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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二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胡汉民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的建立及其实践，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　　　　重要意义。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长，胡汉民辅佐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临时政府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他在那段时间的经历对研究南京临时政府也有一定的价值。
一、匆忙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
胡汉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长，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却有一定的必然性。
自1905年参加同盟会起，胡汉民就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及发动领导反清武装起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4月，身为同盟会南方支部长的胡汉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筹备“三·二九”起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多汇集于香港、广州，准备“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清廷——引者）为最后之一搏。” [①] 然而，这次精心策划的起义又告失败。革命再次严重受挫，胡汉民一度意志消沉，不久转赴越南发展党务。就在同盟会在华南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屡遭挫败之时，武汉的革命党人却策动了新的波澜，武昌起义爆发了。胡汉民闻此喜讯，立即赶回香港，策动广东的光复，以响应武昌起义。
11月8日，广东宣布独立。次日，各界推选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就任后，与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一起，克服重重困难，迅速稳定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并着手进行建设工作。他们日夜操劳，“每日常只一、二小时睡眠，有数夕，则并不解衣，就楼上假寐少顷，仍继续治事。” [②] 在他们努力之下，广东成为民国初年革命形势最好的省份之一。民国同时，胡汉民也不忘全国革命大局，调集精兵组成北伐军，北上支援尚在与清军激战的革命军。胡汉民此时所希望的，是将广东建成革命根据地，配合全国形势，以革命武力光复全国。[③]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胡汉民与廖仲恺等人乘兵舰前往迎接这位离国16年的革命领袖。去港前，胡汉民和朱执信、陈炯明、廖仲恺商议，留孙中山在广东。他认为，清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是袁世凯的兵力。袁“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此时已有分歧，孙中山如北上，虽会被拥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号令难施，将无所作为。孙中山应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兴师北伐，“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一举而定全国。 [④]
孙中山并不同意这一主张。就此，孙、胡“屏人熟议”，从晨至晚反复讨论争辩。孙中山分析形势：沪、宁在前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场，他作为领袖“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备战，此为避难就易”，这样做，必将使革命党人大失所望，给革命阵营带来不良影响。革命党人应利用大好形势，立即组织统一政府，如果内部矛盾重重，会给列强干涉制造借口。至于袁世凯，孙中山也认为他不可信，但如果能利用他和平推翻清廷，则“优于兵戎相见”。同时，孙中山以天下为己任，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⑤]
孙中山不仅坚持自己立即北上，而且要胡汉民也随他同行。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胡汉民认识到自己“所见不如先生之远大”，遂以大局为重，同意随孙北上。时间仓促，胡汉民来不及回粤安排军政府的工作，只得写一封信让廖仲恺带给留守广东的陈炯明、朱执信，委托陈炯明代理都督。他在致广东省临时议会的辞职电中表达了新的认识：“审事端之轻重，则宜先顾中央以为民国根本”，故不得不先辞职，“从孙先生赴沪”。[⑥]
从以上过程看，胡汉民内心仍认为以革命武力扫荡全国，建成的统一政权才最牢靠，而对能孙中山否与袁世凯抗衡，控制全国政权心存疑虑。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后来在“让位”问题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
12月25日，孙中山和胡汉民同船到达上海，遂促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难产中诞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宣告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帝国终于被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被最后埋葬。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在随孙中山到南京之前，曾找到旅沪的广东的一些同乡会募得军费七十余万元，“以为临时政府急需。”[⑦]
1月3日，孙中山任命34岁的胡汉民为临时政府秘书长，辅佐他执掌全国革命政权。临时政府成立前，同盟会曾开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是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孙中山提出，内阁制对总统的权力有制衡作用，不适合当时的局势，他坚持采用总统制。会议同意孙中山的意见。章太炎认为，在总统制的体制之下，秘书长的职责就相当于内阁制中的总理：“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 [⑧] 当时的革命党人中，人才济济，“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有志于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人也不少。孙中山坚持总统制，他选择总统府秘书长的首要标准应该是忠诚，能做事。从历史与当时的情形看，胡汉民都是合适的人选。这一步，或许在孙中山一个月前坚持邀胡汉民同他偕行北上时就已有所考虑了。
对胡汉民来说，从试图劝说孙中山留在广东，到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可谓是匆忙的转变。
二、辅佐孙中山
对于在临时政府期间自己的工作与辅佐孙中山的情形。胡汉民有如下自述：
余治总统府文书，在小悉必过目。四方有求见先生（孙中山——引者），必先见之，忙劳仿佛在粤时。余与先生同寝室，每夜余必举日间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执行者，必陈其所以，常计事至于达旦。 [⑨]
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推翻旧政权固然很难，而在这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更非易事。每前进一步，都需和旧势力斗争。胡汉民秉承孙中山旨意，大胆革故鼎新，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胡汉民下令废除清代官场称呼，号召革命党人确立公仆观念。他从自己做起。自定从秘书长到录事，不分官级，一律月俸30元，以示平等。一扫清政府贵族官僚的腐败习气和等级特权。
新政权建立后，许多人，包括好些革命党人在内，都视此为谋取官位的好机会。胡汉民在职权范围内严格实行任人唯贤，唯才录用，坚决扫除封建吏制中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遗风。临时政府成立后，名重一时的立宪派人士、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推荐他的门徒十余人任总统府秘书，胡汉民认为不合适，全部拒绝录用，张謇大为不满，讥讽胡汉民是“第二总统”。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中出现了一股严重的歪风，即攀附立宪派人，就连一些知名的领导人，也觉得自己既无名位，又无财产，也太“土气”。所以尽力攀尊结贵，附庸风雅，同时也通过这些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像张謇这样的“状元资本家”，有学问，有经济实力，又在新政府中任要职，颇有政治影响力，一般人都唯恐攀附不上，哪里敢开罪于他。胡汉民如此坚持原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动机不纯的革命党人很快失去了革命性，摇身一变，成为“新官僚”。他们模仿旧官僚的举止言谈，更有的以“官”自居，招摇过市，欺压人民。对这些人，胡汉民深恶痛绝。有一位姓沈的庶务长，跑到外面自称内务大臣，胡作非为。他强征民间车马，又不给钱。为杀一儆百，胡汉民将此人交付江苏都督，处以死刑。这处罚固然未免重了点，但对于那些纵情声色，残害人民的新官僚，无疑是一个严正警告，也维护了革命党的声誉。
胡汉民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一身正气。在整个秘书长任内，他为了不影响工作，竟不拆一封私信。[⑩] 胡汉民堂兄家买了个丫头，丫头有天做错事，被主人体罚。她父亲到警察厅去告状。警察厅长问胡汉民怎么办。胡汉民毅然表示：“现在是什么时代，人口怎可买卖。”警察厅将这个丫头判还给了她父亲。堂兄非常生气，找胡汉民理论。胡汉民当即表示：“我怎么能帮助你犯法，现在实行三民主义，讲求人人平等，怎么还能容许人口买卖？”[11] 这些都反映了他死认真，喜欢走“极端”的性格，如他女儿所说，他“对事的执著和认真，真是少见的”。 [12]
为了保证孙中山能集中精力处理重大事务，胡汉民常将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揽在自己身上。当时最棘手的就是财政问题，各省前来要求饷械的代表纷纷不绝，而“中央财政匮乏已极”，[13] 难以满足各方需要。某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说“需饷奇急”，向政府求援。可是当时政府“金库仅存十洋”。孙中山为救安徽之急，也为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借以安抚人心，当即批了20万交胡汉民去办。胡汉民东挪西凑，好容易凑得10万发给，安徽来使只得其半，便抱怨胡汉民不执行孙中山的命令，迁怒于他。 [14] 此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胡汉民在临时政府时期的工作模式：为保证孙中山能顺利工作，维护孙中山的形象，他宁愿自己受委屈。这种微秒而又鲜为人知的作用，对于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领袖形象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后给孙科的一信中曾感慨地写道：“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必能代我任过。否则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父一人身上矣。展堂（胡汉民字——引者）之用，其重要者此为其一。”[15]
胡汉民不仅要处理总统府的大小事务，而且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武昌起义后，原本就不够团结的同盟会，意见更加分歧，争论不休。临时参议员议员虽以同盟会员占大多数，但许多人沉醉于三权分立之说，对政府“好持异议”。在敌我斗争还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使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得以贯彻实施，胡汉民经常要做斡旋、调解工作。他常代表政府出席参议院会议，向议员们力陈和政府意见不一的危害。他说，“今为革命非常时期，戟乱未遑，议院不能置充分信任于政府，而反掣其肘，华盛顿抗英初期之故事，可以为鉴；即不覆亡，亦无由发展，非所以代表民意也。”希望议员们坚决支持孙中山。[16]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为使袁世凯离开其军阀统治的老巢，提出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临时参议员居然对孙中山唱反调，通过了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提议。章太炎还写了“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毕竟虚言”的对联，讥骂孙中山。孙中山、黄兴十分气愤，当天把有关的同盟会员找来痛加批评。按照程序，如果要改变已通过的决议，必须由临时政府再次提议，请参议院复审。黄兴实在气不过，愤怒地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17] 一时间内部矛盾即将激化为对抗性冲突。这天正是祭明孝陵的日子，胡汉民遂请孙中山一行上马出府，自己则称病留在府中，迅速起草了关于临时政府地点的提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依法咨请参议院复议。待孙中山回来，此事已经解决。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一位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老人，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感叹道：“胡氏治事，有魄力。此事如此办理，胡氏采先斩后奏手法，定有擅专之嫌，非得国父极端信任者，不能如此。”“国父不责胡，对于胡的斡旋之苦心与负责之精神实已甚为欣赏了。” [18]
胡汉民将总统府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分担孙中山的繁重工作。他也能以自己处理问题的周密、慎重弥补着孙中山因冲动而有时思量不周的不足。如在粤军渡江北伐时，有一天半夜，，孙中山突然对胡汉民说：“子留守，余明日渡江击贼矣！”胡汉民力言不可，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孙中山亲自上阵，弊多利少。孙中山觉得有道理，遂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在临时政府秘书长3个月的任期内，胡汉民还“致力建立各项典章制度，无论官制、军制和财政、教育、司法、实业、交通、考试、铨叙等，都订立了各种基本制度”。临时政府在3个月内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如宣告五族共和、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严守法律、严禁刑讯和体罚、禁止阶级歧视、禁止官吏非法扰民、禁止贩卖人口和贩卖“猪仔”、严禁鸦片等。当时虽然还没有宪法，但在总统府咨送参议院的临时政府组织法中，便有人民权利义务的规定，同时下令各省，实行军民分治、统一财政、整饬吏治、慎选贤能、重视农业、切实赈灾等。所有这些，都为革除封建专制、人治积弊、推行民主法制新政开了个好头，并奠定了宪政基础。这些业绩，无不凝结着胡汉民的思想和辛劳，以致有人评价：“这些都是展堂先生在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任内，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政制所做的努力。”“看到这段期间的开国文献，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34岁的幕僚长的卓见远识，和他对民主宪政的贡献。” [19]
三、“让位”功过
作为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确实功不可没。但在孙中山“让位”的问题上，他亦有过严重过失。他曾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在孙中山犹豫时，他甚至用孙曾说过“谁能推翻满清，我就让位给谁”的话，激劝孙中山履行诺言。
胡汉民之所以极力主张“让位”，主要原因是他身处政府中枢，对面临的各种困难感受深切。首先，帝国主义国家对临时政府始终不予承认，孙中山指望向他们借款，甚至不惜饮鸩止渴，以苏浙铁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也都落空。其次，财政困窘。“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未尝得一分钱以应急。”黄兴则为筹集军款累得吐了血。最后是军事形势更为不妙，革命军势单力薄，素质也差，根本不是北洋军的对手，连一向英勇无畏的黄兴也认为，袁世凯“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 [20] 南北议和时，黄兴提出，“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 [21] 当时的危局困境，“非局外人所能喻也”。此外，胡汉民当初北上时就对革命党人能否在袁世凯武力之下长期执政存有疑虑，他理想中的革命政权应该是建立自己以武力夺取的基础上。这些都使当时的胡汉民觉得，舍“让位”给袁世凯而外，已别无他途。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涉及孙中山“让位”问题时，胡汉民“力挽” 孙中山之意，使他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 同孙中山一样，胡汉民在“让位”过程中，也表现得很“天真”，指望日后可以用“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胡汉民曾与法制局长宋教仁有过激烈的争论，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宋教仁则力主中央集权。胡汉民的理由是“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首都，持权者脑中惟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推翻。”若实行中央集权，“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集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 [22] 虽然后来“临时约法” 未对政治体制明确界定，但胡汉民对袁世凯极端不信任，试图防制削弱他是显而易见的。
“让位”问题铸成了孙中山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而胡汉民后来在回忆此事时，仍称自己“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表现出一种模糊认识。[23] 由于他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正确的意见易为孙中山所接受，错误的主张同样对孙中山有比别人更大的影响。在“让位”问题上，胡汉民确实可谓“罪之魁”。当然，除去个人责任，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党力量实在太弱小了，又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未能发动、依靠人民的力量。连胡汉民都意识到，“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这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总的来看，胡汉民作为临时政府秘书长，辅佐孙中山执掌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是功大大高于过的。“第二总统”的讥讽，正从反面说明了他的重要作用。正如汪精卫所说，“唯负责，故有此谤；毁之，适以誉之耳”。
孙中山去职时，向新政府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政府资助愿去欧美留学的革命同志。消息一公布，仅总统府秘书处的人就有过半者愿出国留学，胡汉民也列名其中。孙中山看到名单，当即涂掉胡汉民的名字，理由是，“国事未定，当留国内相从”。 [24] 胡汉民“为之爽然若失”，但还是服从了孙中山的安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4月3日，偕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离宁抵沪，经武汉、福州，最后回到了广州。此时，袁世凯尚没完全撕破伪装，令人担忧的局面尚未出现，故胡汉民等人并无多少受挫的丧气，反倒有点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在他们经过上海时，袁世凯曾请唐绍仪转达邀胡汉民、汪精卫为北京政府高等顾问，胡汉民断然拒绝：“袁乃因为我辈可以入其彀中矣？”不久，胡汉民随孙中山返回广东，复任广东都督。
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经历，对胡汉民的政治生涯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他第一次出任中央政府的重要职务，成为有全国影响的政治人物。其次，三个多月时间，胡汉民辅佐孙中山为奠定新的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的忠诚与才干再次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次，他有了处理全国性复杂事务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成了他日后的政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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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自传》，第16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
[②]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以下简称“《自传》”），第5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③] 关于胡汉民生平的基本情况，参见陈红民：“刚正不屈的胡汉民”，载《民国著名人物传》（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自传》，第61页。
[⑤] 《自传》，第61页。
[⑥] 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辛亥革命》（七）第238页。
[⑦]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第28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38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 《自传》，第66页。
[⑩] 姚渔湘：《胡汉民传》，第667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
[11] 《胡汉民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台北）《近代中国》第8期，第116页。
[12] 《胡汉民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台北）《近代中国》第8期，第116页。
[13]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
[14] 《自传》，第58页。
[15] 《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第285页。
[16] 《自传》，第66页。
[17] 《自传》，第66页。
[18] 《胡汉民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台北）《近代中国》第8期。
[19] 《胡汉民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台北）《近代中国》第8期。
[20]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21] 《自传》，第69页。
[22] 《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第141页。
[23] 《自传》，第69页
[24] 《自传》，第71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0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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