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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

黄留珠
2003-11-02 02:52:28 阅读 217 次
刊《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象牙塔编校
今年是新千年的开始，也是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年份。我们以深深的敬意，无限缅怀这位曾对秦汉历史和秦汉考古研究，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也仅仅以这种著文的朴素形式，来纪念这位终生奉献学术事业的师长！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1.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所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迨暑期休假，随读随记，历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同年，《史记新证》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黄按：指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黄按：指日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因汉书完成在先，与之重复者，大部分均已删削”；“书名新证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与逐字作训诂音义者，尚微有区别”。显然，《史记新证》同《汉书新证》一样，也是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国维提出，被称作“二重证据法”，见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证》。同时王氏又在其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说了如下脍炙人口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陈先生研究《史记》、《汉书》的方法，正是继承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并有新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李学勤研究员曾作总结说：
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4]。
上述陈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这些新突破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创新最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2.先行者
一般认为，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论取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的激进派史学家[5]。例如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书，以奴隶为主体，论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而展现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则强调共同的工人文化对整个美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5]。另外，被称为历史多元论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国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种工人、农民、囚犯、妇女、移民等社会下层民众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的历史[6]。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近年来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都颇为流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其实，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史学实践中早已存在；此中，陈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只不过以往人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罢了！
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直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五篇论文组成。此书除了体现陈先生将文物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治学特点之外，最大的一项宗旨，即“发挥两汉人民在手工业方面的高度成就”[7]。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应该说同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陈先生这一撰史宗旨，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出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两汉工人的形态》[3]，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汉史的论文，便是很好的证明。
1980年，经过增订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订版较初版增加了《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等一文一表，从而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对于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评述指出：
《两汉工人的类别》与《两汉工人题名表》，乃作者独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基础上，将两汉工人划分为官府手工业及私人作坊两大类，分别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艺的发展与提高、工官设置、工人范围的扩大、官府手工业铸器存在的问题、分工问题、画工寺工供工并工问题、工官署中主要器与兼作器的区别、官民工互助、京师考工令拨工帮助郡国、大司农工巧奴、官工兼多门技艺、一工兼两工、漆工工令、工人题名次序称呼位置诸问题、义工辈工佣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文中作者高度称赞了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歌颂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尖锐揭露了当时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会不合理现实，并对士大夫贱视工人现象作了批判。后者收集了汉代工人题名三百一十六个，其中见于文献者仅十余人，其余皆从出土古物中发现。表中详细罗列了工别、籍贯、时代、题名作品及所见著录等情况。古今中外史学家当中，如此精心为工人树碑立传者，实不多见[2]。
应该说，上面的评述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陈直先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
其后不久，陈先生在写给一个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为工人树碑立传的撰史宗旨，概括为“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等几句话[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们的研究取向时，其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其具体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后的结论上每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直先生的“搞人民史”，与国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谓之适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陈直先生显然应该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3.陈直学
已故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说过：日本学者出于对陈直先生学问的钦佩与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陈直学。对此，我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日本学术研究最高奖“学士赏”获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讲的一段话：“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以及给陈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称等情况来看，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确乎享有极高的威望，林剑鸣教授的说法，当有所据。我想，这里暂可不管国外学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经建立陈直学的问题，倒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关乎学术发展的大事，尤其是陈先生生前供职的西北大学及他的受业弟子们，更是责无旁贷。故笔者愿借此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就“陈直学”来谈点浅见，以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外学界师友，共同探讨。
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直．摹庐丛著七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黄留珠．陈直先生治学精神与思想初探[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5]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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