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近代上海为何始终处于航运业中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航运-近代上海为何始终处于航运业中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上海为何始终处于航运业中心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轮船具有关键性作用。自发现新大陆以来，各大洲之间相对隔绝和孤立状态的打破，要归功于水运业尤其是轮船航运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今天，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同样有海上和陆上两条线。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靠的还是轮船。
事实上，轮船航运业不仅直接推动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促进分工和交换的进程，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更新扩展和近代城市的崛起。下面，我以近代中国特别是上海轮船航运业的诞生、发展为例，深入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近代中国而言，最先出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轮船。
1820年，中国开始组建轮船。但列强把轮船引进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攫取从经济到政治的最大利益。此时，轮船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时，中国和英国、美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才正式宣告结束。
在此之前，列强享受着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极大便利，其中包括在中国的内河行驶轮船的“优待”。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外国的轮船可以从苏州河进入杭州、苏州，从长江入江口一直到四川，而且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划分势力范围后，长江上最多的是英国轮船。后来，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这是把轮船及其所带来的商业贸易作为侵占势力范围的借口。
轮船作为列强的侵略工具，同时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客观存在着冲击落后的内在规律性。由此，轮船航运业也就成了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民用航运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诞生，还有几个历史契机：
一是清政府官员对航运业的认识。
第一个对轮船先进性有所认识的是两江总督曾国藩。他奏称，轮船开的速度之快、洋炮打的距离之远，在中华大地上是过去没见过的。如果我们陆续购买，就能成为自己的东西，以后看到它就不奇怪了。李鸿章也注意到，俄罗斯、日本此前不知炮法，导致国家越来越弱。后来，这些国家上到国君下到大臣，不耻下问去求人，求得英法枪炮、轮船，学会后就能跟英法并驾齐驱。他还说，中国如果有大炮和轮船这两样东西，西国人也就只有收手了。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主要官员看到更多的还是轮船在军事上的用途。左宗棠在论及跟英国人的冲突时说，陆地上我们的长处是骑马和冷兵器，他们的长处在于有洋枪、洋炮，在海上的话他们还有船，那用什么东西可以打击他们呢？李鸿章感叹，国家不亡而且要能够打胜仗就得靠轮船。所以，众人极力建议买船、造船、造炮、造枪，由此也就开启了洋务运动。
二是漕粮运输的困局。
漕粮运输长期依赖河运，后来因为战争和黄河泛滥淤塞无法通行，必须对河道进行通淤。这个工程非常大，加之沿途官地盘剥，进展缓慢。但不运粮是不行的，朝廷规定每年一定要运多少粮食到北方，否则解决不了北方粮食短缺的问题。东南漕粮依赖沙船起运，但要政府拿出一大笔钱来购买沙船。可是，此时的沙船因为外国轮船的冲击，已经由朽而烂化为乌有了。
这个困局怎么化解？有大臣建议，是不是可以雇外国轮船运一下。朝廷一开始说不行，漕粮命脉怎能让外国船来运？后来说，是不是可以从外国买一些船来自己运，这就产生办轮船公司的需求了。但当时朝廷里面顽固派非常多，幕后的阻碍很厉害，李鸿章主持《华商买用洋商或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的修改，反反复复十多年，最后到1872年才办起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三是外商轮船争利。
1820年开始，外商轮船在中国水域拉客载客，不断攫取厚利。这刺激了晚清朝野兴办轮船、与洋商争利的舆论和动议。1848年，中国领水内出现了外国轮船公司。此后十多年里，旗昌、省港澳等外国专业轮船公司更是相继成立。它们资力雄厚，在各港口遍设分支机构，拥有各自的码头、仓栈、保险系统，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外商轮船运输体系。
外国轮船运量大、快速、准时，受气候水流影响小，并受条约保护，故得以快速扩张。这种获取厚利的现象，刺激和吸引了众多华商投资外轮公司，或者购置轮船冒挂洋旗自己经营，起初，清政府不允许老百姓买轮船，但后来也明白了形势。
1895年，清廷电令各省督抚，准许“内河行小轮以杜洋轮攘利”，但无具体措施法规。1898年，《内港行船章程》公布，正式通告“中国内港，嗣后均准特在口岸注册之华洋各项轮船，任便按照后列之章往来，专作内港贸易”。到此，华商兴办轮船航运业正式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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