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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3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综论

王万盈(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总体性论述 孙家红《经济史研究散论》(江西财大学报1)认为经济史是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其产生的时间、学科的性质以及研究的取向，都是值得很好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问题。王东《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技术创新论——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新论》(天津社会科学1)认为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础。郭沂《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6)将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阶段。毕道村、肖翠松《论中西封建时代城乡经济关系的不同性质》(人文杂志2)认为，由于西欧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权与货币权关系截然相反，致使两者城乡经济关系大相径庭。林文勋《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思想战线3)指出，专卖政策与重农抑商的区别极为明显，二者既表现为实施动机上的不同，也表现为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的不同。作为封建国家在工商领域的两项基本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二者一直并行不悖的得以推行和实施。专卖制度和官营商业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重农抑商政策。梁宏志、曹端波《论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从“长时段”理论进行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3)认为专卖制度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评价其是否阻碍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将其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时段”里进行考察，才能明晰其在整个历史上的作用。李绍强《论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政策的变革》(历史教学10)认为在封建社会，国家控制工商业是既定国策，但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姚登权《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滞后的人文思考》(求索2)认为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封建统治者重农轻商的治理思想。
土地制度与产权 利用出土简牍研究秦汉土地制度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高敏《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二年律令》中的<户律》提供了汉初如何授田以及不同人群授田的不同数量等内容，说明授田制是国有土地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确证了“以名占田”和土地买卖的真实合法存在．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3)认为战国秦汉时期以爵位名田宅制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臧知非《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提出汉代授田以名籍为准，数量依然是每夫一顷，土地一经授予即归私有。以授田为基础，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李恒全、朱德贵《对战国田税征收方式的一种新解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指出战国田税征收以顷为单位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农民的百亩之田并非单纯种植一种谷物，而是几种谷物并种，这决定着田税只能以亩为单位征收。宋海斌《西汉移民屯田与古罗马土地政策之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对汉代移民屯田与罗马政权所建立的垦殖地做了比较，认为二者在屯田者、屯田目的、屯田区域等方面有较大区别。胡钢、朱宏斌《浅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市场萌芽的历史前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1)从农业生产力革命、商品经济和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以及法权角度分析了春秋战国土地市场萌芽的条件。刘旭东《从汉代私有土地来源考察其土地私有制特点》(涪陵师院学报2)认为汉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特点是土地买卖还没有达到“自由”买卖的程度，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往往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而变动。在土地转让、买卖没有取得纯粹的经济形式。魏天安《从模糊到明晰：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之变迁》(中国农史4)认为，西周井田制是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多级贵族所有制，周王是土地所有权的最高代表，但“国有”或“王有”并不能概括土地产权的内涵，反而使土地产权更显模糊。春秋战国时期，土地产权由多极所有向两极——国家与个体家庭集中，商鞅变法凭借国家权力推行“授田”，从此确立了个体家庭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的产权开始分离。
秦汉时期，土地单级所有制结构虽已建立，但国家对土地产权的保护却软弱无力，地权的流动呈现出强烈的法外色彩。无论是国有公田还是私有民田，都受到政治强权的干预，单级土地所有权尚未受到法律应有的尊重，这是土地产权不明晰的重要表现。蒋涵英《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产权)(苏州大学学报1)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产权极不明晰，国有和私有产权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对产权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造就了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非制度化。土地化公为私，化私为公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其农业产权的国有性和私有产权一样，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一方面还有杨师群《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产权问题的考察：与西欧中世纪农民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8)等。
农业 孔昭宸等《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一文分析了中国原始农作物的悠久性和多样性。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3)认为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重叠的混作区。顾国达、徐俊良《论我国蚕织业的多中心起源》(浙江大学学报3)认为中国蚕织业起源的时间距今至少在5500年以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四川盆地的三江流域都是蚕织业的起源地之一。游修龄《关于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的问题》(浙江大学学报3)指出，《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所提出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以及说范蠡《养鱼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甲骨卜辞中的“在圃渔”的“圃”字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曾雄生《“却走马以粪”解》(中国农史1)对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做了阐释，认为“却走马以粪”是肥田的一种方式，即中外农业史上普遍存在的将家畜停留在大田中，通过遗撒粪便而直接给大田施肥的一种原始的施肥法。对此观点，游修龄有异议。在《再论“却马以走粪”》(中国农史2)一文中指出，“走马以粪”并非指以马粪肥田，而是一种骑马或走马播种的方式。康德文等《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进步之考评》(江汉考古4)认为战国时期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在质地上和种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性。樊志民《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史学月刊5)认为战国秦汉时期以大司农系统为主体的农业管理机构与太仆、少府、水衡所属农官以及郡县乡里农官，共同构成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张泽咸著《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秦汉、六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农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阐述了农牧业发展的动态变化，揭示了各个地区在汉以前和唐以后的农业发展源流及其演变。张泽咸《略论汉魏北朝时期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认为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在先秦时期就足以与关中、蜀中相埒，在秦汉时期，海河平原地区开垦了不少荒地，农业经济获得了稳定发展，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河北平原经济繁荣的基础。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对西汉在鄯善伊循城的屯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伊循屯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控制鄯善国并进而威慑南道诸国。颜玉怀等《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形式选择》(西北大学学报4)认为氏族组织是我国最早的农业生产组织，其后演变为以奴隶主或封建领主占有土地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春秋战国时期铁器运用于农业后，生产组织演变到最小单位——家庭个体。
手工业与部门经济 杨伯达《西周自南北朝自制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5)认为我国自制玻璃大体始于西周初或殷末。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玻璃珠输入我国。大月氏吹制玻璃术于汉魏传人我国后，也出现了自制的空心玻璃器皿。蔡礼彬《从出土材料看战国时期平民手工业者》(求是学刊5)认为战国平民手工业者分为专门的小手工业者和以副业形式存在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平民手工业者多是几个家族混居在一地，各自以小家族为生产单位，较少进行生产合作，生产技术多数只是在狭小的家族范围内或师徒间传承，因而生产技术不能更大地推广与交流。欧安欣《中国古代手工业经济区域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认为手工业经济重心．迁移的总趋势是由北向南，古代手工业经济区域分布的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袁永明《战国时期玉器制作工艺的若干探讨》(江汉考古1)对战国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探讨总结。房道国《试论先秦时期冀鲁豫地区的蚕丝手工业》(东岳论丛2)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冀鲁豫地区桑蚕业就已经产生。商代有了进步。到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其种桑、养蚕和丝织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当时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地区。杨东晨、杨薇《论中国纸发明和工艺改进的年代——兼论西汉初造纸者和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的功绩》(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认为纸的创造发明始于西汉初。现有的考古发掘打破了东汉蔡伦发明纸的说法。而蔡伦的功绩在于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张德全《汉代四川酿酒业研究》(四川文物3)认为秦汉时期的蜀郡成都、广汉郡绵竹、犍为郡宜宾、江阳郡泸州等地，为汉代酿酒的主要地区。郭立新《论汉江东部地区史前时期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东南文化9)一文也就相关问题做了研究。
盐业史研究继续引起学者的关注。陈伯桢《由早期陶器制盐遗址与遗物的共同特性看渝东早期盐业生产》(盐业史研究1)分析了渝东早期盐业生产的遗迹及其所涉及的制盐技术。李小波《三峡古代盐业开发对行政区划和城镇布局的影响》(盐业史研究1)认为渝东长江流域地区是井盐开发最早的区域，盐的利用与早期聚落的起源密切相关。汉代川东城市分布特点就是以产盐地为中心，呈分散状态。王子今《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的早期井盐史料及相关问题》(盐业史研究3)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中《金布律》的内容做了剖析，指出《金布律》中关于“私盐井煮”的记载是迄今所知井盐史最早的资料。而其他有关简文，也有助于对西汉初年盐业史的认识。
区域经济开发 吴春明《古代东南海洋性瓷业格局的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认为中国陶瓷主要是通过海洋传播和影响世界。最早在东汉时期，东南沿海海洋性瓷业生产销售格局以及贸易体系的雏形已经形成。吴小平《从考古看闽越人的农耕经济形态》(厦门大学学报2)认为在先秦两汉时期闽：也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导致了闽越人的农业经济长时期落后于周边地区。刘磐修《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1)指出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时，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朗出现两次高潮。在此期间开发主体也在发生变化。西汉时期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到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则成为河套开发的主要形式。武沐、王希隆《汉武帝开发上郡秦故塞以北诸县的量化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认为上郡秦故塞以北诸县是汉武帝时期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共开垦土地约100万亩左右，其开发规模空前。高敏(从东汉时期人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3)认为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这个事实，看出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大大超过西汉时期。张勇、徐昌强<论秦(西)汉时期吴越楚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贵州师专学报1)、黎小龙、张渝《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西南师大学报3)、李桂芳、黎小龙《从“朱崖故事”和不弃益州看两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治理》(中华文化论坛2)以及阿其图<试析秦、西汉中央王朝经略式的北方农业开发》(内蒙古师大学报5)、刘磐修《古代泗水与苏北农业开发》(光明日报1月7日)等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市场与商品经济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一书是研究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作。但也以一定篇幅论述了宋代以前的商人和商业资本问题。就先秦秦汉而言，姜锡东指出，最迟在尧舜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商品交换活动，夏代的天然贝和仿制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商末周初的农民业余经商者不在少数。西周时期商人阶级形成，到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和商人阶级获得了快速发展。朱红林《<周礼>中的契约及其反映的商业关系》(北京工商大学学报4)对《周礼》中的契约种类、契约管理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官营借贷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其《<周礼>中所见的商品价格管理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从官方定价、制定价格的依据、商业契券中对价格的确认、通过市场商品价格以考察国家政绩等四个方面对《周礼》中所记载的商品价格管理制度进行了论述．邹芙都、江娟丽<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衡阳师院学报4)认为在楚国已经形成完善的货币制度、严密的征税管理机构、发达的国内外商贸交通网络、规范的市场体系和贸易往来。郑小娟《战国秦汉商业发展略论》(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空前繁荣的主要表现就是商人阶层的活跃和经商范围的扩大。黄今言《论秦汉商品市场发育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秦汉时期从京畿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已出现了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市场。各地市场的联系增多，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商品流通并非畅达。由于社会环境差，垄断多于竞争，未能使市场机制充满活力，秦汉商品市场仍有它的封闭性和无序性。侯强《春秋战国市作用考论》(安徽史学2)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在经济上的作用是解决了物资匮乏，促进了货物流通，为国家提供了市税收入，引导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引起了人口向城市流动。黄今言、王福昌《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认为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有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但当时的农业商品生产又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地域性和分散性，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王刚《从债务问题看西汉商品经济状况》(安徽史学3)认为西汉时以货币为中心的债务关系已渗人每一阶层的生活中，放贷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债务问题的发展使西汉商品经济成为一种变态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形态。温乐平、程宇昌《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大学报6)认为西汉初期的平价制度基本上法制化。柳思维《对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第一个高峰期的探讨》(湖南商学院学报3)认为“城“先于”市“产生，两者有一个分立和融合为一体的进化过程。城与市的融合是城市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孙瑞《<周礼>中市场行政管理文书研究》(吉林大学学报3)认为周代极为重视市场管理，制定了市场行政管理政令和证明文书，对先秦市场的行政管理和行政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赖琼《汉长安城市场的布局与管理》(江西社会科学4)结合考古与传世文献资料，探讨了汉长安城市场布局与管理制度。
财政、货币与税收 孙文学《“食货”：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诠释》(社会科学辑刊5)认为秦汉时期，“食货”制度更加规范，理论也趋于完善。“食货”一词不是国家财政经济的统称，而是具有完整概括财政的内涵和外延，具有特定含义的财政概念，更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完整、系统的诠释。孙瑞《<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东北师大学报3)提出，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人情况的“会要”，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邹春生、张小明《秦汉财务审计制度的发展》(赣南师院学报1)认为秦汉财务审计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进一步强化和复杂化。秦汉财务审计制度的发展表现为创立了审核簿书和实地稽查相结合的审计模式和一些为后世沿用不衰的审计方法，也初步确立了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方宝璋《论中国古代监审一体制度的演变和特点》(山西财大学报2)指出，中国古代监察与审计一体的制度最早可追朔到商周时期，但在财经上的审计监督还是十分模糊不清。从战国开始出现了御史监察的萌芽，秦汉较系统地建立了御史监察制，以御史为首的监察制度中包含有财权、财务审计和财经法纪审计。张弘、李文青<秦汉时期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东岳论丛2)认为秦汉时期，各级地方官吏各自有不同的经济管理职责，构成了考核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主要内容。邵正坤《论汉代国家的仓储管理制度》(史学集刊4)认为汉代在仓谷的收纳支出、造册上报、校验和安全防卫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杨升南《贝是商代的货币》(中国史研究1)指出在商周时期，贝已经具备作为货币的四种职能，是实用的货币。由于商代商品交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为货币的出现提出了要求。因而，贝就以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成为这个时期的“一般等价物”。周魁一《中国古代水资源税初探》(中国农史3)讨论了汉代至清代灌溉水税和水力加工机械水税的起源和演变。认为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水资源利用的税收．汉代已对灌溉区征收水税。水税征收在西汉时是中央政府水衡都尉的职责，东汉时则是郡县地方政府的职责。除去特别的优惠外，水税是经常和普遍征收的税种。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兼谈西汉前期“驰山泽之禁”及商人兼并农民问题》(史学月刊3)认为，西汉前期工商业主通过授田制度获得了山林川泽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占租”的方式向国家缴纳定额税。而授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则因为实行按户按顷征收以货币形态为主的定额田租制度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工商业主的兼并对象。高敏《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4)指出，自秦简中出现“户赋”之名后。学界长期疑惑不解。而现存汉代史籍中也不见“户赋”、“质钱”以及“金租”、“银租”、“铅税”、“铁税”等税名。《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出土，不仅出现了上述不见于现存汉代史籍的诸名称，而且为弄清何为“户赋”以及何人出“户赋”与“户赋”多少等问题提供了新证。张家山汉简有助于研究西汉前期的矿税制、税目与税率，也有助于研究官私手工业的状况。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原因的研究》(中国史研究4)以西汉国家黄金收入与支出为考察基点，指出在西汉皇室巨大黄金赐予的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一个独特的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黄金流人、流出的机制。西汉国家黄金的循环、集中、积累的周转机制，直接造就了文献记载上西汉多黄金的现象。王刚《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南都学坛1)认为汉代关税的正式征收始于汉高祖时期，文帝时一度中断，景帝时恢复。汉代关税苛重，不统一、不规范是其特点。
民族经济与对外贸易 刘付靖<百越民族的水稻、浮稻与“鸟田”传说新解》(民族研究1)认为有的学者将“鸟田”诠释为“以鸟锄耕”纯属误解。“鸟田”来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的鸟、狗取稻种神话，原意是指水稻、浮稻和水田。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4)认为数千年来草原民族的游牧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朱宏斌、郭向平《历史上西北地区农牧交互关系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认为西北地区农牧关系发展演变的进程中，农区文明主导性的立体式推进，拉动了牧区文明的发展进步。而牧区文明隐性的和平式渗透，又往往给先进又处于停滞的农耕文化以刺激和生机。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西北师大学报1)认为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互补关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双方在产品需求方面是一种“非平衡需求”关系，即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十分有限，而北方游牧民族为维持日常生活，对农耕民族有十分迫切的依赖性，这种关系往往成为互补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诱因。李吉和《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就羌族内徙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进行了论述，认为羌族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和民族的整和，导致了羌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变迁。李世龙《试论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河南大学学报1)认为汉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开拓时期，汉代的海外贸易，主要输出丝织品，为以后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并最终超逾陆路成为对外贸易主要通道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陈潮《重新审视海上丝路的开拓》(复旦学报1)认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萌发于汉代，勃兴于唐代，拓展于宋代。
阶级与阶层 何兹全<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河北学刊6)一文指出，战国秦汉的依附关系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依附关系有本质区别。战国秦汉的依附关系以自由民的投靠为主，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依附关系则以奴隶半解放仍离不开主人者为多。在身份上，前者属于自由身份，后者属半自由的人。汉魏之际是人身依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时期，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则是编产民身份的下降。一上一下，完成了奴主关系和依附关系向人身隶属关系的转化。蔡锋《夏商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4)认为夏代的手工业生产工匠以自由人为主要组成部分。而在王室及贵族作坊中也有少部分奴隶。作为自由人的工匠在社会中因其职业的重要，受到王室和贵族的尊敬，其地位高于一般贫民。殷代手工业生产中的奴隶人数不多。施伟青《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一文指出，秦汉时期私家奴婢的主人虽然可以将私家奴婢用来赏赐、买卖、交换，但已经不能象殷商时期那样擅自杀伤。秦汉时期私家奴婢情况复杂，应作深入、具体的分析和评价。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2)认为西汉的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上，生命得到基本保证，其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
人口 王建华《史前人口研究初论》(文物4)对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与前景作了初步探索。并认为史前人口研究面临着理论、方法不足以及资料匮乏的困境。尚新丽《西汉人口数量考论》(郑州大学学报3)认为汉初到汉武帝前期是西汉人口的快速增长期，武帝中后期人口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是显著下降。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期，并达到5900多万的高峰。但此数字仅仅是“编户齐民”。西汉实际人口总数可能达6400万。在另一篇《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社会因素》(河南师大学报3)文章中，作者认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自然灾害是影响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决定因素。袁延胜《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郑州大学学报3)认为在汉初政府颁布了人口增殖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地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在东汉中后期产生了过剩人口，出现流民问题，汉初的人口增殖政策也就失去了意义。其《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2)就文献所载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认为《续汉书．郡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王庆宪《匈奴盛时其境内非匈奴人口的构成》(内蒙古社会科学1)一文认为，周边各族人口的大量融人，大幅度增加了匈奴的人口，增强了匈奴的力量。
经济思想 刘甲朋等《孟子的商业思想探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5)认为孟子一贯重视商业，主张实行惠商政策，最早提出反对商业垄断。尹世玮《孟轲与李贽经济思想异同管窥》(现代财经4)认为孟轲与李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观点中都涉及到了“富民”、“保商”等问题，孟轲的富民思想较为具体、系统。其“保商”出发点是通过稳定与控制民众来实现保民而王的政治目标。刘甲朋《先秦儒家的商业经济思想》(商业时代5)认为后世儒家学派的轻商思想和先秦儒家的商业经济思想并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轻商思想源于先秦儒家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先秦儒家一贯重视商品流通，充分肯定商业活动，主张实行惠商政策，注重对商业的宏观调控和规范。《管子》经济思想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释其所包含的经济思想。如邓加荣《管子经济思想初探》(光明日报1月14日)、赵梦涵《(管子)理财思想与货币思想析论》(石油大学学报4)、周俊敏、曾建国《论<管子>的“务本饬末”的经济伦理思想》(北京工商大学学报1)等。赵梦涵认为《管子》的理财思想主要表现在以轻重论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政策上。《管子》的货币思想，比较全面系统地说明了货币的职能、本位及国家调控货币对加强商业管理和充实国家财政的作用和意义。周俊敏、曾建国认为《管子》的经济发展伦理模式是以农业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其“务本饬末”论，不是要普遍地反对工商业的发展，而仅仅是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泛滥。王擎、黄娟《中国古代货币金融思想的瑰宝——<管仲>的货币、价格学说与政策》(江西财大学报3)认为管仲的货币、价格学说等金融思想是封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张景书《{商君书)农业教育思想探析》(中国农史1)论述了《商君书》在加强农业法令教育、农战思想教育、农业教化和管理功能的教育以及农业经营管理规划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施丁《司马迁经济思想四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不只是商人或工商业传，而是经营农、牧、虞、工、商诸业生殖货利及相关的豪富人物传。笼统地谈司马迁“重商”或“农商并重”有欠妥当。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尤其是其倾向豪富的思想应基本肯定。贾明远《简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西北大学学报2)分析了司马迁关于经营手工业作坊、商号、庄园等产业的经济思想。陈新岗、张秀娈<浅论汉代诸子的货币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论述了汉代诸子货币思想对两汉货币思想发展的贡献及其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的地位。李世龙《桑弘羊商业管理思想探析》(徐州师大学报1)认为桑弘羊提出了重商政策，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效打击不法豪商巨贾，把市场经济纳入正常轨道。宋慧、张弘《东汉时期工商管理政策与王符的工商管理思想}(泰山学院学报2)认为东汉时期工商管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王符的农工商各有本业论为代表的工商管理思想予传统“工商为末”的观念以重大突破。
社会保障与其他 蔡礼彬、宋军令《试论先秦残疾人的待遇》(文史杂志2)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有关对残疾人更多是安抚和优待。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江汉论坛》9)提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疫情的记录。认为疫情与季节、飞禽有关，疫疾是一种“戾气”，提出了防疫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薛瑞泽《汉代疫病流行及救助》(寻根4)认为西汉疫病流行主要集中于文、景时期。到东汉中后期，疫病流行呈现于迅猛态势。汉代人们对疫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认为节令失常以及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是引起疫病的重要原因。封建政府和民间人士通过实行救助等举措防治疫病。马新《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指出，两汉时期的温暖湿润气候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汉代大规模兴修水利，实现了大中小各灌溉层次比较系统的发展。曹旅宁《秦律<厩苑律>考》(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秦国的官牛马都编有牛籍、马籍，并根据其籍检验数目，进行考课。《厩苑律》较详细地规定了保护马牛羊的律条。赵沛《分财异居：两汉豪族之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南都学坛4)认为同财共居的大家族生活在两汉时期不是豪族之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形态，而分财异居现象颇为普遍。
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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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汉朝-2003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综论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