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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社交与教化：上海市民与戏剧文化

近代上海戏剧文化从审美趣味、观演空间到传播媒介都呈现出与市民阶层的密切关联，经历了从社交到教化的功能转型。上海市民戏剧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既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更是近代戏剧艺术自觉和文化自醒的表征。
近代上海戏剧文化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和上海娱乐空间的商业化建构而迅速丰富和繁荣起来的。晚清以来，南北各地的众多剧种和戏剧表演人才纷纷涌入上海，上海剧坛囊括了昆曲、京剧、越剧、淮剧、粤剧、绍剧、锡剧、扬剧，以及评弹、滑稽等等十几个剧种，各剧种之间既相互竞争，呈现出不同的唱腔流派和表现形态，又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形成独特的海派特征。戏曲活跃的同时也带来观演场所的兴盛，“京剧风行，茶园斯盛”（海上漱石生：《上海戏园变迁志》，《戏剧月刊》1928年9月第1卷第1期）。据统计，从1867年京剧入沪至1911年，上海正式的营业性戏园有120家，造就了“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溪养浩主人：《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9日）的剧坛盛况。上海成为近现代戏曲活动在南方的中心，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一说。
戏剧文化在近代上海的中心地位不仅表现在戏剧演出市场的活跃，更体现在戏剧文化空间的市民化转型，这种转型以戏剧功能从社交到教化的转变为显著表征。

近代上海市民这一阶层的崛起亦是上海戏剧审美情趣由雅趋俗的过程。清代上海盛行昆曲，“沪上昔日盛行昆曲，大章、大雅、鸿福、集秀尤为著名。鸿福班中之荣桂、集秀班中之三多，俱称领袖”（[清]王韬：《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31页）。昆曲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清末民初，市民逐渐代替文人士大夫成为近代上海戏剧文化消费的主体，热闹喧嚣、喜乐快感、滑稽夸张式的娱乐偏好使得他们对昆曲精微细腻的水磨调、风雅绮丽的文辞以及“雅致”的美学取向敬而远之。代表文人士大夫趣味的昆曲与市民趣味渐行渐远，在上海剧坛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再受到近代戏剧市场的青睐。
与昆曲没落相反的，则是京剧在上海梨园中的盛世辉煌。同治六年（1867），京剧正式南下上海，在英籍华人罗逸卿建造的“满庭芳”戏园登台演出，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极大青睐。据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多以看京剧为时尚。至光绪初年，京剧已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观众最多的剧种。为京剧专设的戏园、茶园等娱乐空间也竞相开放，戏曲从宫廷和达官贵人的私宅迅速走向了普通的市民大众。此后，京剧取代了昆曲，成为上海剧坛转型的方向标。
京剧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剧坛独领风骚，是因为京剧出自民间，继承的是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更能适应清末民初戏剧舞台大众化、通俗化的趣味需求。相较于昆曲“语言曲调与今异”，“使人生厌”，皮黄和梆子这些剧种“人皆能知之，故遂意感人”（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载《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9月第1卷第1期）。京剧的唱词运用了民间叙事文学的文体，并辅之以相匹配的板腔体及伴奏乐器，营造出豪放而热烈的气氛，造成文场刚烈、武场喧闹的演唱场景。在形式上，京剧凸显曲折离奇的情节，并配以极尽奇幻巧妙的机关布景，追求时尚新潮的戏装；内容上则配合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编演时装京剧，将市民命运和时事生活编入剧目，如《宋教仁遇刺》《枪毙阎瑞生》等。这些改良使得京剧呈现出浓厚的市民气息，迎合了当时上海戏剧消费市场追新求异、戏剧场面景观化的市民审美趋向。一些比京剧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剧种如沪剧、淮剧等纷纷效仿京剧，迎合这股市民化的审美风向，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戏剧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昆曲的式微和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剧种的梨园盛世，意味着近代以来文人士大夫美学趣味一统天下的文化秩序的解体，而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剧种渐次开始了向市民文化身份的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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