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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史(1995年)

王子今
1995年秦汉史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超过以往的新的进展，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有所拓展，研究角度有所变换，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因而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引人注目的进步。
一
经济史研究仍然是许多秦汉史研究者以相当多的心力辛勤耕耘的领域。
1995年发表的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许多已经突破单纯陈述性的惯式，涉及到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见解。
经济法的研究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熊伟华《汉代经济犯罪的类型及惩治的司法原则》说道，汉代以贪污罪和贿赂罪为核心的各种经济犯罪类型史不绝书，在这一经济迅速发展和法制逐渐完备的时代，针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制定了极为苛细的刑事法则和惩治措施，这些制度，对于今天，仍不失其启迪价值。（《人文杂志》1995年1期）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对于汉代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说明和分析。作者指出，农商的对立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法律在这种对立中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
对秦汉经济制度的实际内涵的不同理解，往往引起累年激烈不休的争论。对有关命题提出新的论证的研究成果，有马怡《秦人傅籍标准试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张洪林、李东方《秦汉赋税立法之比较》（《中州学刊》1995年1期），冷鹏飞《汉代名田蓄奴婢制度考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3期），胡大贵《汉代更赋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于琨奇《两汉田租征收方法和数量探析》（《安徽史学》1995年1期），孙中家《西汉商业政策探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
杨师群《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认为，根据云梦秦简及有关史料剖析秦的经济基础，可以发现其国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主要是地主经济。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所谓地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需要重新定论。（《史学月刊》1995年4期）他在《商鞅变法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驳论》一文中又指出，对商鞅变法全面肯定的评价，只是史学理论公式化的产物，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分析商鞅变法的实际措施，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因而变法谈不上代表什么土地私有制经济集团——地主阶级的利益。商鞅变法倡起的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就商鞅变法对后世国家整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历史影响看，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学术月刊》1995年6期）
秦汉交通史研究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年内有颇多成果发表。吴琦《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分析了“漕运”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经济制度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建国《盗徙罪侵犯的是土地所有权吗？》一文不同意通常以为睡虎地秦简有关惩治盗徙封的法律条文是禁止侵犯私有土地的观点，认为所谓“盗徙封”，并不是侵犯了他人土地，而是侵犯了国家道路，或者说是一种带有妨害交通性质的犯罪行为。秦厉行耕战，要求军队兵员、军需给养、军事情报的迅速转运传递，必然依赖于交通道路的整备。惩治“盗徙封”者，与“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同样，都是保障交通效率的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1期）有关秦汉交通史研究的论文，还有黄宛峰《从东巡看秦始皇对统治思想的探索》（《南都学坛》1995年4期），叶华《秦始皇巡游天下及其对后世旅游的影响》（《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2期），郝光陆《秦修栈道的战略意义》（《文博》1995年2期）等。
二
秦汉政治形态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关系至大，对于后世也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秦汉政治史研究长期以来多有学者瞩目的学术热点。而1995年的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成果，因视点的调整和方法的更新，更不乏别开生面之作。
徐卫民、贺润坤合著《秦政治思想述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应当说是就这一专题进行全面论述的第一部专著。刘太祥著《汉唐行政管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有关汉代行政管理的内容，比较清楚地介绍了当时高层次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效率，也体现出作者既追求学术价值，又重视现实借鉴意义的努力。唐赞功题为《一代功臣侯的荣辱兴衰：对“高祖功臣侯者”的考察》的论文分析了汉初功臣集团及其家族勃兴—→尊宠—→富厚—→废免—→沦落的历史道路，总结了“布衣”列侯“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逐渐改变作风，其子孙更“忘其先祖之艰难”，奢侈骄逸，迅速向反面转化，相继“陨命亡国”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原因，并且以为这样的考察是有现实意义的，今人应当以史“自镜”。与唐文一同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5期的，还有吉书时的《试论西汉的侠官》。作者讨论了西汉特别是西汉初年政界所谓“侠官”，即一些行为表现出浓重侠风的官吏的存在、影响和消失。同刊同期发表的马彪《两汉之际刘氏宗室的“中衰”与“中兴”》一文，又论述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层面在两汉之际由衰而兴的历史转变，读来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卫广来《论西汉的宫闱政治》论述了秦汉上层政治生活中家族关系影响政体与政制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史哲》1995年1期）华友根《西汉的礼法结合及其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西汉的“礼仪与律令同录”和因家族关系免罪或加刑等，是中国旧律实行礼法结合的开始。这一形式，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复旦学报》1995年6期）
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中有关秦汉时期的内容，对于透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的意义。（《复旦学报》1995年3期）这样的研究形式，又使我们看到通过中国2千年政治史的宏观研究认识秦汉政治的特色，同时科学地说明秦汉政治在中国2千年政治史中的地位的良好范例。
朱绍侯《刘秀与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对于政治人物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对于政治事件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5期）等对于政治阶层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5期）等对于政治结构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以及卜宪群《秦制、楚制和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等对于政治体制进行历史分析的论文，都颇有新意。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一文分析了东汉初年刘秀调整上层权力集团中南人和北人、新臣和旧臣、文官和武官的利益关系的策略，以及这种调整对于和平消除政治隐患的意义，使光武年间这一复杂的政治过程明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历史研究》1995年4期）
三
对于秦汉文化史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新的进展。
人们长期以来多认为董仲舒提议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导致学术凋萎、思想僵化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他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是为腐朽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李定生《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指出，这样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董仲舒继承了齐学之风，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实行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他的“更化”思想，也是要通过“变”而实现“不变”。（《复旦学报》1995年1期）阐述类似观点的，还有汤其领《论董仲舒更化思想及对汉武帝改革之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3期）。赵伯雄的《从〈春秋繁露〉看董氏〈春秋〉学》一文又重点讨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对《春秋》经义的解说形式，同时认为这种解说形式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南开学报》1995年1期）论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论著，还有钱逊《董仲舒与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1期），王汉昌《应当怎样评价董仲舒》（《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1期），张显传《从历史教育说董仲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国华《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刊》1995年2期）等。
对于秦始皇、徐福、刘邦、叔孙通、陆贾、贾谊、司马谈、汉武帝、司马迁、桑弘羊、王符、郑玄、蔡邕等人的思想，也有专论发表。
张强《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文化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张运华《〈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4期），余明光、谭建辉《黄老学术向黄老道教之转变》（《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5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人字篇”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1期），邝邦永《秦汉时期的政治神学思想》（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1期），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黄宛峰《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史学月刊》1995年3期）等,也都是秦汉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
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以所谓“源于东而兴于西”加以概括的新思路说明秦文化的起源和基因，认为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其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征，三者缺一不可。（《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
1995年，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有一些论著发表。
王《徐福东渡新考》一文认为，关于所谓“三神山”，其原型是自北极大洋南漂的冰山；徐福东渡，计有前后两次，一次自今舟山群岛往九州岛，一次自今渤海湾往本州岛；前一次航行所遇“海中大神”，当是当地的部族领袖。（《复旦学报》1995年2期）论述秦汉时期域外交通的研究成果，还有吴廷谬、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2期），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辨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3期）以及高大伦《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等。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中，“西域”取广义，即指今天被称为中亚的地区，其中有关两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内容，对于深入认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应当是有益的。
四
秦汉时期社会生活风貌具有鲜明生动的时代特色。秦汉史研究者1995年多有有关成果向学术界奉献。
彭卫《汉代行为语言考索》分析了汉代人以特定的体式或体态传递情感信息的30余种方式，如拊手、攘臂、叩心、蹑足等，以新的观察视角，提出了对有关社会文化内容的新的认识，同时也对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境域有所启示。（《人文杂志》1995年2期）他的《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一文，从社会史、心态史和伦理史研究的角度探索了汉代自杀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和意义，许多见解可以发人深思。（《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对于秦汉社会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见的论文，还有张立伟《隐逸文化中冷漠的膨胀》（《天府新论》1995年3期），刘厚琴《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齐鲁学刊》1995年3期）等。
丧礼、葬俗、棺椁制度、陵园规划，都是反映社会文化面貌的重要侧面。李如森著《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一书，是较全面地论述有关文化现象的专著。
社会称谓是反映社会构成的重要文化表象，对社会称谓的研究，有时不仅能够说明社会阶层的历史存在，还可以通过对重要的社会断面的分析，增进对社会史全貌的认识。蒋非非《秦代谪戍、赘婿、闾左新考》一文，就诸家见解颇存歧异的这些社会身份的实际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应当有益于讨论的深入。（《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5期）
从1995年出版、发表的一些学术成果看，秦汉时期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研究的意义，已经使不少学者就这一方面的研究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
影响比较大的论文，有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1995年3期），林剑鸣《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1期）等。其他如张鹤泉《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史学集刊》1995年2期），王子今《赵地社会文化的特色》（河北学刊》1995年1期），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王林宝《两汉时期陇南经济发展探因》（《甘肃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禹先明《对贵州夜郎史研究的认识》（《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2期）等，也都分别就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方诗铭《战国秦汉的“赵女”与“邯郸倡”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史林》1995年1期），王永平《田丰的“乡土情结”与人生悲剧：兼评袁绍拒迎汉献帝及其南进战略的失误》（《河北学刊》1995年4期），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都从较深的层次探讨了区域文化特色与政治史的全局的关系。方诗铭《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历史研究》1995年2期）则详尽论述了起源于蜀中的原始道教的深刻的历史影响。
在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的研究似乎尤其受到重视。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中，收入秦汉史研究论文12篇，其中研究重心之一就是南越社会文化研究。如《略论汉初的“南越国”》，《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论马援征交趾的历史作用》，《汉代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等，都是有关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能够丰富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的论著，还有王汀生《秦汉平南越考》（《广州师院学报》1995年1期），王川《试论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园艺业生产技术》（《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2期）等。敬轩的学术综述《本世纪来关于秦汉古象郡的争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4期）和署名木子的《关于古象郡地望问题的补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9期），以及王川的《南越国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11期）的相继发表，也可以反映学界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将在广州举行，会议主题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相信这一专题的研究更可以得到新的促进。
五
通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生态史的研究开阔认识秦汉历史的视野，是现今许多秦汉史研究者开始热心致力的积极的趋向。
1995年秦汉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果，有严健民《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2期），陈荣等《新莽时期古币金属成分与金相组织剖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2期）等。
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在汉长安城遗址北45公里处发现一处以一口径260米，深32米的巨型圆坑为主体的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这一遗址，可以推测是汉初修建的“天齐”祠。研究者发现，这处遗址与长陵、长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对应，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而西汉朔方郡治和汉中郡治，也恰恰都在这条基线的延长线上。以长安或咸阳为中心，其横轴的东方则指向秦始皇时代确定于朐的“秦东门”。基线各段的比例，正合阳九阴六的格局，自北而南，透露出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体现了秦汉社会意识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观念。（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3期）对于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显然有助于对秦汉历史文化的深入认识。
对于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有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徐象平、赵建黎《试论秦汉时期西安地区的土地资源开发及其利用》（《国土开发与整治》1995年1期），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等。研究者注意借用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有关研究资料的尝试，可能是成功的。
1995年秦汉史研究中的不足，或许首先表现在一些学者对于及时就新的考古发现展开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近年《敦煌汉简》和《居延新简》出版后，尚少有就此进行研究的学术力作问世。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年代为汉初的《奏谳书》，一部分已经于1993年发表（《文物》1993年8期），另一部分发表于《文物》1995年3期，李学勤同时分别发表了《〈奏谳书〉解说》上篇和《〈奏谳书〉解说》下篇。此外，除彭浩《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3期）外，有关研究成果似亦不多见。这一情形和海外学界的研究热忱的对比，似乎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
此外，有些论著研究选题的重复，研究方法的陈旧，研究内容的平泛，都应当在今后有所纠正。而有些人物评论所表现出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随意过度拔高的倾向，也是应当指出的。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5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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