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周秦文化的交汇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周秦文化的交汇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秦文化的交汇带

王学理
最早的周人同秦人，在中华大地上一西一东。当周西伯文王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仍是作为一个方国存在。而东夷秦人的一支，则随商夷联军进入了商的西土。在土地辽阔、根基深厚的周地，秦人不过是散布在诸戎中极少的一个个点。商代末期，秦之先祖中潏作为军事长官的身份“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为商镇守西部边陲。不但与周人相睦，共同对付戎人的侵扰，而且也维持了周秦关系，相安无事。
随着商王朝的覆灭，周朝代之而兴，周人和秦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俯首称臣的周人成了统治者，而追随商纣的嬴秦上层成了丧家之犬，下层劳动者也不得不从游徙转入一个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定居式的农业兼畜牧业。
当周平王东迁，秦襄公“立国”。在周王逐渐让出关中的情况下，秦国发展壮大，最后走出关中，统一了中国。
秦人同周人接触的时间，长达八九百年。从落后到富强、由小变大，其伴随或相伴的历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可说是在关陇一带渡过的。“秦文化”作为一个阶段性、多含义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在从吸吮了周文化的乳汁起步而成长起来的。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文化的交触，会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其中之一，是落后文化同先进文化的碰撞，有可能是对先进文化的破坏；但也会是先进对落后的改造，使落后变为先进。周秦文化的关系，就属于后一种。而这种长期的融通过程和地点，就在关陇一带。所以，研究周秦文化的这一“交汇带”，对认识“秦文化”的形成绝对是有帮助的。
周秦文化的关系，我以为按历史地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即：
第一阶段（西周时期）：游牧兼初期农业的经济生活使秦人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还是处在隔膜的状态。如果说秦人生活在陇东时期得直接受到周王朝的统治，本身带有宗族奴隶的性质，其心理素质决定了在那样的处境中固然得仰人鼻息，但自己那种低俗的文化状态必定在生活层面上缓慢地改进。
第二阶段（春秋时期）：由于秦人已经建立国家、正式被封为诸侯，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其心理素质也决定了必然把得到的一分权力发挥到十分。那么，出自“发展个人”的需要，他从“利用”的角度还是虚心地在向周文化靠拢着。
第三阶段（战国至统一秦）：秦人己经形成自已的文化面貌，对周文化基本构成为否定的局面。
本文试图探索一下春秋时期以前那段周秦文化交融的情况，当然地理位置就局限在今渭水的中上游，重点也是放在今宝鸡地区。

一、周文化对秦业的奠基作用
西周时期，“周文化”已经呈现出光辉灿烂的奴隶制文化面貌。其物质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其精神文化特别是成熟的礼仪文化更具代表性、典型化。
周秦两个不同氏族的人群，其接触的历史固然远在商代末期已经开始，但“周文化”还是处在形成期。二者政治地位有别，也决定了它的影响力是不大的。西周初期，政治较量大于文化交流。尽管另一支秦人孟增幸于周成王，受过赐宅于皋狼的恩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使周王获得了神奇的八骏马，驾车快速地由远地近京，迅速平灭了徐偃王之乱，但这些还只限于季胜那一支秦人的个人行为。而只有从非子为周王室养马开始，先进的周文化对落后的秦文化的影响才与日俱增。
在甘肃省东部的甘谷县毛家坪、天水董家坪两地都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在居住遗址中，从房屋残迹和灰坑分析上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已经产生；在毛家坪发掘31座秦墓，葬俗除过屈肢葬、头向西而外，其中12座墓葬的形制采用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出土鬲、盆、豆、罐等随葬陶器的器形与器物组合，和同期的周墓也没有什么区别。19座春秋战国墓葬，与陕西关中的同类秦墓基本上保持一致，明显地具有前后传承的关系。而毛家坪和董家坪陶器的质地，还是火候较低的红陶。这种情况说明，尽管制陶业毕竟还处在初创阶段，但毕竟是秦人从游徙走上了定居，从生产生活在向周人看齐[1]。
非子养马初见成效，受到周孝王的嘉奖与策命，不但给大骆族秦人赢得了政治地位，也带来了文化上轨的曙光。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铜驹尊四器[2]，经过考古学术界长期的探讨，终于使其时代、器主、事件等大问题得到了认定。但如果说它是“西周秦器”，也没错，因为是周孝王赐给了秦非子和大骆的。不过，从铸造到铭刻纪事，确确实实却是由周王室完成的。它毕竟还不像一般在事件之后铸器、刻铭纪事，以作纪念。情况更像是周王和受奖人非子之间对话，由史官纪录，再刻录在案的。那么，与其说驹尊是奖品，还不如它是王命的信物。这同古代临战命将时，要在太庙中授钺宣誓或剖符活动何其相似！且看：
盠驹铭——
隹（惟）王十又二月，辰才（在）甲申，王初执驹于。王乎（呼）师豦召盠。王亲旨盠，驹易（锡）两。拜稽首曰：“王弗望（忘）氒（厥）旧宗小子，皇盠身。”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则万年保我万宗。”盠曰：“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宝彜。”盠曰：“其万年世子孙永宝之。”【铭文位置：盠驹尊胸前】
王驹，易（锡）盠驹，用雷（罍）。骓子【铭文位置：盠驹尊盖】
盠方尊铭——
隹（惟）八月初吉，王各（格）于周庙。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乡（嚮）。王册命，尹易（锡）盠赤巿、幽亢（璜）、攸勤，曰：“用（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司）土（徒）、（司）马、工（空）”。王令盠曰：“摄（司）六（师）八（师）执。”盠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乍（作）朕文祖公宝彜。盠曰“天子不（丕）叚（嘏）不（丕）基，万年保我万邦。”盠敢拜稽首曰：“剌剌朕身，朕先宝事。” 【铭文位置：盠方尊盖、腹文同此】
从盠驹尊的铭文上，除过事件本身及文字释读无须赘言之外，我以为这一册命礼仪的文化意义就表现在：
第一、由周王亲自示范，使秦人从上层第一次受到“周礼”的洗礼；
第二、使秦人明白纪事、铭功的重要性，见识了程序及其过程；
第三、具备了文字档案。起码这是我们见到秦人最早的材料
对这一文化意义再结合后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对秦人摆脱自身及戎狄习俗、迈向文明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也应充分给予估计。
秦人最早的青铜器当数传世的“不其簋”，其盖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80年在山东滕县才出土了早年亡失的器身。从铭文知，周宣王时猃狁侵犯西部边境的“西俞”，伯氏和不其奉命抗击，直追至“西”，大获其胜。伯氏回京献俘，命不其继续追击逃敌。不其率战车与戎搏战，多所斩获。伯氏赏给不其有“弓一矢束、臣（奴隶）五家、田十田”等。於是，不其铸铜簋作为皇祖“公伯”与孟姬的祭器。李学勤先生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庄公名“其”的记载认为秦公簋铭中的“不其”就是秦庄公，而“不”只是个无义助词。伯氏当是秦庄公“昆弟五人”之长，他与不其追戎于“西”的“西”，即秦汉陇西郡的西县，古作“西垂”，即今天水市的西南；王辉以为簋铭“伯氏”为秦仲，而庄公只是军队的统帅，且未即位，所以才直呼其名，而不其簋制作的年代大约在秦仲后期；陈平详考后认为，“作器之年应在公元前825年，即周宣王三年、秦仲二十年”[3]。
从周孝王给非子奖驹尊到周宣王时不其作簋，前居不过60年左右时间。以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仍然还是商周时期的那种附属雕饰。但这件驹尊是空心造型的立体圆雕，身长34厘米，髙32.4厘米，重达5.68公斤，作昂首站立的小马驹形象，极其可爱。作为我国最早的一件铜马艺术品，如果要从历史角度来观察其时代风格和特点，还缺乏对比材料。但从盠方尊和不其簋这两件青铜器看，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字体与格式，还都是典型的周式。确切地讲，“不其簋”是纯粹的“秦器”。即使是作器勒功的那一套程式，都是向周亦步亦趋学来的。
秦文公继襄公而立，是位积极吸取周文化营养的有为之君。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763年），就率领“七百人东猎”。这既带有军事演练的性质，更具有东进以探虚实的目标。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地形考察和对政治形势的分析，第四年（公元前762年）就正式迁都“汧渭之会”（《史记·秦本纪》）。如果说秦襄公为了伐戎所建立的“汧”只是个临近前线的军事指挥中心，那么，秦文公迁建的“汧渭之会”就更多带有国家建设的性质。他在位50年，对政权的完善、制度的创新和军事上的取胜，都有巨大的贡献。
第一、正式设立史官，有了涉及国家大事的正式记载。随后，在打败戎人之后，他还“收周余民而有之”。
这两项，关系着国家存在的根本。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史记·秦本纪》赞）。可见在此之前，长期惯于游走的秦人没有文字，是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落后群体。虽然秦襄公建立了国家，是秦人、秦国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分水岭。虽然开始纪年，但没有史官，未有纪事，当然不会存有典籍。而秦文公从十三年开始设立史官，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从而标志着秦国向成熟的国家迈进。自非子养马以来，周秦关系从上层社会到基层劳动者和睦相处，未见抵触、侵犯、械斗的文献记载。秦人受到多方面的照顾和帮助，而“周遗民”中不乏有作册数典的太史一类人物，这无疑地为学习周文化带来极大的方便。而这，应看做秦文公为改变秦人原有的习俗、提高人们的素质所釆取的一种更积极的措施。只有国家和人民有章可循，才能使社会转入良性循环的秩序，所以就收到了为史学家称道的“民多化者”的效果。
第二、建立法律制度，初次确定“三族之罪”。
立法之所以由秦文公时出现，可以想见的是：秦人作为一个落后的游牧部族从陇东沟谷中脱颖而出，成了一方诸侯的国家。当它进入关中之初，面临多族群、多习俗的社会局面，没有法制是很难使国家机器运转。所以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史记·秦本纪》）。对“三族”的解释，向来说法不一［4］。不过，“法”的设立是国家职能的体现，可见它反映了秦国家政权的建设正处于完善之中。而这个“三族之罪”，我们可视之为后来“连坐之法”的滥觞。
第三、初设“鄜畤”，作为国家祭天的固定场所。祭品的数量，规定用牺牲“三牢”。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是除过血缘关系之外、在起着团结人群的作用。秦人对“天”的崇拜，同他具有的“务实”精神一样，和“帝”联系起来。就是要把上帝作为人间君主的保护神，也即是最高的“族神”——白帝少昊。秦人在陇东祭天祈求的坛台，是随祭随撤的。秦襄公始国，就设立了“西畤”，把民间的“畤祭”国有化、固定化。秦文公把鄜畤设立在“汧渭之会”这都城的所在地，标志着天帝中心位置的确立。所以司马迁就记作文公“十年，初为鄜畤” （《史记·秦本纪》），足见祭天（实际上是祭祖）活动在以后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多重要的号召作用。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它是都城建设中一项重要项目，不如说它更多地寄予着“受命于天”的关心。
第四、发动强劲的军事进攻，击败戎人，使秦国的占领区真正到达岐地，把周平王赐“岐西之地”的空头支票变成了存在的现实。
秦文公虽然建都在汧渭之会，但秦国能够控制的范围还仅限于汧河两岸和渭水之间的地方。周原一带仍在戎人之手，其君长称做丰王。只有文公在十六年（公元前750年）狠狠打击了丰王之后，秦国的领地才推进到了“岐”。因为岐以东仍被戎人占领，还故意在名义上把“岐以东献之周”。
第五、都城建设、文化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周原”是周人发源强大的根据地，农业经济非常发达。秦国在取得这一富庶的故土的同时，还把不可能跟随周平王东迁的普通“周遗民”接收过来，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从农耕技术、城建板筑、文化礼仪等方面全方位地学习，对改变原来的经济结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都有积极的作用。
秦文公是位了不起的秦君，在他主政的50年内，从周王室的“文化输出”状态变为秦国的“积极进取”，从而就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础。
二、秦人对周文化的主动吸收
秦人原来虽然文化浅薄，但他一旦合理合法地在周的故地上俨然以“国家”存在，面对周天子和诸侯国的交往时，也就无法掩饰自己文化素养上的不足。“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是秦国君主自卑又要强心理的坦白。早期秦人的心迹倒也豁达，对于差距不但敢于承认，而且确也能虚心学习，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稍握权柄者那样特有的架势。一旦当官，就自觉髙人一等，什么都强。更有甚者，既装腔又拿势，还敢不懂装懂地胡说八道。既能唬一般老百姓，也敢“玩”最高的长官。但在那时的秦，在全面学习周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术，并在学习中不断地提高本身的素质。
自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在“汧渭之会”设立史官“以纪事”起，在周文化的哺育下，使一个新姿态的秦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呈现出一个积极向上的、突飞猛进式的趋势。这正如今天一项新的电子科学技术一旦被采用，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就会发生想不到的改变。所谓“新的秦文化”，其物态形式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现在，也只能顺手拈来几则，以看大端。
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往往隐匿着许多礼制信息的密码，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东周初年的秦国青铜器具有西周青铜器的风格，即是破译的结果之一。而出土秦青铜器的墓葬，又是礼制和葬俗的总合体。它包涵的文化内容又是绝对不应忽视的。现将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批秦墓铜器及遗址铜器，排出如下序列：
春秋早期（汧渭之会期）：礼县秦公墓[5]、宝鸡姜城堡墓[6]、户县南关74M1[7]、宝鸡西高泉78BYXM1[8]；
春秋早期偏晚（都平阳期）：宝鸡县太公庙铜器[9]，陇县边家庄M5[10]；
春秋中期偏早（都雍期）：宝鸡福临堡M1[11]，户县宋村M3[12]、南关82M1[13]，甘肃灵台景家庄M1[14]；
春秋中期偏晚（都雍期）：秦公1号大墓，凤翔八旗屯BM27、BM32、CM2、AM9[15]，陇县边家庄M1[16]；
春秋晚期（都雍期）：凤翔高庄M10、48和49[17]，宝鸡阳平秦家沟M1、M2[18]。
秦人立国后进入关中的春秋时期，在文化上是一个积极、主动地接纳、吸收和大发展的时期。从墓葬铜器组合与铜器变化的特点上，我们更能感到它对外来的，特别是对周文化的渴求。下面就各期的文化动态作一归纳，并举例说明：
春秋早期前段的特点是：一是遵循周的礼制，器物更多地带有西周末期作风；二是秦的青铜器趋向小型化，制作粗糙；三是器形有变化，“秦风”初露。
甘肃礼县“西垂墓地”，在盗墓狂潮洗劫之后，考古发掘了两座“中”字型大墓（M2和3M）。盗自大墓中的铜器，已知有秦公鼎11件、簋6件、铜壶3件、秦子钟4件、椁上的鸱枭和虎形金饰片44片。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各别，有益的交锋也在继续。但澄滤出有文化意义的认识，应该是：
铜器铭文刻“秦公作宝…”的“秦公”，绝不可能是非子、秦侯、公伯和秦仲。也不可能是生为“西垂大夫”、死后追尊之号的庄公。更不可能是不享国的静公。而葬在平阳宣阳聚的武公及以下诸秦公，都不葬在甘肃。再由铜器的形制、纹饰看，与西周早期铜器无别。如果能考定出宪公和出子的葬地之“衙”就在甘肃的话，这两座大墓的墓主有很可能是襄、文、宪三公中的二人。目前只能根据《史记》具体的明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墓的規模气魄宏大、葬具奢华、文物精美，反映了秦开国之君已摆脱了昔日戎狄的礼俗，正式享用周代诸侯的礼制。没有僭越的行为，说明建国初期的秦君还在规行矩步地接受着周的礼仪文化。
姜城堡、西髙泉、户县南关的几座秦墓，都是春秋早期的中小型墓葬。户县南关74M1和姜城堡墓的随葬铜器，是鼎、簋、壶，盘、匜（或盉）的组合。定性的铜礼器数量是五鼎四簋和三鼎二簋的区别，显示着大夫与士级的不同。其礼数不但遵循周制，而且器形也同西周末的铜器没有太大的区别。鼎作浅圆腹、大圜底，惟三足稍向外张，显示着“承中有变”之态。两墓的器形普遍偏小，通髙约在10～15厘米，制作不精。西髙泉墓出铜器22件，铜壶、甬钟和铜豆，都是周器。豆上铭文作“周生作豆，用享于宗室”，也有巴蜀式铜剑和戈。这种不具有组合关系的周人铜器群，既反映了周室东迁的时间性，也是秦入进入关中之初不拒周物心态的表现。
当秦宪公迁都平阳（公元前714年）之后，在文公奠定的基础上，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都有了大的增长。宪公伐戎人所在的荡社、亳与荡氏等据点，武公伐彭戏氏至洛河流域。杀掉任意废立君主的三庶长、巩固权力之后，出兵陇东，征服邽、冀之戎，消灭了近在国都平阳附近的小虢。初次设县郑（治今陕西华阴县）与杜（治今西安市长安区杜城村）。不仅使秦国的占领区扩至关中腹地以东，而且在行政管理上开创中国县制的先声。在春秋早期偏晚的这一时段间，尽管在平阳立都只有37个年头，而从宪公、出子、武公，再加上宣公，计有四代国君在这里演绎着他们牵连秦国政治的风云。
宝鸡县太公庙铜器，正是秦文化抬头，独立之态正在形成之中的物证。五钟三镈体积大，甬钟髙27.6～48厘米，重6～24公斤；编镈髙64.2～75.1厘米，重46.5～62.5公斤。甬钟形体基本是周制，而铜镈造型优美，特别是四条由顶至鼓部的扉陵由14条飞龙组成，盘屈纠结，给人以灵动鲜活的感觉。秦武公铸作的这一组大型礼乐器，对创业的历世祖先伐功勒铭是“设史记事”以来的第一次。以“先祖受天命”打头，自非子封“秦”、襄公立国的“赏宅受国”，就威威烈烈。文公、静公与宪公继之于后，文治武功也“不坠于上”。完全是有了文化修养又目空一切的秦人口气，同昔日恭谨唯命听从周王的谦恭态度不一样了。长达135个字的长篇铭文，字大小一致，间距拉开，布局疏朗。字体瘦长，笔画纤细，同周金文俨然不同，属于秦金文的开篇之作。所以，从文体风格到铸造技术都表现出秦文化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
秦风显露，在春秋早期偏晚的都平阳时已经成为社会的趋向。陇县边家庄M5，是一座有棺有椁的中型墓。出土五鼎四簋，纹饰以窃曲纹为主，变得繁密细缛。鼎足也缩短外张。反映了留居在旧都汧邑的秦人在物质和文化的享受上都较以前提髙了。
三、秦国文化的确立
公元前677年，秦德公把都城从渭河之滨的平阳迁到了凤翔原上的雍都。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又迁都栎阳。秦国在雍立都294年，跨越了中国历史上春秋中期的早段到战国中期的中段。秦人在继承周文化某些传统的基础上，秦国文化形成，并以全新的姿态把奴隶制文化发展到极致。然后又冲破旧的樊笼，摒弃周文化，通过变法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争雄诸侯。在居雍期间，秦文化经历的是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髙的发展过程。在这里，不可能尽述在各个阶段上变化的特点，只有撷取若干事例，稍加说明，以便窥见其发展的轨迹。
继承周礼，规范大国制度的模式。《周礼·考工记》上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话。因为周的丰镐城址，至今未找见，故而对这一被人们称颂的理想化的都城布局还得不到证实。而秦都雍之后，极力按照周的政治模式规划城市，得了考古材料的支持。雍都的构成，包括了城垣、宫殿建筑、宗庙、朝寝、国君陵园、国人墓区及市肆等城市构成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它是经过了精心设计而有序安排的。当然，从德公“卜居雍”时起，都城的建设时限很长，但从总的格局到平面布置上看，都显示出一种严谨规整的风范，而没有随意性的“堆砌”。这无疑地表明其设计思想在借鉴于周都而追求“后子孙饮马于河”（《史记·秦本纪》）。
大概当时受河流走向的限制，因而夯筑的秦都雍城在平面上呈往西北倾斜的平行四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总面积近1100万平方米[19]。版筑的城墙之外，围以护城河。城内有纵横各4条主干道，显系“九经九纬”的格局。其垂直相交的结果，就形成了25个“坊”（借称）。而在7个坊内都有宫殿建筑遗址，其中大型建筑就有六七处。
宫殿建筑，除过城内的23处外，在城郊还有7处。可划分成马家庄（居城中心）、姚家岗（中部偏西）和髙王寺（城东北部）三大宫殿区。据记载，除德公居“大郑宫”外，还有宣公的“阳宫”、康、共、景的“高寝”，桓公“太寝”、躁公“受寝”，显然是受周王“六寝”之制（《周礼·天官·宫人》）的影响，而对秦公理朝和燕息的宫殿定名的。此外，还有凤台、三休台等髙台建筑。姚家岗建筑基址——群众称之为“殿台”、出土的铜构件——金釭64件及其他建筑遗物、附近有藏冰的“凌阴”遗地，都显示着春秋早期的特征，很可能就是有名的“大郑宫”遗址。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材料，能确定的秦汉名宫还有“棫阳宫——年宫”（今风翔县南东社、南古城到史家河一带）、“蕲年宫（祈年观）”（凤翔西南汧河东岸的孙家南头堡子壕）、“橐泉宫”（堡子壕一带）、鄜畤（堡子壕一带）。
宗庙（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位于雍故城中心，地当今马家庄村北。其建筑遗址座北朝南，由祖庙、昭庙、穆庙、中庭、围墙及门塾等部分构成，平面呈横长方形。经复原，南北长84米、东西宽90米，总面积7560多平方米。中庭前有各类祭祀坑181个。尽管《谷梁传》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但王国维认为周天子也是五庙制。那么，秦以诸侯身份建立三庙，故有祖庙一，祀始封君秦襄公；昭、穆庙各一，祀王考（祖父）、考（父）。所以，这座秦公祭祖的礼制性建筑遗址的总体布局和形制，显然是继承的周制。
朝寝（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东邻宗庙，西有凌阴。遗址呈南北长条状，具五进院落、五座门庭，四周围墙。平面布局规正，南北长362.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总面积21849平方米，是雍城最大的建筑遗址之一。其形制与所处位置完全符合“五朝三治”的周代朝寝之制。不过在定名上，据《小盂鼎》铭文中盂向周康王献俘经过门、朝的次序，门依次是皋、库、雉、应、路。“廷”即“朝”。那么，第二进（库门内）的大院应是“大廷”（外朝）、第三进（雉门内）的大院应是“中廷”（治朝）、最后的大院（路门内）才是“少廷”（燕朝）。
墓葬区作为古代都城的组成部分，被安置在城的近郊。雍都的秦人墓地位于城南，分为两区，一是“国人墓地”邻近雍城，分布在雍水两岸及南岸的塬地上；而又一区是以大型兆沟围起来的“秦公陵园”，位于前者之南，占据着雍岭一带的广阔地域。秦人茔域对雍都形成曲尺形的拱卫之状，内容繁杂，时空错落，构成了秦国独特的“丧葬文化”。
秦国都雍期间，享国君主19位，未嗣位的太子1人。经1976～1986年考古探测，计发现用中型兆沟围绕的秦公陵园13座、大型墓葬45座。大墓的平面形状有六种，其中等级最髙的“中”字形大墓18座。《周礼·春官宗伯》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的记载。我以为“兆域”就是“茔域”，也即是“墓地”。周代已经用围沟把墓地圈起来，标明了范围。这一作法应该是对以前“墓而不墳”、“不树不封”的突破。中山王墓的《兆域图》铜版，标明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形状，更是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陵园，除过继承祖先起造陵冢的传统外，还把原先的地下之沟变成了地上之城[20]。
经过10年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是位于一号陵园之内的“中”字型墓葬。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8米，深24米。连接东西斜坡墓道，全长300米。长方形的主椁室，被叠垒的方木隔成两部分，象征生前宫廷“前朝后寝”的布局。葬具用“黄肠题凑”，殉人186具。据研究，墓主是在位40年的秦景公。是秦君里仅次于秦昭王（56年）、文公（50年），位列第三的统治者。
都雍期间，是秦文化形成与全面提升的阶段。从城市建筑、奴隶制礼仪、冶金技术，到语言文字、书法艺术，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秦景公大墓里，出土有石磬。磬铭最长的有两行18字，最典型的句子是“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平”。石磬上的阴刻铭文，作为文字刻石，这算不算秦人最早的材料？在此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那个赫赫有名的“石鼓文”了。
把文字刻在石头上，本属原始先民摩崖刻画的一种。而秦人则创造性地刻在形状如鼓的“石鼓”上，计有10个。其形成的时间并非一次完成，而是有着先后的区别。但出土地在凤翔、刻记中地理环境、同秦景公石磬对照，认为二者都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从而破解了自唐以来1300多年间关于“时代”争论的疑案。
景公石磬字体与笔画结构，同太公庙武公镈、钟相近。尽管载体不同，刻契工具与方法有别，但布白的风格如出一辙。整体感觉是：疏朗、纤细。惟磬文的字体竖长、对称、均衡、典雅、俊美，而钟镈的字体有斜向右倾、大小失衡之态。这正是时间有先后、成熟过程是必然的流露。但是，石鼓文笔画粗壮有力、庄重、肃穆。我以为，这同金人掳去燕京、挖取宋人填金，后经人修整有关。尽管文字严重受损，“石鼓文”自为风格，但同钟、镈、磬的字体、结构并没有两样。四言一句的述事方式、文体与格调，所呈现的韵味也不差毫爽。
文字同书法，是字体的两种表现形式。秦人是从周人那里开始学习文字的，其书法也直接源于大篆。西周末年的“不其簋”，其铭文同周之金文并无太明显的区别。也正因为大篆是秦人早已熟悉的字体，就能在吸收使用中给予改进。“石鼓文”书体整齐，体态长方，布局严谨而骨肉停匀，明显地是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或“玉箸体”某些传统，是由大篆向小篆过渡并为秦篆的普及奠定了规范化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以潼关为界，把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籀文与古文两大派系。他说：“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风，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土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 [21]。所以，武公钟鎛、景公磬的字划纤细有如游丝，但精神劲健，字体同 “石鼓文” 帖近，实际是秦人以大篆（籀文）为基础而形成的秦系文字，实是以后“或颇省改”而形成小篆的前身。
同戎狄杂处，草原沟壑的空旷，游牧兼农业生活的恬适，早期秦人养成了狂放的性格。但进入关中平原之后，优美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善，受周人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春秋中期就能创作出《石鼓文》那样的雅体诗。同样，收入《诗经》中的《秦风》虽然只有10篇，但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足以反映出诗歌在秦穆公时代由上层到民间呈普遍发展的趋势。《渭阳》诗中“我送舅氏”句反复咏叹，表达了秦康公对生母去晋未归的悠悠情思。同样，在《黄鸟》一诗中表现出国人对穆公以三良从死的愤懑情绪。秦穆公曾对戎使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狄无此，何以为治？”（《史记·秦本纪》俨然是以自己精通周的《诗》、《书》、礼乐自居而咄咄逼人。确实，在一些宴会上他也往往能以诗歌唱和，故弄风雅，真也反映出秦人文化水平的提高。
秦人创造四字一句的韵文格式，最早见于《石鼓文》，后为《诗·秦风》所承。往往三句或两句一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战国到秦统一仍在采用，如云梦秦简《为吏之道》的第五栏有韵文八首。《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则是韵文的代表。秦穆公时作的《秦誓》是一篇有名的“罪己诏”，采用散文的这一形式，以后收入到《尚书》这部古老的散文集之中。
秦人原有的音乐、歌舞是简单而原始的，较多的还是西部游牧民族那种自由歌调。至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的话，那是带情绪而故意嘲讽带刺激的，不全反映现实。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武公钟、镈，在形式、纹饰固然是变化了的周制，但毕竟反映出秦国早期的朝廷音乐从因袭西周庙堂音乐中有了自己的乐歌的实际。《吕氏春秋·音初》说“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所以秦景公三十三年（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当听到唱秦歌时，就能敏感地立即指出：这是来自西周的“夏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四、秦在战国时期发展的支点
秦人立国后，以关中西部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长达387年，其中在雍都就有三个世纪之久。秦文化如由“设史纪事”为起点，到居雍期间，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秦国文化”。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看做“周秦文化的交汇期”，所在的关中西部也可称之为“周秦文化的交汇带”。这种文化的走势，对秦国的社会发展及“秦国文化”走向大的“秦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战国时期，秦文化更多地带有“军事文化的色彩”。就此认识，暂时打住，容后再议。
面对关东变法富强起来的国家、内忧外患的处境，秦国有作为的政治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不得不从旧的樊笼里跳出来。因此就有了迁都之举。秦献公（元前384年～前362年）一上台就颁布了“止从死”的法令，废除了自武公以来长达294年的人殉制度。次年，就迁都到了泾渭中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亦多大贾”、又便于伐魏的军事前沿地带的栎阳。孝公十二年（元元前350年）为变法图强，又把国都正式搬到了咸阳，成为统一天下的指挥台。
尽管秦的国都迁出了岐周故地，但雍州的政治地位无可取代的仍是秦国发展壮大的一个支点。因为那里是秦人立国后发迹的根据地，既是先王宫殿和陵寝的所在，也是祀天的中心，仍留置着宗庙重器，起着维系秦人宗族的纽带作用。
《史记·封禅书》：“雍州积高，神明之奥”。秦人早就确认那里是立畤祭天的好地方。自秦德公迁雍之后，“雍州诸祠自此举“，因此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又作“吴阳下畤”，祭赤（炎）帝。这三畤都在雍都，至今仍有把凤翔南原叫作“三畤原”的。因为秦人早期还在“雍旁”立过“吴阳武畤”，在“雍东”立过“好畤”，都由于“已皆废无祠”，所以秦文公卜居汧渭之会后立“鄜畤”祭白帝。那么，在鄜畤距雍不远而又保存的情况下，这一带就有了祭祀青、黄、赤、白四帝的四畤。虽然秦献公在栎阳立过“畦畤”，但到了汉代仍是承认雍地四畤的。所以汉高祖立了“北畤”祭黑帝，凑够了“五帝”，就祀之不绝，连汉武帝也曾“至雍，郊见五帝”。秦汉立峙祭天的过程反映了雍地在祭祀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秦人的政治中心尽管发生位移，但雍地作为宗教中心却是牢固的、不可轻易变动的。因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政治永远需要它！
我们都会记得秦始皇去雍都行“冠礼”引发镇压嫪毐势力集团的文献记载，实际上历代秦公、秦王都得去雍都的祖庙举行这一隆重的告神仪式。他们通过延续祭祖来巩固等级制度、维系宗族利益的活动，才能更好地同统治者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只有到了秦二世元年（元前209年），在咸阳改极庙为“始皇庙”并尊为“帝者祖庙”时，才把襄公以下诸庙轶毁。不过，这已经是秦王朝末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在此姑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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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县毛家坪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2] 李长庆、田野：《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3]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风出版公司，2000年；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2005年。
[4] 对“三族之罪”的解释，古人各有不同。在《史记·秦纪》的注中，张晏说是“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说是“父族、母族、妻族”；《仪礼·士昏礼》注作：“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周礼·春官·小宗伯》注：“父、子、孙”。长期来，法律学术界对“夷三族”的“三族”含义问题争论不休。但不论怎么讲，这是对犯罪者判刑的扩大化。其连坐，必然是以本人为主体，包括妻子，再延及兄弟同辈，上到父母同辈下及儿子同辈。
[5]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6] 王光永：《宝鸡市渭滨区姜城堡东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9期。
[7] [13] 曹发展：《陕西户县南关春秋秦墓清理记》，《文博》1989年第2期。
[8] 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县西髙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第9期。
[9] 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第10期。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4] 刘得祯等：《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又《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16] 尹盛平等：《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髙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秦墓发掘记》，《考古》1965年第7期。
[19] 尚志儒：《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与考古发掘》，《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28日。以下涉及雍都的资料，均引自王学理、尚志儒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0年。
[20]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 王国维：《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477.html

以上是关于考古-周秦文化的交汇带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