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时期的中俄外蒙古问题交涉，集中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交涉的一个特点：西方殖民体系对中国传统藩属体制的挑战。藩属体制为中国中央政权管理边疆地区的一种重要制度，到清代，虽然清人将边疆民族和周边邻国都视为藩属涵盖的范围，但在具体管理方面和前代相比已经出现了分化的态势。包括了“藩部”和“属国”两个界限明晰的组成部分。“藩部”的“内地化”趋势日益明显，成了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和属国的关系则有了向现代国家关系发展的趋向。19世纪后期开始，因强邻压境，清政府采取移民实边、改土归流、驻军、设省等边政改革，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西方列强感受此种政策危及了自身的既得利益，从而提出所谓的“宗主权”理论，混淆中国“藩部”和“属国”的界限，借以剥夺中国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独立主权。而清末新政在外蒙的失当、革命派宣扬的狭隘民族建国思想，也导致边疆民族产生离心倾向，客观上为沙俄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
　　面对外蒙古独立及俄国淡其名而享其实的对蒙方针，袁世凯政府处于十分不利的交涉境地。就外部环境看，欧洲的紧张局势，使俄国在蒙古问题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针：不支持外蒙名义上的独立、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国，而只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进一步增大其特权，因此对于《俄蒙协约》，“日、英、法三国则寂不发言，一若承认《俄蒙协约》为有效也”。这使袁世凯难以利用他国干涉反对俄国的要求。就内部局势看，民国初年袁世凯主政后，各种派系之间政治势力冲突依旧十分尖锐，“中国应付蒙古反叛这场大动乱的能力，由于受到爆发成公开军事冲突的内部政治斗争的损耗，而大大削弱”。丧权辱国的《中俄蒙协约》最终达成。
　　即便如此，《中俄蒙协约》所确定的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仍是对强权政治下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宗主权，指的是宗主国对附属国拥有的权力，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该协约确定了中国对外蒙享有领土主权，外蒙仅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为此，外蒙取消了独立后一度使用的国号、帝号、年号及政府名义。袁世凯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通过外交谈判重新确认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使外蒙的身份从独立国家变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已属不易。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在多年以后仍对“幕后的真正谈判者”袁世凯做出了“爱国者”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