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周振鹤、罗婧：上海外滩地区历史景观研究（二篇）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上海开埠-周振鹤、罗婧：上海外滩地区历史景观研究（二篇）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振鹤、罗婧：上海外滩地区历史景观研究（二篇）
上海开埠以后，繁华之地从原来老城厢以南的董家渡至小东门一带迅速转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本文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和前人忽视的材料，揭示外滩地区各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与建设先后次序，并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洋行建筑的立体景观，尝试复原开埠初期外滩地区的面貌，以期让读者对这一地区的总体景观变迁有直观深刻的印象。
上海城市景观由传统向现代的改变在时间节点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埠后起始，在地域方面则是由外滩地区起步。这一变化不但于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城市景观的现代化方面亦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更进一步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外滩地区景观的变化也并不落后。须知，巴黎市区的现代化改造也是从1850年代才开始，当然此后的巴黎中心景观即与今天无异。而上海外滩的景观却经过几度变迁，目前所见沿黄浦江的建筑群是将近百年前1920年代末才最终成型的。
由于景观变迁巨大，关于上海开埠之后的历史研究不胜枚举，但大部分研究将上海作为一个"点"来处理。然而，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巨变，事实上不单包括上海作为现代城市的崛起，其实还包括上海城市功能区域的空间转移，即繁华之地从原来老城厢以南的董家渡至小东门一带迅速转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上海的北郊和西郊在开埠以前是荒郊或田野，开埠以后，从原有旧城的北郊、进而西郊，迅速矗立起了一座新城。近年来，由于采用历史地理方法对前人所忽视的资料加以深入研究，复原开埠前后上海城市景观已经成为可能。本文利用这些资料，揭示各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与建设先后次序，并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洋行建筑的立体景观，尝试复原开埠初期外滩地区的面貌，以期让读者对这一地区的总体景观变迁有直观深刻的印象。
城市空间是城市景观的载体，由建筑、街道、广场、公园与住宅区等组成。本文将逐项分析上述城市空间组成的变迁，并进一步注意到在景观中活动的人。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外滩地区不仅指沿黄浦江一线，而是与开埠初期英租界范围大致相当，即以黄浦江为东界，南抵洋泾浜（今延安路高架），西至今山东路一带，北达苏州河。因此，下文行文时或以英租界的说法代之。文章以1845-1855年为研究时限，是因为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颁布，确定了租界租地原则，下限则由于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在立体复原景观时具有重要价值，故而以此断限。
城市道路系统是最直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设载体，我们先借由上海英租界道路系统发展来看看外滩地区是如何从最初的寥落之地逐步发展成为十里洋场的。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确定了英人来沪租地的具体办法，同时也规定了租界内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关于城市道路的规定可视为英租界整个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规划方案。章程中涉及道路的条款如下：
杨泾浜以北，原有沿浦大路，系粮船纤道。后因坍没，未及修理。现既出租，应行由各租户将该路修补，以便往来。
商人租定基地内，前议留出浦大路四条，自东至西共同行走。一在新关之北，一在打绳旧路，一在四分地之南，一在建馆地之南。又原先宁波栈房西至，留南北路一条。其新关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码头之北，租定后，仍须酌留宽路两条。
议于浦江以西小河之上，北自军工厂旁冰厂之南官路起，南至杨泾浜河边厉坛西首止，另开二丈宽直路一条，公众行走。其军工厂之南，东至头摆渡口码头旧有官路一条，亦应开二丈宽，以便行走。
"沿浦大路"即今中山东一路，作为粮船纤道的地位不言自明，需重点维护。东西走向主干道为："出浦大路四条"（由南至北分别是今汉口路、九江路、南京东路、北京东路），"新关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码头之北"的两条宽路（今福州路和广东路）。另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宁波栈房西至"。由上述条款中的表述如"修补"、"留出"可知，这些道路在章程签订之前已初具规模，构成了租界的最初道路网络。章程规划开辟的道路有"北自军工厂旁冰厂之南官路起，南至杨泾浜河边厉坛西首止"贯穿英租界南北的今四川北路，而"其军工厂之南，东至头摆渡口码头旧有官路（今香港路北段）"则需要拓宽以便行走。
土地章程所记载的英租界道路信息虽较为详细，然而章程并非单纯的道路规划文件，地理信息难免缺失。以"宁波栈房西至"为例，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宁波栈房方位，因而无法考证该路的确切位置。所幸，文献史料的不足可由更直观反映历史景观的地图来弥补。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MapofShanghae April 1849Foreign Residences）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上海英国租界实测地图。该图利用分色套印细致描绘了开埠之初的英租界景观：河流以蓝色表示；洋行地块用黑色实线表示，并用数字标注相关租地号；道路用双实线勾勒走向，部分路段以红色填充，少数则未着色，笔者推测红色填充处为已建成路段，而未着色处为未建成路段。
图1：1844至1849年洋行分年租地图
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作为工作底图，利用Mapinfo软件重新绘制，并提取其中道路信息（如图1所示）。对照土地章程，可知章程所提及的道路到1849年基本建成，仅今四川中路和江西中路的福州路至洋泾浜路段仍未完成，因地图中这两条路未着红色，可推测为规划或在建中。然而，章程中未提及的天津路（河南中路至四川中路路段）和河南中路（北京东路至福州路路段）却在地图上用红色表示，应当已修建完成。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所反映的道路系统可以说是英租界最初的道路框架，对比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Grand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atShanghai，North of theYangKingPangCanal）一图便可知，此后的道路建设只是进一步往西和南北拓展，并没有改变原始的道路体系。
由图1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开埠之初英租界采用的道路建设方式最普遍的棋盘式道路模式（grid）。虽然该地区中的道路由于受到河流等地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绝对地纵横交错，但其中大部分道路采用正交模式，或相互垂直，或垂直于黄浦江沿岸。英租界中的棋盘式道路模式并非如长安、北京等传统中国城市那样，体现的是"君权神授"的观念，而是基于经济的考虑。纵横交错的土地最易于丈量和出手，并且规整的地块对建筑技术要求较低，也方便洋行建造房屋。旧上海将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四川路、江西路等道路统称"棋盘街"，因纵横轴线规范有序，与城内华界的道路形成鲜明对比，形似中国的棋盘而得名。流传广泛的晚清文献沪游杂记更有"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坛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的说法。英人是如何在没有规划师的情况下设计了租界的道路系统，并由此系统发展成城市框架的？这就需要关注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洋行。
首先需要将洋行稍加解释，本文讨论的在沪洋行并非单纯实业性的洋商贸易实体，而是包括在沪银行、商行、领事馆及其他外国驻沪机构、市政机构、医疗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工矿企业以及传教士等。因此，洋行只是一个泛称，概为当时各类在沪西人经营的各类实体。上文提及的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不仅直观反映了英租界的道路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数字，这些数字表示的是道契租地分地号。道契即是洋人来沪租地时由上海道台签发的土地凭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地图上所记录的是洋商租得土地的分地号（地籍图上的排列序号，用Lot.表示），而非道契契证序号即在领事馆注册时候的编号（用No.表示）。比如，由道契可知，在上海最早实现租地的是宝顺洋行，1844年租得今九江路靠近黄浦江的第8分地，后换得道契第1号。我们在图1中看到的"宝顺8"，表示的是宝顺洋行租到了第8分地，而不是指宝顺洋行的道契契证为8号。需要说明的是，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上只标注当时的分地号，而出租地具体对应的洋行名称是笔者借助道契资料考证后标于图1上的，即上例中的"8"中是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上原本就有的，而8号分地租给了宝顺洋行，这是道契资料告诉我们的。结合地图和道契资料，我们可以绘出1844至1849年洋行分年租地图，即图1。
由图可知，当时洋行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中路以东、北京东路以南、洋泾浜以北的区域，这一区块后来发展成为英租界的核心区域，直至1860年代主要的洋行分布也没有溢出这个范围。利用道契资料梳理1844至1845年的租地洋行可知，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抢滩"的过程。虽然当时关于外人租地的条款并未正式出台，但这些打拼多年的洋行大班都清楚地知道黄浦江滩的重要性。继宝顺洋行之后，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都在1844年向本地农民租地，德记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公司以及公平洋行则在1845年将九江路以北的外滩地块瓜分殆尽。从地图来看这两年所有洋行的租地，仅公平洋行（第35分地，南京东路四川中路路口）一家的租地没有临河，其他租地或临黄浦江、苏州河，或临次一级的小河，具有明显沿河选择的趋势，可见当时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黄浦江连接着长江航线，苏州河则沟通着太湖流域，两者都沟通着广阔的腹地，当然首选黄浦江次选苏州河。
1845年11月颁布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后修建界路（即河南路）为限。由于黄浦江滩基本被先到者占据，仅丰裕洋行在1847年租得靠近洋泾浜的第50号分地，位地则在1849年租得靠近福州路的第13分地，其余洋行的租地大多属于插花式填充最初划定的英租界范围。然而土地章程关于洋人租地的条款似乎没有起到限制作用。一方面，章程要求租地面积限制在10亩之内，但仅仅1846一年就有同珍洋行（租得第30号分地，面积15亩）、旗昌洋行（租得第34号分地，面积11亩）、宝顺洋行大班皮尔（租得第57号分地，面积18亩）、麦都思（租得第61号分地，面积13亩）、怡和洋行大班打喇士（租得第64号分地，面积12亩）和长脚医生（租得第65号分地，面积20亩）等六家洋行或洋商突破这一限制。另一方面，在1846年明确将今河南路作为英租界西界之后，仍不乏越界租地者。最先跨越界线的是麦都思，前后租用了今山东路附近的第61与第62分地，设立医院，即为麦家圈的雏形。1847年广隆洋行租下第74分地后与麦都思换单作英人坟地，还有娑尔租用了作为"戏玩处所"（FivesCourt）的第78分地。英国领事馆则成为开埠以来最大越界租地的执行者，于1847年租用了越过当时北界的第582分地。到1848年，作为"公游之所"的跑马场（第一跑马场）第80分地的签发将英租界扩张之前越界租地的做法推向了高潮。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越界租地的各分地功能分别为：医院、坟地、娱乐、领事馆，全部都是非实业性质。这一点此前一直是忽略的，总想当然地以为是洋商扩展，要求更广泛的空间，继而越界租地与筑路，从而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租界扩张。现在看来，这些越界租地的洋行或洋人都并非实业性质。1848年英租界首次扩张，但是洋行的分布却并没有紧随租界的扩张而扩张，依旧局限于河南中路以东之地，这是经济人的理性考虑，将洋行选址在新辟租界界区内，商业尚未繁荣，具有一定风险。
在城市空间扩张方面需要重视的是传教士这一群体。上海自开埠以来，本土文化逐步受到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播的影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Rev.DrMedhurst）作为最早到达上海的洋人之一，同时也是开埠最初的实施租地人之一，眼光独到地将汉口路的第24分地纳入囊中，为英国伦敦会的发展做好铺垫。1846年伊始，他再次租下界外的第61分地（今山东路、福州路一带）十余亩地，后来在这开设仁济医院，逐渐发展成著名的"麦家圈"。麦都思在沪的影响不仅限于布道传教，他设立医院传播西医，创建墨海书院推动西学传播，他对麦家圈附近的市政建设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麦都思因其社会名望，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成立之际被聘为税务与财务负责人，他借由这一职位为麦家圈的发展争取了很多有利条件，比如1855年麦都思坚决主张并主动承担建设费用，要求将租界的排水管道铺设到西人坟地（第74分地），1856年麦家圈东端需铺设一条道路但存在洋行侵占土地的现象，工部局处理此事时专门派人拜访麦都思。正是在麦都思的引导下，原本处租界之外的麦家圈市政得到应有的发展，逐渐积聚商业，洋行开始入驻山东路一带。麦都思只是开埠之初上海外侨的一个剪影，因地位特殊故而有较多史料可以挖掘，但并非所有外侨都有详细的记载，有些或许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名字。
目前所见最早的上海侨民的统计出现于1850年，见于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rald)创刊号即1850年8月3日第一版上海侨民录（ListofForeign ResidentsinShanghae），共记载沪侨民157人（户）。当时在上海的外侨多数是单身，但也有少数是挈家带口而来，侨名录中标记为"andfamily"，所以上述侨民总计数量以人(户)为单位。其中携眷的有31家，若一人只带一配偶，则有外侨188人。如果平均一家以三口计，则有219人。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1850年时在上海的外侨有200人左右。1851年北华捷报再次刊出外侨名录（1851年8月2日第53期第四版）时，总计有238人（户），其中携眷的有37家。按照上述的估算，1851年外侨人数则在300人上下。在这一年时间里，上海在沪外侨人口迅猛增加，增加率大致在50%。
阖家来沪的外侨中以传教士最多，18人中有16人是挈家带口的，仅伦敦会的伟烈亚力（Wylie，A.）和艾约瑟（Edkins，Josep）只身来沪。这些传教士分别属于伦敦会（6人）、美国南方浸信会（4人）、美国圣公会（2人）、南方监理圣公会（2人）、安立甘会（2人，1851年Hobson，Revd.J.创圣三一教堂）、美国安息日教派（2人）。其他在沪的教派如美部会则见于1851年外侨名录，美国长老会到1852年才见于名录记载。举家来沪最少的是在洋行任职的商人，仅8人。其他有两位执业医生、1位面包师、1位木匠、1位店主（Store- keeper）等与其家庭偕来，另外英法领事和北华捷报创始人奚安门（HenryShearman）携眷来沪。传教士之所以携眷比例最高，是因为他们多以上海为家，准备长期在此传教。而洋行的商人却多是总行的代理行，不负商业行为的风险，有随时调动的可能，所以不随带家眷。
来沪的外侨以洋行商人最为最多，共有129人，代表50家洋行。其中美国的森和洋行人数最多，有7人；其次英国公易洋行有6人；再次英国怡和、宝顺、公平等洋行各有5人；英国和记、裕记、广隆、名利、李百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帕西顺章洋行，各有4人；英国沙逊、太平、客地利、义记、广沅、祥泰、泰和、华记洋行，美国琼记和同珍洋行，帕西复沅洋行，以及唯一一家法国在沪洋行利名，各有3人；英国仁记、浩昌、丰茂和丽如银行，美国哗地玛和丰裕洋行，以及其他3家一两年后不见于记载的洋行（F.G.Husun.，HuberstonCo.，James White），各有2人；余下的则为1人的散商。洋行的外侨人数与洋行规模的大小并非线性关系，例如赫赫有名的沙逊洋行当时只有3人（当然他们也许雇佣了不少华人买办）。
从行业来看，除去以贸易为主的洋行外，当时沪上已有5位执业医生，1位药剂师和1家药房，1家船舶商店，1家拍卖行，1家报社，1家面包铺，1位木匠，1位建筑师，1位造船匠，1位手表商人。到1851年时则又增加了1位会计师，1位工程师兼机械师，1位造船匠和1名屠夫。这些洋行涉及医疗、饮食、制造、新闻业等，都是外侨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业。其中医疗方面相关人员占服务业比例最高，可见随着洋人在沪的日益增加，西医之存在十分必要。这批大班先生们在上海的饮食十分奢华，并且外侨认为中国的蔬菜是不合卫生的，经常导致腹泻、痢疾、肝病等病症（[美]霍塞：出卖上海滩），所以关乎生存和健康的医生一职遂较早地进入到上海这片土地且发展迅速。
在外事方面有英、法两个领事馆，其他国家虽不在沪开领事馆，但亦以其他国家的领事兼任自己国家的领事，如英国副领事D.B.Robertson就兼任丹麦领事。以某些洋行商人作为其领事更普遍，如美国旗昌洋行的祁理蕴（J.N.A.Griswold）就兼任美国领事，英国宝顺洋行的比利（T.C.Beale）就兼任葡萄牙领事与荷兰的副领事。其实在此名录注明之外，据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所云，他还担任普鲁士的副领事。而且据云此一时期美国领事几乎都是旗昌洋行的股东。旗昌洋行的另一位大班金能亨（Cunningham，E.）就担任过美国副领事，还兼任过瑞典与挪威的领事。又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云，广隆洋行的大班霍格兄弟是汉堡、吕贝克与不来梅领事，可见上海开埠初期"商人领事"十分盛行。
观立体复原
在梳理了外滩地区道路网络、洋行分布以及外侨名录之后，对开埠之初这一区域应已有一定的概念，然后我们将利用图像资料和计算机技术将原本见诸文字的景观描述复原到立体的图景（如图2、图3所示），以便读者有清晰直观的印象。
图2：开埠初期上海外滩地区鸟瞰图
图3：开埠初期上海外滩地区建筑景观
在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的一份老地图上方附有一幅题为外滩，1849的图画，这幅画正是当年沿黄浦江一线的城市景观的描绘，以这幅画为参照，结合此前考证的洋行租地、图像资料以及相关史料中对当时外滩建筑的描写，定制恰当的比例，可利用3dsMax软件将其中主要建筑进行建模复原。再利用GoogleSketchUp将3dsMax所建的模型重新定位于城市框架图上，再次建模，以便建成一个直观且易于操作的平台。至此，开埠初期外滩地区城市景观已可复原至立体的图景。
由图可知，经过数年建设，上海外滩地区的郊野之地基本上已转化为城市用地，西式建筑林立，仓储用地遍布，泥泞的道路被现代棋盘式街道取而代之。福钧在1843年初来上海时曾抱怨下雪天雪会积到床前，而等到第二次（1848年）来上海时不禁感叹："在破烂的中国小屋之地，在棉田及坟地之上，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城迅速建立起来。"美国记者霍塞（ErnestO.Hauser）在追溯1850年代上海英租界景观更是描写地淋漓尽致："城外的那片泥滩上，一个雏形的租界已经渐渐的成形了。白人的房屋都建造在黄浦江的岸边，当时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极其简单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各种花树。白人当时建造的房子，功能差不多是一致的：楼下大都是四间大房间，以供办公和会客之用，楼上则做卧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层都有洋台，以便傍晚时候可以闲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黄浦江的景致。"（出卖上海滩）西人在感叹上海变化之巨并享受着与母国无异的生活时，外滩地区的新建筑景观对中国人更是一个视觉冲击，马路的规整与建筑物的高耸尤令人感到新奇。清人黄楙材细致描绘了外滩繁华景观："自小东门吊桥外，迤北而西，延袤十余里，为番商租地，俗称夷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沪游脞记）由于上海老城厢与城外的繁华地区街路都是不规整的，民房与商铺都是平房或至多加一个阁楼，因此中国人对外滩街道的棋盘式街道与崇楼飞阁特别有感触，即便当时外滩新式的建筑大多是两层楼的外廊式楼房，但于华人来说已是"高入云霄"了。
上海开埠以后，繁华之地从原来老城厢以南的董家渡至小东门一带迅速转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本文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和前人忽视的材料，揭示外滩地区各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与建设先后次序，并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洋行建筑的立体景观，尝试复原开埠初期外滩地区的面貌，以期让读者对这一地区的总体景观变迁有直观深刻的印象。
上海城市景观由传统向现代的改变在时间节点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埠后起始，在地域方面则是由外滩地区起步。这一变化不但于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城市景观的现代化方面亦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更进一步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外滩地区景观的变化也并不落后。须知，巴黎市区的现代化改造也是从1850年代才开始，当然此后的巴黎中心景观即与今天无异。而上海外滩的景观却经过几度变迁，目前所见沿黄浦江的建筑群是将近百年前1920年代末才最终成型的。
由于景观变迁巨大，关于上海开埠之后的历史研究不胜枚举，但大部分研究将上海作为一个"点"来处理。然而，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巨变，事实上不单包括上海作为现代城市的崛起，其实还包括上海城市功能区域的空间转移，即繁华之地从原来老城厢以南的董家渡至小东门一带迅速转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上海的北郊和西郊在开埠以前是荒郊或田野，开埠以后，从原有旧城的北郊、进而西郊，迅速矗立起了一座新城。近年来，由于采用历史地理方法对前人所忽视的资料加以深入研究，复原开埠前后上海城市景观已经成为可能。本文利用这些资料，揭示各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与建设先后次序，并运用计算机技术模拟洋行建筑的立体景观，尝试复原开埠初期外滩地区的面貌，以期让读者对这一地区的总体景观变迁有直观深刻的印象。
城市空间是城市景观的载体，由建筑、街道、广场、公园与住宅区等组成。本文将逐项分析上述城市空间组成的变迁，并进一步注意到在景观中活动的人。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外滩地区不仅指沿黄浦江一线，而是与开埠初期英租界范围大致相当，即以黄浦江为东界，南抵洋泾浜（今延安路高架），西至今山东路一带，北达苏州河。因此，下文行文时或以英租界的说法代之。文章以1845-1855年为研究时限，是因为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颁布，确定了租界租地原则，下限则由于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在立体复原景观时具有重要价值，故而以此断限。
城市道路系统是最直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设载体，我们先借由上海英租界道路系统发展来看看外滩地区是如何从最初的寥落之地逐步发展成为十里洋场的。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确定了英人来沪租地的具体办法，同时也规定了租界内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关于城市道路的规定可视为英租界整个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规划方案。章程中涉及道路的条款如下：
杨泾浜以北，原有沿浦大路，系粮船纤道。后因坍没，未及修理。现既出租，应行由各租户将该路修补，以便往来。
商人租定基地内，前议留出浦大路四条，自东至西共同行走。一在新关之北，一在打绳旧路，一在四分地之南，一在建馆地之南。又原先宁波栈房西至，留南北路一条。其新关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码头之北，租定后，仍须酌留宽路两条。
议于浦江以西小河之上，北自军工厂旁冰厂之南官路起，南至杨泾浜河边厉坛西首止，另开二丈宽直路一条，公众行走。其军工厂之南，东至头摆渡口码头旧有官路一条，亦应开二丈宽，以便行走。
"沿浦大路"即今中山东一路，作为粮船纤道的地位不言自明，需重点维护。东西走向主干道为："出浦大路四条"（由南至北分别是今汉口路、九江路、南京东路、北京东路），"新关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码头之北"的两条宽路（今福州路和广东路）。另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宁波栈房西至"。由上述条款中的表述如"修补"、"留出"可知，这些道路在章程签订之前已初具规模，构成了租界的最初道路网络。章程规划开辟的道路有"北自军工厂旁冰厂之南官路起，南至杨泾浜河边厉坛西首止"贯穿英租界南北的今四川北路，而"其军工厂之南，东至头摆渡口码头旧有官路（今香港路北段）"则需要拓宽以便行走。
土地章程所记载的英租界道路信息虽较为详细，然而章程并非单纯的道路规划文件，地理信息难免缺失。以"宁波栈房西至"为例，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宁波栈房方位，因而无法考证该路的确切位置。所幸，文献史料的不足可由更直观反映历史景观的地图来弥补。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MapofShanghae April 1849Foreign Residences）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上海英国租界实测地图。该图利用分色套印细致描绘了开埠之初的英租界景观：河流以蓝色表示；洋行地块用黑色实线表示，并用数字标注相关租地号；道路用双实线勾勒走向，部分路段以红色填充，少数则未着色，笔者推测红色填充处为已建成路段，而未着色处为未建成路段。
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作为工作底图，利用Mapinfo软件重新绘制，并提取其中道路信息（如图1所示）。对照土地章程，可知章程所提及的道路到1849年基本建成，仅今四川中路和江西中路的福州路至洋泾浜路段仍未完成，因地图中这两条路未着红色，可推测为规划或在建中。然而，章程中未提及的天津路（河南中路至四川中路路段）和河南中路（北京东路至福州路路段）却在地图上用红色表示，应当已修建完成。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所反映的道路系统可以说是英租界最初的道路框架，对比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Grand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atShanghai，North of theYangKingPangCanal）一图便可知，此后的道路建设只是进一步往西和南北拓展，并没有改变原始的道路体系。
由图1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开埠之初英租界采用的道路建设方式最普遍的棋盘式道路模式（grid）。虽然该地区中的道路由于受到河流等地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绝对地纵横交错，但其中大部分道路采用正交模式，或相互垂直，或垂直于黄浦江沿岸。英租界中的棋盘式道路模式并非如长安、北京等传统中国城市那样，体现的是"君权神授"的观念，而是基于经济的考虑。纵横交错的土地最易于丈量和出手，并且规整的地块对建筑技术要求较低，也方便洋行建造房屋。旧上海将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四川路、江西路等道路统称"棋盘街"，因纵横轴线规范有序，与城内华界的道路形成鲜明对比，形似中国的棋盘而得名。流传广泛的晚清文献沪游杂记更有"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坛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的说法。英人是如何在没有规划师的情况下设计了租界的道路系统，并由此系统发展成城市框架的？这就需要关注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洋行。
首先需要将洋行稍加解释，本文讨论的在沪洋行并非单纯实业性的洋商贸易实体，而是包括在沪银行、商行、领事馆及其他外国驻沪机构、市政机构、医疗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工矿企业以及传教士等。因此，洋行只是一个泛称，概为当时各类在沪西人经营的各类实体。上文提及的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不仅直观反映了英租界的道路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数字，这些数字表示的是道契租地分地号。道契即是洋人来沪租地时由上海道台签发的土地凭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地图上所记录的是洋商租得土地的分地号（地籍图上的排列序号，用Lot.表示），而非道契契证序号即在领事馆注册时候的编号（用No.表示）。比如，由道契可知，在上海最早实现租地的是宝顺洋行，1844年租得今九江路靠近黄浦江的第8分地，后换得道契第1号。我们在图1中看到的"宝顺8"，表示的是宝顺洋行租到了第8分地，而不是指宝顺洋行的道契契证为8号。需要说明的是，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上只标注当时的分地号，而出租地具体对应的洋行名称是笔者借助道契资料考证后标于图1上的，即上例中的"8"中是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上原本就有的，而8号分地租给了宝顺洋行，这是道契资料告诉我们的。结合地图和道契资料，我们可以绘出1844至1849年洋行分年租地图，即图1。
由图可知，当时洋行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中路以东、北京东路以南、洋泾浜以北的区域，这一区块后来发展成为英租界的核心区域，直至1860年代主要的洋行分布也没有溢出这个范围。利用道契资料梳理1844至1845年的租地洋行可知，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抢滩"的过程。虽然当时关于外人租地的条款并未正式出台，但这些打拼多年的洋行大班都清楚地知道黄浦江滩的重要性。继宝顺洋行之后，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都在1844年向本地农民租地，德记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公司以及公平洋行则在1845年将九江路以北的外滩地块瓜分殆尽。从地图来看这两年所有洋行的租地，仅公平洋行（第35分地，南京东路四川中路路口）一家的租地没有临河，其他租地或临黄浦江、苏州河，或临次一级的小河，具有明显沿河选择的趋势，可见当时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黄浦江连接着长江航线，苏州河则沟通着太湖流域，两者都沟通着广阔的腹地，当然首选黄浦江次选苏州河。
1845年11月颁布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后修建界路（即河南路）为限。由于黄浦江滩基本被先到者占据，仅丰裕洋行在1847年租得靠近洋泾浜的第50号分地，位地则在1849年租得靠近福州路的第13分地，其余洋行的租地大多属于插花式填充最初划定的英租界范围。然而土地章程关于洋人租地的条款似乎没有起到限制作用。一方面，章程要求租地面积限制在10亩之内，但仅仅1846一年就有同珍洋行（租得第30号分地，面积15亩）、旗昌洋行（租得第34号分地，面积11亩）、宝顺洋行大班皮尔（租得第57号分地，面积18亩）、麦都思（租得第61号分地，面积13亩）、怡和洋行大班打喇士（租得第64号分地，面积12亩）和长脚医生（租得第65号分地，面积20亩）等六家洋行或洋商突破这一限制。另一方面，在1846年明确将今河南路作为英租界西界之后，仍不乏越界租地者。最先跨越界线的是麦都思，前后租用了今山东路附近的第61与第62分地，设立医院，即为麦家圈的雏形。1847年广隆洋行租下第74分地后与麦都思换单作英人坟地，还有娑尔租用了作为"戏玩处所"（FivesCourt）的第78分地。英国领事馆则成为开埠以来最大越界租地的执行者，于1847年租用了越过当时北界的第582分地。到1848年，作为"公游之所"的跑马场（第一跑马场）第80分地的签发将英租界扩张之前越界租地的做法推向了高潮。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越界租地的各分地功能分别为：医院、坟地、娱乐、领事馆，全部都是非实业性质。这一点此前一直是忽略的，总想当然地以为是洋商扩展，要求更广泛的空间，继而越界租地与筑路，从而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租界扩张。现在看来，这些越界租地的洋行或洋人都并非实业性质。1848年英租界首次扩张，但是洋行的分布却并没有紧随租界的扩张而扩张，依旧局限于河南中路以东之地，这是经济人的理性考虑，将洋行选址在新辟租界界区内，商业尚未繁荣，具有一定风险。
在城市空间扩张方面需要重视的是传教士这一群体。上海自开埠以来，本土文化逐步受到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播的影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Rev.DrMedhurst）作为最早到达上海的洋人之一，同时也是开埠最初的实施租地人之一，眼光独到地将汉口路的第24分地纳入囊中，为英国伦敦会的发展做好铺垫。1846年伊始，他再次租下界外的第61分地（今山东路、福州路一带）十余亩地，后来在这开设仁济医院，逐渐发展成著名的"麦家圈"。麦都思在沪的影响不仅限于布道传教，他设立医院传播西医，创建墨海书院推动西学传播，他对麦家圈附近的市政建设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麦都思因其社会名望，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成立之际被聘为税务与财务负责人，他借由这一职位为麦家圈的发展争取了很多有利条件，比如1855年麦都思坚决主张并主动承担建设费用，要求将租界的排水管道铺设到西人坟地（第74分地），1856年麦家圈东端需铺设一条道路但存在洋行侵占土地的现象，工部局处理此事时专门派人拜访麦都思。正是在麦都思的引导下，原本处租界之外的麦家圈市政得到应有的发展，逐渐积聚商业，洋行开始入驻山东路一带。麦都思只是开埠之初上海外侨的一个剪影，因地位特殊故而有较多史料可以挖掘，但并非所有外侨都有详细的记载，有些或许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名字。
目前所见最早的上海侨民的统计出现于1850年，见于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刊号即1850年8月3日第一版上海侨民录（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e），共记载沪侨民157人（户）。当时在上海的外侨多数是单身，但也有少数是挈家带口而来，侨名录中标记为"andfamily"，所以上述侨民总计数量以人(户)为单位。其中携眷的有31家，若一人只带一配偶，则有外侨188人。如果平均一家以三口计，则有219人。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1850年时在上海的外侨有200人左右。1851年北华捷报再次刊出外侨名录（1851年8月2日第53期第四版）时，总计有238人（户），其中携眷的有37家。按照上述的估算，1851年外侨人数则在300人上下。在这一年时间里，上海在沪外侨人口迅猛增加，增加率大致在50%。
阖家来沪的外侨中以传教士最多，18人中有16人是挈家带口的，仅伦敦会的伟烈亚力（Wylie，A.）和艾约瑟（Edkins，Josep）只身来沪。这些传教士分别属于伦敦会（6人）、美国南方浸信会（4人）、美国圣公会（2人）、南方监理圣公会（2人）、安立甘会（2人，1851年Hobson，Revd.J.创圣三一教堂）、美国安息日教派（2人）。其他在沪的教派如美部会则见于1851年外侨名录，美国长老会到1852年才见于名录记载。举家来沪最少的是在洋行任职的商人，仅8人。其他有两位执业医生、1位面包师、1位木匠、1位店主（Store- keeper）等与其家庭偕来，另外英法领事和北华捷报创始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携眷来沪。传教士之所以携眷比例最高，是因为他们多以上海为家，准备长期在此传教。而洋行的商人却多是总行的代理行，不负商业行为的风险，有随时调动的可能，所以不随带家眷。
来沪的外侨以洋行商人最为最多，共有129人，代表50家洋行。其中美国的森和洋行人数最多，有7人；其次英国公易洋行有6人；再次英国怡和、宝顺、公平等洋行各有5人；英国和记、裕记、广隆、名利、李百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帕西顺章洋行，各有4人；英国沙逊、太平、客地利、义记、广沅、祥泰、泰和、华记洋行，美国琼记和同珍洋行，帕西复沅洋行，以及唯一一家法国在沪洋行利名，各有3人；英国仁记、浩昌、丰茂和丽如银行，美国哗地玛和丰裕洋行，以及其他3家一两年后不见于记载的洋行（F.G.Husun.，HuberstonCo.，James White），各有2人；余下的则为1人的散商。洋行的外侨人数与洋行规模的大小并非线性关系，例如赫赫有名的沙逊洋行当时只有3人（当然他们也许雇佣了不少华人买办）。
从行业来看，除去以贸易为主的洋行外，当时沪上已有5位执业医生，1位药剂师和1家药房，1家船舶商店，1家拍卖行，1家报社，1家面包铺，1位木匠，1位建筑师，1位造船匠，1位手表商人。到1851年时则又增加了1位会计师，1位工程师兼机械师，1位造船匠和1名屠夫。这些洋行涉及医疗、饮食、制造、新闻业等，都是外侨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业。其中医疗方面相关人员占服务业比例最高，可见随着洋人在沪的日益增加，西医之存在十分必要。这批大班先生们在上海的饮食十分奢华，并且外侨认为中国的蔬菜是不合卫生的，经常导致腹泻、痢疾、肝病等病症（[美]霍塞：出卖上海滩），所以关乎生存和健康的医生一职遂较早地进入到上海这片土地且发展迅速。
在外事方面有英、法两个领事馆，其他国家虽不在沪开领事馆，但亦以其他国家的领事兼任自己国家的领事，如英国副领事D.B.Robertson就兼任丹麦领事。以某些洋行商人作为其领事更普遍，如美国旗昌洋行的祁理蕴（J.N.A.Griswold）就兼任美国领事，英国宝顺洋行的比利（T.C.Beale）就兼任葡萄牙领事与荷兰的副领事。其实在此名录注明之外，据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所云，他还担任普鲁士的副领事。而且据云此一时期美国领事几乎都是旗昌洋行的股东。旗昌洋行的另一位大班金能亨（Cunningham，E.）就担任过美国副领事，还兼任过瑞典与挪威的领事。又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云，广隆洋行的大班霍格兄弟是汉堡、吕贝克与不来梅领事，可见上海开埠初期"商人领事"十分盛行。
在梳理了外滩地区道路网络、洋行分布以及外侨名录之后，对开埠之初这一区域应已有一定的概念，然后我们将利用图像资料和计算机技术将原本见诸文字的景观描述复原到立体的图景（如图2、图3所示），以便读者有清晰直观的印象。
在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的一份老地图上方附有一幅题为外滩，1849的图画，这幅画正是当年沿黄浦江一线的城市景观的描绘，以这幅画为参照，结合此前考证的洋行租地、图像资料以及相关史料中对当时外滩建筑的描写，定制恰当的比例，可利用3dsMax软件将其中主要建筑进行建模复原。再利用GoogleSketchUp将3dsMax所建的模型重新定位于城市框架图上，再次建模，以便建成一个直观且易于操作的平台。至此，开埠初期外滩地区城市景观已可复原至立体的图景。
由图可知，经过数年建设，上海外滩地区的郊野之地基本上已转化为城市用地，西式建筑林立，仓储用地遍布，泥泞的道路被现代棋盘式街道取而代之。福钧在1843年初来上海时曾抱怨下雪天雪会积到床前，而等到第二次（1848年）来上海时不禁感叹："在破烂的中国小屋之地，在棉田及坟地之上，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城迅速建立起来。"美国记者霍塞（ErnestO.Hauser）在追溯1850年代上海英租界景观更是描写地淋漓尽致："城外的那片泥滩上，一个雏形的租界已经渐渐的成形了。白人的房屋都建造在黄浦江的岸边，当时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极其简单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各种花树。白人当时建造的房子，功能差不多是一致的：楼下大都是四间大房间，以供办公和会客之用，楼上则做卧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层都有洋台，以便傍晚时候可以闲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黄浦江的景致。"（出卖上海滩）西人在感叹上海变化之巨并享受着与母国无异的生活时，外滩地区的新建筑景观对中国人更是一个视觉冲击，马路的规整与建筑物的高耸尤令人感到新奇。清人黄楙材细致描绘了外滩繁华景观："自小东门吊桥外，迤北而西，延袤十余里，为番商租地，俗称夷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沪游脞记）由于上海老城厢与城外的繁华地区街路都是不规整的，民房与商铺都是平房或至多加一个阁楼，因此中国人对外滩街道的棋盘式街道与崇楼飞阁特别有感触，即便当时外滩新式的建筑大多是两层楼的外廊式楼房，但于华人来说已是"高入云霄"了。
在开埠不到十年时间，原本"北关最寥落，迤西亦荒凉，人迹罕至"（王韬瀛壖杂志）的上海北郊和西郊之地迅速发展起一座新城，外滩地区不仅完成了由郊野景观向现代城市景观的转化，同时奠定了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并最终取代老城厢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
（罗婧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全文来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4JJD770025】）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4月24日第21-23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9310.html
以上是关于上海开埠-周振鹤、罗婧：上海外滩地区历史景观研究（二篇）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