，特别是注重文化人类学理论、新出考古资料的价值，体现该课题最新的研究水平。赵沛《养士之风与汉初的豪族政治》[51]、崔向东《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52]两文，分别从阶段性、地区性的角度，加深了对豪族问题的研究。
彭卫、杨振红合著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53]， 约56万字。本书从风俗和日常生活角度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秦汉时代饮食、服饰、居住、出行、婚姻、卫生保健、丧葬、农业生产、俗信、节日、游艺交际和社会风尚，立论扎实稳妥，较之以往相关研究，均有不同程度推进。如以往对节日研究重视不足，本书对秦汉节日的来源、构成序列和历史延续进行全面清理，通过与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对比研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秦汉节日在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中的独特作用。在本书“导言”部分中，作者秦汉时期风俗的时代特征，风俗的形成和变迁进行了宏观解说，指出，风俗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同样重要的第四种历史力量，秦汉时期所有重要征象都可由植根于社会中的风俗世界得到有意义的解释。周宇《从〈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俗奢靡问题》[54]，指出居延新简所见的《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是一份完整的官方文书，是居延戍军执行朝廷关于限制吏民嫁娶费用法令而形成的原始记录。他考证了该文书形成于东汉初年窦融割据河西时期，而其中引用的相关诏令则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颁布的“吏民嫁娶之品”的部分内容。婚俗奢靡是两汉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王莽规定的吏民嫁娶费用标准，与该阶层的普遍收入水平相适应，具有合理性，因而得到了长期执行。这是以居延新简与《汉书》相参证，具体研究婚俗奢靡问题的好文章。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55]，认为儒家推崇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厚葬之风盛行，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家族墓地，盛行对祖先的祭祀，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关于秦汉的福利问题，由于受资料和选题眼光的双重限制，一直是研究的空白点。王子今等著《中国社会福利史》[56]，是第一部总结历代社会福利法令、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社会福利观念的学术专著。王子今撰写的《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一章分列“《吕氏春秋》体现的社会福利意识”，““汉王朝的社会福利宣传和社会福利措施”，“王杖制度及其实证”，“秦汉社会福利立法”，“秦汉民政事务中的社会福利内容”，“除肉刑 · 恤废疾 · 眇伛各有所宜”等节，大体概要说明了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状况。陈业新《两汉荒政特点探析》[57]，指出了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频发的灾害带来了严重后果，加之灾害系“天谴”之说的影响，汉代统治者实行了许多荒政措施。进一步分析了两汉荒政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的保障等特点。
关于生态环境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成果：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58]，从农事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前后汉相比，西汉时期略冷，东汉时期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他的另一篇论文《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59]，分析了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即人类不适当地开发性生产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导致生态调节能力大大降低；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使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朝那湫》[60]，讨论了西北高原湖泊朝那湫的历史演变。《秦汉长城的生态史考察》一文，载《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61]，则提示了以生态史眼光考察历史遗存的可能。作者分别论述了“长城：生态区的分界”、“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生态变迁与长城兴废”等问题，从新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提出了有意义的新见。他的《“金线狨”：金丝猴的故事》[62]一文，也涉及秦汉生态环境的变迁。杨振红《论汉代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文，收入《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论文集[63]，本文以汉代西北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者不同意片面强调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指出，人口迁移可以部分改变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但其影响不能估计过大。两汉时期气候由温暖潮湿向干燥寒冷的转变，是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为人口迁流方向提供必要前提。
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于1994年出版之后，曾屡获好评。他有三篇更为具体和细致的考证新作：《秦汉“夜行”考议》[64]，《四川汉代画像中的“担负”画面》[65]，《秦陵步兵俑的行縢》[66]，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秦汉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夜行”一文，不仅指出了“夜行”是一种特殊的交通方式，还具体考证了民间“夜行”现象、“夜行”的形式、“夜行”之禁等问题，饶有深意的是，他进一步从 “圣人贵夜行”的古籍记载，试图揭示“夜行”的神秘内涵和象征意义。一个不被常人注意的问题，王子今可以做出一篇恢恢洒洒的考论文章，就是他的功力之所在。可以说，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多种具体的交通方式的讨论，深化了对秦汉交通史的认识。彭卫《汉代旅舍蠡测》[67]一文，对传舍这一出现于先秦至汉代更为系统规整的信息传递机构，做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他把文献资料和居延新简、悬泉汉简的资料相结合，对传舍的类别、管理方式、职能、以及汉代人士的旅行恐惧，均做了论述。最后提出，“传舍的一系列规定明确显示，政治等级是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政治秩序也由此得到肯定和规范。这个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必然是将‘非政治人群’从‘政治人群’中剥离出去，‘政治人群’和‘非政治人群’的抽象符号以生活鸿沟的具体表现得以展现。”显然是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光。
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研究，王子今有两篇内容相关的论文，《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68]、《秦国女权的演变——从秦国两位太后说起》[69]，认为宣太后和秦始皇太后都在政治上专权，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专权的太后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既是秦重女权的体现，更可以证明“秦与戎翟同俗”是确实存在的文化倾向。对生活上不谨的太后的处置方式，前期秦昭王较为宽和，后期秦始皇则较为严厉，由此可以看出秦国的女权也经历了盛衰变化。思路旨趣大致相同的还有葛志毅《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70]一文。宋超《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71]，则从国势盛衰的角度，分析了肩负政治使命的女性的景遇变化，讨论了在汉匈之间“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模式下她们必须面对的不同归宿和象征意义。薛瑞泽《论汉代的夫妻关系》[72]，高凯《〈二年律令〉与汉初女性权益保护》[73]等论文，也各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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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秦汉-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上)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