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忽必烈，蒙古尊号“薛禅汗”，大蒙古国第五任可汗及元朝开国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状元胡砺大概没想过，他的金榜题名居然源于一次“跨国”科举。
北宋末年，金兵攻掠河北，胡砺不幸被俘，与诸多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沦为了金人的奴隶。但他不想如此折辱一生，在大军北返经过原辽国南京(今北.京)时，胡砺趁守备松懈，混入了城郊香山寺。寺僧们好心收留了他，并允许他一起劳作礼佛。
香山寺乃远近闻名的古刹，故在胡砺入寺后不久，金国参知政事韩昉突然登山礼佛，并与之不期而遇。
韩昉出身辽国贵族，原为辽朝末代状元。他立刻对胡砺身上散发出来的读书人气质，产生了共鸣。出于爱才之心，韩昉没有为难胡砺，反而邀请对方出任自己的的家学教授，并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称赞胡砺，预言其将来必定闻名于世。
随着金兵相继灭辽、灭宋，金朝内部出现了“人才荒”。金人求贤若渴，开始学习唐宋，让文武大臣内推饱学之士，实行科举选拔。就这样，在韩昉的推荐下，胡砺参加了金朝科举，并于天会十年(1132)成为金朝为数不多的状元，从此彻底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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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砺并非金朝实行科举考试以来蟾宫折桂的第一人。
早在天会元年(1123)，金太宗就以“急于得汉士抚揖新附”为由，向辽国属地的北方汉人以及宋朝边境的文人雅士抛出了“橄榄枝”，诚邀他们到燕地参加科举。
尽管金太宗求贤若渴，但对于战事正酣的金国而言，贸然独创一种开科取士的模式未免费时费力。因此，在借鉴过往盛唐的经验后，金太宗决定，金朝科举首选词赋取士。
所谓“词赋”，是一种介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文体，讲究对仗、故事与韵律。金太宗认为，在考试当中，一篇词赋足以考察举子们赋、诗、策、论四大方面。而这些方面，均与官员的实际能力息息相关。
金太宗登基的次年，天会二年(1124)，金朝第一届科举状元诞生了。此人正是刚刚改了“国籍”的刘撝。
史料记载，刘撝生于辽末，祖上传闻是彭城刘氏。不过，从唐代开始，刘家祖先便已迁至弘州顺圣县(今河北张家口阳源县)，世代务农。直到刘撝这一代，离开祖源地多年的刘氏家族才稍有余财，让刘撝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稍有文化的读书人。
然而，要想从普通的读书人变成天下文魁，绝非易事。
刘撝家族世代居住的顺圣县，在辽末隶属西京大同府。当时，辽朝为了方便管理，参照唐朝实行多年的“两京制”，建立了“五京制”，分设五个首都共同管理国家。金、辽战事骤起，辽朝末代帝王、天祚帝耶律延禧踏上了去往诸京的逃亡之路。为了尽早捉拿天祚帝、结束战争，金人在进军途中与北宋联合，夹击辽军。辽军连战连败，西京大同府更是在三个政权间几易其手，最终成了金太祖的囊中之物。但伴随着战事的深入，曾经辉煌一时的西京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周遭生灵涂炭。
许是抱着经天纬地的梦想，即便家乡烽烟四起，刘撝依旧坚守初心，未敢荒废学业。而顺圣县自古便以诗词曲赋领袖中原，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撝集众家之所长，自成一体，并在金朝开科取士的头年高中状元。
由于刘撝的状元头衔在金朝具有划时代意义，功成名就后，他便多次为省试担任主考官，成为金朝科举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北方士人逐渐放弃对故国的幻想，以参加科举的形式，积极投身新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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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金朝统治者们发现，伴随着女真骑兵征服的区域逐步扩大，金太宗选用词赋的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国情”。这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域的人文化水平、应试习惯差异过大，若同题操作，则有可能违背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于是，经金朝宗室完颜宗望建议，天会六年(1128)，金太宗下令，此后金朝开科分南、北选。原辽朝故地的名士仍以过去辽地偏重词赋的科举方式选拔人才，而北宋方面的文士则继续沿用他们更加熟悉的诗赋、经义等方式应试。
尽管如此，金人开办的科举考试在原北宋地界上仍遭到相当一部分文士的抵制。
由于对中原科举的形式、体制不熟，金太宗每逢需要科举选士时，便派手下的得力干将全权负责人才选拔。而负责北宋沦陷区科考的官员，几乎清一色皆是曾经的侵略者。这些沙场宿将到了科举考场，依旧不忘过去的铁血本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崇尚暴力，打心里瞧不起那些“觊觎一官，老死不止”的宋籍士人。
同样的，出于血海深仇，那些被迫屈服于威权、应试金朝的北宋士人们，也对眼前的流氓嗤之以鼻。
在双方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中国科举史上出现了奇葩的一幕：金朝科举官员带着兵马上门抄检儒生，全数押赴考场，强令应试，“时有士人不愿赴省，州县必根刷遣之”。
但官方强迫士人应试，终归不是办法。金朝由此启动内部改革，推行贵族汉化，鼓励贵族招收饱学之士教导子弟，务必让科举选出的士人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在科举取士政策的推动下，辽末状元韩昉、金朝首位状元刘撝等人，均成了各大贵族的座上宾，负责各大家族的下一代教育。同时，鉴于科举取士范围越来越广，金朝将“尊儒尊孔”定为王朝文教事业的核心理念。
金太宗在科举改革中所做的诸项努力，并没有白费。其继任者金熙宗，正是韩昉的高足。
天会十三年(1135)，金熙宗即位，一改过去金朝统治者粗犷的形象，史料称其散发着汉家天子才有的独特气质。这显然是韩昉等文士们用心培养的结果。
韩昉等人有意将金熙宗塑造为汉家“圣天子”，因此，在“尊儒尊孔”大臣们的控制下，金熙宗上位后不久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科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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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宗在位期间，正值南宋岳飞北伐的关键时期，可这并不妨碍他一边订立“绍兴和议”，一边改制科举。
鉴于此前不时有军队将领主持科举的先例，金熙宗规定，日后金朝的科举，无论大小，均由朝廷统一管理。每次科举时，无论考生是何种身份，一律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谓之乡试。乡试成绩优越者，才可相继进入下一轮府试、省试，直至层层考核，次次挂优，方可杀入御试，殿廷唱第。
金熙宗时期的殿试，实际上并没有面圣作答的环节，它更像是省试过后的表彰仪式。因此，许多中式省试的举子，在听闻自己获得官身后，基本都放弃了殿试资格，选择就近做官，这导致金熙宗在位后期殿试名存实亡。
由于此时宋、金的战争愈发白热化，为防止军事力量削弱，金熙宗在皇统年间(1141-1149)又将武举列入考试范畴。从此，金朝科举分文武两途。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朝的武举几乎成了文举落榜者入仕的第二选择，这造就了金朝后期武举应试者均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局面。
作为天子，金熙宗改革科举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皇权，通过科举官僚集团来弱化金国贵族势力，结果激起了新一轮的皇权与贵族矛盾。皇统九年(1149)，金熙宗为丞相完颜亮所杀。
完颜亮即后来的金废帝、海陵王。虽然他弑君夺位的行为有悖于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宗旨，但实际上，完颜亮不仅极具雄才大略，对于金朝实施多时的科举制度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据史料记载，与金熙宗的成长经历类似，完颜亮幼年受教于北地名儒张用直，“甚有尊经术，崇儒雅之意”。上位后，他对科举选士的要求更加严格。
鉴于金熙宗时期形同虚设的殿试唱名，完颜亮则认为，既然金朝天子有意选士，那就必须做到全程事必躬亲，亲拟命题，亲自考核，方能消除科举中存在的私相授受等作弊环节。
在篡位登基后的第三年，完颜亮亲自主持了即位以来的第一场科举考试。
这场科举的殿试赋题为《天赐勇智以正万邦》。不用问，殿试的赋题多半是为了体现完颜亮的意志，借考生之口来阐明白己即位的合法性，并为新朝歌功颂德。而这种有意的政治安排，却成了日后金朝科举殿试的定例。
为使参与考试的举子们都能成为事实上的天子门生，完颜亮还亲自下场参与阅卷，亲自制定参考教材以及作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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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的这一场科举，可谓收获满满，其中金朝著名的词赋大家郑子聃位列探花。
据称，当年参加科举的郑子聃年仅26岁，但已是天下闻名的词赋高手。殿试时，郑子聃的文章引起了完颜亮的注意。他特地拿着试卷找到了该科的知贡举杨丘行，咨询后者对这份试卷的看法。
杨丘行是完颜亮的旧部，以文学著称。看到郑子聃的答卷，他也连连点头称是。
可是，结果公布后，大家都有些失望，郑子聃仅得了个探花。
殿试的结果始终是自己御裁，完颜亮虽心里十分肯定郑子聃的才能，却也不愿推翻自己的结论。为了补偿郑子聃，爱才的完颜亮只能在数年后举办的正隆二年(1157)丁丑科省试时，拿着当时省试第一的试卷找到了郑子聃，并请其对这届科举考生作赋的水平打分。
没想到，郑子聃看了一眼名列第一的试卷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比我，很一般。陛下如不信，可在殿试时邀我与他们同台，我让您见识一下我的实力。”
郑子聃的话，让完颜亮颇为不悦。但这也是印证金朝科举成果的一次机会，他最终答应了郑子聃的要求。
正隆二年七月，殿试开始，完颜亮亲临现场观战。为了给郑子聃增加考试难度，此次参与殿试的不仅有通过省试的举子们，当朝的笔杆子杨伯仁、前朝状元胡砺、李希颜等也参加了，殿试开始前，完颜亮特地将此次赋题、诗题、论题等统统泄露给这些官员。
殿试之后，完颜亮亲览试卷。那年科举及第者一共七十三人，唯郑子聃的答赋挑不出任何毛病。完颜亮啧啧称奇，也知道郑子聃之前所言不虚。所以，没过多久，郑子聃就连升三级，成了官方公认的金朝词赋第一人。
历经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三朝后，金朝的科举在世宗、章宗时代迎来了鼎盛时期。金朝士子完全认可了朝廷科举，并将登第视为人生奋斗的最大目标。
郑子聃之后，金朝出现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四元状元”孟宗献。所谓“四元”，即在乡试、府试、省试、殿试中均得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孟宗献是刘撝的学生。在那个以词赋为考核标准的科举时代，孟宗献初时作赋的能力并不过关，甚至在成名之前，还屡次止步于乡试。后来，他特地将老师当年所作的词赋，通通收集起来，带回家贴在墙上，时而诵读揣摩，时而下笔模仿。如此数年，闭门谢客，终于功成。
大定二年(1162)，孟宗献决定再战科举。此时，海陵王完颜亮已在征宋途中兵败身死，即位的是他的堂弟、金世宗完颜雍。金世宗与完颜亮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在他的统治下，金朝迎来了盛世。
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宗献的科举之路走得十分平坦。仅仅两年时间，他就以连夺四个第一的佳绩，从一介无人问津的北方士人，一跃成为金朝赫赫有名的“孟四元”。
金世宗听闻孟宗献连中“四元”后，大喜，下旨表彰孟宗献。按照惯例，金朝的状元多数及第后只能从正七品开始做起，而孟宗献直接被金世宗提拔为从六品的奉直大夫，并在世宗、章宗两朝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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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本人有强烈的民族思想，眼见金朝汉化程度越来越深，他掀起了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
大定四年(1164)，他特命女真族饱学之士将汉家儒学经典通通翻译成本族文字，供女真子弟熟习明理。同时，他又在科举考试中遴选出百名成绩优异的举子，让他们与金朝贵戚子弟一起入读女真官学，学习女真文化。在官学中的一应开支，由国家一力承担。
金世宗开办女真官学时，正值南宋遣使访问金国。作为出使金国的贺正旦使，宋朝状元楼钥在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载：“西上四十里，过鸿福院，三门有楼。崇积仓道西有小门，榜曰教女直学。”
女真官学的兴盛，使得金朝在“汉科举”之外，独创了一门女真科举。金世宗甚至规定，凡承袭爵位者，必须学习本族文字，否则不予通过。
金世宗的做法在当时极具划时代意义，但随着他的离世，女真文化复兴也走向衰落。尽管女真科举昙花一现，但金世宗依旧在就读的子弟中，选出了女真人的状元。他就是大定十三年(1173)考中策论女真进士第一名的徒单镒。
世宗、章宗相继离世后，金朝陷入了中衰的局面。此时，徒单镒成功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金朝，在危难时刻，立金章宗的异母兄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
金宣宗在位期间，漠北的成吉思汗崛起。对此，上了年纪的徒单镒忧心忡忡，多次向金宣宗提议，让其多加防范蒙古势力。他希望金宣宗能加强大后方牧马基地的军事保障，并在金国的各大都城间派设专员镇守，使之形成一个闭环的军事网络，确保金国在之后的战争中保持常胜。
徒单镒的目光无疑是超前的，可金宣宗的政治智慧并不超群。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他的对外措施失误频繁。他一边跟成吉思汗议和，一边与西夏断交，并主动挑衅南宋，致使金朝在末世到来前腹背受敌，直至被战争的泥潭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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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朝科举历经多次改革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尽忠之士，但在依旧有不少举子中途放弃，甚至将之视为人生旅途的“毒瘤”。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文学家元好问的师傅郝天挺。
郝天挺曾对元好问说：“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还说：“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
郝天挺认为，儒士阶层的理想首先得是来自精神、道德方面的追求，其次才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入世、入仕。不然，读书人就缺少了气节，沦为政治权力的工具。
郝天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好问的仕途选择。
元好问出身高贵，家族据称源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妥妥的名门子弟。在他受到的教育中，家族荣辱是元氏子弟必须维护的核心。他内心既有名士之心，亦有名臣之志，两者矛盾且统一，为了家族利益，他不得不参加科举，扬名立万。
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金朝风雨飘摇，在南宋、蒙古和西夏夹击之下，国运衰颓。这一年，元好问赶往汴京应试，与百名晋地考生会饮状元楼。席间，他发出深深的哀叹：“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龊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
第二年，元好问进士及第。
此后十余年间，他在仕途中流转、历练，维持着清苦的生活，直到金国灭亡的钟声敲响。
天兴三年(1234)，金哀宗在蒙古军攻陷汴京前夕，逃至蔡州。南宋乘机派孟珙、江海率2万人马，与蒙古军合攻金军残余势力。绝望中，金哀宗自缢而死，金朝宣告灭亡。
作为胜利者，元朝贵族们一向对原先骁勇善战的金朝实行汉化改革、推行科举尤为不解。金朝灭亡十多年后，公元1247年，时为藩王的忽必烈还曾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张德辉倒也回答得干脆：“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但忽必烈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认为这是儒生在为国灭之事推脱责任，而这也间接导致后来科举在元朝停办了近八十年。
同样的问题，元好问却在《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中给了人们另一番认知：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在他看来，朝代兴亡本是天意，无论是忽必烈想表达的“金因儒学而亡”，还是张德辉回答的“金之亡不怪儒生”，都已不重要。
毕竟，有金一代，科举选士从未中断。在金朝存世的119年间，朝廷共开科43次，取士约15000人。这样的辉煌成绩，即便与“文治帝国”宋朝相比也毫不逊色。作为金朝的遗臣，元好问最终决定，终身不仕大元。
元宪宗七年(1257)，68岁的元好问病逝。伴随他的离去，一个属于金朝士人的矛盾时代也走入了历史，如烟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