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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档案看“新国民党”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活动

从档案看“新国民党”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活动
笔者1998年末在上海档案馆查找与李晓生有关的档案时，有重要的发现。李晓生所遗的档案中有一组1935蒋介石、胡汉民、王宠惠等人往来函电稿七件，已由《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以《1935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等来往函电一组》为题刊出，为学界所重视。（1）笔者此次查到的两卷，是在剔除上述那组函电稿，余下的帐目和收条。乍看起来枯燥乏味，但如果结合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所找到的史料和其他背景，则这堆帐目与收据提供了十分重要，或者说是无可替代的信息。它们进一步提供了证明“新国民党”存在的史实依据，并提供了其活动的部分细节。
“新国民党”是1932年胡汉民等与蒋介石决裂后，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而另以广东为基地建立的组织，以“反蒋、抗日、剿共”为宗旨。因该组织仍沿用“中国国民党”之名，且活动隐秘，存在时间短暂，加上有人对此象征国民党分裂的组织有意否认，故历史上有无“新国民党”也成了疑问。（2） 由胡汉民家属捐给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他在1932—36年间来函电稿中，不仅有相当多的函电讨论如何推展“新国民党”党务活动及各地的“党务报告”，更有胡汉民1932年11月7日介绍李章达“入党”的誓词原件－－《中国国民党党员入党条例》。（3） 这批资料的发现，使历史上曾有“新国民党”的结论确凿无疑。
“新国民党”在各地及海外华侨中设立了基层组织，最重要的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干部”（“干部”是“新国民党”对其组织的称呼，相当于“委员会”）。上海档案馆珍藏的李晓生档案即是“长江干部”的部分财务帐目。
李晓生，广东人，曾留学法国，1927年6月任国民政府印铸局局长，后转任立法院秘书。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李晓生照料胡的生活起居，是唯一获准出入胡宅的人。追随胡汉民南下，1932年起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是胡的亲信之一，长期派驻上海，主持上海“新国民党”的工作，对活动经费的往来使用情况有详细的记载。“新国民党”的活动为南京方面所忌恨，为安全起见，李在上海广东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租一个保管箱，用于保存文件、帐目与收据。（4）
现即以1933年11月支出帐目为例，对“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进行分析：
11月 1日付朱君100
1日交幼炯753
1日交国仁400
4日付追悼会500
7日付电台500
8日付市民日报 十月份 150
9日交萧手8000
9日交萧手正论500
9日华东200
9日大美200
9日远东 十一月份500
9日远东 十月份 100
27日远东50
28日啸崖200
29日付朱君120
29日付漱石100
29日付远东300
29日付正论300
29日付市民700
29日付远东50
29日付电台380
29日付程君电台费1500
11月30日 付思毅1000
30日付护黄1000
30日付人鹤1000
30日付锦帆300
30日付颂云300
30日付伯旋 300
30日付中孚300
30日付子良300
30日付崇基300
30日付镜亚300
30日付知本300
30日付烈武300
30日付克典200
30日付朱君200
30日付电台 本月份300
30日付电台搬迁费825
30日付祖禹100
30日付十七号250
30日付晓生500
30日付民智2500 （5）
这份乍看来枯燥乏味的帐目，可以提供许多上海“新国民党”的重要信息，大致可包括：一、基本成员和各自所处的地位；二、活动据点；三、经费来源与基本活动。
一、上海“新国民党”的基本成员及地位。前列帐目中领取津贴者，即是上海“新国民党”的基本成员，而收入的多少，又正与其在党内的地位成正比，大致可分三个层次：1、月薪1000元者，有何世桢（字思毅）、陈嘉佑（字护黄）、陈群（字人鹤）三人。2、月薪300元者多人。其中包括熊克武（字锦帆）、程潜（字颂云）、陈中孚、桂崇基、孙镜亚、张知本、朱蔚然、柏文蔚（字烈武）等。3、月薪300元以下者，有汪啸崖、宋漱石、罗克典、邓祖禹等人。
从存于哈佛大学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何世桢、陈群、陈嘉佑与胡的直接联系最多，是上海“新国民党”的活跃分子，尤以何世桢、陈群在党务上负责较多，出力不小。熊克武、程潜、柏文蔚等，则是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地位，是现任或曾任过中央委员，对蒋介石不满而与广东暗中联络，政治态度暧昧，是“新国民党”内的游离分子，因其有社会地位及关系，粤方不惜重金争取。其中陈中孚、熊克武与胡汉民的关系也算密切。汪啸崖等虽对党的事务尽心尽力，惟因名气与影响有限，所得自然稍少。如果简单地概括，上海“新国民党”的大部分成员在历史上与胡汉民并无特别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缺乏共同政治志趣，只是因种种原因被南京的当权者所冷落，而暂时走在一起。
以上各人的津帖相当高，据胡汉民秘书王养冲先生当时折算，“以津贴一中委之三百元，大致可办一小报，月出一万九千张，维持同志两人之生活。” （6）长期支付颇难维持，而有人领取津贴后仍不公开与南京决裂，胡汉民也颇失望，1934年后以“党中经费支绌”为由，规定“凡入京有薪给者，概不发津贴”。（7）可见能否领到津贴是以政治态度为断的。1936年1月的收支帐目表明，陈嘉佑、熊克武、程潜、陈中孚、桂崇基、孙镜亚、张知本、柏文蔚等人均已不在津贴范围之内。仍领津贴者数额也相应减少，如何思毅为800元，罗文典为160元，宋漱石为80元。1933年11月，上海“新国民党”的总支出是26028元，而1936年1月收到广东的来款仅为6000元，支出5930元，后者已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8）
在支出帐目中，有一人是以代号领取津贴的，即神秘的“十七号”，他叫李庆海。在另一档案中，有此人书写的收据58张，如“今领到六月份经费大洋叁佰元正。 此上 何先生。 拾七号 李庆海具 六月三十一日”。再如“今领到六月份电话、电灯、自来水杂用共大洋陆拾元正。 此上 何、陈先生。 十七号 李庆海具于七月二号”等。由此初步判断“十七号”是上海“新国民党”雇用的专职工作人员。（9）
初步推断，上海“新国民党”的负责人应是李晓生，他受命于胡汉民，来往于沪穗之间，掌握经费大权，所领500元津贴费当属在沪活动的补助。有人回忆上海“新国民党“的负责人（书记长）是胡的另一亲信刘庐隐，（10） 刘于1932年曾在沪逗留较长时间，此时李晓生尚未抵沪。
二、上海“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据点。前引支出帐目中，最大的一笔开支是民智书局的2500元，该书局即是上海“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据点。
民智书局设立于1921年，位于上海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对面，曾是沪上有影响的一家出版单位。主持人林焕亭（林焕廷）系老国民党员，是胡汉民的儿女亲家，胡之独女胡木兰嫁给林之公子林汉仑。由于这层关系，民智书局在政治态度与编辑选题上与胡汉民的理念十分相近，曾出版过胡编辑的《总理全集》及自著的《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胡汉民先生演讲集（1—6）》等，胡汉民秘书任中敏等曾在书局任职。 （11） 胡汉民与蒋介石决裂并南下移居香港后，民智书局实际上成了他在上海的基本联络点。1933年林焕亭逝世，出版业务渐显衰落，但胡汉民不愿放弃在上海的据点，遂派李晓生继续主持，使其渐渐蜕变成一以出版为掩护的政治场所。李晓生等人对外活动，也常常打“民智书局”的旗号。1936年5月胡汉民逝世。6月，两广军人被蒋介石弹压，“新国民党”势力顿时烟消云散，民智书局无所依归，于该年下半年清理歇业。
三、上海“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上海临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又是达官贵人与外国官员与商人出没的地方，对偏处海隅而又觊觎中央政权的胡汉民来说，上海的据点是任何地方都无可替代。上海“新国民党”的活动主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收集情报。上海“新国民党”的成员通过各种关系，收集各方情报，特别是南京的政情变化，报告广东、香港，有时还提出些建议，供胡汉民等决策之用。此类报告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甚多，现举一例。1933年初何世桢、任援道致电胡汉民：
展公钧鉴：吴礼卿昨来，与季文、援道两同志密谈，谓蒋拟定抗日军事计划交汉卿，被拒绝（蒋出兵到豫北为止，令东北军在前与日作战）。蒋束手无策，故由中央党部电冯，请来京主持抗日，又派黄季宽赴桂，邀德邻入都，以抵制张，对党国中枢，将请我公主持。吴意公必须挺身而出，领导西南坚决抗日，对蒋必坚决下野。吴愿为内应，力劝其退避贤路。惟必先探明公意旨，始能进行。前年蒋下野，即由于吴之主张，吴曾先到粤与古、陈、李、汪诸人会商，蒋亦以为然。中途真如自告奋勇，赴粤议和，局面遂为之一变。现吴知蒋已陷于困境，势难维持，如公坚持蒋须下野，吴等内应，必能实现云云。又谓此事须绝对秘密，否则恐有波折。此事如何应付，乞密示。
冯来电，决率鲍刚、张人杰两旅抗日，我方似宜事先充量援助，事后方能为我用。中孚兄到港，关于王柏龄与觉生所谈，谅已有所闻矣。专此，敬颂
崇安
何世桢、任援道启 一月廿日 （）
“吴礼卿”即吴忠信，“汉卿”为张学良字，“冯”指冯玉祥，“黄季宽”即黄绍 ，“德邻”为李宗仁字，“古、陈、李、汪”分别是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汪精卫，“真如”为陈敬枢字。结合此后的发展可知，很难相信吴忠信当时真有愿与胡汉民里应外合，逼蒋下野的计划。
上海“新国民党”有自己的电台，用密码将各种情报迅速传到南方。为防止南京方面的破坏，又将电台迁入法租界。档案中有一份广东核准上海电台预算的电报，内容如下：“西捕头五百元，报生等薪六百元，朱、黄两办事员四百元，台址租金连杂用四百元，工人宿舍等二百元。共二千一百元，现减二百元，为一千九百元。（？）对照帐目可知，电台的主持人为朱蔚然（朱君），档案中有他的收条42张，每月津贴为268元（1936年后减为250元），典型的一张收条是：“收到本月份津贴费、办事处经费共大洋叁佰贰拾元正。 此上 李先生。 朱蔚然 廿二、三、三十”（？）电台每月的基本开支500元，付给法捕房的“电台保护费”由程子卿（程君）收取，每月1500元。
2、联络各方。上海交通便利，各色人等混杂的局面，使上海“新国民党”能作为重要的联络据点。这里，联络的含义是多方面的：第一是领导更下层的“新国民党”组织，布置工作，发放经费。据回忆，上海“新国民党”的工作范围包括苏、浙、皖、赣、湘、鄂、川七省，每省再设“分部”或“特派员” （） 档案表明，至少浙江（有姜则张收条21张）、湖北（有李德纯收条22张）、江西（有曾宪明收条18张）三省长期在沪领取活动经费，如江西曾宪明的收条为：“今收到江西党务经费二、三月份大洋陆百元正。敬请 何委员转呈 中央干部 鉴核。 江西分部 曾宪明谨具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二是联络各地反蒋人士，包括南京的非蒋派人物。档案中有支付任应歧派来求援代表的费用，有付给河南代表抵沪的旅费，有接待从广东来经沪转赴四川代表的记录。第三是与南京的党政要员，甚至蒋介石直接联络。1934年12月初，王宠惠、孙科等人赴香港见胡汉民，斡旋蒋胡矛盾，即是由上海“新国民党”促成的。1935年初，李晓生更亲赴南京见蒋介石，为两人传递信件，多少使他们化解了部分敌意。 （）
为扩展活动空间与对外影响，上海“新国民党”甚至联络外国政要。1934年5月8日李晓生致电胡汉民：“密（港用）。展公钧鉴：美总统代表Sadgers由赣飞粤，拟谒公面谈，昨友逢兄用弟名义电港美领署访公先容，即嘱固兄接洽为叩。晓。庚。” （） “固兄”即程天固。
3、办报宣传。从支出帐目看，上海“新国民党”出资办了《市民报》，以为喉舌，笔者迄未见
此外，档案里的帐目表明，上海的机关还时常代胡汉民处理些宁沪或北方的私人事务，如1934年5月15日的一张支出凭据如下：
代送 邓医生100
代送 郑洪年嫁女贺礼 54
代送 王卓山150
代送 宋述樵300
代送 易大厂200
代送 孙镜亚购仪300
代送 欧阳豪家属200
代送 马公武100
代送 杨幼炯200
代定 四库存丛刊续编 175
共 代 支1779元
“邓医生”为铁道部主任医官邓道真，多次为胡及家人诊治疾病。易大厂系与胡多年唱和以还的诗友。郑洪年，与胡汉民为番禺同乡，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以上三人均住沪宁。其他帐目中尚有“付任援道代胡先生送宋哲元母礼三十七元”、“买布料代胡先生送汝为（许崇智，时在沪。——笔者）”等记载。
探寻历史的真谛永无止境，历史研究的过程恰如探案，解决一个难题有时得到的是更多的难题。就一个具体研究课题而言，史学工作者除了应具备敏锐的思维，精博的学养外，还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有时也得有点运气。当藏在美国的史料提供了“新国民党”的确凿证据时，“新国民党”的建立时间、组织运作形式、在各地的活动等细节就成了新的问题。上海档案馆的珍藏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答案，然而，它们也将另一些未知摆在了面前，需要再次去史料堆中寻找与扒梳。
注释：
（1）惟刊出时稍有失误，第4件题为《胡汉民致李晓生函》，抬头为“毅鹤晚兄鉴：”（见《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第31页），而原件系“毅、鹤、晓兄鉴：”，实则胡汉民致何世桢（字思毅）、陈群（字人鹤）与李晓生三人之函。
（2）否定“新国民党”存在的代表性论点，见蒋永敬著《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对其提出质疑而肯定历史上确有“新国民党”的代表是周聿峨、陈红民著《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参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近代中国》（台湾）第121期。
（4）档案中有两份租用银行保管箱合同，租期分别为1935年6月11日—36年6月1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5年6月26日—36年6月25日（上海广东银行）。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1。
（5）、（8）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1。
（6）、（7）、（）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5册第73件、第87件。
（9）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2。
（10）见杨思义：《胡汉民的复兴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未刊稿），编号：61一84。
（11）参见朱联保编：《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198一200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58件。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0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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