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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史(1996年)

王子今
秦汉史研究在1996年有新的进展。研究者的视野有所扩展，方法有所更新，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更为密切，新出土简牍资料的发现，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条件。
一
1996年度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区域文化的研究受到明显的重视。
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作为全面论述南越地区历史文化的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其出版，将南越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作为会议主题，又使南越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1996年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3期）及李乃贤《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2期）等，都有益于对岭南地区文化的认识的深入。
1996年，似乎边地文化成为区域文化研究者重视的热点。吴兴彬、李键《东汉末年避乱辽东诸贤活动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刘子敏《“辽东外徼”考》（《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2期）、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期）、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1期）都分别讨论了以往学界注目不多的地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所研究的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关系。
1996年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的成功之作，还有丁冠之、蔡德贵《试论秦汉齐学的内容》（《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3期）等。
在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李开元《刘邦集团之地域性问题——兼论秦楚汉之连续性》、高大伦《汉文化与楚文化》、冷鹏飞《秦汉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对推进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有积极作用。冷鹏飞认为，社会流言“东南有天子气”的形成和演变，实际上体现了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对立与斗争。
和前些年同样，秦文化研究仍然集中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力。黄留珠《重新认识秦文化》一文体现了作者对于秦文化研究的深刻思考（《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2期）。对于秦文化提出新的科学认识的论文，还有何清谷《秦币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2期）、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3期）以及 田静、史党社《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中国史研究》1996年3期）等。
可以较集中地展现秦文化研究者的成功探索的成果，是《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6月）。本书收入论文27篇，内容涉及秦文化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中台湾学者王裕民《秦十二金人考》一文，通过对“足以堪称秦朝工艺制品的经典之作，更是中国雕塑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伟大作品”的十二金人的讨论，涉及有关秦文化特质的若干问题。
田人隆《鹤间和幸教授与秦代史的再构成——日本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近年学术评论中少有的优异之作。鹤间和幸是重视地域研究的日本学者，他提出“统一的虚构性”的命题，特别强调“应该辨析司马迁所采摭史料的地域性”。田人隆所介绍的鹤间和幸的观点，应当对从事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2期）。
二
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论述了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诸因素对于不同地区社会风尚的影响。其中对地理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
有关秦汉气候史研究的论文，还有耿占军、陈国生《西汉自然灾害及气候初论》（《唐都学刊》1996年1期）等。
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1期）等论文，也涉及秦汉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论题。
王玉德《应当创建一门生态文化学》提出，生态文化是一门以人文学者为主体的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生态的学科。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学、地理学、生物学的交叉学科，而应以文化为侧重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来，一些治秦汉史的学者其实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具有建设意义的探索。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倪根金的《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一文更具有值得称道的学术价值。倪文指出，秦汉环境问题表现在毁林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重。其中第三方面即秦汉都市环境污染明显（包括噪声、灰尘、烟雾、废物和废水污染等）以及矿业开发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等历史事实，以往学界重视不够。作者还指出，对于这些环境问题及其后果，当时人们已经有所认识。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保护，包括土地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及特殊自然资源保护（包括帝王禁苑、陵园和名山胜迹）等。秦汉时期的环境污染防治，包括空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病毒污染防治以及食品污染防治等（《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其中如水井的建设和保护、传染病的防治和隔离等措施，都有值得重视的积极意义。
三
秦汉社会史，特别是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是研究者近年多所关注的领域。
1996年有关秦汉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如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民俗研究》1996年1期）、时晓红《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东岳论丛》1996年9期）、李如森《西汉墓葬透视的社会和历史》（《光明日报》6月11日）以及《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3期）等，就以往曾经受到学界注意的社会现象发表了新的见解。
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论文，有刘厚琴《儒学与汉代婚姻制度》（《孔子学刊》1996年2期）、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2期）、赵志坚、范学辉《汉代婚姻形态考述》（《史学月刊》1996年6期）、舒顺林《匈奴婚姻习俗论》（《北方文物》）等。
论述秦汉时期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文，有管江《秦汉女性家庭地位管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3期）、刘厚琴《略论西汉妇女的个性解放》（《黄淮学刊》1996年2期）、沈宏《东汉“干政”皇后作用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以及王子今、孙中家《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社会学研究》1996年6期）等。
本年度还有一些以秦汉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以比较新的角度，从若干生活细微之处透射当时的社会风貌，如彭卫《汉代人哭泣说》（《寻根》1996年3期）、黄展岳《汉代的亵器》（《文物天地》1996年3期）、杨孝鸿《四川汉代秘戏图画像砖的思考》（《四川文物》1996年2期）、卢兆荫《玉德·玉符·汉玉风格》（《文物》1996年4期）、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盐业史研究》1996年1期）等，选题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都有新意。臧知非《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则探讨了经学对影响社会层面极其广泛的民间风习的文化作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钟永兴《东汉集市贸易略论》又论及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一个重要侧面（《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2期）。
在社会生活诸现象中，民俗观念形态的历史演变也有重要的意义。刘昭瑞《论“黄神越章”——兼谈黄巾口号的意义及相关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汉代民间巫术的风行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历史研究》1996年1期）。
四
秦汉文化史、秦汉学术史的研究在1996年也有所拓进。
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文子》释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通过对这一重要简帛佚籍文字内容历史变化的分析，又提出了对于汉代学术史的重要认识。作者写道：“从《文子》的演变，可以窥见一些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东汉晚期以迄魏晋，战祸频仍，图书沦丧，其时学者整理流传若干典籍，如古文《尚书》、《家语》、《孔丛子》、《列子》、《西京杂记》之类，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所据古本大都残缺未全，整理时不主保留真相，而是按照主观意图力求成为内涵丰富、价值崇高。《文子》的窜改增益，也是这种学风的产物。”（《文物》1996年1期）
1996年6月，台北召开了“《文子》与道家思想发展两岸学术研讨会”。该会论文集收入论文14篇，其中包括大陆学者李定生《韩非读过〈文子〉——谈〈文子〉的年代与原始道家的关系》、陈鼓应《论〈文子·上德〉的易传特色》、李缙云《〈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魏启鹏《〈文子〉学术探微》等论文6篇。
1996年发表的秦汉文化史、秦汉学术史研究的论著，还有李学勤《〈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查屏球《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2期）、唐德荣《王符梦论思想的历史地位》（《武陵学刊》1996年1期）、于迎春《以“通儒”“通人”为体现的汉代经术新变》（《中州学刊》1996年4期）、陈广忠《汉代道家的宇宙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3期）孔毅《汉晋名士忧患意识比较论》（《学术月刊》1996年2期）等。
我们还看到，在秦汉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内，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相继推出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刘先枚《论〈易传〉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兼论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之谜》（《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2期）、黄宛峰《汉代的太学生与政治》（《南都学坛》1996年2期）等。
黄宛峰在《儒生与秦政》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虽然少有儒生活动，但儒学的影响依然存在。秦统一后，政治文化开始接受儒学的影响。不过，因为政治形势的严峻，仍保留战国自由议政遗风的儒生受到迫害。不过，总的说来，儒生和秦政权之间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的，双方的关系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学术月刊》1996年1期）。
王健《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文达到了值得肯定的学术境界。作者指出，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影响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作者还指出，“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发展，历史影响十分久远。”（《中国史研究》1996年3期）
五
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依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发表的论著中，多有秦汉政治史研究者倾注心力的成果。
吏，是秦汉各级政府机构得以发挥其行政职能的重要人事构成。卜宪群《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一文说，“但是学界对秦汉官僚制度中吏的研究十分薄弱”，于是就吏的渊源、吏的选用与仕进、吏与官僚行政运作等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有关“吏与官僚行政运作”、“秦汉的胥吏之害”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见解（《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卜宪群、孙晓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西汉东海郡的吏员设置——读尹湾简牍札记》，则进一步进行了汉代吏制的具体论证。
与这项研究有关的成果，我们还看到马育良《俗吏吏风：西汉儒家批判的一种治政现象》。所谓“俗吏”，据作者称，“是汉儒加于某些技能官吏的称谓，其作为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否弃礼德传统、迷恋笃行战国以来得到发展的国家政刑技术的倾向。”“西汉时期不少论者提到的所谓‘文吏’、‘文吏法律之吏’、‘刀笔吏’、‘执法之吏’、‘文法吏’，其内涵同俗吏都是一致的。而其极端，则为时人所指斥的‘酷吏’、‘惨酷之吏’、‘治狱之吏’、‘刻薄之吏’、‘刚猛之吏’。”（《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1期）可见所说的“吏”，所指代的身份与卜宪群所讨论的有所不同。
基层行政组织，是构成传统政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形式和作用，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的许多基本特征。顾炎武曾经说，“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所谓“仁化大行”之世，往往“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日知录》卷八）。可见基层行政结构历史作用之显著。柳宗元曾经指出，“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封建论》）顾炎武于是说，“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日知录》卷八）基层行政体制的构成和作用，对国家政治管理的实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是历代政治史都可以证明的。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豪民》一文，讨论了秦汉时乡里构成的若干特征，和作者的其他有关论文同样，为分析秦汉政治管理在基层的运作形式，进行了有益的工作（《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3期）。辛德勇《闾左臆解》一文也对说明秦代乡里制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
对秦王朝衰亡原因的探讨，仍然为诸多研究者瞩目。在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就有徐卫民《秦隋速亡原因探析》、刘敏《秦行郡县与二世速亡》、李淑萍《新体制下的旧操作——试论秦亡之历史原因》等就这一论题发表了论述，角度和方法各有不同。1996年正式发表的有关论文，还有施丁《再评〈过秦论〉》（《史学史研究》1996年1期）、鲁马《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淮海文汇》1996年8期）、吴刚、刘小洪《秦亡汉兴之因再探》、程远《国家意识与秦的统一和速亡》等。吴刚、刘小洪认为，秦所以短促而亡，主因并不是以往所说的“赋税太大”、“徭役太重”、“用刑太极”，而是由于强行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力度和广度不适当，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学术月刊》1996年8期）。程远则认为，国家意识是秦灭六国、完成全国统一的潜在原因；秦统一中国后，它又是促使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国家意识，是长期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即：认同感、归宿感、荣辱与共感等等。其主要内容有对国家领土完整的捍卫意识；对国民安全的保卫意识；对政权统一性的维护意识；在古代还融有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意识等等。国家意识的极致，其正面效应是高度的爱国主义，其负面效应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人文杂志》1996年4期）曹智英《从军事经济的角度看秦王朝的兴亡》（《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4期）则从较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黄今言有关汉代军事史的一组论文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学术影响。如《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东汉中央直辖军的改革》（《安徽史学》1996年2期）、《说东汉在军制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南都学坛》1996年2期）等，都分别就所论专题提出了新见。1996年秦汉军事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为集中，胡宏起《汉代兵力论考》（《历史研究》1996年3期）和《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讨论了汉代军事史两个极重要的问题。有关成果还有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3期）、武素琴《西汉羽林述论》（《殷都学刊》1996年2期）等。
六
1996年秦汉史研究虽然有新的进展，但是体现新见卓识的力作仍然有限，特别是少有秦汉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使我们只能将丰收的希望寄予来年。海内外学者的交流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渠道。新出土的简牍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史料宝库。谢桂华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尹湾汉墓简牍”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引起了重视。可是这批资料的充分利用，或许只能期待在数年之后实现。
今后，如果有更多的秦汉史研究者刻意关注新的课题，运用新的方法，把握新的资料，相信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一定可以显著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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