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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1年秦汉史研究概述

秦汉史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年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以秦汉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如长沙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沙，8月16日至19日），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徐州，月21至24日），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咸阳，10月27日至30日），长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11月28日至29日）的召开，对于秦汉史的研究有所推促。本年度问世的秦汉史论著，有学术新见提出。《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本年度较为集中秦汉史研究成果，有《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秦汉史论丛》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月版）等。

一
对秦汉社会状况的全面考察，近年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在2001年的成果中，多有学史进程中可以留下深刻印迹的论著。
彭卫、杨振紅的《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篇可以综合体现出作者理论素养和考据功力的论文。作者分析了在秦汉这一历史阶段风俗演变，不仅注意到风俗的动态演进，而且注意到风俗多元的区域构成，对于秦汉风俗的强烈世俗化色彩，也有所论说。对于秦汉时期风俗观的特征，作者也有较全面的分析。论文指出，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多种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这些观念表现出明显的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的思想之中，这既是秦汉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秦汉社会生产的主体形式农业的成就估计过高的问题，认为当时先进耕作制度体现在农学论中，远未普遍推广。就具体生产技术而言，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的过渡阶段。论者提出的证据，对多数研究者来说，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有益于启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文中所体现的对于经济水平的评价所持高度审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杨际平《试论秦汉农具的推广程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也通过对铁制农具使用的考察提了同样的论点。马新在《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中指出，应当深入到当时的乡村社会，去把握其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状况。论者认为，两汉时，铁犁和牛耕的普及程度是有限的，当时翻耕土地，还较多地使用着耒耜。汉代耕作技术的发也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我们“不能以某些局部的先进来代替乡村中一般农家的普遍面貌”。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不仅对于战国至汉社会动荡时期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发表了独的见解。作者坚持的“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的观点，对传统的战国秦汉社会的理解形成冲击。一观点，或许会刺激学界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使旧有的社会历史观有所更。何兹全等先生近年强调社会史研究不应仅限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层面，更应当关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张金光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或许可看作响应这种意见的范文。
宁可《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版社2001年8月版）一文以汉末张鲁五斗米道起义的史料为标本，对于汉代“社”的结构和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发表的观点和提示的方法，无疑有益于汉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化。 对于秦汉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分别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何兹全发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战国秦汉是城市交换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城市换经济支配农村经济的时代。“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都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也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地主、‘庶民地主’，他们的兴衰、演化都是受交换经济、城市经济支配的。在整个社会和社经济中，他们是被动的，被支配的。”“战国秦汉的农民，受交换经济的支配，走向两条路，奴隶，一是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是主要命运，佃农、依附性佃农是后起的命运，奴隶之衰，佃农、依附性佃农之路兴。终在汉之世，小农的命运在这条路上转，没有超出这条路，有跳出这条规律。”这些论点，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萧放的《〈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文史知识》2001年5期），尹建东的《试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关于汉代豪族，王彦辉除《汉代豪民研究论纲》（《史学刊》2001年第4期）、《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1第4期）等论文外，还出版了学术专著《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张政烺的《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历史教学》2001年1期）写道，“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一点，实在是不必要的。刑徒虽然是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繁重，从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论者于是指出，“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李振宏的《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历史研究》2001第5期）一文使用汉简中人所熟知的资料，却能够以新的视角观察，得到了新的发现。作者否定“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进行汉代边塞军事机构中“特定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考察”，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破除将一切都归结为“斗争”的观念，看到在历史的长时段间往往社会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思路是有启意义的。
对于汉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特殊作用的巫，马新在《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代民间社会中的巫祝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是汉代的巫并没转化成相对独立的宗教僧侣集团，而是一分为二，或成为朝中辅佐君王与天沟通的工具，或为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东汉时代，巫的功能进一步下移，成为纯民间的一个社阶层。
贾丽英在《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一文中分析了汉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家庭中的地位，对于从性别关系角度考察社会史，提出了有意的新见。作者认为，汉代妇女不仅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还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张弘在《战国秦汉时期私商类型叙论》（《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中将私划分为五类：贩运商人、盐铁商人、囤积商人、农林畜牧商人和中小商人。作者认为，商人不辞辛苦奔走各地的求利的本性，除沟通了各地经济交流之外，还加强了各地间的文化联系，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流民是汉代特殊的社会群体。李伟、雍际春的《两汉流民问题初探》（《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流民的构成和去向，对于流民问题的社会文化影也有所总结。马新关于汉代乡村社会的研究已经有系列成果发表。《试论两汉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从新的角度观察，再一次探及汉代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的论文《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和《人生哲理谣谚与两汉世风》（《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也是汉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
二
对于秦汉政治史的考察，依然一如既往，集聚了诸多研究者的学力。就学术思路和学术法而言，2001年的有关论著多有新异之作。
对秦政治史的总结，学者往往仍然继承“过秦”的传统，着眼于总结秦失败的教训。如刘道、李勇《秦朝史事辨》（《芜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张弘、朱红《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业管理政策》（《济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孙绍义《秦始皇“焚书”探》（《语文学刊》2001年第1期）等，遵循这一思路而各陈新见。
黄留珠、富谷至的《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4期）一文指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但总的趋势却是向端化、绝对化的演变。
秦史政治人物研究的论著，如卢鹰的《秦始皇嬴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及汪高鑫的《秦始皇历史意识散论》（《人文杂志》2001年5期），孟祥才的《秦皇汉武异同》《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王晖的《李斯心态个性及其人生喜剧》《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等，对于研究对象都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剖析。张小锋的《“公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汉昭帝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指出戾太子刘据势力对政局的影响，而谶言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神奇魅力的会背景也得以说明。卜宪群的《两汉之际建制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对于两汉之际政制建设的研究，有填补政治史的空白意义。阎步克的《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祥才的《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都以秦汉政治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这两部论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参考与借鉴提供了方便。
陈苏镇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版）是近年面世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的力作。作者讨论了西汉二百余年间政治史演进的大势，指出儒家《春秋》在这一期间所表现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作用。全书既重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的分析，又关注治演变、政治运动的总结，两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两汉政治文化的特色。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的出版，在秦汉史学界起了新的研究热潮。在北京，就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主持）和中国文物研所（李均明主持）两个研读班在进行集体研读。参加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和国政法大学的学者们。研读期间，又有甘肃、河南、台湾以及韩国、日本学者参与。研究者为重视的，是题为《二年律令》的法律文书。在研究这些文书基础上，已经有以汉初法律、初政治和汉初社会为对象的学术论文完成。
汉代政治文化研究成果中，作为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之一的孙家洲著《两汉治文化窺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堪称上乘之作。作者就学术理念与政治实，政局、政论、政策，以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进行论述，可以说，研究是多层的，结论也多有创见。晋文著《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9月版）同样将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从以经治国的政治原则分析，采用多方位、多视角考察的方法，这一政策对于广阔的社会层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作为“中国学术史系列”之一的吴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是一部有相当分的总结思想学术史的成功论著，在其中有关西汉的今文经学、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内容中，讨论了经学对于汉代政治的作用以及有关政治文化现象对于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武帝是汉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有关汉武帝的生平事业以及政治作用的论著，已发表多种。杨生民著《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是其中总结最为详尽、分析为全面的一种。有关政治人物的论文，有高敏《论汉文帝》（《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煜《评汉武帝》（《史学月刊》2001年4期）等。
研究秦汉政治史的论文，还有田旭东的《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政：读〈汉书〉札》（《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宋艳萍的《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史学史研究》001年第3期），于振波的《汉代法律运行机制的现代启示》（《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孟祥才的《析戾太子之狱》（《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李新城的《论秦汉相权之变迁》（《华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扆晓红的《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师学报》2001年第4期），晋文的《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01年第4期）等。
安作璋的论文《汉代的官箴》（《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001年8月版）注意到汉代“官箴”作为从政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意义。他还指出，箴既是君王治吏的准绳，又是吏治的一面镜鉴，其中对各种官德、官纪的规定，形成了国家理君臣关系、各级官吏之间关系、官吏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吏个人操守、工作效率等一列原则。这些原则对于调整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持长治久安起了重的作用。
三
秦汉生态史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初即表现出新的进步。
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秦汉时期态思想逐渐成熟的背景，在于当时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先秦而言大为下降。论文总结了秦汉时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就生态思想史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回而言，进行了必要的工作。遗憾的是，此文可能由于完稿较早，作者没有来得及利用甘肃敦悬泉置遗址所发现壁书汉平帝元始五年（5）《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这一重资料。这一可以在一定角度体现西汉王朝生态保护政策的资料已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有所介绍。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版社2001年8月版）也包容了这一资料。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一书发表了更为完备的整理和研究成果。
陈业新的另一篇论文《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1期），从生态条件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切入，考察了生态条件对于区域文化面貌的作用。

温乐平《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指出，汉自然灾害显然比西汉增多，灾害的爆发有明显的地域性，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于当时的口数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维护稳定，汉王朝曾经采取过一系的救灾措施。官德祥的《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阎希娟、郭文的《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唐都学刊》2001年第2期），赵夏竹的《汉末国时代的疾疫、社会与文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王福昌的《汉代荆扬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论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子今的《两汉的沙尘记录》（《寻根》2001年第5期）以及《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犀的分布》（《面向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等，也就生态史的有关专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西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是否发生过海浸，学界曾经有持续多年的争论。陈雍在《渤海西岸汉代遗存年代甄别--兼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海浸》（《考古》2001年第11期）一文指出，渤海湾西岸目前已经发现100余处西汉、东汉及汉魏时期的遗存，过去所说的渤海湾岸古代遗存“年代断裂现象”并不存在，因此得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没有发生过海浸的结。
四

在秦汉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2001年推出的新成果，也有值得特别予以介绍的论著。 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是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基础完成的新著。全书分“历史篇”和“思想篇”，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于是读者对于当时关道家的历史与文化，可以产生立体的印象。
列入“艺术与思想史丛书”之一的陈启云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2001年2月版）一书中，有三篇以汉代思想文化为主题，即《后汉的儒•法•道家思想》、《荀爽易传中的革命思想》以及《荀悦与后汉思想》，都值得文化史学者一读。
张峰屹著《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李珺平著《春秋战国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也都从比较新的角度开了认识秦汉思想文化史的新路径。程勇在《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学术月刊》001年第8期）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汉代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的程以及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对于文学的影响。王玉华的《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则讨论了这一历史过程对于史学的影响。吴怀祺的《汉〈易〉〈汉书〉》（《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论依据。傅永聚、范学辉的《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也论述了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所建构的正统儒学作为东史学指导思想的作用。
秦彦士《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浮沉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南学坛》2001年第5期）探讨了墨学这一汉代非主体学术流派的历史文化作用，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也就此揭示了汉代政治与学术的相互关系。
儒学获得独尊的地位，是汉代文化形势发生剧变的重要标志。而士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有关研究成果有王保顶《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江海学》2001年第1期）以及《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于迎《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晋阳学刊》2001年第1期），张峰屹《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南开学报》2001年第2期），李军《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姚靜波《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史集刊》2001年第1期），孟祥才《论孔融的悲剧》（《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论文。张强的《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讨论了汉时期从“以吏为师”到“以师为吏”的转变，指出汉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自汉昭帝之后，人主师为相成为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中期以政治的基本特点。张侃的论文《论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的生命悲剧意识》（《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则从另一角度描绘了士人心理的时代特征。
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诸因素中，有政治形势的作用。沈骅的论文《论分封制与汉初学术荣》（《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新的视角对于汉初的时代条件对于学术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2001年第2期）一文总结了汉代经学流变的脉络，并且指出其改造和融合，是必然的文化趋。又特别强调，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以思想文化为着重点的秦汉区域文化的研究，又出现了逐步深化的可喜向。孙家洲的《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华的《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刘玉堂、陈绍辉《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王健的《道家与徐州考论：兼汉初黄老政治与刘邦集团之文化地缘关系的背景》（《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等，都描绘秦汉时期的文化地图提供了新鲜色彩。

《汉代城市研究》一书未及介绍，茲补记如下：
《汉代城市研究》，周长山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57千字，有漆侠序和本田治序。书结构为：前言；第一章，汉代城市的发展概况；第二章，汉代城市的分布；第三章，汉代城郭；第四章，长安与五都；第五章，汉代的城市人口；第六章，汉代城市居民的基本编--里；第七章，汉代城市中的市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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