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秦汉史(1998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秦汉-秦汉史(1998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汉史(1998年)
王子今
1998年的秦汉史研究，学术收获较为突出。以秦汉史研究为基本内容的学术论文集，即有《秦汉史论丛》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等问世。数量相当多的学术论文中不乏立意新颖、论说严谨之作。此外，一批视角较新、水准较高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出版，也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
1998年的秦汉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进步。
马新的论文《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第5期）讨论了汉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指出，汉代乡村中，虽然官方仍强调以里置社，但社已逐渐与官方体系的里相分离，成为民间组织，并有自己的社宰、社祝、社祭等。与此相应，春、秋两社形成了社祭与娱庆的统一，成为民间盛大的公众性节日。
秦汉社会史研究有较重要价值的成果，还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年6期）、邵台新的《汉代的养老制度——以〈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为中心的讨论》（《逯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8月版）、赵志坚的《两汉妇女的贞节问题》（《历史教学》1998年第4期）、贺润坤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社会有关捕盗概况》（《简帛研究》第3辑）、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秦汉时期的生殖文化》（《简帛研究》第3辑）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9月推出的《龙蛇沧桑》丛书，体现了一些中青年历史学者尝试更新传统史学撰述形式的学术努力，重视社会史的解释，是其特色之一。该丛书的秦代卷，是王和的《猛士的乐土》，汉代卷，是彭卫的《古道侠风》。
秦史虽然短暂，却如雷驰电射，对中国古代社会震动极大，后来2千年的历史也受到秦史的深刻影响。自汉初起，历代学者对秦史的回顾与总结虽不乏灼见真知，但是在传统史学的框架中，认识大多未能跳出取鉴于治乱兴亡的旧轨。近世新史学累累论著，依然多在政治史方面作文章。《猛士的乐土》一书，则是从宏观社会文化之历史演进的角度论说秦史的成功之作。王和认为，以往对于秦帝国兴起和灭亡之原因的概括与归纳，多属“政治解释”，而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政治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虽然最为直接，然而也最为短暂，相比之下，文化的作用则远为持久和深远。王和有意探讨秦之兴亡除了政治行为的原因之外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背景，发现了秦人独特的文化精神的历史作用。王和指出，华夏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以人际关系思想的成熟与发达的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而秦则由于传统的作用以及现实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的制约，直到统一天下乃至灭亡，都始终未能形成“群体本位”文化的特征。秦国宗法制度很不发达的事实，以前有学者曾经揭示。王和又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历史说明。而关于所谓秦人“不断进取的”“文化特质”，秦人“无止境的功利意识”，秦人“不讲‘中庸’、不知行事有节的价值观念”的文化透视与历史评判，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新识。
彭卫著《古道侠风》通过游侠群体表现出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表演，透视汉代社会的总体风貌，有值得重视的发现。该书作为一部汉代游侠史，但是又并不将注视的焦点仅仅对准游侠。作者的意图，是要通过游侠群体的活动，扫描汉代的社会风貌，揭示汉代的时代精神。例如，在“汉代侠风与儒者的气象”一章，有“知识分子与游侠的对话”和“汉代文人的自我定位”两节，总结分析了儒侠之间的精神沟通和精神认同的形式及其意义。作者由此申发的有关当时“健全的男性品格”的认识，也是发人深省的。
彭卫另一部学术专著《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8月版），通过对7个专题的探讨，使读者能够对汉代社会风尚得到鲜明生动的认识。其中有关汉代自杀现象、汉代复仇风尚、汉代体貌观念、汉代行为语言、汉代交际语言等方面的讨论，研究对象涉及汉代社会生活以往多为学者忽略的若干重要侧面，作者的探考，发掘出新的史料，运用了新的方法，选题的确定和研究的展开，都有创新之功。
二
本年度出版的秦汉文化史研究专著，有马勇著《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和汪延著《先秦两汉文化传承述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等。
张荣芳的《论汉代太学的学风》（《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教育史的角度分析了汉代太学因重视内在的学风建设从而产生积极的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史实，认为汉代太学严格选择博士、尊师重道、推行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自由研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等，都创造和积累了对于现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有益的经验。有关秦汉教育文化的论文，还有肖世民的《汉、唐学校教育异同论》（《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等。
田昌五在《易学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一文中对易学及其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演进之基本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游学，即文人士子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从事学术活动，是反映汉代学术风气的一种重要现象。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源起与作用，认为汉代游学之兴盛，推动了汉代学术的发展，促进了汉代文化的繁荣。
张良才《试论秦之“吏师”制度》（《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通过一个特殊角度的考察，也有助于说明秦汉文化的特质。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近年成果比较集中。1998年发表的论文，有张祥涛的《试论〈史记〉的义利观》（《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邓鸿光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史记〉在史学上划时代意义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吴宏岐的《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等。张新科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史记》研究不断深入，成绩可喜，但近年来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当引起注意。例如任意美化和拔高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与局限性，对《史记》材料不加详细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以及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这些倾向，应当说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讨论秦汉文化史的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吴荣曾的《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简帛研究》第3辑）、潘志峰的《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河北学刊》1998年6期）、鲍新山的《评汉初黄老之学的消极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等。
三
有关秦汉政治史的研究，是长期以来秦汉史学术积累最为丰厚的。然而历年仍然不断发表新的成果。1998年的有关论著也体现出值得肯定的学术进步。
著名学者高敏就秦汉史研究多有论著发表，他的《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是18篇学术论文的合集，内容广及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其中关于秦汉时期徭役制度、户籍制度、上计制度、邮传制度的论述，都从积极与消极的不同方面阐说了当时政治制度对于经济与文化的规定与影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廖伯源研究员的《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版），也是一部论文集。所收论文6篇，如《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汉代监军制度试释》、《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等，都是不多见的精深之作。
廖伯源著《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8月版），则是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5卷，即：1.“汉代仕进制度新考”，2.“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3.“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4.“〈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5.“杂考”。不仅考论之严谨与结论之信实，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学术作风，而书稿在中华书局《尹湾汉墓简牍》出版后5个月即已完成，也体现了作者的工作效率。
由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华书局等单位发起，1998年8月在江苏连云港召开了东海尹湾汉墓简牍学术研讨会。由于准备充分，论辩集中，气氛活跃，学术质量比较高，对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就秦汉史的研究来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学术研讨会。有关尹湾汉墓简牍提供的政治史资料的研究，1998年发表的重要成果就有卜宪群《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高敏《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黎明钊《东汉郡功曹及五官掾之职掌》（《逯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8月版）等。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指出，尹湾汉墓出土《集簿》中的户口统计资料，从人口年龄段分布、获流数、性别比，到高年受杖人数，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在使用这些统计数字时，应当慎之又慎。不过，虽然这些资料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失实，但对其价值和意义也还应给予充分估计。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过文献记载所未知的汉代户口统计上计所设项目和内容，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汉书·地理志》人口数，也证实了史书中有关户口上计中弄虚作假之风的记载是可信的，还进而知道了作假的一些手法。
汉代执政者将倡廉主张具体化为一系列选廉制度，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多数官吏以廉为荣，社会上下形成了广泛的崇廉的风气。黄留珠《汉代的选廉制度》（《唐都学刊》1998年第1期）总结了这一制度成功的经验，并且指出有关史实对于当今政治生活仍然有借鉴价值。
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揭示了汉代“秩位职位合一制”的史实，指出了汉代官制特殊的时代特征，对于说明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说，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汉景帝时，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于是此后汉初政治为“黄老之治”或“黄老刑名之治”的说法几成定论。李之喆发表《汉初政治非“黄老刑名之治”》（《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一文，就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判定一个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标准，只能是看当时所实施的政治措施，而不是统治者本人的某种口味。于是得出“汉初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儒学的‘无为’政治”的结论。
李存山在《〈商君书〉与汉代尊儒——兼论商鞅及其学派与儒学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论证汉代统治者尊儒的思想源于法家经典《商君书》，认为儒家学说是经汉儒吸收道、法、阴阳等家思想因素经过理论调整才适应当时政治制度需要的，而《商君书·开塞》在儒与法的结合上起了某种中介的作用，也提出了与传统认识不同的值得重视的新说。
儒学在汉初发生的历史演进，是许多学者共同承认的。洪煜的论文《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指出，儒学在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主要因素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马亮宽认为，陆贾援道入儒，相对陆贾来说，贾谊是援法入儒，董仲舒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汉初儒学得以发展，除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儒家化，政治环境的宽松等背景以外，儒家学派具有包容性和关注社会的特质也是重要原因。（《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学刊》1998年第2期）
上述4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总结汉初正统政治思想的形式与内涵，都可以使读者得到启示。
秦汉政治文化若干以往不为重视的现象也成为学者用心探研的对象，从而有新的历史发现。如俞士玲《西汉太乐、乐府职能考》（《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王彦辉《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孙家洲、李宜春《西汉矫制考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仝晰纲《汉代官吏“擅为”及其法律责任》（《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高焕祥《试论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张景贤《论汉代礼入于法的趋势》（《历史教学》1998年第10期）等论文，分别讨论了秦汉政治史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引起学界重视的新见解。
关于秦汉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著，多以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为对象。如臧知非的《吕不韦、〈吕氏春秋〉与秦朝政治》（《秦文化论丛》第6辑）、奚椿年的《李斯入秦是顺应历史潮流吗？》（《江海学刊》1998年第2期）、王世英、朴今海的《秦始皇晚年心理之剖析》（《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马植杰的《评价陈胜宜放大视野》（《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4期）、夏增民的《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论析》（《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马植杰的《张良论》（《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丁毅华的《赵佗的功业、为人和心态》（《秦汉史论丛》第7辑）、张秋升的《贾谊的帝王观》（《求索》1998年第3期）、张斌荣的《贾谊的心态历程及其特点》（《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王子今的《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臧嵘的《评东汉光武帝的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98年第12期）、黄朴民的《诸葛亮与汉末法治思想的渊源关系》（《历史教学》1998年第6期）等，大都各抒新见，使我们对秦汉政治生活的认识得以充实。
四
秦汉经济史的研究也取得新的进展。
仓储制度，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经济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全面总结了西汉仓储系统的形制、作用和地位，对于汉代经济基本结构的研究，于是得以深化。
对于汉代经济管理的“平贾”政策，宋杰《汉代的“平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进行了综合论述。作者指出，当时各地市场价格由主管官吏评定的“平贾”制度，有利于控制私人之间、官府与私人之间的购买、借贷、赊欠与赔偿活动，对于抑制豪强富商操纵物价，防止不当得利，也有积极的作用。“平贾”也用于政府对民户的财产统计以及司法案件中的量刑和赔付。
王彦辉《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对汉代经济政策中历来讨论较多的工商官营的积极的性质作了肯定，又指出了这一政策因导致吏治腐败对政治生活形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以往片面强调工商官营对于打击工商豪强的意义，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偏向有所纠正。
王凯旋《东汉“市”考略》（《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罗庆康《汉代盐制特点述评》（《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1期）、陈昌文、肖倩《试论秦汉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南都学坛》1998年第5期）、王玉全《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等论文，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丰富我们对秦汉经济的认识。
五
区域史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是1998年秦汉史研究的新特点之一。
张荣芳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意义》（《秦汉史论丛》第7辑）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岭南社会在秦汉时期的历史进步及其重要意义。刘太祥的《试析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南都学坛》1998年第2期）讨论区域学术文化特色，然而同时涉及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背景，也是比较全面的区域史研究成果。
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手工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李修松、张宪平《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求索》1998年第2期）、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肖迎《两汉时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杨东晨《秦汉时期的汉中及陕南》（《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张光全《汉代阜阳农业发展探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论文，都分别发表了探索秦汉区域经济开发的新的研究心得。
关中地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有比较集中的成果。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文博》1998年第5期）一文讨论了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军事地理诸方面的条件对于秦立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的意义，区域经济的作用亦受到重视。杨振红在《论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区的兴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一文中论述了关中农业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和基本特征，对于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萎缩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在对关中这一典型区域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扶掖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3条规律性因素。”
研究区域政治文化的论文，有杨兆贵的《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黄宛峰的《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南都学坛》1998年第2期）及胡秋银的《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等。李志庭的《秦汉政府在浙江的人口政策》（《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则就秦汉区域人口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注意从地域文化角度探索秦汉历史的成果，还有王子今的学术专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秦汉生态史研究即对于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1998年发表的涉及生态环境条件与区域经济开发的关系的成果，有史念海的《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的《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李增新的《西汉关西农业与黄河水患》（《光明日报》1998年6月26日）、王志杰《西汉三辅之园林景观》（《文博》1998年第6期）等。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关注，似乎有愈益增强的趋势。
也有重复发表的现象，如久玉林《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文化的双向融合》（《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6期），《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民族论坛》（长沙）1997年4期）、《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复旦学报》1998年2期）、《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西北史地》1998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5846.html
以上是关于秦汉-秦汉史(1998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