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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数术文化的科学认识——评刘乐贤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写道：“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其实，在整个秦汉时期，“巫风”和“鬼道”都曾经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种文化现象的学术总结，即通常所谓早期数术之学，当时曾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些现今人们通常简单化地轻易归为“迷信”的文化存在，其实有些当时是被置于文化结构最顶端的学术精华。数术之学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对早期数术之学的分析，则不可能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乃至文化的总体背景。
以新出土简帛资料的不断发现为条件，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于数术文化的研究有比较显著的推进。其特点之一，是积极运用了王国维力倡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对于新出土简帛资料的充分重视，是深化秦汉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刘乐贤在李学勤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由文津出版社于1994年7月发行，将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秦数术文化研究因新锐学者的参与而取得的新的进步。此后，刘乐贤继续进行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重心集中于秦汉出土数术文献。其论著每每被学界视为前沿研究的成果。其学术风格，则坚持着传统史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原则，而绝无以单纯标新立异为追求的哗众取宠之心。在李学勤教授主编的《新出简帛研究丛书》第一辑中，我们又看到刘乐贤近期推出的学术专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应当肯定，这是一部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对秦汉时期数术文化（特别是数术文献）研究有新的推进的成果。
《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全书分八章，即：第一章，早期数术文献及研究成果概述；第二章，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上）——秦简《日书》丛考；第三章，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中）——马王堆汉墓选择文献初探；第四章，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下）——尹湾汉墓选择文献探论；第五章，出土天文类文献研究；第六章，其他出土数术文献研究；第七章，相关数术问题考辨；第八章，相关传世文献新探。
在题为“秦简《日书》丛考”的一章，列有“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丛考”、“睡虎地秦简《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补证”、“睡虎地秦简《日书》‘龙’字试释”三节。作者作为秦简《日书》研究公认的领先学者，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一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学术进步，依然占据着秦简《日书》研究的学术制高点。在“马王堆汉墓选择文献初探”题下，作者讨论了《刑德》、《出行占》、《式法·太一》的有关内容。在“尹湾汉墓选择文献探论”题下，则有《〈神龟占〉初探》、《〈博局占〉考释》、《〈刑德行时〉考述》、《〈行道吉凶〉复原》四节。关于“出土天文类文献研究”，作者提供的研究成果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札记》、《马王堆帛书〈星占书〉释丛》、《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补注》、《谈银雀山汉简中的〈亡国志〉》、《简帛文献中的星宿分野资料》等。作者列入“其他出土数术文献研究”一章的，有《尹湾汉墓出土历日及相关问题》、《三里村陶瓶朱书残文研究》、《邵家沟汉代木牍上的符咒及相关问题》。“相关数术问题考辨”一章，有《往亡考》、《阴国、阳国考》、《十二禽、三十六禽新考》以及《选择术与“星命月”》。
作者在《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一书的“前言”中写道，“研究古代数术，可以有多种途径或方法。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从文献学和数术史的角度来解读和认识一批早期数术文献。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注意搜求后世相关记载与出土文献对读，另一方面也注意运用出土资料重新考察某些传世文献，考证疑难数术问题。”（2页）这是一种摆脱了就简帛论简帛的一般程式的比较聪明的研究方法。重视出土数术文献和“传世文献”以及“后世相关记载”的对读，就往往被冷落在学术视界之外的“传世”数术“文献”以及“后世相关记载”而言，给予了发现、发掘和发明的机会。这对于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的源流，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作者所谓“运用出土资料重新考察某些传世文献”的心得，部分体现在这部书的第八章“相关传世文献新探”的内容中。有关考论包括《从马王堆星占文献看〈河图帝览嬉〉》、《〈史记·日者列传〉新考》、《出土五行类简帛与日本阴阳道文献》、《谈〈产经〉的生子占文》等。通过对晚期文献的研究认识早期文献，通过对晚期文化现象的分析了解早期文化现象，通过对晚期社会历史的探讨理解早期社会历史，作者的学术思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以《〈史记·日者列传〉新考》为例，作者对几种不同意见进行了辨析，指出，司马迁所说“日者”，是占候时日之人，而记载的术士司马季主是卜者而非“日者”，其所操之术是卜筮而非“日者”之术。在今本《日者列传》中，找不出可与专门记载“日者”之术的战国秦汉《日书》印证的文句。也就是说，今本《日者列传》根本就没有记载“日者”或“日者”之术。因此，它不可能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日者列传》，不可能是太史公所作（366页）。这一见解，显然值得《史记》研究者重视。
在《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中，有作者对以往未被充分重视的出土数术文献首次发布的研究心得，如《〈出行占〉摘释》、《谈银雀山汉简中的〈亡国志〉》、《往亡考》等；也有作者面对众议，提出新识，使积年甚久的学术疑案终于得以澄清的实例。如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出土木牍所见“符画”，发掘者称为“七星符”，研究者或说是“北斗七星”，或说是“南斗六星”。星图题记，清理简报释为“符君”。作者对照三里村陶瓶朱书“北斗君”三字及北斗七星图，推定邵家沟木牍上的星图可能也是北斗七星图，图上的题记可能也是“北斗君”三字（282～285页）。作者细心分析汉代“北”“斗”两字的写法进而提出的论证，是有充分说服力的。又如对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龙”字，整理小组注释：“龙意即禁忌。”刘乐贤也曾经说：“龙是禁忌的意思。”虽然有诸多学者持相同意见，但是论证并不充分。有学者则著文指出，从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些简例看，“‘龙日’和‘不吉’相对，龙日显然是吉利的。”他认为，“很可能‘龙’字要读作‘良’。龙字上古音是来母东部，良字上古音是来母阳部，而东部和阳部在日书中是合韵的……”（蔡哲茂：《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两则》，《第二届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47页至第148页；《训诂论丛》第2辑，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至第150页）刘乐贤在《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一书中又将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他认为，“从《日书》所载‘龙’字诸简的内容分析看，‘龙’字不存在读为‘良’的可能。”对于“龙”何以有“禁忌”之义，刘乐贤认为，“这种用法的‘龙’字，也可能是‘龖’字的省写。大概是‘龖’字形体过于复杂，抄写者想省事，就只写一半。也就是说，这样的‘龙’字，其实应读为‘龖’声或看作‘龖’省声。在《日书》中，这种读‘龖’声的‘龙’字，可能应通假为‘讋’。”“《孔子家语》也有读‘龙’为‘讋’的用例，恰可与此互证。据《淮南子·氾论训》注，‘讋’字可训为‘忌’。”（96页）刘乐贤的这一意见，应当肯定是对于睡虎地秦简《日书》“龙日”的最合理的解说。
早期数术文献中有关出行宜忌的内容，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的研究，以说明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相应的文化意义。刘乐贤在《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中的相关研究则有显著的学术推进。如《〈出行占〉摘释》、《〈行道吉凶〉复原》、《往亡考》以及《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初探》中关于“禹须臾行日篇”的部分等，都可以为交通史研究者和对交通文化有兴趣的人们提供崭新的学术信息。
对于早期数术之学的总体判断，不仅对于数术文化的评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认识，也有积极的作用。刘乐贤指出，在西汉及其前人的知识体系中，“数术是一套广为流行且具有实际功效的技术和观念，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科学知识加迷信法术，并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这种集科学、迷信、宗教于一体的早期数术，对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4页）他还认为，“《史记》、《汉书》所描述的那种集古代科学、迷信、宗教于一体的数术，才是早期数术的真实面貌。”（5页）这样的认识，指出了早期数术真实的文化特质。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点，无疑可以显著拓宽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为全面地真切地认识西汉以前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创造更为现实，同时也更为科学的条件。就所讨论的问题本身而言，《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中的若干成果事实上已经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历史文化的认识。
不过，《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一书依然可以指出瑕疵。除了个别字的错排误植之外，作者自己的疏忽也是存在的。如第86页《墨子·贵义篇》，第95页写作《墨子·贵义》，似乎应当一致。如果前例可以用引录前书作解释，那么我们还看到，书中又有如共见于98页的《淮南子·要略》和《淮南子·氾论训》的不同。虽然可以高诱注、许慎注之不同为之解，但引《淮南子》原文，后者似乎也应作《淮南子·氾论》为妥。又如142页引《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五“崔无隐”条，似以说明“出《博异记》”更好。有些论证似乎还可以力争更为完备。如前面说到的关于睡虎地秦简《日书》“龙”字的讨论，蔡哲茂举出“龙日”确有与“不吉”并见之例，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行忌”题下“行龙戊、己，行忌”，“龙”字也与“忌”字同时出现于一条简文中，对于“龙”与“忌”的实际内涵，似乎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说明。关于《式法·天一》中出现的“张（长）室”和“枳（支）子”，作者推测“长子”可能与用为“嫡子”义的“正室”相当，“也就是说，《式法》的‘长室’与宗法制中的‘宗子’应大体一致。”（143页）这一见解有一定的道理，但似嫌推想的成分稍多。如果再作更充分的论证，则学术立足点可能可以较为稳固。
《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是清华大学“985”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这一项目的研究主题是“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思想研究”。先秦史研究者和秦汉史研究者在赞赏《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一书的学术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感谢这一项目的主持者和主要参与者。而出版这套丛书的湖北教育出版社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长期的关切和多方面的协助，其学术眼光和学术魄力，也值得学界敬重。
（刘乐贤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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