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历史真的存在吗 夏朝为什么不被承认

大家可能都知道,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但是也是因为距离时间太长,而且缺少有关的史料,所以在历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过,都不能够确定,而外国的学者却也进一步的不承认古代有夏朝,那么夏朝历史真的存在吗 夏朝为什么不被承认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夏朝历史真的存在吗 夏朝为什么不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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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历史真的存在吗 夏朝为什么不被承认

  为何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夏朝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实行世袭制的朝代。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制王朝。由于流传下来与关夏代有关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据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汤,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讨伐有夏,打败其军。在小臣的辅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之都。”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但文中并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

  有人举出疑古学派大师顾颉刚为不承认夏朝存撑腰。顾颉刚在早期确曾怀疑过夏是否存的,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但承认夏朝曾存在,而且还对夏朝的都城及疆域进行过研究。 不轻信古书,但是,但在有了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后,能据其修正自己的观念,这才是大学者应有风范。

  

  为什么外国学者不承认古代有夏朝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中国学者主张夏朝曾存在过,其根据是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 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辅助证明 。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 更 早 的 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 大 禹 , 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 只是综合已经存在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 其中 《周书》产生的年代 在 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 稍 晚 一 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按照记载,夏朝是商朝以前的王朝,其中心区在豫西 、 晋南等地,建立了国家,建有宫室,曾铸鼎为国家重器等。豫西二里头遗址,按 14 C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 和 宗庙,及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 , 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从这些考古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那时确实到达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和文献记载相当符合。

  虽然还没有田野考古证据直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是,从年代上看,它确实 是 夏朝时期的文明遗址,也就是说,它明确的证明了,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有了国家的出现,即使二里头不是夏朝都城,夏朝都城文明也不应比它差,甚至有更高的发展。

  这样,按理性的考虑,确证当时的王朝名称为夏,或暂时不能确证或否定这一点,已经没有原则的差别了。不称其为夏,而称为,比如,中国第一王朝,也没质的差别。

  这样,承认这时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个王朝,就成为对于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相信度问题了。从前面所讲,对于古史中的记载,应有相当程度的相信 。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 ,是什么原因 ? 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他们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 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 的成分是很弱 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 ,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 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我在国外曾和物理 学 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 下功夫 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

  但是,迷信盲从外国人的总是有的。 有人 就在 没有任何证据 条件下, 硬说夏朝的存在是周人为了推翻殷商师出有名而编造的。这种说法真有些滑稽。如果当初根本没有夏朝,周人 凭空 捏造一个夏朝来哄殷商人,一定会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对自己祖先有没有取代夏朝而成为中原共主当然是知道的,捏造其历史只能弄巧成拙。

  统观中国历史 ,一群人为 推翻一个王朝时 ,不会 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为理由的 (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后裔)。 因为 , 如果 以此为理由, 按逻辑说,新建立的王朝就应该把统治权交给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后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 的原因 是因为殷商曾推翻夏,那么周在推翻商后,就应把统治权交给夏人后裔才最合逻辑。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编造一个夏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理由。

  有人举出疑古学派大师顾颉刚为不承认夏朝存撑腰。顾颉刚在早期确曾怀疑过夏是否存的,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但承认夏朝曾存在,而且还对夏朝的都城及疆域进行过研究。 不轻信古书,但是,但在有了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后,能据其修正自己的观念,这才是大学者应有风范

  

  中国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夏朝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曾被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一说432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即将夏的范围定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然而对于这几百年间发生的事,我们知之甚少。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几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对夏朝的存在依旧深信不疑。直至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即包括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对于夏朝: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第三,顾颉刚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但主张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相信夏朝存在者,首先是从文献逻辑上验证。在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即有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么如先秦史学者朱凤瀚所说,“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到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

  同时,《史记》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验证,那么司马迁关于夏世系的记述,也一定不会没有依据。如王国维即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其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实物依据。1953年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学者们很快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的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纪年相当。因此,二里头文化遂被定为夏文化。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较丰富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判断,“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那在当时是在为一大都会”。中国学者也大都相信,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只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有所争议。

  关于夏朝有无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且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

  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划定了起讫时间,也无法服众。自其阶段性成果公布以来,质疑声从未断绝。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断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等等。

  曾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也说,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认同,“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目前依旧无法断言。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历史的长久,而急于宣布一些并不可靠的成果。