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一脸的堆笑，能掉下来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给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的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的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